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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 番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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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卡洛斯·鲁维奥。
罗莎修女告诉我，我出生于1988年8月27日，伊比利亚半岛阳光灿烂的夏天。
对于来到孤儿院之前的记忆，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有哗哗不断的雨声和着血液流淌的声音闪现在模糊的深夜里。
据说我是因为父母车祸双双去世而来到这个破旧的孤儿院的，那里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小孩，罗莎修女很用心地照顾着我们，给我们说《圣经》，教我们祷告，可在她看不到的地方，黑暗在悄悄滋生。
我们是被遗弃的孩子，正因为被遗弃，我们更要自己去争取利益。
无论是食物、糖果，还是友谊，以及——被领养的权利，这些阴暗面促使我快速地懂事起来。
来到孤儿院半年后，有一对夫妇来院里探望，罗莎修女说，他们也许会领养我，我也会重新拥有一个家。
家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陌生。我问罗莎修女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我，修女说，因为我长得可爱。
修女摸摸我的头发，告诉我明天要乖。
第二天，那对夫妇如约而至，我站在队伍里手有些疼，我努力站直身子，然后露出微笑，尽可能做修女口中的乖孩子。
可我的衣服很脏，头发也很乱，脸上还有划痕。
今天早上我的早饭被抢走，我很荣幸地和一群更大一些的孩子起了冲突，不出意料地被打了一顿。
最后，那对夫妇带走了一个衣着妥帖头发柔顺的乖孩子。
比我大一些。
我明明不伤心，可还是落下了眼泪，罗莎修女安慰我说，人要有期望，她还会陪伴着我。
然后我就想啊，原来家这么容易就不见了啊。
院里的其他小孩嘲笑我，说漂亮的男孩没人要，漂亮的男孩又成了野孩子。
我有些不明白，明明我们都是没人要的孩子，为什么他们偏偏要针对我呢？
也没有人告诉我，我渐渐地不再想说话，也不再想和他们玩，再长大一些，打架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也没有人提出要来领养我。
孤儿院里经常会收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我旁边的小孩子就会装作乖巧，摊着手巴巴地要礼物，呵，明明昨天才和我打了一架，打不过还去告状。
我不喜欢这样被施舍的滋味，讨要来的终究都不是我的。
院里的孩子把礼物和衣服分完了，只有我没有。
罗莎修女又摸了摸我的头，把剩下的一个断了一条腿的洋娃娃给了我。
我只记得这个洋娃娃很漂亮，有和我一样的金色头发蓝色眼睛，不会哭不会笑，但她会安安静静地陪着我。
真好啊，我也不喜欢说话，多省事。
我把洋娃娃放到了床头，每天看她，还给她梳头发，她金色的头发划过我的指缝像是阳光一样温暖。
可惜好景不长，我生日的那天，有人趁我跟着修女祷告的时候，把洋娃娃抱走丢进了河里。
那天早上我才给她扎了一条辫子的，漂亮极了，回来她就不见了。
我坐在床上沉默了一会，摸一摸脸发现居然没有泪水。
然后我就想啊，原来陪伴这么容易就没有了啊。
我告诉修女，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过生日了，修女摸着我的头答应了，但还是劝说道，人要有期望。
第二天修女在教室里跟我们讲诺亚方舟的故事，说大地的泉眼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洪水将陆地摧毁，物种灭绝，所有的避难所成为了泥泞里的碎沙，可诺亚方舟成为了救世的期望。修女笑着说，困境之中永远会有曙光，上帝在保护他们。
我没有笑，想着要是巴塞罗那也下这么一场大雨就好了。
不要有方舟，所有人都和洋娃娃一样淹没在水里。
自此之后，罗莎修女给我腾了一间小房间出来，只有我一个人住，特别安静，靠近树林的那段有一个小小的操场，里面有一条跑道和足球球门。
但我没有足球。
孤儿院里的男孩们都开始做着足球的梦，很多有名的球星都没有光彩的出身，他们靠着脚下功夫赢得财富。当然，我一个也不认识。
突然的机会降临，有足球学校在挑选学生，我报名参加了。
教练让我们射门给他看看，那是我第一次踢真正的足球，黑白的，因为用力过大，我失败了，教练说我没什么天赋。
