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激战无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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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激战无名高地
“1969年8月13日凌晨两点，我们全体边防人员吃过饭，便全副武装地在夜空下的篮球场上集合。我背着半自动步枪，带着200发子弹，拎着枪榴弹发射器和4枚枪榴弹，与全班战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准备着出发。我情绪高昂，精神抖擞，感觉杀敌立功的机会终于到了。同志们也和我一样，都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
班长让大家报数之后，便对我们每个人配备的武器装备进行检查，并帮我们整理衣装和风纪扣。然后，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并拍着我们的肩膀，与我们的目光对视，让我们感到了一种生死与共的兄弟深情。
各班班长向连长报告本班的人数和准备情况，之后，塔城军分区政委用十分沉重和庄严的口气开始讲话，‘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极不平凡的日子，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永远纪念的日子。我们要去执行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要把被苏修侵占的领土收回来。为了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让我们一起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来鼓舞我们，鞭策我们。请大家拿出红宝书，一起朗诵。’于是，全体官兵都从口袋里拿出毛主席语录，一起朗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我们朗诵完毛主席语录，首长便把手朝着南边的方向一挥，大声地说，’同志们，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归来，出发！’
我们一百来人，分成各个战斗小组和分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甩开步子朝着10公里外的前沿阵地进发。此时，夜色深浓，繁星满天，风声正急，凉气渗人。这里素有‘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俗称，虽是八月盛夏之季，但夜晚的温度却是很低。所以，我们都穿着四件的厚衣服。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被分为第三掩护组，共14人，由班长李建为组长，配有一挺轻机枪和一支枪榴弹。主要是从中翼掩护巡逻组完成巡逻任务。如果苏军发动武装挑衅，我们就掩护和保护巡逻组。如果苏军不挑起事端，我们就帮着巡逻组一起，把被苏军移动的独立石移回到原来的位置。
按当时苏联主张的国境线，我们中翼掩护组和左右两翼掩护组的三个阵地由北向南地一字排开，均位于苏联一侧的界内。而由边防营营长康友福和政委浦其武统一指挥的指挥组和预备队却是位于我方边界线内。从北边的右翼掩护组阵地到南面的左翼掩护组阵地，相距约有两三公里。因我军这次巡逻的目的，就是要以行动告知苏方我们并不承认他们划定的这个‘实际控制线’。因此，巡逻组必须要等到天亮之后方才出发。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即将进入中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提供掩护。
为了潜伏到预定的地点而不被苏军发现，我们中翼掩护组从边防站向东迂回，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才到达了离无名高地不远的潜伏地点。这时才只有四点来钟，带着沉重的武器，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我们都有些累了，很想好好地休息一下。可是，我们所处的潜伏位置却是在并不太高的石山之上。山上烁石遍地，寸草不生，既没有天然的地形可利用，也无法挖掘掩体。石山上砾石峥嵘，如尖刀一般锋利，一不小心，膝盖和手指就会被利石划破，鲜血直流。
正值黎明时分，天上的星星越来越稀，但夜风却是越来越冷，身下的石山就象一座冰库，很快就把我们身上仅有的那点热量吸光了，所以，我们整个身子就跟冰块一样冰冷。但为了占据有利地形，战士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顾不得膝盖和手指被划破，顾不得冰冷刺骨，硬是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仔细地观察着苏军的动静。
根据事先安排，巡逻队要在九时三十分才会在被苏军占据的线路上开始巡逻，所以，我们只能苦苦地等待。从凌晨四点来钟要一直等到九点来钟，这该是一个多少漫长而难熬的时段！但一想起丘少云在朝鲜战场上强忍着被敌人**燃烧的剧痛，却能一动不动地潜伏着，直到被活活地烧死。想到这些，就觉得眼前这种困难根本不算什么。
