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闯入动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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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石溪
我写动物小说，经常收到读者来信，除了热情洋溢的鼓励外，便是好奇地询问我所写的动物故事是不是亲身经历。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十六岁时，刚好遇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城里的青少年通通被赶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也在母亲和姐妹的哭泣声中告别上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一个名叫曼广弄的傣族寨子。
那儿远离市镇，地广人稀，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热带雨林，享有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的美誉。下田耕作，白鹭和孔雀就在身边盘桓；上山砍柴，经常能遇见马鹿和岩羊。那儿不仅野生动物数量众多，还能感受到人类与动物浓浓的血缘亲情。巫师跳神，使用的就是用虎豹豺狼狗牛马猪羊骡鹿麂十二种走兽的二十四颗髌骨制成的大念珠；寨门雕刻着白象和黑熊，家家竹楼的墙壁上都挂着野牛骷髅；婚礼上的贺词是：新郎像牛一样憨厚，像猴一样机敏，像山豹一样勇敢，新娘像孔雀一样美丽，像双角犀鸟一样贤惠，像银背豺一样善于操持家务抚养自己的孩子；葬礼上的随葬物品大都是木雕的飞禽走兽，仿佛不管是在阳间还是在阴间，与动物相伴才是完整的人生。
当地还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动物的趣闻逸事，什么水牛抵死前来扑食牛犊的老虎啦；什么象群在干旱时用长鼻子汲水，帮助一位曾经救过一头乳象的老汉浇快要枯死的包谷地啦；什么狗熊穿起偷来的人的衣裳，把不明事理的羊群赶进深山啦，这样的故事多得就像树上的叶子，怎么也采不完。
我在曼广弄寨子生活了六年，为了生存，养过牛，赶过马，带着鱼鹰到澜沧江捉过鱼，牵着猎狗到布朗山打过猎，几乎天天和动物打交道，亲眼目睹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动物故事。
有一次，我爬到树上掏鸟窝，不小心碰落了马蜂窝，愤怒的大马蜂追得我无处躲藏。我忠实的猎狗奋不顾身地冲上来，朝空中吠叫扑咬，使我得以趁机逃脱，而我的猎狗却活活被马蜂蜇死了。
还有一次，我被一群别名叫红狼的豺狗围困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上，整整两天滴水未进、粒米未沾，饿得快虚脱了。我养的一只猎鹰从寨子飞到森林里来找到我，又飞回寨子向村长报警，领着猎人把我从绝境中救了出来。
这一段不平凡的生活经历，为我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我的第一篇动物小说写于1979年，那时，我在西双版纳军分区任新闻干事。有一天，过去同寨插队的一位同学来串门，告诉我一个消息，寨子里那位为土司养了半辈子大象的老象奴死了。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和那位老象奴很熟，据说他听得懂大象的语言，能和象对话，再桀骜不驯的野象，经他的手调养，也会变成听话的家象。我还曾听他亲口说过，他曾因不忍心让土司来锯象牙而放跑过一头大象。
报告消息的那位同学走后，我夜不能寐，老想着老象奴。他养了一辈子大象，死后应当还和大象有点瓜葛，人生才算画上圆满的句号。我觉得被他放跑的那头大象应当从密林深处跑回寨子，在老象奴的坟墓前哀嚎三声，以示祭奠。想着想着，想出一篇小说来，取名《象群迁移的时候》。稿子写好后，投寄北京《儿童文学》，半个月就有了回音，编辑来信大大称赞了一番，鼓励我继续写这类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动物小说。
真正给我在读者中带来声誉的是《退役军犬黄狐》。
1983年春，我到关累边防连队采访。一天，上级命令连队立即派遣一支小分队，到中越边境原始森林拦截一伙武装贩毒团伙。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行动。
要出发时，一只在哨所养了十年早已退役的军犬非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执行任务。这是一只衰老得快要去见狗上帝的老狗，脖颈和尾巴上的毛都脱落了，脸上有一条三寸长的伤疤，一条左前腿还被弹片削掉一小截，走起路来有点瘸。大家怕它年老体衰会添麻烦，不愿带它去，就把它锁在狗棚里。没想到，我们出发三个小时，刚来到伏击地点，那只老狗不知怎么弄的，竟然从上了锁的狗棚钻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没办法，只好让它留下。
半夜，那伙武装毒贩果然出现在国境线上。战斗打响后，其他几名毒贩子都被打死或活捉了，唯独有一个毒贩子趁着天黑，滚进几十丈深的箐沟。那条老狗狂吠一声蹿进了箐沟。箐沟响起三声枪声和毒贩子的号叫。我们赶紧下到箐沟，拧亮手电筒一看，那只军犬脖子中了一枪，身上中了两枪，倒在血泊中，但狗嘴还紧紧咬住毒贩子不放。
战士们围在军犬身边唏嘘不已，军犬饲养员反反复复地唠叨：“别看它是不会说话的畜生，可它比人聪明，比人还懂感情！”战士们告诉我，这只军犬立过两次战功，狗脸和那条前腿就是被地雷炸伤的。它已退役三年，按照规定，可以回军犬学校颐养天年，终身享有伙食津贴。可它两次从军犬学校跑回哨所来，最后义无反顾地死在战斗岗位上。
