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希特勒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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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凡尔登前线率先使用了毒气炮弹之后，德国的无线电广播还谴责英国军队在堑壕中使用了有窒息性毒气炮弹和炸弹。在采取任何新式武器或新的暴行之前，德军最高参谋部往往把他们的行动推在协约国身上，以便在“道义上”为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作辩护。
写到这，介绍一下战争中的第二战场：舆论战！这也是当今“战争”的一种重要方式，惨烈程度不亚于毒气战。
一战时的媒体，除了报纸，无线电广播也很普及了。当时，虽然新闻专业主义已经成为传媒界的共识，包括真实性，客观性，独立性。但是，战争期间，宣传战线成了第二战场，各国媒体在维护国家利益上，不遗余力。正如英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说的：“在战争中，媒体报道的事实真相，是最值得怀疑的，真实性总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所以，德国的无线电广播颠倒黑白成了常态。
实际上，古今中外的战争，在军事上打击对方之前，都很注重在舆论上先做足文章，声明己方的正义，痛斥敌方的残暴。比如，成汤讨伐夏桀之前，就发布了有名的《汤誓》檄文，声称不是自己谋反，而是这个君主实在太坏了。周武王讨伐纣王时，也发布战斗檄文《泰誓》，最大限度地抹黑纣王，称自己为正义之师。陈琳《讨贼檄文》更是一篇长篇大论，除了夸大曹操的残暴、狡猾、忘恩负义之外，还大曝曹操的父亲把曹操过继给太监的隐私，指责曹操并非什么名门之后，不过是个“赘阉遗丑”，气得曹操头痛病都犯了。7岁就写出“鹅鹅鹅”的神童骆宾王骂武则天，“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而且“豺狼成性，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简直是“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至于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当然，一战刚开始时，各国并不太看重宣传，毕竟大炮在手：口径大就是真理，射程远才是王道！但当双方进入了持久战，前线动则几十万人伤亡，如何获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是头痛的问题，尤其当时广大工人在“欧洲幽灵”的影响下，都觉得财富就是体力劳动创造的，如何让他们加入战争到前线去送死，各国政府不得不在舆论上造势，抹黑对方，赞美自己的正义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性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人们大多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但由于所处国家、地区、种族不同以及受教育及所获得信息内容的局限。所谓真相，只是你以为是真的而已。一旦媒体有意进行偏向报道或者有人操纵舆论。比如雇佣水军或五毛发帖，这种偏向报道又正好迎合了大众心理时。一种举国的狂热及偏激就极易形成，这种所谓的“羊群效应”，历史上会搞宣传的人，比如希特勒，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当战争变得旷日持久之时，媒体残存的专业主义精神，基本上瓦解了。
比如法国的《十字架报》，把战争宣传成种族之间的争斗：“高卢人、古罗马人与法国人远古的热忱，在我们体内复活，必须把德国人从莱茵河左岸清除干净。这些声名狼藉的游牧部落必须被赶回他们的疆界。法国和比利时的高卢人必须用决定性的突然打击断然击退侵略者。种族战争出现了！”宗教之间的差异，比如基督教和东正教之间的不同，也变成了战争的原因。
刚开始，法国举国上下卷入一致赞同战争的狂热气氛中。当大量的年轻人在宣传鼓动下参军之时，妇女们则往他们的武器上套上鲜花，献上热吻。
法国大肆宣传德国的残暴。战争初期，法军连战连败，已经受到政府管控的媒体，没事实来宣扬法军的胜利，只好捏造新闻。每天凭空报道德军的死亡人数，并且“报捷”说英法联军占领德国汉堡。
同时，英法媒体一个劲抹黑德军。比如德军占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发表一份报道称：在宣布攻占安特卫普时，人们让教堂敲响了钟声。法国的《晨邮报》这么转载：据报道，在安特卫普市被攻占时，教士们被迫敲响钟声。接着英国的《泰晤士报》则转载成这样：据报道，拒绝敲响钟声的教士被解职。最后这条新闻又回到《晨邮报》：据报道，野蛮的征服者对勇敢的拒绝敲钟的教士进行了惩罚，他们被脑袋朝下倒吊起来，像钟摆一样晃来晃去。