我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全都消了下去，像是泄气的烂足球。
有天晚上，巴塞罗那迎来了一次盛大的游|行，路人们说那是著名的巴萨俱乐部夺得了欧冠奖杯后的庆典。
我跑出去看着这场游|行。
有焰火有鲜花，男男女女都在疯狂地尖叫，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足球的魅力，球员们站在花车上，所有地上的人都在仰望他们。
球员们向人群里丢着足球和球衣，当做纪念品送给大家。
我在最外围得到了一颗足球。
噢，是一颗足球。
不知道为什么，我高兴极了，几乎尖叫出了声。
我跟着游|行的车一路狂奔，最后抵达了一座球场，更盛大的庆典在球场里举行，结束之后，我对着宽广的绿色草皮大声喊着，我要成为一个球员，一个成功的球员。
有打扮精致的少年们听见了，他们笑话我，又看见我怀里有签名的足球，生了心思。
我被打得很惨，但幸好，足球没被他们抢走。
回到孤儿院后，我开始练习，我没有受过培训，只是一味地练习着射门和运球，从近到远，从简单到复杂，一切都靠我自己摸索。没有人陪我练习，只有树林里飞来飞去叽叽喳喳的鸟雀和每天升升落落的太阳跟我一起。
我还学会了定点射门，捡了个易拉罐做靶子。
刚开始我也总射偏，但慢慢地，我找到了一种奇怪的感觉，看到靶子后直觉会告诉我用什么样的力道用什么样的角度。
足球学校的教练说我没什么天赋，可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我很激动，从孤儿院跑出去到了兰布拉大道，冲着哥伦布广场前的海洋大喊。
回来的路上，我在一个小店里看到了一个有着金色头发的洋娃娃，穿着精致的裙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橱窗里。
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得到她，我就能找回陪伴。
可我没有钱，她太贵了。
我的足球因为常年的训练也开始出现了破损，有好心人给我修了修。
可我必须要买个新的足球，街头餐馆的胖大叔给了我一份洗盘子的工作，我可以用劳动换来报酬。
我每天会去兰布拉大道看望那个在橱窗里坐着的洋娃娃，就像她每天都在陪着我一样。
日子就这么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直到有一个机会降落。
拉玛西亚青年训练营的招生又开始了，我在街头踢易拉罐时被球探看中，他带着我进入了这所据说有着宏伟辉煌历史的农场里。
罗莎修女亲自送我来试训，院里的孩子们都艳羡不已。
进入农场的时候，修女又摸了摸我的头，告诉我，人要有期望，说我已经等到了。
我心里有些忐忑，但这回，我对着她笑了笑。
是啊，我等到了。
我会拥有崭新的足球，我会拥有足够的钱，去买下那个洋娃娃。
体检结果很快出来，除了我的身体由于营养不良过于瘦弱之外，其他指标都表现得相当出色，球探说，我是这一批里最好的。
我充满了斗志，迫切地想在这所青训营里有所成就。
教练教授的内容我都学得很快，但我并不满足，每天，我都会起的很早，第一个在操场上锻炼，下午，我会接受理论指导，而从课上我也才了解到，原来在小腿上绑沙袋跑步并不能锻炼耐力，我为自己以前的无知而感到酸涩，也为足球世界浩如烟海的知识而感到敬畏。
青训营会与孩子们签订合约，我每周可以拿到一点点钱作为周薪，青训营还会让我们继续念书，确保我们的文化素质。我喜欢数学，但对西班牙文学着实不怎么感冒。
我攒了很久才攒到足够的钱，正当我揣着钱兴高采烈地告诉店主要买下那个洋娃娃时，店主抱歉地告诉我，他已经把洋娃娃卖掉了，不过他这里还有别的洋娃娃。
我有些失望，离开了大道。
我想，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洋娃娃，只是单纯地喜欢被陪伴的滋味罢了。
没了就没了吧，不是我的终究不是我的，就这样吧。
洋娃娃事件让我心情不太好，在青训营的对抗赛里，我与同组人员发生了矛盾，在孤儿院养成的坏习惯让我挥舞起拳头和他们打了一架。
青训营很快取消了对我的培养计划，一切都被中断。
主教练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告诉我，我患有一种先天性疾病——低危抑郁症，他说我就像一座火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了，很危险。
我不太懂这个病，但我也知道肯定不好。
主教练问我愿不愿意接受治疗，我答应了。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重返球场。
治疗低危抑郁症的日子有些枯燥，大多数时候，他们会问我问题，我必须如实回答，这让我觉得内心很孤独，又有些尴尬，似乎所有的秘密都没了藏身之处。
他们看我的目光就像看小白鼠，充满了漠视和狂热。
接受治疗的八个月后我重新回到了球场，主管说俱乐部在我身上投入了重注，而他们希望看到回报。