尽管我们占据着比较高的地形，与西面苏军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只隔三公里，但对面苏军那边好象什么动静都没有，非常地寂静安宁。似乎苏军那边还一直沉入在睡梦之中，却不知人家早就布下了腾腾杀机。
其实，在我们顶着星光悄然地进入预设阵地时，苏方前沿哨所担任观察任务的杜列波夫中士，就借着东面石头山影与天幕的对比，发现了“毛派分子入侵”。而且，他们近来借助直升机和其他手段早就发现了我边防站来了一些摄影记者，就此断定我军肯定会有较大的军事行动。8月12日，苏军前沿哨所观察到中方一侧的异常调动，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和相邻罗德尼科瓦亚边防站立即进入警戒状态，并在前沿哨所紧急修筑了掩体，将两辆装甲车悄悄地部署在侧翼掩体中，调集十多辆装甲车和数辆军车，潜伏在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的西侧。
过了7点30分，天色就开始亮了。我正趴俯在阵地上，朝着苏军边防站那边注视着。突然，一架米格直升机飞到了我方阵地上空。在满是褐色的光秃秃的小石山上，草绿色军装该是多么地醒目，所以，我们一下全给暴露了。直升机飞得很低，象一只苍蝇嗡嗡地在我方阵地上缓慢地盘旋，几乎要一头栽在无名高地的小山上。我们甚至能很清楚地看到机组人员在对我方阵地进行拍照。因为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不能对敌机开火。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说明敌人已经对我方行动有所准备了。但这却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相反，拍摄过珍宝岛事件纪录影片的新影厂记者温炳林觉得这刚好是个可以利用的绝好镜头。他让我和另外一名战士从阵地上站了起来，手持钢枪，怒视敌机，给我们拍下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抗议苏军侵略的特写镜头
第一架直升机在三个前沿阵地盘旋侦察一番后飞走，第二架直升机紧接着也来了，它直接深入到我方纵深地区，把我方指挥组和预备队的布置也看得一清二楚。
天越来越亮了，整个无名高地四周非常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随着太阳的升起，我们感到了一丝丝的温意。但此时的天空下却是异常地安静，安静得都让我们感到有些不正常。敌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行动和布置，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太阳在慢慢地升高，天色中已经有了一些暖意的金光。但我的心却有些惴惴不安，甚至有些紧张。为何不安，为何紧张，我也说不清，也许是担心敌人已对我们的行动有了防备。
大概9点来钟，我看到副站长裴映章带着我方巡逻队出现在巡逻线路上。他们配有1挺班用机枪、两具40火箭筒、两枚枪榴弹、十几支冲锋枪、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以及1部硅电台。本来裴副站长已经复员了，不用再参加这次行动了。可是，新来的连长范进忠不熟悉巡逻路线，于是，上级领导就决定让裴副站长以老带新，一起完成这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所以，这也是他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班岗。
可是，就在他们走在开阔地时，苏军的三辆军车从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急速地开了过来，在离我们中翼掩护组只有二百多米远的预先构筑的阵地边停了下来。接着，就见苏军士兵一个个地从军车上跳了下来。他们一边下着我们一边数着，等他们全部下了车，我们算了一下，他们总共是126人。我们相互之间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等苏军士兵全部地进到了阵地的掩体中，这时，裴副站长带领的巡逻队已经走到了离我们中翼掩护组的阵地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了。
苏军这时用喇叭对着巡逻组开始喊叫起来，声音很大，非常刺耳。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巡逻队进入了他们的边界，要巡逻队马上离开，否则就是侵入，将要给予回击。但我巡逻队员对苏军这种反应却不以为然。实际上，我们平时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听英雄事迹报告，都比较夸大我军的机智英敢，而把敌方说得比较胆小怕死，所以，在事先的对敌准备中，有人就问到如果碰上苏军该怎么办时，我们的许多战士就大大咧咧地说，‘老修嘛，就那么两下子，见到了我们，也不过就是朝天打两个点射’。从这种腔调中，就不难看见我们的战士还真是没把苏军看在眼里。可是，我们忘了：苏军也是曾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关东军的一支强军，如果他们不够强大，还会胆敢入侵有七亿人民七亿兵的中国吗？