在战争期间，为了达到抹黑敌人的目的，捏造成为媒体报道的家常便饭。英国的《泰晤士报》就刊登了毛骨悚然的记事：德国的“尸体活用设施”，说德国使用英国士兵的尸体制作肥皂。记者如临现场写道：“满载英国士兵尸体的列车到达工厂，然后尸体被清洗干净、消毒。然后尸体被送进干燥室，最后被自动传送到消化器（一种大锅），蒸汽处理后，尸体就被制作成好几种产品，生成的油脂，被装入小桶里。”这完全是篇捏造的文字，意在激起英国民众对德军的强烈反感！
相比较而言，严谨呆板的德国人，在大战中的宣传做得比较差，除了把自己干的坏事推到对方身上，就总强调敌方的宣传是谎言，为了让德国民众明白这点，德国把协约国的英文allies解释为“一派谎言”。在学校，则要求学生们抄写“路透社（英国的主要通讯社）是战争谎言的编造者”。不过，德国对美国的宣传战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在美国的人口比率中。有十分之一为德国后裔。
总之，记住一个定律：在战争中，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报纸。这在今天也适用，就像萨达姆的宣传部长。美军都攻进巴格达了，他还在说伊拉克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德军第二次毒气进攻时，被加拿大军挫败，风向发生转向后，略呈绿黄色的气体还向他们徐徐飘来。以至于德军总参谋部怀疑毒气的效力，认为使用毒气来对付整个敌军没有战略价值，只适用于小战区，因此效果微不足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大规模使用。
遇到毒气，英法军队匆匆给士兵们发了防毒面具，但当时还不知道毒气的化学成分，发的防毒面具，并不特别有效。法国间谍夏尔.吕西托潜伏到了德国，他奉命搞清楚毒气弹的情报。
于是，吕西托装成一个酒鬼，去了克虏伯工人常去的当地酒吧。德国人有喝啤酒的嗜好。吕西托慷慨地以一瓶瓶的啤酒，款待他的新相识，从他们的闲谈中吸收情报。
那天晚上六点半。很多下班的工人，在这酒吧里喝啤酒，吃烤肠。吕西托注意到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他很瘦，颧骨突出，满脸皱纹，穿着克虏伯工厂警卫服，袖口还沾满了油污。
老人没有说话，一个人独自在角落里，低头喝着一大杯黑啤酒，没有吃任何东西。他的家里有四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孙子要养。要上学，他当警卫那点工资。还不够自己的开销，身上没多余的钱。
吕西托又矮又胖。其貌不扬，那天穿着一身商人的行头，显得很绅士，走了过去，对服务生说：“嘿，伙计，给我来两份热狗。”
说完，吕西托就在老警卫的对面坐下。男服务生送来两份热气腾腾的热狗后，吕西托示意服务生给老警卫送一份。
“谢谢你，好心人。”老警卫说道，他对于有这位殷实的旅行商人做朋友感到很高兴。
吕西托自我介绍叫克鲁特，很快就知道了老人的名字：卡蒙德。吕西托耐心地和老警卫拉起了家常，慢慢地就套起他的工作：“你这把年纪，怎么还不退休呢？”
老警卫卡蒙德说：“退休？我哪有这种命。趁现在还能动，挣点钱自己花。现在孩子们的负担也重。”
吕西托说：“门卫的工作，多枯燥呀。”
老警卫咬了一口热狗，说：“也不是太枯燥。”他谈到一次值得注意的试验：从一门大炮中发射毒气炮弹。
吕西托假装既关心又怀疑的样子，伸过头来，说：“真有这回事？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是真的，我给你二千马克。”
老警卫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四十马克，两千马克是一笔十分吸引人的巨款，他同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
三天后，相当大的一块毒气炮弹碎片，已经放在巴黎一位杰出化学家的实验室里，他很快分析出毒气的主要成分是液态的氯，并帮助协约国造出防毒气的防毒面具，最初制成的，是一层纱布衬垫，周围裹以经过烧碱液处理过的废棉花，然而，起的作用不大。
于是，协约国又开发了另一种防毒面具，像消防员的“救火帽”，用油脂浸渍的灰毡兜帽，上面有小小的云母片隙缝可以望见外面。毒气容易渗过松宽的针脚，从兜帽下面往上升，其结果是戴这种兜帽的人，比不戴的人更易感到窒息。直到加拿大军第七营在一次堑壕袭击中，捉到了十二个德国俘虏，他们的橡皮防毒气面具也被缴获，防毒面具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毒气炮弹在寒冷的天气里，效果微不足道，这使德国人感到失望。有时一阵异常的风，会使有毒的云吹回到他们自己的防线来。后来德国人的毒气弹还使用光气，这种无色毒气，比空气重三倍半，比氯气的杀伤力大十倍。除具有窒息性外，光气对于引起心脏的总崩溃能起后发作用。在通风地区，毒气和光气在三到六小时内消散。
