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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你被套牢了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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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对，没错。比如说螺纹钢吧，本来2010年还是4200块/吨，到了年底受这个千万套保障房政策推动，一下涨到5000块/吨。2011年2月中旬之后市场开始怀疑了，这个1.4万亿的资金从哪里来？然后“哗”开始跌了，跌到4670块/吨，一直到9月份，开始扛不住了，尤其到9月份之后，那更有意思了，各地方政策性地停工，而且这些钢材贸易商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所谓的保障房开工之后，并没有后续的动作，有的只是挖个洞，打个桩，放个鞭炮，因为卖不出货，他们当然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你政府再怎么讲都没有用的，于是又开始“哗”地狂跌，跌到4300块/吨。
闫肖锋：所以你看保障房这个事，就是典型的只顾面子，不顾里子。还有，最近我们广东的中山市出台了一条政策——限价令，规定每平方米不得超过5800元，但是有效期只维持52天，52天以后，你爱怎么涨怎么涨，但52天之内你不许涨价，这也是典型的只要面子，不顾里子。保障房里面，我提醒大家要关注一个比较危险的动态，就是原来这个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充分走向市场化了，现在又有一种回归的暗流，比如说有些地方又开始建福利房了，这些都是一种后退。
郎咸平：我还要再跟你讲一件事，郑州某区的区委书记是我的学生，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说实话，郎教授，我以为我替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我当书记期间把城中村全部拆掉了，然后卖地卖了高价，我这个财政充裕得不得了，然后盖了豪华大楼，商务中心什么的都盖起来了，结果发现老百姓更贫穷了，过去花1200块钱一个月聘个环卫工人没问题，现在聘不到人了，为什么？他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环卫工人住在城中村，一个月200块租金，现在换成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之后，一个月租金1000块以上，没办法住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办呢？他说现在我们准备筹建环卫工人职工宿舍。我说，那你不是走回头路了吗？他说对，我没办法了。
王牧笛：前不久温总理在圣彼得堡发出了迄今为止中国官方最强硬的一个声明，说调控继续保持，房价要下调。这等于是击碎了开发商最后的梦想。
闫肖锋：对，所以对于保障房，我是这么觉得，只要你设定好游戏规则，让这些开发商有利可图，我相信这些坑是有人去填的，还是要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市场的问题。
郎咸平：建保障房，我们以前也谈过，不是要从今年开始人人有房住，那也是做不到的，目前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你要给老百姓一个稳定的预期。
被套牢的通信业和中国股民
我们的网速是全球第71位，收费却是别的国家的4倍，而且收费标准是2007年定下来的，一直没有变。但是在这几年中，发达国家的网费下调了90%。而中国的A股市场，今年以来股市表现仅仅强过希腊，是全球第二差的市场。
王牧笛：教授、肖锋兄，我们聊了铁路建设，聊了保障房的开工问题。其实不光在这些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最近在这个众生相中，可能很多的群体都在被套牢。国足再一次没能出线，有人说中国国足是真的软着陆了，也被套牢了，被什么套牢呢？最近新华社发了一个言，新华社问，为什么中国男足总是仅存理论出线的希望？它给了一个评语，说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套牢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教育的唯升学率，比如说经济的唯GDP论，比如说竞技体育的唯金牌论，还有足球的唯世界杯论，还有个人的成功学等。那还有什么被套牢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聊的垄断。最近关于垄断这个事儿，媒体很热闹，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发了一个报告，就是关于发改委要调查中国电信跟联通关于宽带接入的一个市场垄断的地位。很快工信部下属的两家媒体《通信产业报》和《人民邮电报》开始反击，很少见到垄断企业对媒体如此的攻击。