第二天，边防连队为这只军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就在葬礼上，猛然间我心里涌起一股神秘的冲动，觉得这只军犬本身就是一篇非常棒的小说，于是，就写成了《退役军犬黄狐》。这篇作品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刊登后，我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成了我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篇动物小说。编辑也大加赞赏，说这篇作品立意新颖独特。
我总算悟出一点什么了，文学的新意，不是赶时髦追浪头的新闻学意义上的新，而是作家特殊的生活经历，就是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文坛是百花园，假如你也种玫瑰，我也种玫瑰，百花园变成了一花园；虽然玫瑰很名贵，却会因为重复而变得单调乏味。人家种玫瑰，我种矢车菊，虽然矢车菊没有玫瑰娇艳芬芳，却会因品种新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在文学的小路上拥挤，重要的是寻找到自己。
1984年，徐怀中先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并以总政文化部长的身份出任文学系主任，首届招收三十五名学员，我有幸考了进去。我的同班同学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文坛的佼佼者，如莫言、王海翎、李存葆、宋学武、朱向前、黄献国、李本深、崔京生等。
怀中先生的办学方式别具一格，也许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开阔眼界，广泛比较，慎重选择。为此，他以开阔的胸襟邀请各届人士，为我们举办名目繁多的讲座。从卡夫卡的荒诞派、加缪的悲观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到人体特异功能，都可以在我们的讲台上一展风采。讲课的形式也让人耳目一新。有的老先生正襟危坐，而有的青年教师则跳到高高的桌子上，手舞足蹈，用别致的身体语言渲染他新颖的见解。有时前后两个讲座刚好观点针锋相对、风格截然相反，迫使我们的思维进行全方位的急遽跳跃。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觉得自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精神解放。文学系两年的深造，对我的创作而言，不啻是给了一架登高的梯子。
灌了满脑子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我很自然地把这些理论当做一面面镜子，对照我以往的创作。我发现自己以前写的动物小说基本上都是在动物和人的恩怨圈里打转，是在人格化的动物形象上原地踏步。再继续写下去，无疑是炒冷饭。再说，西双版纳可写的动物种类已被我写得差不多了。我感觉到了创作危机，老路已经走完，新路还未开挖，急得只想撞墙。
我决心在动物小说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新路来。
在文学系我囫囵吞枣般地阅读了大量生物学、动物学、动物行为学等方面的书籍。其中有四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一本是美国的威尔逊写的《新的综合》；一本是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奥地利的劳伦兹写的《攻击与人性》；另两本是英国的莫利斯写的《裸猿》和《人类动物园》。捧读这几本书，我有一种跋涉于沙漠巧遇甘泉的惊喜感觉。威尔逊所创立的社会生物学说惊世骇俗的观点对我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应，而劳伦兹与莫利斯这两位杰出动物学家对动物世界所做的精湛研究，为我观察动物、提炼主题、结构故事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角度。
我发现自己过去对动物的理解很肤浅。动物并不是仅为人类而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它们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弱肉强食的生存圈，完全可以在丛林法则这个色彩斑斓的舞台上塑造动物的本体形象。
此外，人类社会的许多弊病和问题，例如战争、种族歧视、资源掠夺、两性差异、权力纷争、攻击行为、恃强凌弱等等，既可以用社会学观点在大文化中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和答案，亦可用动物学家的眼光从生物层面破译出原始起因。从这个意义上推论，动物小说的认识价值不仅可以超越科普知识，还可以超越“人还不如动物”这样一种照镜式忏悔，完全可以同问题小说、哲理小说相媲美。
基于这两点体会，我写出了短篇动物小说《象冢》和中篇动物小说《暮色》。我自己觉得，这是我动物小说创作的一个新起点。首先，这两篇小说纯写动物，没有人类出现，故事和情节源自动物特殊的行为本身，而不是来源于道德规范。在《象冢》里，母象巴娅面临母爱和情爱发生尖锐冲突时，毁灭情爱而成全母爱；在《暮色》中，豺们为了种群的利益而牺牲年老体弱者。这类主题，触及到我们久已掩抑的一些人性层面，引发读者对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思索。其次，在写法上，我改换叙述角度，运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合情合理的想象，模拟动物的思维感觉，进行心理描写。