我没有选择，足球从我的梦想变成了让我往上爬的工具，在青训营里，没有人是我的伙伴，清晨的日出和傍晚的日落是陪伴我最长久的东西。
加重的训练让我无力也无意支撑越来越繁重的课业，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了把未来奉献给职业足球。
这是一条艰难且充满了未知的路，他们都说我是十年难遇的天才式球员，低危抑郁症让我比常人更能开阔思维，也更有创造力，但这些都只是他们的预测，真正走上去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训练的压力很大，周围陆陆续续有队员开始沉迷于灯红酒绿，男欢女爱，荡漾着魔鬼色泽的液体注射进身体，烟雾缭绕里他们无意识地呐喊。
他们带着我去享受，我拒绝了，我喜欢会安安静静陪着我的女孩，而不是一个个妖魔鬼怪，她们瞄准的都是我口袋里的钞票。
十六岁那年，我转入巴萨u19战队，为俱乐部踢当年的西班牙全国青年联赛。
直觉和速度让我成为了场上的关键先生，在捧起冠军奖杯的同时，我成名了。
数家顶级俱乐部都向我递出了橄榄枝，合约让人怦然心动。
与此同时，我的球探也声名鹊起，他开始四处向人宣传他的眼光，而给我做低危抑郁症治疗的团队也不甘示弱，很快，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拿下了青年联赛冠军奖杯的球员有病。
我有病。
这是我人生里为数不多的□□，我还没有享受太多的光芒就又被打入了万丈深渊。
我开始做梦，做很多很多的梦，梦里有哗啦啦的雨水和红色的血液，有断了一只腿的金发洋娃娃，还有离我远去的被一对夫妇领养走的男孩得意的笑容。
我梦见我的腿在一次比赛中被踢断，再也站不起来。
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很舒适，可我觉得好冷，住在只有一个人的宿舍里，好像有许多东西从地狱里爬出来，拉着我往下走。
我拒绝接受治疗，拒绝和医生教授交谈，媒体报纸充斥着对我的抨击和嘲讽。
这一次没有罗莎修女来告诉我人生中会有期望，我也就不抱期望了。
我对家有期望的时候，没有人给我；我对陪伴有期望的时候，他们把洋娃娃丢了；我对事业有期望的时候，再没人支持我了。
宿舍的桌上还摆着我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但那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想啊，也许在那个下雨的日子里我就应该和父母一起离开的，那样至少有人陪伴。
闭上眼睛前，我的最后印象定格在了盛大的落日余晖里，耳边像是有丧钟悲鸣。
我是卡洛斯·鲁维奥。
罗莎修女告诉我，我出生于1988年8月27日，伊比利亚半岛阳光灿烂的夏天。
对于来到孤儿院之前的记忆，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有哗哗不断的雨声和着血液流淌的声音闪现在模糊的深夜里。
据说我是因为父母车祸双双去世而来到这个破旧的孤儿院的，那里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小孩，罗莎修女很用心地照顾着我们，给我们说《圣经》，教我们祷告，可在她看不到的地方，黑暗在悄悄滋生。
我们是被遗弃的孩子，正因为被遗弃，我们更要自己去争取利益。
无论是食物、糖果，还是友谊，以及——被领养的权利，这些阴暗面促使我快速地懂事起来。
来到孤儿院半年后，有一对夫妇来院里探望，罗莎修女说，他们也许会领养我，我也会重新拥有一个家。
家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陌生。我问罗莎修女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我，修女说，因为我长得可爱。
修女摸摸我的头发，告诉我明天要乖。
第二天，那对夫妇如约而至，我站在队伍里手有些疼，我努力站直身子，然后露出微笑，尽可能做修女口中的乖孩子。
可我的衣服很脏，头发也很乱，脸上还有划痕。
今天早上我的早饭被抢走，我很荣幸地和一群更大一些的孩子起了冲突，不出意料地被打了一顿。
最后，那对夫妇带走了一个衣着妥帖头发柔顺的乖孩子。
比我大一些。
我明明不伤心，可还是落下了眼泪，罗莎修女安慰我说，人要有期望，她还会陪伴着我。
然后我就想啊，原来家这么容易就不见了啊。
院里的其他小孩嘲笑我，说漂亮的男孩没人要，漂亮的男孩又成了野孩子。
我有些不明白，明明我们都是没人要的孩子，为什么他们偏偏要针对我呢？
也没有人告诉我，我渐渐地不再想说话，也不再想和他们玩，再长大一些，打架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也没有人提出要来领养我。
