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3章 军国民化（为新书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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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历史，弘武六年决定着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其从未曾有过的锐变，这种锐变是根本上的……而最为根本的锐变是臣民至国民的锐变。在随后的数十年间，通过不断的国民改造，四万万皇帝陛下的臣民成为了中华帝国的国民，这种改变始于弘武六年，而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改变却始自于最受后人病诟的是，其竟然始自于军国民化。”
《帝国百年》
“村公所的人，过去是靠民间有声望的士绅，而现在则要把军人送进村公所，这样的话，那些退役……嗯，在乡军人的身份如何介定？”
在皇宫的书房内，面对着陛下的要求，袁世凯已经开始用笔在纸上计算着什么了。去年，结束了东瀛总督一职的的他回到了南京，晋升为帝国的民政大臣——在内阁之中，民政大臣地位之显，仅次于总理大臣。
可以说此时的袁世凯已经位极人臣之显，不过即便如此，他依然小心翼翼的，毕竟高处不胜寒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的。
沉思片刻，唐浩然摇了摇头说道：
“村公所所兼职档案员、邮递员，又要调解一堆小纠纷，应该算是公务员。话说回来，按照帝国陆军军律的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额津贴——每月四元，服役三年退为后备兵，月支津贴两元；又五年退为在乡军人，津贴每月一元；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又十年除其军籍……”
在很大程度上，当年东北军的创建过程中，唐浩然充分参考了北洋陆军的组织条例，尤其是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的规定上，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没有义务兵的先例，而且军人的历史地位低下，所以建立“义务兵役”时，同样参考了北洋陆军的建设，最终这种义务式强制征召和雇佣兵式组织成为了陆海军组织的特点，每一个士兵从服役那天起，国家就和其“签订”了长达十八年的合同，在这十八年中，士兵即便是退役也能从国家领取军饷，应该是津帖。
得益于军人地位的提高，加之强行推动的义务兵役制，使得的现在军队从来都是征召最优秀者，毕竟每个年满18岁的公民都需要服兵役，现在的军队往往云集着中国身体素质最为优秀的农村子弟——95%的士兵来自于农村。
实际上，这正是陆军与海军的区别，陆军往往都是泥腿子——士兵大都来自农村，海军士兵大都来自城市，前者服兵役是因为法律，而后者服兵役却是因为向往大海。甚至两者的军官也是如此，而相对应的是，相比于文盲也可以接受的陆军，海军对士兵的素质要求更高，甚至现在海军已经提出了非高等小学不可的基本条件，而这恰恰是农村子弟最大的软肋。
也正因如此，唐浩然提出的“农村军人免税”方案，才会不至于因为城乡区别作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城市军人没有优待，相对应的是城市军人的退役金会适当的增加。总之，对于军人是公平的，不会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同，而亏待那一方。
在唐浩然最初的计划之中，不过只是通过“税务优待”去扶持出一个“乡间的特权阶层”，进而作为“乡间基石”稳定乡村，在保障国家对乡村控制的同时，阻止任何“动荡”于乡村发生。
但现在，随着计划的完善，最初的“优待军人”却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军国化”，为未来战争作准备的军国化！
如果说，当年唐浩然于东北施政时，所做的准备是为了准备国家的统一以及与俄国的对抗的话，那么现在的准备，却是为了中国的百年之利，也正因如此，“军国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也是国民改造的要求。
而在推行全国“军国化”的过程中，在乡军人将来担负起维护国家基层秩序的核心，在过去的十年间，军人、军属都享有某种程度上的优待，比如军人家庭可以悬挂“皇家龙纹徽章”等等，但是这往往只限于荣誉，相比于荣誉，这一次，唐浩然准备给予他们的却是更为实际的东北——免税。
农村军人免征田赋的权力，当然，得益于建元后的土地登计，使得政府掌握有每个军人家庭的土地亩数，加之法律上的禁止，因而绝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投效”。而更重要的是，这只局限于士兵，军官家庭仍需要交纳田赋，毕竟相比于那些每月只有四元津贴的士兵，军官的收入一直颇丰。
这些优惠条件势必会进一步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而并不是仅局限于法律字面上的“军人是光荣而且神圣的”，而现在，根据军国民化的要求，军人将进一步神圣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
“所以，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津帖，而且这样的话，每过几年，都会有新的一批军人进入村公所，可以说这样的安排，不需要中央和地方支出额外的经费！就像现在的教师一样！那些皇家教师不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工资吗？”
“嗯，现在村自治会中，老师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
袁世凯如实的说道，在新的农村士绅阶层中，“皇家教师”可以说是最近几年中才形成的一个阶层，他们成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言人，负责协助县政府管理乡间，甚至还担负着教化普通民众的责任。
这是这一代老师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原本他们大都是与帝国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童生、秀才，他们在旧朝时甚至可能衣食无着，但是在新朝建立之后，通过大规模的速成师范培训，政府为他们解决了衣食之忧，解决了出身，甚至还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地位”——监督村公所的权力。
也正因这种联系，才使得这一代老师对皇家是感恩戴德的。但现在，唐浩然却担心那些接受五年免费师范教育的“优秀乡村学子们”是否能够像他们的前辈一般，对皇家感恩戴德，对帝国忠诚无限。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忠诚也好，抵触也罢，实际上都是利益驱使的！前者因为利益对皇家保持忠诚，后者也是因为利益的不满而对社会充满不满，这才是两者根本上的不同，也正因如此，为防患于未燃，用另一群人去平衡老师于乡间影响力，就成了不二的选择。