这个尝试，应该说是成功的。小说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有的评论家指出：这两篇作品都从动物的特性着眼结构故事，对动物行为的自然动机观察入微，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且没有将动物人化的痕迹，堪称纯正地道的动物小说。
挖十口浅井，不如挖一口深井。我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从此以后，我基本放弃了其他题材的创作，专心致志于动物小说的创作。当时我已调到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工作，为了获得动物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和新鲜的生活感受，我把西双版纳野象谷、哀牢山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昆明圆通山动物园作为基地，规定自己，无论工作怎么忙，每年必须抽出三个月时间到这三个基地体验生活。
经过数年努力，我陆续写出了一批给我带来声誉的动物小说。《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红奶羊》、《鸟奴》先后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优秀儿童文学奖。
从1993年开始，我的作品陆续被介绍到台湾，至今已累计在台湾出版三十余种动物小说集，十二次获《民生报》、《国语日报》、《幼狮少年》、台北市立图书馆、台湾儿童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好书大家读”优秀读物奖。
这次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我的动物小说品藏书系，选辑我数百万字作品的精华部分，这既是对我动物小说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我今后创作莫大的鞭策和鼓舞。
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曾立下过无数雄心壮志。如今年过半百，两鬓霜白，我才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生命苦短，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一生中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算不错了。对我来说，写好我所钟爱的动物小说，能再写出几部让读者认可的作品来，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快慰了。
沈石溪
我写动物小说，经常收到读者来信，除了热情洋溢的鼓励外，便是好奇地询问我所写的动物故事是不是亲身经历。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十六岁时，刚好遇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城里的青少年通通被赶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也在母亲和姐妹的哭泣声中告别上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一个名叫曼广弄的傣族寨子。
那儿远离市镇，地广人稀，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热带雨林，享有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的美誉。下田耕作，白鹭和孔雀就在身边盘桓；上山砍柴，经常能遇见马鹿和岩羊。那儿不仅野生动物数量众多，还能感受到人类与动物浓浓的血缘亲情。巫师跳神，使用的就是用虎豹豺狼狗牛马猪羊骡鹿麂十二种走兽的二十四颗髌骨制成的大念珠；寨门雕刻着白象和黑熊，家家竹楼的墙壁上都挂着野牛骷髅；婚礼上的贺词是：新郎像牛一样憨厚，像猴一样机敏，像山豹一样勇敢，新娘像孔雀一样美丽，像双角犀鸟一样贤惠，像银背豺一样善于操持家务抚养自己的孩子；葬礼上的随葬物品大都是木雕的飞禽走兽，仿佛不管是在阳间还是在阴间，与动物相伴才是完整的人生。
当地还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动物的趣闻逸事，什么水牛抵死前来扑食牛犊的老虎啦；什么象群在干旱时用长鼻子汲水，帮助一位曾经救过一头乳象的老汉浇快要枯死的包谷地啦；什么狗熊穿起偷来的人的衣裳，把不明事理的羊群赶进深山啦，这样的故事多得就像树上的叶子，怎么也采不完。
我在曼广弄寨子生活了六年，为了生存，养过牛，赶过马，带着鱼鹰到澜沧江捉过鱼，牵着猎狗到布朗山打过猎，几乎天天和动物打交道，亲眼目睹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动物故事。
有一次，我爬到树上掏鸟窝，不小心碰落了马蜂窝，愤怒的大马蜂追得我无处躲藏。我忠实的猎狗奋不顾身地冲上来，朝空中吠叫扑咬，使我得以趁机逃脱，而我的猎狗却活活被马蜂蜇死了。
还有一次，我被一群别名叫红狼的豺狗围困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上，整整两天滴水未进、粒米未沾，饿得快虚脱了。我养的一只猎鹰从寨子飞到森林里来找到我，又飞回寨子向村长报警，领着猎人把我从绝境中救了出来。