孤儿院里经常会收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我旁边的小孩子就会装作乖巧，摊着手巴巴地要礼物，呵，明明昨天才和我打了一架，打不过还去告状。
我不喜欢这样被施舍的滋味，讨要来的终究都不是我的。
院里的孩子把礼物和衣服分完了，只有我没有。
罗莎修女又摸了摸我的头，把剩下的一个断了一条腿的洋娃娃给了我。
我只记得这个洋娃娃很漂亮，有和我一样的金色头发蓝色眼睛，不会哭不会笑，但她会安安静静地陪着我。
真好啊，我也不喜欢说话，多省事。
我把洋娃娃放到了床头，每天看她，还给她梳头发，她金色的头发划过我的指缝像是阳光一样温暖。
可惜好景不长，我生日的那天，有人趁我跟着修女祷告的时候，把洋娃娃抱走丢进了河里。
那天早上我才给她扎了一条辫子的，漂亮极了，回来她就不见了。
我坐在床上沉默了一会，摸一摸脸发现居然没有泪水。
然后我就想啊，原来陪伴这么容易就没有了啊。
我告诉修女，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过生日了，修女摸着我的头答应了，但还是劝说道，人要有期望。
第二天修女在教室里跟我们讲诺亚方舟的故事，说大地的泉眼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洪水将陆地摧毁，物种灭绝，所有的避难所成为了泥泞里的碎沙，可诺亚方舟成为了救世的期望。修女笑着说，困境之中永远会有曙光，上帝在保护他们。
我没有笑，想着要是巴塞罗那也下这么一场大雨就好了。
不要有方舟，所有人都和洋娃娃一样淹没在水里。
自此之后，罗莎修女给我腾了一间小房间出来，只有我一个人住，特别安静，靠近树林的那段有一个小小的操场，里面有一条跑道和足球球门。
但我没有足球。
孤儿院里的男孩们都开始做着足球的梦，很多有名的球星都没有光彩的出身，他们靠着脚下功夫赢得财富。当然，我一个也不认识。
突然的机会降临，有足球学校在挑选学生，我报名参加了。
教练让我们射门给他看看，那是我第一次踢真正的足球，黑白的，因为用力过大，我失败了，教练说我没什么天赋。
我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全都消了下去，像是泄气的烂足球。
有天晚上，巴塞罗那迎来了一次盛大的游|行，路人们说那是著名的巴萨俱乐部夺得了欧冠奖杯后的庆典。
我跑出去看着这场游|行。
有焰火有鲜花，男男女女都在疯狂地尖叫，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足球的魅力，球员们站在花车上，所有地上的人都在仰望他们。
球员们向人群里丢着足球和球衣，当做纪念品送给大家。
我在最外围得到了一颗足球。
噢，是一颗足球。
不知道为什么，我高兴极了，几乎尖叫出了声。
我跟着游|行的车一路狂奔，最后抵达了一座球场，更盛大的庆典在球场里举行，结束之后，我对着宽广的绿色草皮大声喊着，我要成为一个球员，一个成功的球员。
有打扮精致的少年们听见了，他们笑话我，又看见我怀里有签名的足球，生了心思。
我被打得很惨，但幸好，足球没被他们抢走。
回到孤儿院后，我开始练习，我没有受过培训，只是一味地练习着射门和运球，从近到远，从简单到复杂，一切都靠我自己摸索。没有人陪我练习，只有树林里飞来飞去叽叽喳喳的鸟雀和每天升升落落的太阳跟我一起。
我还学会了定点射门，捡了个易拉罐做靶子。
刚开始我也总射偏，但慢慢地，我找到了一种奇怪的感觉，看到靶子后直觉会告诉我用什么样的力道用什么样的角度。
足球学校的教练说我没什么天赋，可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我很激动，从孤儿院跑出去到了兰布拉大道，冲着哥伦布广场前的海洋大喊。
回来的路上，我在一个小店里看到了一个有着金色头发的洋娃娃，穿着精致的裙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橱窗里。
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得到她，我就能找回陪伴。
可我没有钱，她太贵了。
我的足球因为常年的训练也开始出现了破损，有好心人给我修了修。
可我必须要买个新的足球，街头餐馆的胖大叔给了我一份洗盘子的工作，我可以用劳动换来报酬。
我每天会去兰布拉大道看望那个在橱窗里坐着的洋娃娃，就像她每天都在陪着我一样。
日子就这么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直到有一个机会降落。
拉玛西亚青年训练营的招生又开始了，我在街头踢易拉罐时被球探看中，他带着我进入了这所据说有着宏伟辉煌历史的农场里。
罗莎修女亲自送我来试训，院里的孩子们都艳羡不已。
进入农场的时候，修女又摸了摸我的头，告诉我，人要有期望，说我已经等到了。
我心里有些忐忑，但这回，我对着她笑了笑。
是啊，我等到了。
我会拥有崭新的足球，我会拥有足够的钱，去买下那个洋娃娃。