“我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苏军见我们的巡逻队还在朝前走，当即就开了枪。第一枪就把裴映章的脖子打了个贯穿，鲜血从他的颈部泉水般地涌了出来。第二枪又打中了我们排长李国桢，但李国桢的伤并不是很重。而这时，巡逻队还没有进入无名高地的争议地段。见到苏军开枪了，巡逻队员马上卧倒，匍匐着朝着我们的阵地爬了过来。我们很想开枪掩护裴副站长他们，可是，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谁也不敢开枪。不一会，裴副站长带着巡逻队的10名队员爬上了这座只有七、八十米高的铁褐色无名高地。
他们刚撤到我们的阵地上，苏军步兵就呈散兵线朝我们的无名高地扑了过来。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苏军阵地上竟出现了装甲车。这是他们昨日下午就已经在阵地里埋伏好的。其中一辆，直接插到了东南方，切断了中翼组与北翼组的联系，正好对着我们攻了上来。
巡逻组的报话员曹新龙就蹲在我旁边，不停地用报话机向指挥部呼叫‘现在是九点零五分，苏军已向我开枪，将裴副站长和李排长打伤。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指示。’可是，这时一颗子弹将他击倒，接着，他的报话机也被苏军击毁。我们边防站只有两部报话机，一部由巡逻队的曹新龙携带，另一部在指挥部。我们左中右三个掩护组都没有报话机。曹新龙一死，报话机一坏，就使得我们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苏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正朝我们无名高地阵地扑来，可是，因为报话机坏了，我们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谁也不敢开第一枪。正在我们不知所措时，指挥组向我们发出了两枚信号弹，命令我们开枪反击。
看着苏军开枪打死打伤我们的战友，我们早就忍无可忍了，一看到指挥组要我们反击的命令，我们怀着‘保卫祖国、为战友复仇’的满腔怒火，立刻把子弹射向敌人。我们击退在3辆装甲车掩护下的数十名苏军进攻。不久苏军装甲车又掩护步兵从南侧向无名高地攻击，再次被我们击退。接着苏军又发动第三次进攻，苏军共出动装甲车10多辆，步兵300余人。装甲车从南北两个方向迂回到无名高地后侧，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却遭到我们的顽强抵抗，多次冲击被击退。此时，我们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的口号是‘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因为眼前的情况是我们下不了山，而左右翼那两个掩护组也无法向我们靠拢。我们和两个掩护组之间有一片七八百米宽的开阔地，苏军的装甲车一直卡在这片开阔地上，切断了我们几个阵地的相互增援，使得我们只能拼死坚守。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们又第3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苏军看攻不上来，便改变战术，远离我军轻武器的有效射程，使用装甲车和火炮向我无名高地进行射击和轰击。我本想等敌人的装甲车靠近50米时再发射枪榴弹，可是，敌人的装甲车只是在无名高地下面平缓的荒漠地上来回跑动，不停地用枪炮朝我阵地远射。我见装甲车从东北角开始往南运动，距离在枪榴弹150米的有效射程内，便朝着装甲车发射一枚枪榴弹。因我从接到枪榴弹到开始执行任务，只有三天的时间，对它的性能还不太了解，使用也不熟练，又是第一次实弹发射，所以，我发射的第一枚枪榴弹，离人家装甲车还差得很远。我调整了一下枪口，对准那辆装甲车再次发射枪榴弹。可是，还是打偏了。正当我准备再发射第三枚时，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了我的身旁，随着一声巨响，我被一股巨浪掀翻，然后被炮弹炸崩的石头埋住，我便昏了过去。
接下来的混乱战斗，我是四十年后才知道的。我方虽然只有100余人，但前方三个预设阵地都没有电台，后方与前方只能用信号弹联系，也就是用一、二、三发信号弹发布不同命令。可是，战斗打响后，指挥员发射两发信号弹后，怕前方看不见，又匆忙补发了两发，四发信号弹让各战斗组不明其意，所以造成了信息混乱。混乱的指挥加上原本兵力火力的巨大差距，各战斗组只能坐视苏军从容不迫地用四辆装甲车包围中翼无名高地，不断地进行炮击，使得铁列克提之战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战斗打到13时30分结束。坚守无名高地及其南侧小高地的边防指战员26人及3名随军记者全部伤亡。而苏军死亡12人，伤22人。
后来听说这次巡逻几乎准备了一个月时间，目的确实只是巡逻，但由于边防斗争的复杂性，为了确保巡逻队的安全，我方还在8月13日这天邀请了苏方边防代表到我巴克图进行会谈，以将其军官调离岗位，使我方乘机进行巡逻。按照惯例，我们会谈都是在上午时间10时进行。可是，当我方边防代表军分区副政委王新光同志上午10时准时乘车来到苏军边防站搭门时，苏边防代表巴申捷夫下车后气势汹汹对着我边防代表说：‘王新光，你的部队向我的部队开火了，我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说罢把皮包往胳膊下一夹，扭头就走。王新光脑子还没转过来，就说：‘哎！哎！说好的要进行会谈，你怎么就走了？’苏方代表巴申捷夫也不搭理，上到自己的车里，油门一踏就开走了。王新光只好乘车返回军分区，等他回到军分区时，这才得知战斗已经结束。”