这一段不平凡的生活经历，为我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我的第一篇动物小说写于1979年，那时，我在西双版纳军分区任新闻干事。有一天，过去同寨插队的一位同学来串门，告诉我一个消息，寨子里那位为土司养了半辈子大象的老象奴死了。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和那位老象奴很熟，据说他听得懂大象的语言，能和象对话，再桀骜不驯的野象，经他的手调养，也会变成听话的家象。我还曾听他亲口说过，他曾因不忍心让土司来锯象牙而放跑过一头大象。
报告消息的那位同学走后，我夜不能寐，老想着老象奴。他养了一辈子大象，死后应当还和大象有点瓜葛，人生才算画上圆满的句号。我觉得被他放跑的那头大象应当从密林深处跑回寨子，在老象奴的坟墓前哀嚎三声，以示祭奠。想着想着，想出一篇小说来，取名《象群迁移的时候》。稿子写好后，投寄北京《儿童文学》，半个月就有了回音，编辑来信大大称赞了一番，鼓励我继续写这类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动物小说。
真正给我在读者中带来声誉的是《退役军犬黄狐》。
1983年春，我到关累边防连队采访。一天，上级命令连队立即派遣一支小分队，到中越边境原始森林拦截一伙武装贩毒团伙。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行动。
要出发时，一只在哨所养了十年早已退役的军犬非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执行任务。这是一只衰老得快要去见狗上帝的老狗，脖颈和尾巴上的毛都脱落了，脸上有一条三寸长的伤疤，一条左前腿还被弹片削掉一小截，走起路来有点瘸。大家怕它年老体衰会添麻烦，不愿带它去，就把它锁在狗棚里。没想到，我们出发三个小时，刚来到伏击地点，那只老狗不知怎么弄的，竟然从上了锁的狗棚钻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没办法，只好让它留下。
半夜，那伙武装毒贩果然出现在国境线上。战斗打响后，其他几名毒贩子都被打死或活捉了，唯独有一个毒贩子趁着天黑，滚进几十丈深的箐沟。那条老狗狂吠一声蹿进了箐沟。箐沟响起三声枪声和毒贩子的号叫。我们赶紧下到箐沟，拧亮手电筒一看，那只军犬脖子中了一枪，身上中了两枪，倒在血泊中，但狗嘴还紧紧咬住毒贩子不放。
战士们围在军犬身边唏嘘不已，军犬饲养员反反复复地唠叨：“别看它是不会说话的畜生，可它比人聪明，比人还懂感情！”战士们告诉我，这只军犬立过两次战功，狗脸和那条前腿就是被地雷炸伤的。它已退役三年，按照规定，可以回军犬学校颐养天年，终身享有伙食津贴。可它两次从军犬学校跑回哨所来，最后义无反顾地死在战斗岗位上。
第二天，边防连队为这只军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就在葬礼上，猛然间我心里涌起一股神秘的冲动，觉得这只军犬本身就是一篇非常棒的小说，于是，就写成了《退役军犬黄狐》。这篇作品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刊登后，我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成了我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篇动物小说。编辑也大加赞赏，说这篇作品立意新颖独特。
我总算悟出一点什么了，文学的新意，不是赶时髦追浪头的新闻学意义上的新，而是作家特殊的生活经历，就是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文坛是百花园，假如你也种玫瑰，我也种玫瑰，百花园变成了一花园；虽然玫瑰很名贵，却会因为重复而变得单调乏味。人家种玫瑰，我种矢车菊，虽然矢车菊没有玫瑰娇艳芬芳，却会因品种新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在文学的小路上拥挤，重要的是寻找到自己。
1984年，徐怀中先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并以总政文化部长的身份出任文学系主任，首届招收三十五名学员，我有幸考了进去。我的同班同学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文坛的佼佼者，如莫言、王海翎、李存葆、宋学武、朱向前、黄献国、李本深、崔京生等。
怀中先生的办学方式别具一格，也许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开阔眼界，广泛比较，慎重选择。为此，他以开阔的胸襟邀请各届人士，为我们举办名目繁多的讲座。从卡夫卡的荒诞派、加缪的悲观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到人体特异功能，都可以在我们的讲台上一展风采。讲课的形式也让人耳目一新。有的老先生正襟危坐，而有的青年教师则跳到高高的桌子上，手舞足蹈，用别致的身体语言渲染他新颖的见解。有时前后两个讲座刚好观点针锋相对、风格截然相反，迫使我们的思维进行全方位的急遽跳跃。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觉得自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精神解放。文学系两年的深造，对我的创作而言，不啻是给了一架登高的梯子。
灌了满脑子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我很自然地把这些理论当做一面面镜子，对照我以往的创作。我发现自己以前写的动物小说基本上都是在动物和人的恩怨圈里打转，是在人格化的动物形象上原地踏步。再继续写下去，无疑是炒冷饭。再说，西双版纳可写的动物种类已被我写得差不多了。我感觉到了创作危机，老路已经走完，新路还未开挖，急得只想撞墙。