不久，协约国也以牙还牙，着手制造它们自己的毒气炮弹。后来德国人还采用芥子气，这是一种油状腐蚀剂，能使皮肤起泡，引起溃烂，只有经过很长时期才会蒸发。芥子气造成部队的恐怖。协约国则用路易氏毒气反击，这同样是一种剧毒的起泡剂。德国人还研制一种能渗透防毒面具的化学品，使戴防毒面具的人猛烈地打喷嚏，恶心，呕吐，迫使他们扯掉防毒面具。紧接着这种突击就发出时间上经过小心安排的其他毒气。
1909年，德国对协约国至少发射了十二万五千吨毒气。协约国也对德国发射了至少十万吨毒气。双方仅化学战的伤亡人数，都超过一百万，其中死亡十万多人。
希特勒下士在战场上，被英军的芥子气攻击，而眼睛暂时失明。他被送往后方医院抢救时，疼得大叫：“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要瞎了！”
医务室里的一位医生亨利仔细给希特勒检查了眼球，发现没有任何毛病。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喊：“这不可能。医生，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亨利这时意识到希特勒可能是得了癔症，这种病是神经症的一种，老是担心自己有病，即使检查正常也不肯信医生的。因此要对他进行心理治疗。
亨利对希特勒说：“你试着想一想，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你的意志能改变一切！”
希特勒坚信他的话，在一夜之间，眼睛竟然奇迹般的复明了。这件事情对希特勒产生了极大影响，让他更加坚信意志和决心的作用，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在任何困境中都没有屈服过。他坚信，上帝已死，而希特勒，就是德国人的上帝！
而毒气战的始作俑者，哈伯，果然受到了世界同行科学家的强烈谴责，包括他的妻子克拉克，她离他而去了。
那天，哈伯回到家中，他美丽贤慧的妻子克拉克小姐已经离开了，她留下一封信，信中说：“哈伯，对不起，我无法让我们的孩子，面对一个恶魔般漠视别人生命的父亲！我走了，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你不用找我。我会把孩子生下来，等他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在战争中死了！”
哈伯拿着妻子的信，泪流满面，他去找妻子，但杳无音讯。此后，每个礼拜，哈伯都去他家附近的一家教堂忏悔，请求上帝的宽恕！
德国在凡尔登前线率先使用了毒气炮弹之后，德国的无线电广播还谴责英国军队在堑壕中使用了有窒息性毒气炮弹和炸弹。在采取任何新式武器或新的暴行之前，德军最高参谋部往往把他们的行动推在协约国身上，以便在“道义上”为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作辩护。
写到这，介绍一下战争中的第二战场：舆论战！这也是当今“战争”的一种重要方式，惨烈程度不亚于毒气战。
一战时的媒体，除了报纸，无线电广播也很普及了。当时，虽然新闻专业主义已经成为传媒界的共识，包括真实性，客观性，独立性。但是，战争期间，宣传战线成了第二战场，各国媒体在维护国家利益上，不遗余力。正如英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说的：“在战争中，媒体报道的事实真相，是最值得怀疑的，真实性总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所以，德国的无线电广播颠倒黑白成了常态。
实际上，古今中外的战争，在军事上打击对方之前，都很注重在舆论上先做足文章，声明己方的正义，痛斥敌方的残暴。比如，成汤讨伐夏桀之前，就发布了有名的《汤誓》檄文，声称不是自己谋反，而是这个君主实在太坏了。周武王讨伐纣王时，也发布战斗檄文《泰誓》，最大限度地抹黑纣王，称自己为正义之师。陈琳《讨贼檄文》更是一篇长篇大论，除了夸大曹操的残暴、狡猾、忘恩负义之外，还大曝曹操的父亲把曹操过继给太监的隐私，指责曹操并非什么名门之后，不过是个“赘阉遗丑”，气得曹操头痛病都犯了。7岁就写出“鹅鹅鹅”的神童骆宾王骂武则天，“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而且“豺狼成性，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简直是“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至于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当然，一战刚开始时，各国并不太看重宣传，毕竟大炮在手：口径大就是真理，射程远才是王道！