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不一样的历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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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大的密室内，五十多名来自帝国各地，代表着各自地区，各自行业的商人与资本家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有的在低声交谈着什么，有的则在低头沉思着。密室的中央，一名年纪约莫五十岁的中年人正在奋笔疾书。
约莫一盏茶的功夫，那人放下了毛笔，拿着刚写好的文件来到了门边。
“好了？”站在门边的中年人回过了头来，顺手丢掉了手上的烟头。
当时，香烟还是很时髦的“奢侈品”只有达官显贵，或者富豪商贾才能享用这种来自美洲大陆的特产。
拿着文件的中年人微微点了点头，同时将文件递了过去。
很快，门边那人就看完了文件。“交给大家传阅一下吧，另外，还有几处地点需要润色。重新抄录一遍后，我们再署名盖章。”
又过了约莫半个时辰，密室内的五十多人回到了靠墙的椅子上。
随着重新抄录的文件在众人手上传递，文件上多出了五十多个签名，五十多个手印，以及代表帝国商人与资本家集团的五十多个大家族的印章。
被誉为“帝国宪法之母”的自由与民主宣言就此诞生。
次日，即明历一百七十年（公元1538年），即位已十七年的世宗皇帝正式宣布解除南北封锁令，任命严嵩为内阁首辅，同时设立议政院，专司监政议政。
至此，以“大礼仪”事件为爆发点，持续了十七年，被称为“立宪战争”的帝国第二次内战正是结束。
内战的起因，还得从十七年前说起。
武宗皇帝驾崩时，无子嗣，也无兄弟。也就是说，需要从帝国皇室中选出新的皇帝。
按照“顺位继承权”武宗皇帝的叔父，孝宗皇帝的弟弟，既兴献王长子为皇位的头号继承人。
当年，即明历一百五十三年（公元1521年）四月，世宗皇帝正式即位。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对南方的新兴资本家以及北方的守旧地主来说，世宗皇帝都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世宗皇帝生于新兴工业资本发展迅速的湖广地区。
其次，兴献王乃湖广地区最大的地主。
也就是说，世宗皇帝具有资本家与地主的两大身份。而当时，帝国国内最为尖锐的就是新兴资本家与守旧地主之间的矛盾。
完全可以想像，资本家与地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要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资本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换句话说，资本家需要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其进入城市，成为自由工人。另外，工业发展需要包括棉花、麻、蚕丝等原材料，也就需要有更多的土地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因此，从宣宗皇帝时期出现第一个种植园开始，到武宗时期，帝国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数百个种植园。
不管是“解放”农民，还是种植经济作物，还是建立种植园，都触及到了地主阶层的利益。虽然到武宗时期，帝国南方的很多开明地主已经转为生产工业原料，即种植经济作物，成为了种植园主，加入了资本家的行列。但是，在帝国北方，特别是适合棉花，甜菜（糖的原料）的地区，绝大部分地主仍然抵制工业化浪潮。
当时，唯一能够坐上帝国皇位，并且不引发内乱的只有世宗皇帝。
问题是，世宗皇帝根本无法化解帝国国内的严重矛盾。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甚至可以说，正是世宗皇帝激化了帝国国内矛盾。
一切，都是由世宗皇帝的出身带来的。
世宗皇帝为兴献王之子，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的侄子。也就是说，他与武宗皇帝是堂兄弟关系。
即位之后，与皇统有关的争论就出现了。
说白了，就是世宗皇帝的父亲，兴献王的名位。
按照帝国皇治，皇帝的父亲是太上皇，即便已经过世，也应尊其为皇考。可兴献王为孝宗皇帝的弟弟，武宗皇帝的叔叔，若兴献王为皇考，将孝宗皇帝与武宗皇帝置于何处？更何况，当时武宗皇帝刚刚驾崩，世宗皇帝刚即位。
四月，随着年仅十六岁的世宗皇帝下诏，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