闫肖锋：用词很不客气，说央视是“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王牧笛：《人民邮电报》代表着部门的利益，这里面有很多比较纠结的部门利益，我们旁观者可能难以看清，但仅从表象上来讲，《人民邮电报》用了很多个叹号，比如震惊、无奈、委屈、抱怨，来表达对公共媒体的不满。还有一个中国电信的员工发了个微博，最近在网上很火。这个微博这样说，说你央视的这个报道，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只能装一家的有线电视，用一家的电，使一家的煤气，以别人商量好的价格加两家的油，价格一天天飞涨的时候没有人说垄断，当有一种业务几家运营商比着降价的时候，忽然有人跳出来说你垄断了。
闫肖锋：他的意思就是说，别人比我们垄断得多了，干吗非得现在调查我们呀？
王牧笛：而且很多专家也表达了不满，说这个通讯领域，确实还是各个垄断行业里面不那么垄断的，起码有三个市场主体在规模上相当。但是很快天则经济所发表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报告，说这个垄不垄断不是看你有多少个市场主体，即使你有三个市场主体，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不垄断，因为你们的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制定者，你们的价格也好，整个市场的规则也好，都是由一方制定的，看似是三个主体，其实也是一体。
闫肖锋：对，没错。而且差不多这10年的时间里，网民一直在我们的网费是最贵的，而网速却是最慢的。有一个排名，我们的网速是全球第71位，收费却是别的国家的4倍，而且收费标准是2007年定下来的，一直没有变，但是在这几年中，发达国家的网费下调了90%。
王牧笛：所以今年3月份的时候，社科院的专家曾经感慨说，中国的网络叫“宽带不宽”。刚才肖锋兄说那个排到第71位，可能仅仅比中国男足排名稍微靠前那么一点点。
除了民众的生活被垄断套牢外，无数的股民也都在被套牢。最近的数据是中国的A股市场，今年以来股市表现仅仅强过希腊，是全球第二差的市场。而且最近高层是走马换人，证监会的新主席上任了，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在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的年会，一上台就险些跌了一跤，于是他自己自嘲，说是因为我见到了老领导，而且我对这个经济不均衡有理解，所以我自己也一下没平衡。但是这被市场解读成什么了呢？
闫肖锋：股市要跌了，要大跌了。
王牧笛：哎哟，郭主席的这一跤啊，就意味着我们的证券市场还要再摔跤，而最后他旁边的老领导戴相龙，全国社保基金的理事长扶了他一把，又被市场解读了，市场解读为，最终社保基金要出手救市。其实说到证监会的换人，教授最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东西，就是给证监会主席的若干建议，我们不妨在节目中再聊一聊。
郎咸平：我稍微讲清楚一点，我提了三个建议，以避免老百姓被套牢。第一，我们证监会是怎么样？只吃自家的鱼，它不抓老鼠。每年预算3亿元，那我请问你，你抓不抓上市公司呢？我希望政府能够停止证监会的预算，让证监会依靠罚款为主要收入来源，逼它去骚扰上市公司。第二，希望证监会释放权力。11号《华夏时报》登了一个新闻，说是证监会决定停止发新股。我想请问，你有什么资格停止发新股？全世界发新股的权力都在交易所，只有我们是在证监会，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状态。因此，我建议证监会放弃权力，把这个审批权交给交易所，然后交易所做什么呢？我希望交易所能够从交易量里面赚钱，像个民营企业一样，交易所应该站在考虑打开交易量的角度，多让一些好公司上市，这是第一关的审核。第二关，证监会继续审核交易所有没有违反上市条例。双重监管，保证更多的好公司上市，这才是对老百姓有利。而不是现在这样，不准上市。这是不对的。第三，我们要强化退市机制。我建议政府提出一个客观的退市机制，比如股价或者交易量，也就是说，不要再用所谓的业绩，我们的业绩是什么？要么是腐败，要么是被操纵，是不可靠的。所以，第一，加强监管；第二，让好公司上市；第三，迅速淘汰坏公司。只有这么做了，股价才能够稳定地上扬。
王牧笛：所以教授聊的是“给证监会主席的一封信”，其实也就是一个又一个解套的步骤。
如何进入一个解套的时代
如何挥别过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从以前对GDP，或者世界第一等的崇拜，进入一个解套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一套新的指标，更需要一套全新的解套的规划。
王牧笛：解套其实还有一种翻译，叫做告别，或者叫做舍弃掉某些东西。比如说最近在各种经济论坛，包括这个宏观经济的形势分析会上，有一个词很火，叫做“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的发展”被专家解读成什么呢？叫“过度的依赖”。比如说我们之前聊的铁路建设、保障房建设，它们的过度依赖是一种投资驱动型；还有之前的中国经济，一直依靠的是两头在外的外需拉动型；再比如说我们一直依赖的是人口的红利，是低廉劳动力，依赖的是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那我们所谓的解套，其实就是告别，就是不要过度地依赖。
