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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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六号院子空坝，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号院子，也只剩有这个空坝、一截院墙和大门，其他全坍塌成废墟，在十三年前修成一幢六层高的小白楼房。六号院子、七号院子、八号院子，当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猫溪副巷上最主要的房子。这幢楼房在整个贫民区歪斜破烂尚存的黑乎乎的吊脚楼、泥砖和木房中间，非常醒目。
那时父亲尚在。修建小白楼房时，原住户都各自想办法搬离。父母说人老了，去新地方两眼一抹黑，不好。他们不肯离开老地方，就租了七号院子一间房。
楼建好后，为尽孝心，我给他们买了五层楼临江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内销房，价格比外销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户凭可怜的工资大都无钱买房，只有彻底搬走，只有程光头和妓女张妈的儿子两户搬了回来，前者是几个儿女把积蓄拿出来，凑齐钱，后者是儿子借了银行贷款。其他住户都是新面孔。不过十三年住下来，陌生邻居也皆成了老熟人。母亲的丧事，他们倒是很给面子，凑个份子，人前人后递个水，移个凳子。
看见幺舅坐在一张桌子前，我朝他走过去。
我握着幺舅的手，问好。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他接到电话，就带着三个孩子过江来。说是就这么一个亲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给她守灵。他明显哭过，眼睛还红肿着，神情很哀伤。我说，“幺舅，你是我们的长辈，丧事办得有不对的地方，请千万指点！”
他说，“三娃子很能干，灵堂设得不错。”
这下我才仔细打量：紧靠老院子残墙，扎了四米多长的花牌，深绿色底，配有黄色花朵图案，挂着驾鹤西去的横幛，花牌正前方放灵柩，后方正中央墙上是母亲遗像，扎了黑纱，周围放黄白鲜花。花牌上挂挽联挽幛，楼房墙上也挂着挽联挽幛，花圈则放在院子大门内两侧。
灵柩周遭扎着白绸带白花，有好些新鲜马蹄莲满天星衬托的花篮、成打白玫瑰混合百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里，以保新鲜。
我附和幺舅说：“妈妈生前最爱鲜花，三哥倒是细心。”
“他呀肯舍得这钱？是我打电话从城中心花店订来，要了一个快递。”小姐姐不屑地说。她给我们三人倒了茶水，在桌子另一侧坐下。
这时三嫂走过来，她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将，那儿三缺一。
我想问幺舅，母亲怎么会自己事先准备遗像？
母亲与幺舅最亲，但深知这个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实，又怕事，即使有什么，也不会告诉他。我便止住了嘴。母亲躺在装有冰的棺材里，而不是坐在这桌子边，听我或别人说话，她活着时，常常会插几句言，会让我笑起来甚至捧腹大笑。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说话，少一个音，间隔一个字，提高或降低一个调，效果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母亲是个语言艺术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强，绘声绘色。可是母亲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跟我说话，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见了，她就像一个狠心人，一眨眼工夫，就躲起来，躲到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的地方，我怎么想她，她都不会出现。我摸着自己的手，还留有一股她手上的凉气。我必须接受母亲死了这现实。
但是不能。母亲怎么可以抛下我，独自走了？在那种年代，连口水都会把人淹死的时期，她居然敢把我这个私生子生下来，敢把我养大，独自忍受屈辱和各种可怕的压力不吭声，这样的母亲，不会不跟她的这个孩子告别就走的。
母亲当然不会离开我。
我像一个生有双脑袋的怪物，一个脑袋承认母亲死，一个脑袋拒绝承认。两个脑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输赢。
母亲蹲在地上给我洗衣的形象，从记忆深处透出，逐渐清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是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母亲得当夜回白沙沱造船厂，运输队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着母亲去，母亲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亲只得点头同意。没有船，我们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来，雷声阵阵。
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亲走到半路，开始埋怨我，说根本不想带上我，我却非要跟着，不听话，给她添事，真是麻烦！我一生气，甩开母亲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亲来拉我，我不理会，自己站起来往前走，马上又跌倒了。
母亲一把抓住我，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莫非妈妈当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风里雨里不知走了多久，最后精疲力竭地站在山岰上，终于看到船厂熹微的亮光。工人的集体宿舍在半山腰上，一共六幢，50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只有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边上还有一个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根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母亲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干净，换上她的一件干净衣服，把我塞进被窝里，顺手关掉头顶扎眼的日光灯。她把我的脏毛衣裤子袜子放在盆子里，蹲在地上洗起来，窗外路灯余光打在她脸上，母亲看上去很美，很温柔。
我马上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爬起来一看，母亲没在床上，我找遍船厂，也没她的影子。我大哭着叫妈妈，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可是母亲不在房间里，月亮透过乌云堆，孱弱地从窗外照耀下来，这小房间变得阴惨惨，更加冷飕飕。我躺在母亲的床上，害怕极了，关严蚊帐，不敢拉亮灯，也不敢叫。旁边的单人床，罩着蚊帐，却始终没动静。没一会儿，母亲提着两瓶开水进来，她走过来，掀开蚊帐看看我，用手把我脸上的泪痕擦掉。我马上放心地闭上眼睛继续睡。
那是母亲吗？母亲一向对我蛮横、出奇冷淡，似乎她脸上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
面对母亲的关爱温柔，我反倒不习惯了，认为自己在梦里。
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净给妈添麻烦！”她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2
我坐在六号院子的空坝里，给母亲守灵。
院门外，没有路人，天光暗黑发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云层变得又低又厚，铺压下来。我说，“但愿不下雨，一下雨不晓得搭的篷漏不漏？”
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
她来干什么？
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子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碴儿。若她找到碴儿，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战的梦。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私娃子！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义正词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玄！”