第六章：激战无名高地
“1969年8月13日凌晨两点，我们全体边防人员吃过饭，便全副武装地在夜空下的篮球场上集合。我背着半自动步枪，带着200发子弹，拎着枪榴弹发射器和4枚枪榴弹，与全班战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准备着出发。我情绪高昂，精神抖擞，感觉杀敌立功的机会终于到了。同志们也和我一样，都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
班长让大家报数之后，便对我们每个人配备的武器装备进行检查，并帮我们整理衣装和风纪扣。然后，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并拍着我们的肩膀，与我们的目光对视，让我们感到了一种生死与共的兄弟深情。
各班班长向连长报告本班的人数和准备情况，之后，塔城军分区政委用十分沉重和庄严的口气开始讲话，‘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极不平凡的日子，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永远纪念的日子。我们要去执行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要把被苏修侵占的领土收回来。为了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让我们一起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来鼓舞我们，鞭策我们。请大家拿出红宝书，一起朗诵。’于是，全体官兵都从口袋里拿出毛主席语录，一起朗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我们朗诵完毛主席语录，首长便把手朝着南边的方向一挥，大声地说，’同志们，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归来，出发！’
我们一百来人，分成各个战斗小组和分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甩开步子朝着10公里外的前沿阵地进发。此时，夜色深浓，繁星满天，风声正急，凉气渗人。这里素有‘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俗称，虽是八月盛夏之季，但夜晚的温度却是很低。所以，我们都穿着四件的厚衣服。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被分为第三掩护组，共14人，由班长李建为组长，配有一挺轻机枪和一支枪榴弹。主要是从中翼掩护巡逻组完成巡逻任务。如果苏军发动武装挑衅，我们就掩护和保护巡逻组。如果苏军不挑起事端，我们就帮着巡逻组一起，把被苏军移动的独立石移回到原来的位置。
按当时苏联主张的国境线，我们中翼掩护组和左右两翼掩护组的三个阵地由北向南地一字排开，均位于苏联一侧的界内。而由边防营营长康友福和政委浦其武统一指挥的指挥组和预备队却是位于我方边界线内。从北边的右翼掩护组阵地到南面的左翼掩护组阵地，相距约有两三公里。因我军这次巡逻的目的，就是要以行动告知苏方我们并不承认他们划定的这个‘实际控制线’。因此，巡逻组必须要等到天亮之后方才出发。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即将进入中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提供掩护。
为了潜伏到预定的地点而不被苏军发现，我们中翼掩护组从边防站向东迂回，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才到达了离无名高地不远的潜伏地点。这时才只有四点来钟，带着沉重的武器，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我们都有些累了，很想好好地休息一下。可是，我们所处的潜伏位置却是在并不太高的石山之上。山上烁石遍地，寸草不生，既没有天然的地形可利用，也无法挖掘掩体。石山上砾石峥嵘，如尖刀一般锋利，一不小心，膝盖和手指就会被利石划破，鲜血直流。
正值黎明时分，天上的星星越来越稀，但夜风却是越来越冷，身下的石山就象一座冰库，很快就把我们身上仅有的那点热量吸光了，所以，我们整个身子就跟冰块一样冰冷。但为了占据有利地形，战士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顾不得膝盖和手指被划破，顾不得冰冷刺骨，硬是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仔细地观察着苏军的动静。
根据事先安排，巡逻队要在九时三十分才会在被苏军占据的线路上开始巡逻，所以，我们只能苦苦地等待。从凌晨四点来钟要一直等到九点来钟，这该是一个多少漫长而难熬的时段！但一想起丘少云在朝鲜战场上强忍着被敌人**燃烧的剧痛，却能一动不动地潜伏着，直到被活活地烧死。想到这些，就觉得眼前这种困难根本不算什么。
尽管我们占据着比较高的地形，与西面苏军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只隔三公里，但对面苏军那边好象什么动静都没有，非常地寂静安宁。似乎苏军那边还一直沉入在睡梦之中，却不知人家早就布下了腾腾杀机。