但当双方进入了持久战，前线动则几十万人伤亡，如何获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是头痛的问题，尤其当时广大工人在“欧洲幽灵”的影响下，都觉得财富就是体力劳动创造的，如何让他们加入战争到前线去送死，各国政府不得不在舆论上造势，抹黑对方，赞美自己的正义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性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人们大多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但由于所处国家、地区、种族不同以及受教育及所获得信息内容的局限。所谓真相，只是你以为是真的而已。一旦媒体有意进行偏向报道或者有人操纵舆论。比如雇佣水军或五毛发帖，这种偏向报道又正好迎合了大众心理时。一种举国的狂热及偏激就极易形成，这种所谓的“羊群效应”，历史上会搞宣传的人，比如希特勒，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当战争变得旷日持久之时，媒体残存的专业主义精神，基本上瓦解了。
比如法国的《十字架报》，把战争宣传成种族之间的争斗：“高卢人、古罗马人与法国人远古的热忱，在我们体内复活，必须把德国人从莱茵河左岸清除干净。这些声名狼藉的游牧部落必须被赶回他们的疆界。法国和比利时的高卢人必须用决定性的突然打击断然击退侵略者。种族战争出现了！”宗教之间的差异，比如基督教和东正教之间的不同，也变成了战争的原因。
刚开始，法国举国上下卷入一致赞同战争的狂热气氛中。当大量的年轻人在宣传鼓动下参军之时，妇女们则往他们的武器上套上鲜花，献上热吻。
法国大肆宣传德国的残暴。战争初期，法军连战连败，已经受到政府管控的媒体，没事实来宣扬法军的胜利，只好捏造新闻。每天凭空报道德军的死亡人数，并且“报捷”说英法联军占领德国汉堡。
同时，英法媒体一个劲抹黑德军。比如德军占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发表一份报道称：在宣布攻占安特卫普时，人们让教堂敲响了钟声。法国的《晨邮报》这么转载：据报道，在安特卫普市被攻占时，教士们被迫敲响钟声。接着英国的《泰晤士报》则转载成这样：据报道，拒绝敲响钟声的教士被解职。最后这条新闻又回到《晨邮报》：据报道，野蛮的征服者对勇敢的拒绝敲钟的教士进行了惩罚，他们被脑袋朝下倒吊起来，像钟摆一样晃来晃去。
在战争期间，为了达到抹黑敌人的目的，捏造成为媒体报道的家常便饭。英国的《泰晤士报》就刊登了毛骨悚然的记事：德国的“尸体活用设施”，说德国使用英国士兵的尸体制作肥皂。记者如临现场写道：“满载英国士兵尸体的列车到达工厂，然后尸体被清洗干净、消毒。然后尸体被送进干燥室，最后被自动传送到消化器（一种大锅），蒸汽处理后，尸体就被制作成好几种产品，生成的油脂，被装入小桶里。”这完全是篇捏造的文字，意在激起英国民众对德军的强烈反感！
相比较而言，严谨呆板的德国人，在大战中的宣传做得比较差，除了把自己干的坏事推到对方身上，就总强调敌方的宣传是谎言，为了让德国民众明白这点，德国把协约国的英文allies解释为“一派谎言”。在学校，则要求学生们抄写“路透社（英国的主要通讯社）是战争谎言的编造者”。不过，德国对美国的宣传战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在美国的人口比率中。有十分之一为德国后裔。
总之，记住一个定律：在战争中，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报纸。这在今天也适用，就像萨达姆的宣传部长。美军都攻进巴格达了，他还在说伊拉克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德军第二次毒气进攻时，被加拿大军挫败，风向发生转向后，略呈绿黄色的气体还向他们徐徐飘来。以至于德军总参谋部怀疑毒气的效力，认为使用毒气来对付整个敌军没有战略价值，只适用于小战区，因此效果微不足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大规模使用。
遇到毒气，英法军队匆匆给士兵们发了防毒面具，但当时还不知道毒气的化学成分，发的防毒面具，并不特别有效。法国间谍夏尔.吕西托潜伏到了德国，他奉命搞清楚毒气弹的情报。
于是，吕西托装成一个酒鬼，去了克虏伯工人常去的当地酒吧。德国人有喝啤酒的嗜好。吕西托慷慨地以一瓶瓶的啤酒，款待他的新相识，从他们的闲谈中吸收情报。
那天晚上六点半。很多下班的工人，在这酒吧里喝啤酒，吃烤肠。吕西托注意到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他很瘦，颧骨突出，满脸皱纹，穿着克虏伯工厂警卫服，袖口还沾满了油污。
老人没有说话，一个人独自在角落里，低头喝着一大杯黑啤酒，没有吃任何东西。他的家里有四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孙子要养。要上学，他当警卫那点工资。还不够自己的开销，身上没多余的钱。
