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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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1729（雍正七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3]而在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2][3][10]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11]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3][9]
点评鉴赏编辑
讽刺艺术
科举考试图
科举考试图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13]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13]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13]
由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保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压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钻研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质封存的儒士。[13]
专家点评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鲁迅）[14]
该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吴敬梓评传》）
成就影响编辑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3]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可作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9]也有盛赞《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3]
《儒林外史》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鲁迅、胡适、张天翼等现代文学家都对《儒林外史》有独到的体会和研究，致使这部作品在现代文坛备受瞩目，影响到现代小说的创作。[15]
《儒林外史》对晚清小说的示范作用是明显的，而晚清小说又给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方面的参照。《儒林外史》对现代文坛的影响深远，并促生了“故事集缀型”小说的兴盛。[15]
《儒林外史》[1]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世俗风气的败坏。[6]
如写周进、范进为考中举人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到胡子花白还没有考中秀才。尽管生活极为困顿，还是念念不忘科举考试。周进路过一处考场，进去观看，触动了一生的辛酸和痛苦，放声大哭，竟然难过得死去活来。后来在一些小商人的帮助下参加了考试，博得了考官的同情，才时来运转。当他考中举人时，以前讥讽挖苦他的那些人，都来奉承他，把他吹捧成最有学问的人。又如范进，中举前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抱着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卖。当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竟然喜极而狂，变成了疯子，幸亏岳父胡屠户打了他一巴掌，才使他恢复了清醒。这时候，当地的乡绅等有头脸的人物都对他刮目相看，有送房屋的，有送财产的，范进的生活立刻发生了变化。[6]
《儒林外史》版本，按回数分，一共有4种版本的说法：50回本；55回本；60回本；56回本。其中，何为真本，历来各有不同意见，但至20世纪末，专家学者大体厘清原貌，一般认为原著系56回。故2011年版《辞海》“儒林外史”条已直接标明是“五十六回”，并未录他说。各版本情况如下：[2][3][4]
第一种，50回本的说法，始自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的《文木先生传》，谓“《儒林外史》有50卷”，该说流行于道光、咸丰年间，今人仍有人袭其说，但是从来未见50回本存世，该本可谓并不存在。第二种，55回本，最早来自清代金和在群玉斋本《儒林外史》的“跋”，该跋称，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有刊刻行世的55卷（55回），且金和还认为第56回“幽榜”（编辑者注：即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无意义，是伪作，于是删去；然而金和所称金兆燕时的55回本，却一直不见，只有被他删去“幽榜”的55回本。第三种，60回本，该本只有一种，即增补齐省堂本，最早的是上海鸿宝斋的石印本，后面的4回是居世绅（笔名东武惜红生）所增。[3][7]
原著56回本，一共有8个本子，现见最早是卧闲草堂刊本，1803（清嘉庆8年）刊印，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据此出影印本。另有：注礼阁刊本、艺古堂刊本、潘世恩抄本（编辑者注：学界一般称“潘氏抄本”，现上海图书馆有藏）、群玉斋活字本、申报馆排印本、申报馆巾箱本、齐省堂增订本（编辑者注：齐省堂有56回本与60回本，为区别，前者一般称“56回齐省堂本”）。[2][8]
今本情况，解放后出版的排印本90%以上都是55回本，是不全的。而以祖本56回卧闲草堂本为底本的刊行出版的有：《儒林外史》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78年版，1995年版；《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此评本以卧闲草堂本作底本，以潘氏抄本等多种刊本为校本和参校本，予以分段、标点，在此基础上重新批评；还有《儒林外史》，中华书局1972年版、2009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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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1729（雍正七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3]而在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2][3][10]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11]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3][9]
点评鉴赏编辑
讽刺艺术
科举考试图
科举考试图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13]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13]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13]
由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保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压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钻研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质封存的儒士。[13]
专家点评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鲁迅）[14]
该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吴敬梓评传》）
成就影响编辑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3]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可作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9]也有盛赞《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3]
《儒林外史》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鲁迅、胡适、张天翼等现代文学家都对《儒林外史》有独到的体会和研究，致使这部作品在现代文坛备受瞩目，影响到现代小说的创作。[15]
《儒林外史》对晚清小说的示范作用是明显的，而晚清小说又给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方面的参照。《儒林外史》对现代文坛的影响深远，并促生了“故事集缀型”小说的兴盛。[15]
《儒林外史》[1]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世俗风气的败坏。[6]
如写周进、范进为考中举人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到胡子花白还没有考中秀才。尽管生活极为困顿，还是念念不忘科举考试。周进路过一处考场，进去观看，触动了一生的辛酸和痛苦，放声大哭，竟然难过得死去活来。后来在一些小商人的帮助下参加了考试，博得了考官的同情，才时来运转。当他考中举人时，以前讥讽挖苦他的那些人，都来奉承他，把他吹捧成最有学问的人。又如范进，中举前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抱着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卖。当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竟然喜极而狂，变成了疯子，幸亏岳父胡屠户打了他一巴掌，才使他恢复了清醒。这时候，当地的乡绅等有头脸的人物都对他刮目相看，有送房屋的，有送财产的，范进的生活立刻发生了变化。[6]
《儒林外史》版本，按回数分，一共有4种版本的说法：50回本；55回本；60回本；56回本。其中，何为真本，历来各有不同意见，但至20世纪末，专家学者大体厘清原貌，一般认为原著系56回。故2011年版《辞海》“儒林外史”条已直接标明是“五十六回”，并未录他说。各版本情况如下：[2][3][4]
第一种，50回本的说法，始自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的《文木先生传》，谓“《儒林外史》有50卷”，该说流行于道光、咸丰年间，今人仍有人袭其说，但是从来未见50回本存世，该本可谓并不存在。第二种，55回本，最早来自清代金和在群玉斋本《儒林外史》的“跋”，该跋称，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有刊刻行世的55卷（55回），且金和还认为第56回“幽榜”（编辑者注：即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无意义，是伪作，于是删去；然而金和所称金兆燕时的55回本，却一直不见，只有被他删去“幽榜”的55回本。第三种，60回本，该本只有一种，即增补齐省堂本，最早的是上海鸿宝斋的石印本，后面的4回是居世绅（笔名东武惜红生）所增。[3][7]
原著56回本，一共有8个本子，现见最早是卧闲草堂刊本，1803（清嘉庆8年）刊印，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据此出影印本。另有：注礼阁刊本、艺古堂刊本、潘世恩抄本（编辑者注：学界一般称“潘氏抄本”，现上海图书馆有藏）、群玉斋活字本、申报馆排印本、申报馆巾箱本、齐省堂增订本（编辑者注：齐省堂有56回本与60回本，为区别，前者一般称“56回齐省堂本”）。[2][8]
今本情况，解放后出版的排印本90%以上都是55回本，是不全的。而以祖本56回卧闲草堂本为底本的刊行出版的有：《儒林外史》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78年版，1995年版；《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此评本以卧闲草堂本作底本，以潘氏抄本等多种刊本为校本和参校本，予以分段、标点，在此基础上重新批评；还有《儒林外史》，中华书局1972年版、2009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