闫肖锋：在2008年4万亿救市的时候，曾经就有经济学家，我们的吴敬琏老先生就说过，你不能用这个治急病的方法来治慢病。什么是慢病？就是我们的这种投资机制，所谓地方的投资饥渴症，投资机制的软约束，不讲回报，这些都是我们的慢性病，30年都没有解决好。你在这种情况下，再往里面追加钱，那就是个无底洞，最后套牢埋单的人还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王牧笛：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解套的、告别的、跟既往挥手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告别GDP崇拜的过程，我就特别想聊聊这个GDP的简史。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标准的美国标准，它是1929年到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为了衡量经济搞得好不好，当时的一个国民账户研究专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来的。他在1937年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个报告，题目就是《1929—1935年的国家所得》，他首次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概念，它一直是美国标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把它从美国标准扩展到全球标准了。有意思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有人开始反对GDP的标准了，是谁呢？是这个库兹涅茨的学生摩西·阿布拉莫维茨，他提出GDP已经很难衡量社会总体的福利了。而我们这半个世纪以来却一直用GDP作为官员绩效考核的标准。所以由于媒体的呼吁，由于民意的不断涌动，现在决策层也把以前的“又快又好”调整到了现在的“又好又快”。国家统计局下属有一个中国统计学会，最近也发表了一个叫“综合发展指数研究”。它包含6个一级指标：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公众评价。现在很多媒体都呼吁，希望能够把这些学术指数上升到真正的政治指数，用这个来指导中国的地方官员。
闫肖锋：这个指标好。
郎咸平：这算是一个进步，也朝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理念往前跨了一步，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如何挥别过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从以前对GDP，或者世界第一等的崇拜，进入一个解套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一套新的指标，更需要一套全新的解套的规划。
郎咸平：对，没错。比如说螺纹钢吧，本来2010年还是4200块/吨，到了年底受这个千万套保障房政策推动，一下涨到5000块/吨。2011年2月中旬之后市场开始怀疑了，这个1.4万亿的资金从哪里来？然后“哗”开始跌了，跌到4670块/吨，一直到9月份，开始扛不住了，尤其到9月份之后，那更有意思了，各地方政策性地停工，而且这些钢材贸易商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所谓的保障房开工之后，并没有后续的动作，有的只是挖个洞，打个桩，放个鞭炮，因为卖不出货，他们当然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你政府再怎么讲都没有用的，于是又开始“哗”地狂跌，跌到4300块/吨。
闫肖锋：所以你看保障房这个事，就是典型的只顾面子，不顾里子。还有，最近我们广东的中山市出台了一条政策——限价令，规定每平方米不得超过5800元，但是有效期只维持52天，52天以后，你爱怎么涨怎么涨，但52天之内你不许涨价，这也是典型的只要面子，不顾里子。保障房里面，我提醒大家要关注一个比较危险的动态，就是原来这个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充分走向市场化了，现在又有一种回归的暗流，比如说有些地方又开始建福利房了，这些都是一种后退。
郎咸平：我还要再跟你讲一件事，郑州某区的区委书记是我的学生，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说实话，郎教授，我以为我替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我当书记期间把城中村全部拆掉了，然后卖地卖了高价，我这个财政充裕得不得了，然后盖了豪华大楼，商务中心什么的都盖起来了，结果发现老百姓更贫穷了，过去花1200块钱一个月聘个环卫工人没问题，现在聘不到人了，为什么？他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环卫工人住在城中村，一个月200块租金，现在换成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之后，一个月租金1000块以上，没办法住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办呢？他说现在我们准备筹建环卫工人职工宿舍。我说，那你不是走回头路了吗？他说对，我没办法了。