同月，内阁府出罢废案，反对世宗皇帝擅改帝国大宗。
五月初，由锦衣卫改编而来，受皇帝指挥的禁军包围了内阁府，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五名内阁大臣（即内阁部长）请辞。同日，世宗皇帝获准杨廷和等大臣的辞呈。到此“大礼仪”事件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六月，世宗皇帝宣布解散内阁，任命前司礼大臣张璁重新组阁。
同月，杨廷和到达南京，联合南方五大家族，共同商议对策。
月底，世宗皇帝正式任命张璁为内阁首辅，并且成立了新内阁。当时，新内阁的主要大臣皆是世宗皇帝的支持者。
七月初，杨廷和在江南五大家族的支持之下，在南京宣布成立临时内阁。
同日，在杨廷和宣布了“讨伐令”之后，南京临时内阁下达“封江令”断绝了南方与北方的水陆交通，并且从广东、福建、台湾、云南、四川调遣军队入京（南京），加强了两江防备，准备北伐。
面对南方资产阶级的威胁，以世宗皇帝为首的北方集团也积极备战。
只是，当时双方都没有放弃和解的努力。毕竟，对刚刚经历了“黄金三十年”发展的帝国来说，资本主义，以及工业化进程已经深入民心，甚至影响到了帝国每一个臣民。更何况，杨廷和为武宗皇帝时期的旧臣，深知战争带来的危害。
同样的，世宗皇帝刚即位，即便得到了张璁等旧臣的支持，根基仍不牢固。
最重要的是，北方工业匮乏，战争资源贫瘠，若打起来，北方集团并无胜算。
杨廷和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下达了“封江令”之后，并没急于北伐，而是希望通过封锁迫使世宗皇帝让步。
到明历一百五十四年（公元1522年）正月的时，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仅仅封锁半年，帝国北方经济就濒临崩溃。
当时，一石大米的价格从一两白银涨到了五两，仍然是有价无市。布匹的价格更是上涨了十多倍，仍然是有求无供。最重要的是，维持北方军队的军饷军资也严重缺乏。若无法打通南北贸易，导致军队哗变，不等南方集团出手，世宗皇帝都将失去皇位。
见到封锁起到了效果，杨廷和不但没有放松警惕，反而加强了封锁力度。
当时，北方所需要的很多重要物资，都是通过走私，或者第三方购买的方式从南方获取的。不说别的，北方军队需要的火铳、火炮几乎都是先由日本与朝鲜从帝国南方大量购进，然后以高价贩卖给北方政府。
可是，不管是第三方购进，还是走私，都不足以维持北方政权的稳定。
无奈之下，世宗皇帝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向南方政权妥协，要么主动进攻，在战争资源耗尽之前，占领南方的工业重镇，获取堡业资源。
三月，北方军进攻扬州，第二次内战正式爆发。
四月，由南方政府控制的帝国南洋舰队北上，在刘公岛击败由北方政府指挥的北洋舰队，最终完成了封锁威海港的任务，成功打开了进入渤海湾的大门，并且于三个月之后进军秦皇岛，完成了从侧翼包抄北方集团的任务。
因为北方缺乏造船工业，也缺乏基础堡业。
整个战争期间，南方集团的重点全放在海上，而北方集团的重点则放在陆地上。问题是，北方集团能够跨过长江吗？
扬州失守之后，新组建的东洋舰队逆江而上，迅速封锁了镇江与芜湖之间的江面。
从此开始，直到战争结束，北方军团都未能渡过长江，也就没有办法威胁到江南地区的工业中心。
相反，在海军的支持下，南方集团顺利开辟了第二战线，并且在明历一百五十八年（公元1526年），派军从威海出发，几乎横扫整个山东半岛，严重动摇了北方集团的基础。当时，山东是北方集团最重要的产粮地。
帝国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在此时诞生。只不过，当时用的并不是这个称呼。到明历一百六十年（公元1528年），北方集团已经无力支撑庞大的战争消耗，内战进入了停停打打的阶段。
在此后的十年之中，南北双方一共进行了五次三十八轮和谈。
期间，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打了上千次。虽然没有爆发内战初期那样的大规模战役，且交战双方都有所顾忌，但是十年的和谈给帝国带来的仍然是难以愈合的创伤。
也正是在这时年中，一些思想先进的资本家意识到，相对集中的皇权所产生的危害。
在第一次内战，也就是“宪政战争”之后，内阁府取代中央朝廷，可是皇权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内阁首辅是由皇帝任命的，如果皇帝愿意，随时可以解散内阁，由其亲信重新组阁。
只是，宪宗、孝宗、武宗三位皇帝都励精图治，且把重点放在了对外扩张上，需要资本家，商人的支持，对待内阁政府相对宽松。
问题是，谁能保证今后的所有皇帝都如同宪宗、孝宗与武宗？
不说今后，世宗皇帝就已经让资本家感到心寒了。