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杆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发生在野猫溪副巷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区；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马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那儿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
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根清净，眼根更清净。王眼镜这个一向拿捏着居民言行的先进街道主任，威风陡减。
那时六号院子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邻居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眼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子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头，窗子朝西，长江中的乌龟石和弹子石渡轮依稀可见。王眼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先后得羊癫疯，一个接一个握着拳头、扭过头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子幸运，长到十五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眼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皮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出一段川剧。
王眼镜学妙龄尼姑：“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
石妈声音提高：“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
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眼镜滚。王眼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头走了。屋里传出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鸡，是半根稻草。”她哭诉到伤心处，说儿子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高兴，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么jī巴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头晒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头。
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
“妈妈，给你。”我递上一根手绢。
母亲接了过来，“看妈妈没出息，哭啥子呢？妈妈不哭。”可她眼泪掉得更厉害了。
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为什么？十八岁的我成天跟母亲赌气，一心想考上大学，离家远远，哪会愿意去弄懂母亲的心。
3
我一个人上到五层楼。
推开家门，我大口喘气。客厅里乱乱地堆了客人们的衣物，也没人。我推开右边第一个房间，走了进去。
这是母亲的卧室：右边是三门双开衣柜，左边是老式五屉柜，柜上有一台十八寸电视，搭着蓝布罩子。平柜边上是父亲做的两根凳子，上面放了三口旧木箱，遮着红麻布。双人床正对着门，档头黑桃心形，在白墙衬托下发亮。床边有把旧藤椅，堆满了被子床单。以前母亲总坐在这儿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回回看见我进来，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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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号院子空坝，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号院子，也只剩有这个空坝、一截院墙和大门，其他全坍塌成废墟，在十三年前修成一幢六层高的小白楼房。六号院子、七号院子、八号院子，当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猫溪副巷上最主要的房子。这幢楼房在整个贫民区歪斜破烂尚存的黑乎乎的吊脚楼、泥砖和木房中间，非常醒目。
那时父亲尚在。修建小白楼房时，原住户都各自想办法搬离。父母说人老了，去新地方两眼一抹黑，不好。他们不肯离开老地方，就租了七号院子一间房。
楼建好后，为尽孝心，我给他们买了五层楼临江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内销房，价格比外销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户凭可怜的工资大都无钱买房，只有彻底搬走，只有程光头和妓女张妈的儿子两户搬了回来，前者是几个儿女把积蓄拿出来，凑齐钱，后者是儿子借了银行贷款。其他住户都是新面孔。不过十三年住下来，陌生邻居也皆成了老熟人。母亲的丧事，他们倒是很给面子，凑个份子，人前人后递个水，移个凳子。
看见幺舅坐在一张桌子前，我朝他走过去。
我握着幺舅的手，问好。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他接到电话，就带着三个孩子过江来。说是就这么一个亲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给她守灵。他明显哭过，眼睛还红肿着，神情很哀伤。我说，“幺舅，你是我们的长辈，丧事办得有不对的地方，请千万指点！”
他说，“三娃子很能干，灵堂设得不错。”
这下我才仔细打量：紧靠老院子残墙，扎了四米多长的花牌，深绿色底，配有黄色花朵图案，挂着驾鹤西去的横幛，花牌正前方放灵柩，后方正中央墙上是母亲遗像，扎了黑纱，周围放黄白鲜花。花牌上挂挽联挽幛，楼房墙上也挂着挽联挽幛，花圈则放在院子大门内两侧。
灵柩周遭扎着白绸带白花，有好些新鲜马蹄莲满天星衬托的花篮、成打白玫瑰混合百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里，以保新鲜。
我附和幺舅说：“妈妈生前最爱鲜花，三哥倒是细心。”
“他呀肯舍得这钱？是我打电话从城中心花店订来，要了一个快递。”小姐姐不屑地说。她给我们三人倒了茶水，在桌子另一侧坐下。
这时三嫂走过来，她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将，那儿三缺一。
我想问幺舅，母亲怎么会自己事先准备遗像？
母亲与幺舅最亲，但深知这个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实，又怕事，即使有什么，也不会告诉他。我便止住了嘴。母亲躺在装有冰的棺材里，而不是坐在这桌子边，听我或别人说话，她活着时，常常会插几句言，会让我笑起来甚至捧腹大笑。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说话，少一个音，间隔一个字，提高或降低一个调，效果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母亲是个语言艺术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强，绘声绘色。可是母亲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跟我说话，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见了，她就像一个狠心人，一眨眼工夫，就躲起来，躲到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的地方，我怎么想她，她都不会出现。我摸着自己的手，还留有一股她手上的凉气。我必须接受母亲死了这现实。
但是不能。母亲怎么可以抛下我，独自走了？在那种年代，连口水都会把人淹死的时期，她居然敢把我这个私生子生下来，敢把我养大，独自忍受屈辱和各种可怕的压力不吭声，这样的母亲，不会不跟她的这个孩子告别就走的。
母亲当然不会离开我。
我像一个生有双脑袋的怪物，一个脑袋承认母亲死，一个脑袋拒绝承认。两个脑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输赢。