王牧笛：前不久温总理在圣彼得堡发出了迄今为止中国官方最强硬的一个声明，说调控继续保持，房价要下调。这等于是击碎了开发商最后的梦想。
闫肖锋：对，所以对于保障房，我是这么觉得，只要你设定好游戏规则，让这些开发商有利可图，我相信这些坑是有人去填的，还是要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市场的问题。
郎咸平：建保障房，我们以前也谈过，不是要从今年开始人人有房住，那也是做不到的，目前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你要给老百姓一个稳定的预期。
被套牢的通信业和中国股民
我们的网速是全球第71位，收费却是别的国家的4倍，而且收费标准是2007年定下来的，一直没有变。但是在这几年中，发达国家的网费下调了90%。而中国的A股市场，今年以来股市表现仅仅强过希腊，是全球第二差的市场。
王牧笛：教授、肖锋兄，我们聊了铁路建设，聊了保障房的开工问题。其实不光在这些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最近在这个众生相中，可能很多的群体都在被套牢。国足再一次没能出线，有人说中国国足是真的软着陆了，也被套牢了，被什么套牢呢？最近新华社发了一个言，新华社问，为什么中国男足总是仅存理论出线的希望？它给了一个评语，说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套牢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教育的唯升学率，比如说经济的唯GDP论，比如说竞技体育的唯金牌论，还有足球的唯世界杯论，还有个人的成功学等。那还有什么被套牢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聊的垄断。最近关于垄断这个事儿，媒体很热闹，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发了一个报告，就是关于发改委要调查中国电信跟联通关于宽带接入的一个市场垄断的地位。很快工信部下属的两家媒体《通信产业报》和《人民邮电报》开始反击，很少见到垄断企业对媒体如此的攻击。
闫肖锋：用词很不客气，说央视是“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王牧笛：《人民邮电报》代表着部门的利益，这里面有很多比较纠结的部门利益，我们旁观者可能难以看清，但仅从表象上来讲，《人民邮电报》用了很多个叹号，比如震惊、无奈、委屈、抱怨，来表达对公共媒体的不满。还有一个中国电信的员工发了个微博，最近在网上很火。这个微博这样说，说你央视的这个报道，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只能装一家的有线电视，用一家的电，使一家的煤气，以别人商量好的价格加两家的油，价格一天天飞涨的时候没有人说垄断，当有一种业务几家运营商比着降价的时候，忽然有人跳出来说你垄断了。
闫肖锋：他的意思就是说，别人比我们垄断得多了，干吗非得现在调查我们呀？
王牧笛：而且很多专家也表达了不满，说这个通讯领域，确实还是各个垄断行业里面不那么垄断的，起码有三个市场主体在规模上相当。但是很快天则经济所发表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报告，说这个垄不垄断不是看你有多少个市场主体，即使你有三个市场主体，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不垄断，因为你们的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制定者，你们的价格也好，整个市场的规则也好，都是由一方制定的，看似是三个主体，其实也是一体。
闫肖锋：对，没错。而且差不多这10年的时间里，网民一直在我们的网费是最贵的，而网速却是最慢的。有一个排名，我们的网速是全球第71位，收费却是别的国家的4倍，而且收费标准是2007年定下来的，一直没有变，但是在这几年中，发达国家的网费下调了90%。
王牧笛：所以今年3月份的时候，社科院的专家曾经感慨说，中国的网络叫“宽带不宽”。刚才肖锋兄说那个排到第71位，可能仅仅比中国男足排名稍微靠前那么一点点。
除了民众的生活被垄断套牢外，无数的股民也都在被套牢。最近的数据是中国的A股市场，今年以来股市表现仅仅强过希腊，是全球第二差的市场。而且最近高层是走马换人，证监会的新主席上任了，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在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的年会，一上台就险些跌了一跤，于是他自己自嘲，说是因为我见到了老领导，而且我对这个经济不均衡有理解，所以我自己也一下没平衡。但是这被市场解读成什么了呢？
闫肖锋：股市要跌了，要大跌了。
王牧笛：哎哟，郭主席的这一跤啊，就意味着我们的证券市场还要再摔跤，而最后他旁边的老领导戴相龙，全国社保基金的理事长扶了他一把，又被市场解读了，市场解读为，最终社保基金要出手救市。其实说到证监会的换人，教授最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东西，就是给证监会主席的若干建议，我们不妨在节目中再聊一聊。