因此，削弱皇权，约束皇帝成为了当时所有有远见的资本家的共识。或者说，必须要确立一套新的政治体制，在该体制中，皇权是次要的，甚至没有任何影响力，同时政权必须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
内阁是理想的选择吗？
当然不是，如果内阁掌握了所有大权，那么内阁就将成为新的“皇帝。”毕竟，皇权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皇帝本人，而是高度集中的权力。
因此，新的政治体制中，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机构来限制皇帝与内阁的权力。
正是在此基础上“议政”的设想出现了。
所谓“议政”就是所有资本家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拥有发表政治观点，并且建立政治基础的权利。这个权利并不是平均分散在每一个资本家手里的，而是由代表资本家的政客掌握。
另外，为了赋予“议政院”实质的权力，议政院必须具备监督内阁政府的能力。
随着“参政议政”思想的扩散，也就出现了篇首的那一幕。
内战结束前，控制着帝国工业命脉的五十多个大家族的代表共同签署了自由与民主宣言。并且迫使世宗皇帝接受了由五十个资本家族，以及代表帝国各行各业的数百名代表组成的“议政院。”
当时“议政院”并不是后来的“议院”因为议政院只有监督权，而没有立法权。
直到数十年之后，随着资本主义思想的普及与发展，议政院才演变成了后来的议院，并且掌握了立法权。
当然，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议政院的出现，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从此开始，资本家真正获得了参政议政的实权。
明历一百七十一年（公元1539年），出身南方资本家庭的严嵩改组内阁，共设十八个部门。此举再度分散了内阁大臣的权力，并且细化了内阁部门的职责，实际上就削弱了皇帝对内阁的影响。
包重要的是，此举对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在严嵩内阁的三十六名正副部长中，有二十一人来自南方资本家集团，仅仅只有十五人来自北方地主集团。
到明历一百七十五年（公元1543年），内战的创伤基本上愈合，帝国国力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只是，在帝国沧桑剧变的二十年中，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诺大的密室内，五十多名来自帝国各地，代表着各自地区，各自行业的商人与资本家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有的在低声交谈着什么，有的则在低头沉思着。密室的中央，一名年纪约莫五十岁的中年人正在奋笔疾书。
约莫一盏茶的功夫，那人放下了毛笔，拿着刚写好的文件来到了门边。
“好了？”站在门边的中年人回过了头来，顺手丢掉了手上的烟头。
当时，香烟还是很时髦的“奢侈品”只有达官显贵，或者富豪商贾才能享用这种来自美洲大陆的特产。
拿着文件的中年人微微点了点头，同时将文件递了过去。
很快，门边那人就看完了文件。“交给大家传阅一下吧，另外，还有几处地点需要润色。重新抄录一遍后，我们再署名盖章。”
又过了约莫半个时辰，密室内的五十多人回到了靠墙的椅子上。
随着重新抄录的文件在众人手上传递，文件上多出了五十多个签名，五十多个手印，以及代表帝国商人与资本家集团的五十多个大家族的印章。
被誉为“帝国宪法之母”的自由与民主宣言就此诞生。
次日，即明历一百七十年（公元1538年），即位已十七年的世宗皇帝正式宣布解除南北封锁令，任命严嵩为内阁首辅，同时设立议政院，专司监政议政。
至此，以“大礼仪”事件为爆发点，持续了十七年，被称为“立宪战争”的帝国第二次内战正是结束。
内战的起因，还得从十七年前说起。
武宗皇帝驾崩时，无子嗣，也无兄弟。也就是说，需要从帝国皇室中选出新的皇帝。
按照“顺位继承权”武宗皇帝的叔父，孝宗皇帝的弟弟，既兴献王长子为皇位的头号继承人。
当年，即明历一百五十三年（公元1521年）四月，世宗皇帝正式即位。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对南方的新兴资本家以及北方的守旧地主来说，世宗皇帝都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世宗皇帝生于新兴工业资本发展迅速的湖广地区。
其次，兴献王乃湖广地区最大的地主。
也就是说，世宗皇帝具有资本家与地主的两大身份。而当时，帝国国内最为尖锐的就是新兴资本家与守旧地主之间的矛盾。