体检结果很快出来，除了我的身体由于营养不良过于瘦弱之外，其他指标都表现得相当出色，球探说，我是这一批里最好的。
我充满了斗志，迫切地想在这所青训营里有所成就。
教练教授的内容我都学得很快，但我并不满足，每天，我都会起的很早，第一个在操场上锻炼，下午，我会接受理论指导，而从课上我也才了解到，原来在小腿上绑沙袋跑步并不能锻炼耐力，我为自己以前的无知而感到酸涩，也为足球世界浩如烟海的知识而感到敬畏。
青训营会与孩子们签订合约，我每周可以拿到一点点钱作为周薪，青训营还会让我们继续念书，确保我们的文化素质。我喜欢数学，但对西班牙文学着实不怎么感冒。
我攒了很久才攒到足够的钱，正当我揣着钱兴高采烈地告诉店主要买下那个洋娃娃时，店主抱歉地告诉我，他已经把洋娃娃卖掉了，不过他这里还有别的洋娃娃。
我有些失望，离开了大道。
我想，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洋娃娃，只是单纯地喜欢被陪伴的滋味罢了。
没了就没了吧，不是我的终究不是我的，就这样吧。
洋娃娃事件让我心情不太好，在青训营的对抗赛里，我与同组人员发生了矛盾，在孤儿院养成的坏习惯让我挥舞起拳头和他们打了一架。
青训营很快取消了对我的培养计划，一切都被中断。
主教练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告诉我，我患有一种先天性疾病——低危抑郁症，他说我就像一座火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了，很危险。
我不太懂这个病，但我也知道肯定不好。
主教练问我愿不愿意接受治疗，我答应了。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重返球场。
治疗低危抑郁症的日子有些枯燥，大多数时候，他们会问我问题，我必须如实回答，这让我觉得内心很孤独，又有些尴尬，似乎所有的秘密都没了藏身之处。
他们看我的目光就像看小白鼠，充满了漠视和狂热。
接受治疗的八个月后我重新回到了球场，主管说俱乐部在我身上投入了重注，而他们希望看到回报。
我没有选择，足球从我的梦想变成了让我往上爬的工具，在青训营里，没有人是我的伙伴，清晨的日出和傍晚的日落是陪伴我最长久的东西。
加重的训练让我无力也无意支撑越来越繁重的课业，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了把未来奉献给职业足球。
这是一条艰难且充满了未知的路，他们都说我是十年难遇的天才式球员，低危抑郁症让我比常人更能开阔思维，也更有创造力，但这些都只是他们的预测，真正走上去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训练的压力很大，周围陆陆续续有队员开始沉迷于灯红酒绿，男欢女爱，荡漾着魔鬼色泽的液体注射进身体，烟雾缭绕里他们无意识地呐喊。
他们带着我去享受，我拒绝了，我喜欢会安安静静陪着我的女孩，而不是一个个妖魔鬼怪，她们瞄准的都是我口袋里的钞票。
十六岁那年，我转入巴萨u19战队，为俱乐部踢当年的西班牙全国青年联赛。
直觉和速度让我成为了场上的关键先生，在捧起冠军奖杯的同时，我成名了。
数家顶级俱乐部都向我递出了橄榄枝，合约让人怦然心动。
与此同时，我的球探也声名鹊起，他开始四处向人宣传他的眼光，而给我做低危抑郁症治疗的团队也不甘示弱，很快，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拿下了青年联赛冠军奖杯的球员有病。
我有病。
这是我人生里为数不多的□□，我还没有享受太多的光芒就又被打入了万丈深渊。
我开始做梦，做很多很多的梦，梦里有哗啦啦的雨水和红色的血液，有断了一只腿的金发洋娃娃，还有离我远去的被一对夫妇领养走的男孩得意的笑容。
我梦见我的腿在一次比赛中被踢断，再也站不起来。
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很舒适，可我觉得好冷，住在只有一个人的宿舍里，好像有许多东西从地狱里爬出来，拉着我往下走。
我拒绝接受治疗，拒绝和医生教授交谈，媒体报纸充斥着对我的抨击和嘲讽。
这一次没有罗莎修女来告诉我人生中会有期望，我也就不抱期望了。
我对家有期望的时候，没有人给我；我对陪伴有期望的时候，他们把洋娃娃丢了；我对事业有期望的时候，再没人支持我了。
宿舍的桌上还摆着我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但那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想啊，也许在那个下雨的日子里我就应该和父母一起离开的，那样至少有人陪伴。
闭上眼睛前，我的最后印象定格在了盛大的落日余晖里，耳边像是有丧钟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