其实，在我们顶着星光悄然地进入预设阵地时，苏方前沿哨所担任观察任务的杜列波夫中士，就借着东面石头山影与天幕的对比，发现了“毛派分子入侵”。而且，他们近来借助直升机和其他手段早就发现了我边防站来了一些摄影记者，就此断定我军肯定会有较大的军事行动。8月12日，苏军前沿哨所观察到中方一侧的异常调动，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和相邻罗德尼科瓦亚边防站立即进入警戒状态，并在前沿哨所紧急修筑了掩体，将两辆装甲车悄悄地部署在侧翼掩体中，调集十多辆装甲车和数辆军车，潜伏在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的西侧。
过了7点30分，天色就开始亮了。我正趴俯在阵地上，朝着苏军边防站那边注视着。突然，一架米格直升机飞到了我方阵地上空。在满是褐色的光秃秃的小石山上，草绿色军装该是多么地醒目，所以，我们一下全给暴露了。直升机飞得很低，象一只苍蝇嗡嗡地在我方阵地上缓慢地盘旋，几乎要一头栽在无名高地的小山上。我们甚至能很清楚地看到机组人员在对我方阵地进行拍照。因为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不能对敌机开火。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说明敌人已经对我方行动有所准备了。但这却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相反，拍摄过珍宝岛事件纪录影片的新影厂记者温炳林觉得这刚好是个可以利用的绝好镜头。他让我和另外一名战士从阵地上站了起来，手持钢枪，怒视敌机，给我们拍下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抗议苏军侵略的特写镜头
第一架直升机在三个前沿阵地盘旋侦察一番后飞走，第二架直升机紧接着也来了，它直接深入到我方纵深地区，把我方指挥组和预备队的布置也看得一清二楚。
天越来越亮了，整个无名高地四周非常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随着太阳的升起，我们感到了一丝丝的温意。但此时的天空下却是异常地安静，安静得都让我们感到有些不正常。敌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行动和布置，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太阳在慢慢地升高，天色中已经有了一些暖意的金光。但我的心却有些惴惴不安，甚至有些紧张。为何不安，为何紧张，我也说不清，也许是担心敌人已对我们的行动有了防备。
大概9点来钟，我看到副站长裴映章带着我方巡逻队出现在巡逻线路上。他们配有1挺班用机枪、两具40火箭筒、两枚枪榴弹、十几支冲锋枪、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以及1部硅电台。本来裴副站长已经复员了，不用再参加这次行动了。可是，新来的连长范进忠不熟悉巡逻路线，于是，上级领导就决定让裴副站长以老带新，一起完成这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所以，这也是他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班岗。
可是，就在他们走在开阔地时，苏军的三辆军车从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急速地开了过来，在离我们中翼掩护组只有二百多米远的预先构筑的阵地边停了下来。接着，就见苏军士兵一个个地从军车上跳了下来。他们一边下着我们一边数着，等他们全部下了车，我们算了一下，他们总共是126人。我们相互之间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等苏军士兵全部地进到了阵地的掩体中，这时，裴副站长带领的巡逻队已经走到了离我们中翼掩护组的阵地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了。
苏军这时用喇叭对着巡逻组开始喊叫起来，声音很大，非常刺耳。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巡逻队进入了他们的边界，要巡逻队马上离开，否则就是侵入，将要给予回击。但我巡逻队员对苏军这种反应却不以为然。实际上，我们平时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听英雄事迹报告，都比较夸大我军的机智英敢，而把敌方说得比较胆小怕死，所以，在事先的对敌准备中，有人就问到如果碰上苏军该怎么办时，我们的许多战士就大大咧咧地说，‘老修嘛，就那么两下子，见到了我们，也不过就是朝天打两个点射’。从这种腔调中，就不难看见我们的战士还真是没把苏军看在眼里。可是，我们忘了：苏军也是曾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关东军的一支强军，如果他们不够强大，还会胆敢入侵有七亿人民七亿兵的中国吗？