完全可以想像，资本家与地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要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资本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换句话说，资本家需要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其进入城市，成为自由工人。另外，工业发展需要包括棉花、麻、蚕丝等原材料，也就需要有更多的土地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因此，从宣宗皇帝时期出现第一个种植园开始，到武宗时期，帝国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数百个种植园。
不管是“解放”农民，还是种植经济作物，还是建立种植园，都触及到了地主阶层的利益。虽然到武宗时期，帝国南方的很多开明地主已经转为生产工业原料，即种植经济作物，成为了种植园主，加入了资本家的行列。但是，在帝国北方，特别是适合棉花，甜菜（糖的原料）的地区，绝大部分地主仍然抵制工业化浪潮。
当时，唯一能够坐上帝国皇位，并且不引发内乱的只有世宗皇帝。
问题是，世宗皇帝根本无法化解帝国国内的严重矛盾。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甚至可以说，正是世宗皇帝激化了帝国国内矛盾。
一切，都是由世宗皇帝的出身带来的。
世宗皇帝为兴献王之子，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的侄子。也就是说，他与武宗皇帝是堂兄弟关系。
即位之后，与皇统有关的争论就出现了。
说白了，就是世宗皇帝的父亲，兴献王的名位。
按照帝国皇治，皇帝的父亲是太上皇，即便已经过世，也应尊其为皇考。可兴献王为孝宗皇帝的弟弟，武宗皇帝的叔叔，若兴献王为皇考，将孝宗皇帝与武宗皇帝置于何处？更何况，当时武宗皇帝刚刚驾崩，世宗皇帝刚即位。
四月，随着年仅十六岁的世宗皇帝下诏，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
同月，内阁府出罢废案，反对世宗皇帝擅改帝国大宗。
五月初，由锦衣卫改编而来，受皇帝指挥的禁军包围了内阁府，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五名内阁大臣（即内阁部长）请辞。同日，世宗皇帝获准杨廷和等大臣的辞呈。到此“大礼仪”事件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六月，世宗皇帝宣布解散内阁，任命前司礼大臣张璁重新组阁。
同月，杨廷和到达南京，联合南方五大家族，共同商议对策。
月底，世宗皇帝正式任命张璁为内阁首辅，并且成立了新内阁。当时，新内阁的主要大臣皆是世宗皇帝的支持者。
七月初，杨廷和在江南五大家族的支持之下，在南京宣布成立临时内阁。
同日，在杨廷和宣布了“讨伐令”之后，南京临时内阁下达“封江令”断绝了南方与北方的水陆交通，并且从广东、福建、台湾、云南、四川调遣军队入京（南京），加强了两江防备，准备北伐。
面对南方资产阶级的威胁，以世宗皇帝为首的北方集团也积极备战。
只是，当时双方都没有放弃和解的努力。毕竟，对刚刚经历了“黄金三十年”发展的帝国来说，资本主义，以及工业化进程已经深入民心，甚至影响到了帝国每一个臣民。更何况，杨廷和为武宗皇帝时期的旧臣，深知战争带来的危害。
同样的，世宗皇帝刚即位，即便得到了张璁等旧臣的支持，根基仍不牢固。
最重要的是，北方工业匮乏，战争资源贫瘠，若打起来，北方集团并无胜算。
杨廷和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下达了“封江令”之后，并没急于北伐，而是希望通过封锁迫使世宗皇帝让步。
到明历一百五十四年（公元1522年）正月的时，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仅仅封锁半年，帝国北方经济就濒临崩溃。
当时，一石大米的价格从一两白银涨到了五两，仍然是有价无市。布匹的价格更是上涨了十多倍，仍然是有求无供。最重要的是，维持北方军队的军饷军资也严重缺乏。若无法打通南北贸易，导致军队哗变，不等南方集团出手，世宗皇帝都将失去皇位。
见到封锁起到了效果，杨廷和不但没有放松警惕，反而加强了封锁力度。
当时，北方所需要的很多重要物资，都是通过走私，或者第三方购买的方式从南方获取的。不说别的，北方军队需要的火铳、火炮几乎都是先由日本与朝鲜从帝国南方大量购进，然后以高价贩卖给北方政府。
可是，不管是第三方购进，还是走私，都不足以维持北方政权的稳定。
无奈之下，世宗皇帝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向南方政权妥协，要么主动进攻，在战争资源耗尽之前，占领南方的工业重镇，获取堡业资源。