“陛下，如果军人进入村公所，而且村自治会还要为军人留出席位，会不会对自治会造成冲击？”
摇着头，唐浩然抬眼看着袁世凯摇头说道。
“那些在乡军人，并不会垄断一切，就像教师一般，他们于乡间只是作为新坤的一员，在乡军人即然将作为乡间的“新绅”，为什么不能进村自治会，而且他们进入村自治会，是为了在全国农村推行“新生活”，这个新生活的核心是军事化、纪律化的，仅只依靠皇家教师很难做到的……”
话语稍顿时，看着一旁的蔡元培，他是教育大臣，“公民新生活”将是由参谋部同教育部配合进行，当然，这只是一个名目，一个推动“军国民化”，推动国民改造，谋求“未来五十年国家稳定”的名目。
“当然，我并不是说教师做的不够好，他们做的很好，六年前，全国的识字比便只有10%，而现在是35%，这倾赖于三百万皇家教师的努力，可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识字率要提高，但是国民的素质，依然有待提高，相比于普通民众，军人更讲究卫生，在农村，最干净、最整洁的家庭，不是士绅、不是教师家庭，而是在乡军人，他们把部队的内务习惯带到了个人生活之中，而我们现在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全民化的军国民教育”，让所有的国民都接受新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名义，即便是“分权”，即便是防患于未然，也都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就像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唐浩然此时所考虑的并不是“国民改造”，而是考虑如何制约教师在乡间的影响力，从而稳定乡村。
从桌上的烟盒中取出一要雪茄烟，叼在嘴里，点着雪茄后，唐浩然深吸一口烟。
“因而朕以为，正是要以在乡军人为核心来发动和控制基层，推动农村的现代化，现在的农村也只有在乡军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足够的文化和见识，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至于说地方势力集团，那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势力集团，正好可以应对县、府自治化后地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不管你是乡自治，县自治还是市自治，中枢都能通过各级在乡军人会来维持对最基层的控制。”
作为陆军大臣的商德全，这位因后贝尔战役而为西方军事界推崇的陆军元帅，在听到陛下这么说时，立即露出了赞赏的神情，但同时却明白，这个方案想获得政府的支持只怕有不少难度，不知会有多少人一直担心“军人干政”，怎么会让退伍军人来控制农村？
尤其是现在，在帝国建元六年之后，民政官体制正在受到地方的挑战——来自各级咨议会的挑战，各级咨议会已经开始不再满足于仅只做为一个咨议机关，他们同样在渴望着权力，而实际掌握着权力的民政官，一直受到咨议会要求自治的挑战，现在，在乡军人的出台，显然是针对咨议会的自治要求。
当然，在这里，绝不会有任何人去质疑陛下的言语，甚至在像袁世凯这位前驻东瀛总督看来，咨议会根本就是祸害——至少在东瀛，地方自治所导致的势必将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而这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东瀛四省的控制，但是对于咨议会，作为中国行政体系中唯一一位总督的他，并不能说三道四，毕竟，成立各级咨议会是陛下的要求，甚至就连南京都是帝国咨政院，就连忙陛下都会提及，在时机成熟时，发挥着一定的国会职能咨政院将会成为帝国国会，参与到国宪的制定。
当然，这是未来——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未来。在中国或许存在着制宪的呼声。但是呼声并不强烈，即便是有，也是局限于法律界，至于普通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宪法。至于朝廷本身，虽说曾多次提及制宪，但每每问及时间时，回答永远只有一个——“待时机成熟”时。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就是农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又是农民的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农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不否认农民较之城市居民更为单纯，可是3亿农村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却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程度！”
说着，唐浩然朝着众人看去，尽管在过去的多年间，通过卫生警察的设立，城市的卫生以及城市居民家庭卫生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也只仅只局限于城市，毕竟，现在的财力并没有达到于乡村设立卫生警察的地步，甚至只有一些重点市集才会设立派出所，而他们的作用则是治安、户籍以及征税，至于督导辖区内的百姓卫生，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在乡下却在数以百万计的在乡军人。
而在另一方面，改造不良生活习惯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以改造不良生活习惯为突破口，对其国民性加以改造，这才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相比于警察，这些在乡下散布的更为合理，基本上村村皆有，所以，我们要使用军人，通过的进行全民性的军事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改变民众只知个人主义，而不知集休的现状！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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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改造不良生活习惯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以改造不良生活习惯为突破口，对其国民性加以改造，这才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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