吕西托又矮又胖。其貌不扬，那天穿着一身商人的行头，显得很绅士，走了过去，对服务生说：“嘿，伙计，给我来两份热狗。”
说完，吕西托就在老警卫的对面坐下。男服务生送来两份热气腾腾的热狗后，吕西托示意服务生给老警卫送一份。
“谢谢你，好心人。”老警卫说道，他对于有这位殷实的旅行商人做朋友感到很高兴。
吕西托自我介绍叫克鲁特，很快就知道了老人的名字：卡蒙德。吕西托耐心地和老警卫拉起了家常，慢慢地就套起他的工作：“你这把年纪，怎么还不退休呢？”
老警卫卡蒙德说：“退休？我哪有这种命。趁现在还能动，挣点钱自己花。现在孩子们的负担也重。”
吕西托说：“门卫的工作，多枯燥呀。”
老警卫咬了一口热狗，说：“也不是太枯燥。”他谈到一次值得注意的试验：从一门大炮中发射毒气炮弹。
吕西托假装既关心又怀疑的样子，伸过头来，说：“真有这回事？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是真的，我给你二千马克。”
老警卫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四十马克，两千马克是一笔十分吸引人的巨款，他同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
三天后，相当大的一块毒气炮弹碎片，已经放在巴黎一位杰出化学家的实验室里，他很快分析出毒气的主要成分是液态的氯，并帮助协约国造出防毒气的防毒面具，最初制成的，是一层纱布衬垫，周围裹以经过烧碱液处理过的废棉花，然而，起的作用不大。
于是，协约国又开发了另一种防毒面具，像消防员的“救火帽”，用油脂浸渍的灰毡兜帽，上面有小小的云母片隙缝可以望见外面。毒气容易渗过松宽的针脚，从兜帽下面往上升，其结果是戴这种兜帽的人，比不戴的人更易感到窒息。直到加拿大军第七营在一次堑壕袭击中，捉到了十二个德国俘虏，他们的橡皮防毒气面具也被缴获，防毒面具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毒气炮弹在寒冷的天气里，效果微不足道，这使德国人感到失望。有时一阵异常的风，会使有毒的云吹回到他们自己的防线来。后来德国人的毒气弹还使用光气，这种无色毒气，比空气重三倍半，比氯气的杀伤力大十倍。除具有窒息性外，光气对于引起心脏的总崩溃能起后发作用。在通风地区，毒气和光气在三到六小时内消散。
不久，协约国也以牙还牙，着手制造它们自己的毒气炮弹。后来德国人还采用芥子气，这是一种油状腐蚀剂，能使皮肤起泡，引起溃烂，只有经过很长时期才会蒸发。芥子气造成部队的恐怖。协约国则用路易氏毒气反击，这同样是一种剧毒的起泡剂。德国人还研制一种能渗透防毒面具的化学品，使戴防毒面具的人猛烈地打喷嚏，恶心，呕吐，迫使他们扯掉防毒面具。紧接着这种突击就发出时间上经过小心安排的其他毒气。
1909年，德国对协约国至少发射了十二万五千吨毒气。协约国也对德国发射了至少十万吨毒气。双方仅化学战的伤亡人数，都超过一百万，其中死亡十万多人。
希特勒下士在战场上，被英军的芥子气攻击，而眼睛暂时失明。他被送往后方医院抢救时，疼得大叫：“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要瞎了！”
医务室里的一位医生亨利仔细给希特勒检查了眼球，发现没有任何毛病。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喊：“这不可能。医生，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亨利这时意识到希特勒可能是得了癔症，这种病是神经症的一种，老是担心自己有病，即使检查正常也不肯信医生的。因此要对他进行心理治疗。
亨利对希特勒说：“你试着想一想，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你的意志能改变一切！”
希特勒坚信他的话，在一夜之间，眼睛竟然奇迹般的复明了。这件事情对希特勒产生了极大影响，让他更加坚信意志和决心的作用，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在任何困境中都没有屈服过。他坚信，上帝已死，而希特勒，就是德国人的上帝！
而毒气战的始作俑者，哈伯，果然受到了世界同行科学家的强烈谴责，包括他的妻子克拉克，她离他而去了。
那天，哈伯回到家中，他美丽贤慧的妻子克拉克小姐已经离开了，她留下一封信，信中说：“哈伯，对不起，我无法让我们的孩子，面对一个恶魔般漠视别人生命的父亲！我走了，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你不用找我。我会把孩子生下来，等他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在战争中死了！”
哈伯拿着妻子的信，泪流满面，他去找妻子，但杳无音讯。此后，每个礼拜，哈伯都去他家附近的一家教堂忏悔，请求上帝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