三月，北方军进攻扬州，第二次内战正式爆发。
四月，由南方政府控制的帝国南洋舰队北上，在刘公岛击败由北方政府指挥的北洋舰队，最终完成了封锁威海港的任务，成功打开了进入渤海湾的大门，并且于三个月之后进军秦皇岛，完成了从侧翼包抄北方集团的任务。
因为北方缺乏造船工业，也缺乏基础堡业。
整个战争期间，南方集团的重点全放在海上，而北方集团的重点则放在陆地上。问题是，北方集团能够跨过长江吗？
扬州失守之后，新组建的东洋舰队逆江而上，迅速封锁了镇江与芜湖之间的江面。
从此开始，直到战争结束，北方军团都未能渡过长江，也就没有办法威胁到江南地区的工业中心。
相反，在海军的支持下，南方集团顺利开辟了第二战线，并且在明历一百五十八年（公元1526年），派军从威海出发，几乎横扫整个山东半岛，严重动摇了北方集团的基础。当时，山东是北方集团最重要的产粮地。
帝国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在此时诞生。只不过，当时用的并不是这个称呼。到明历一百六十年（公元1528年），北方集团已经无力支撑庞大的战争消耗，内战进入了停停打打的阶段。
在此后的十年之中，南北双方一共进行了五次三十八轮和谈。
期间，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打了上千次。虽然没有爆发内战初期那样的大规模战役，且交战双方都有所顾忌，但是十年的和谈给帝国带来的仍然是难以愈合的创伤。
也正是在这时年中，一些思想先进的资本家意识到，相对集中的皇权所产生的危害。
在第一次内战，也就是“宪政战争”之后，内阁府取代中央朝廷，可是皇权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内阁首辅是由皇帝任命的，如果皇帝愿意，随时可以解散内阁，由其亲信重新组阁。
只是，宪宗、孝宗、武宗三位皇帝都励精图治，且把重点放在了对外扩张上，需要资本家，商人的支持，对待内阁政府相对宽松。
问题是，谁能保证今后的所有皇帝都如同宪宗、孝宗与武宗？
不说今后，世宗皇帝就已经让资本家感到心寒了。
因此，削弱皇权，约束皇帝成为了当时所有有远见的资本家的共识。或者说，必须要确立一套新的政治体制，在该体制中，皇权是次要的，甚至没有任何影响力，同时政权必须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
内阁是理想的选择吗？
当然不是，如果内阁掌握了所有大权，那么内阁就将成为新的“皇帝。”毕竟，皇权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皇帝本人，而是高度集中的权力。
因此，新的政治体制中，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机构来限制皇帝与内阁的权力。
正是在此基础上“议政”的设想出现了。
所谓“议政”就是所有资本家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拥有发表政治观点，并且建立政治基础的权利。这个权利并不是平均分散在每一个资本家手里的，而是由代表资本家的政客掌握。
另外，为了赋予“议政院”实质的权力，议政院必须具备监督内阁政府的能力。
随着“参政议政”思想的扩散，也就出现了篇首的那一幕。
内战结束前，控制着帝国工业命脉的五十多个大家族的代表共同签署了自由与民主宣言。并且迫使世宗皇帝接受了由五十个资本家族，以及代表帝国各行各业的数百名代表组成的“议政院。”
当时“议政院”并不是后来的“议院”因为议政院只有监督权，而没有立法权。
直到数十年之后，随着资本主义思想的普及与发展，议政院才演变成了后来的议院，并且掌握了立法权。
当然，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议政院的出现，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从此开始，资本家真正获得了参政议政的实权。
明历一百七十一年（公元1539年），出身南方资本家庭的严嵩改组内阁，共设十八个部门。此举再度分散了内阁大臣的权力，并且细化了内阁部门的职责，实际上就削弱了皇帝对内阁的影响。
包重要的是，此举对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在严嵩内阁的三十六名正副部长中，有二十一人来自南方资本家集团，仅仅只有十五人来自北方地主集团。
到明历一百七十五年（公元1543年），内战的创伤基本上愈合，帝国国力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只是，在帝国沧桑剧变的二十年中，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