郎咸平：我稍微讲清楚一点，我提了三个建议，以避免老百姓被套牢。第一，我们证监会是怎么样？只吃自家的鱼，它不抓老鼠。每年预算3亿元，那我请问你，你抓不抓上市公司呢？我希望政府能够停止证监会的预算，让证监会依靠罚款为主要收入来源，逼它去骚扰上市公司。第二，希望证监会释放权力。11号《华夏时报》登了一个新闻，说是证监会决定停止发新股。我想请问，你有什么资格停止发新股？全世界发新股的权力都在交易所，只有我们是在证监会，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状态。因此，我建议证监会放弃权力，把这个审批权交给交易所，然后交易所做什么呢？我希望交易所能够从交易量里面赚钱，像个民营企业一样，交易所应该站在考虑打开交易量的角度，多让一些好公司上市，这是第一关的审核。第二关，证监会继续审核交易所有没有违反上市条例。双重监管，保证更多的好公司上市，这才是对老百姓有利。而不是现在这样，不准上市。这是不对的。第三，我们要强化退市机制。我建议政府提出一个客观的退市机制，比如股价或者交易量，也就是说，不要再用所谓的业绩，我们的业绩是什么？要么是腐败，要么是被操纵，是不可靠的。所以，第一，加强监管；第二，让好公司上市；第三，迅速淘汰坏公司。只有这么做了，股价才能够稳定地上扬。
王牧笛：所以教授聊的是“给证监会主席的一封信”，其实也就是一个又一个解套的步骤。
如何进入一个解套的时代
如何挥别过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从以前对GDP，或者世界第一等的崇拜，进入一个解套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一套新的指标，更需要一套全新的解套的规划。
王牧笛：解套其实还有一种翻译，叫做告别，或者叫做舍弃掉某些东西。比如说最近在各种经济论坛，包括这个宏观经济的形势分析会上，有一个词很火，叫做“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的发展”被专家解读成什么呢？叫“过度的依赖”。比如说我们之前聊的铁路建设、保障房建设，它们的过度依赖是一种投资驱动型；还有之前的中国经济，一直依靠的是两头在外的外需拉动型；再比如说我们一直依赖的是人口的红利，是低廉劳动力，依赖的是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那我们所谓的解套，其实就是告别，就是不要过度地依赖。
闫肖锋：在2008年4万亿救市的时候，曾经就有经济学家，我们的吴敬琏老先生就说过，你不能用这个治急病的方法来治慢病。什么是慢病？就是我们的这种投资机制，所谓地方的投资饥渴症，投资机制的软约束，不讲回报，这些都是我们的慢性病，30年都没有解决好。你在这种情况下，再往里面追加钱，那就是个无底洞，最后套牢埋单的人还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王牧笛：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解套的、告别的、跟既往挥手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告别GDP崇拜的过程，我就特别想聊聊这个GDP的简史。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标准的美国标准，它是1929年到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为了衡量经济搞得好不好，当时的一个国民账户研究专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来的。他在1937年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个报告，题目就是《1929—1935年的国家所得》，他首次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概念，它一直是美国标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把它从美国标准扩展到全球标准了。有意思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有人开始反对GDP的标准了，是谁呢？是这个库兹涅茨的学生摩西·阿布拉莫维茨，他提出GDP已经很难衡量社会总体的福利了。而我们这半个世纪以来却一直用GDP作为官员绩效考核的标准。所以由于媒体的呼吁，由于民意的不断涌动，现在决策层也把以前的“又快又好”调整到了现在的“又好又快”。国家统计局下属有一个中国统计学会，最近也发表了一个叫“综合发展指数研究”。它包含6个一级指标：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公众评价。现在很多媒体都呼吁，希望能够把这些学术指数上升到真正的政治指数，用这个来指导中国的地方官员。
闫肖锋：这个指标好。
郎咸平：这算是一个进步，也朝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理念往前跨了一步，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如何挥别过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从以前对GDP，或者世界第一等的崇拜，进入一个解套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一套新的指标，更需要一套全新的解套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