“我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苏军见我们的巡逻队还在朝前走，当即就开了枪。第一枪就把裴映章的脖子打了个贯穿，鲜血从他的颈部泉水般地涌了出来。第二枪又打中了我们排长李国桢，但李国桢的伤并不是很重。而这时，巡逻队还没有进入无名高地的争议地段。见到苏军开枪了，巡逻队员马上卧倒，匍匐着朝着我们的阵地爬了过来。我们很想开枪掩护裴副站长他们，可是，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谁也不敢开枪。不一会，裴副站长带着巡逻队的10名队员爬上了这座只有七、八十米高的铁褐色无名高地。
他们刚撤到我们的阵地上，苏军步兵就呈散兵线朝我们的无名高地扑了过来。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苏军阵地上竟出现了装甲车。这是他们昨日下午就已经在阵地里埋伏好的。其中一辆，直接插到了东南方，切断了中翼组与北翼组的联系，正好对着我们攻了上来。
巡逻组的报话员曹新龙就蹲在我旁边，不停地用报话机向指挥部呼叫‘现在是九点零五分，苏军已向我开枪，将裴副站长和李排长打伤。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指示。’可是，这时一颗子弹将他击倒，接着，他的报话机也被苏军击毁。我们边防站只有两部报话机，一部由巡逻队的曹新龙携带，另一部在指挥部。我们左中右三个掩护组都没有报话机。曹新龙一死，报话机一坏，就使得我们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苏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正朝我们无名高地阵地扑来，可是，因为报话机坏了，我们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谁也不敢开第一枪。正在我们不知所措时，指挥组向我们发出了两枚信号弹，命令我们开枪反击。
看着苏军开枪打死打伤我们的战友，我们早就忍无可忍了，一看到指挥组要我们反击的命令，我们怀着‘保卫祖国、为战友复仇’的满腔怒火，立刻把子弹射向敌人。我们击退在3辆装甲车掩护下的数十名苏军进攻。不久苏军装甲车又掩护步兵从南侧向无名高地攻击，再次被我们击退。接着苏军又发动第三次进攻，苏军共出动装甲车10多辆，步兵300余人。装甲车从南北两个方向迂回到无名高地后侧，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却遭到我们的顽强抵抗，多次冲击被击退。此时，我们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的口号是‘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因为眼前的情况是我们下不了山，而左右翼那两个掩护组也无法向我们靠拢。我们和两个掩护组之间有一片七八百米宽的开阔地，苏军的装甲车一直卡在这片开阔地上，切断了我们几个阵地的相互增援，使得我们只能拼死坚守。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们又第3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苏军看攻不上来，便改变战术，远离我军轻武器的有效射程，使用装甲车和火炮向我无名高地进行射击和轰击。我本想等敌人的装甲车靠近50米时再发射枪榴弹，可是，敌人的装甲车只是在无名高地下面平缓的荒漠地上来回跑动，不停地用枪炮朝我阵地远射。我见装甲车从东北角开始往南运动，距离在枪榴弹150米的有效射程内，便朝着装甲车发射一枚枪榴弹。因我从接到枪榴弹到开始执行任务，只有三天的时间，对它的性能还不太了解，使用也不熟练，又是第一次实弹发射，所以，我发射的第一枚枪榴弹，离人家装甲车还差得很远。我调整了一下枪口，对准那辆装甲车再次发射枪榴弹。可是，还是打偏了。正当我准备再发射第三枚时，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了我的身旁，随着一声巨响，我被一股巨浪掀翻，然后被炮弹炸崩的石头埋住，我便昏了过去。
接下来的混乱战斗，我是四十年后才知道的。我方虽然只有100余人，但前方三个预设阵地都没有电台，后方与前方只能用信号弹联系，也就是用一、二、三发信号弹发布不同命令。可是，战斗打响后，指挥员发射两发信号弹后，怕前方看不见，又匆忙补发了两发，四发信号弹让各战斗组不明其意，所以造成了信息混乱。混乱的指挥加上原本兵力火力的巨大差距，各战斗组只能坐视苏军从容不迫地用四辆装甲车包围中翼无名高地，不断地进行炮击，使得铁列克提之战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战斗打到13时30分结束。坚守无名高地及其南侧小高地的边防指战员26人及3名随军记者全部伤亡。而苏军死亡12人，伤22人。
后来听说这次巡逻几乎准备了一个月时间，目的确实只是巡逻，但由于边防斗争的复杂性，为了确保巡逻队的安全，我方还在8月13日这天邀请了苏方边防代表到我巴克图进行会谈，以将其军官调离岗位，使我方乘机进行巡逻。按照惯例，我们会谈都是在上午时间10时进行。可是，当我方边防代表军分区副政委王新光同志上午10时准时乘车来到苏军边防站搭门时，苏边防代表巴申捷夫下车后气势汹汹对着我边防代表说：‘王新光，你的部队向我的部队开火了，我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说罢把皮包往胳膊下一夹，扭头就走。王新光脑子还没转过来，就说：‘哎！哎！说好的要进行会谈，你怎么就走了？’苏方代表巴申捷夫也不搭理，上到自己的车里，油门一踏就开走了。王新光只好乘车返回军分区，等他回到军分区时，这才得知战斗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