母亲蹲在地上给我洗衣的形象，从记忆深处透出，逐渐清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是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母亲得当夜回白沙沱造船厂，运输队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着母亲去，母亲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亲只得点头同意。没有船，我们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来，雷声阵阵。
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亲走到半路，开始埋怨我，说根本不想带上我，我却非要跟着，不听话，给她添事，真是麻烦！我一生气，甩开母亲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亲来拉我，我不理会，自己站起来往前走，马上又跌倒了。
母亲一把抓住我，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莫非妈妈当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风里雨里不知走了多久，最后精疲力竭地站在山岰上，终于看到船厂熹微的亮光。工人的集体宿舍在半山腰上，一共六幢，50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只有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边上还有一个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根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母亲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干净，换上她的一件干净衣服，把我塞进被窝里，顺手关掉头顶扎眼的日光灯。她把我的脏毛衣裤子袜子放在盆子里，蹲在地上洗起来，窗外路灯余光打在她脸上，母亲看上去很美，很温柔。
我马上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爬起来一看，母亲没在床上，我找遍船厂，也没她的影子。我大哭着叫妈妈，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可是母亲不在房间里，月亮透过乌云堆，孱弱地从窗外照耀下来，这小房间变得阴惨惨，更加冷飕飕。我躺在母亲的床上，害怕极了，关严蚊帐，不敢拉亮灯，也不敢叫。旁边的单人床，罩着蚊帐，却始终没动静。没一会儿，母亲提着两瓶开水进来，她走过来，掀开蚊帐看看我，用手把我脸上的泪痕擦掉。我马上放心地闭上眼睛继续睡。
那是母亲吗？母亲一向对我蛮横、出奇冷淡，似乎她脸上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
面对母亲的关爱温柔，我反倒不习惯了，认为自己在梦里。
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净给妈添麻烦！”她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2
我坐在六号院子的空坝里，给母亲守灵。
院门外，没有路人，天光暗黑发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云层变得又低又厚，铺压下来。我说，“但愿不下雨，一下雨不晓得搭的篷漏不漏？”
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
她来干什么？
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子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碴儿。若她找到碴儿，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战的梦。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私娃子！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义正词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玄！”
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杆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发生在野猫溪副巷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区；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马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那儿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
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根清净，眼根更清净。王眼镜这个一向拿捏着居民言行的先进街道主任，威风陡减。
那时六号院子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邻居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眼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子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头，窗子朝西，长江中的乌龟石和弹子石渡轮依稀可见。王眼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先后得羊癫疯，一个接一个握着拳头、扭过头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子幸运，长到十五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眼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皮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出一段川剧。
王眼镜学妙龄尼姑：“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
石妈声音提高：“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
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眼镜滚。王眼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头走了。屋里传出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鸡，是半根稻草。”她哭诉到伤心处，说儿子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高兴，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么jī巴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头晒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头。
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
“妈妈，给你。”我递上一根手绢。
母亲接了过来，“看妈妈没出息，哭啥子呢？妈妈不哭。”可她眼泪掉得更厉害了。
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为什么？十八岁的我成天跟母亲赌气，一心想考上大学，离家远远，哪会愿意去弄懂母亲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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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上到五层楼。
推开家门，我大口喘气。客厅里乱乱地堆了客人们的衣物，也没人。我推开右边第一个房间，走了进去。
这是母亲的卧室：右边是三门双开衣柜，左边是老式五屉柜，柜上有一台十八寸电视，搭着蓝布罩子。平柜边上是父亲做的两根凳子，上面放了三口旧木箱，遮着红麻布。双人床正对着门，档头黑桃心形，在白墙衬托下发亮。床边有把旧藤椅，堆满了被子床单。以前母亲总坐在这儿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回回看见我进来，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