我决心在动物小说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新路来。
在文学系我囫囵吞枣般地阅读了大量生物学、动物学、动物行为学等方面的书籍。其中有四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一本是美国的威尔逊写的《新的综合》；一本是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奥地利的劳伦兹写的《攻击与人性》；另两本是英国的莫利斯写的《裸猿》和《人类动物园》。捧读这几本书，我有一种跋涉于沙漠巧遇甘泉的惊喜感觉。威尔逊所创立的社会生物学说惊世骇俗的观点对我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应，而劳伦兹与莫利斯这两位杰出动物学家对动物世界所做的精湛研究，为我观察动物、提炼主题、结构故事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角度。
我发现自己过去对动物的理解很肤浅。动物并不是仅为人类而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它们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弱肉强食的生存圈，完全可以在丛林法则这个色彩斑斓的舞台上塑造动物的本体形象。
此外，人类社会的许多弊病和问题，例如战争、种族歧视、资源掠夺、两性差异、权力纷争、攻击行为、恃强凌弱等等，既可以用社会学观点在大文化中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和答案，亦可用动物学家的眼光从生物层面破译出原始起因。从这个意义上推论，动物小说的认识价值不仅可以超越科普知识，还可以超越“人还不如动物”这样一种照镜式忏悔，完全可以同问题小说、哲理小说相媲美。
基于这两点体会，我写出了短篇动物小说《象冢》和中篇动物小说《暮色》。我自己觉得，这是我动物小说创作的一个新起点。首先，这两篇小说纯写动物，没有人类出现，故事和情节源自动物特殊的行为本身，而不是来源于道德规范。在《象冢》里，母象巴娅面临母爱和情爱发生尖锐冲突时，毁灭情爱而成全母爱；在《暮色》中，豺们为了种群的利益而牺牲年老体弱者。这类主题，触及到我们久已掩抑的一些人性层面，引发读者对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思索。其次，在写法上，我改换叙述角度，运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合情合理的想象，模拟动物的思维感觉，进行心理描写。
这个尝试，应该说是成功的。小说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有的评论家指出：这两篇作品都从动物的特性着眼结构故事，对动物行为的自然动机观察入微，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且没有将动物人化的痕迹，堪称纯正地道的动物小说。
挖十口浅井，不如挖一口深井。我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从此以后，我基本放弃了其他题材的创作，专心致志于动物小说的创作。当时我已调到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工作，为了获得动物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和新鲜的生活感受，我把西双版纳野象谷、哀牢山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昆明圆通山动物园作为基地，规定自己，无论工作怎么忙，每年必须抽出三个月时间到这三个基地体验生活。
经过数年努力，我陆续写出了一批给我带来声誉的动物小说。《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红奶羊》、《鸟奴》先后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优秀儿童文学奖。
从1993年开始，我的作品陆续被介绍到台湾，至今已累计在台湾出版三十余种动物小说集，十二次获《民生报》、《国语日报》、《幼狮少年》、台北市立图书馆、台湾儿童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好书大家读”优秀读物奖。
这次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我的动物小说品藏书系，选辑我数百万字作品的精华部分，这既是对我动物小说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我今后创作莫大的鞭策和鼓舞。
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曾立下过无数雄心壮志。如今年过半百，两鬓霜白，我才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生命苦短，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一生中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算不错了。对我来说，写好我所钟爱的动物小说，能再写出几部让读者认可的作品来，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快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