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市领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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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始发生在许多年前,一个偏远山区里的小村庄。据记载,此村乃明朝时期一李姓宗族搬迁至此所立,顾名思义,李村。
我小时候曾听长辈说起,还有说是李世民之后的,那会尚且信以为真,真觉得自己平添了几分贵族气息,但长大读了几本通史后,才对此说法顿时嗤之以鼻。
或者也因我并不姓李之故。这仅靠边境的群山之中错落着5条村落,进出交通条件非常恶劣,一直到民国时期才修了一条土公路。
但后来战事爆发又被炸个稀巴烂,修修补补的。所谓路通财通,没有路就没有财,贫困村的称号一挂就挂了好多年。我记得那年我15岁,正上初三。
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性格比一般同龄人要早熟。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南闯北去了,其实就是在临近的城市打着散工,每个月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母亲有些文化,学舞蹈出身,早些年在市里的剧团工作,也是长期不在家,偶尔有个巡演,基本是几个月看不到人。我算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
后来一次剧烈的争吵后,父亲回来创业,建了个养猪场开始养猪。母亲则离开了剧团,后应聘成了我校的老师,教语文,那一年是我人生转折的最重要一年,就在这年春天,家里出事了。
父亲先因聚众赌博被行政拘留,后又以非法集资罪被批捕。当时我已经几天没见到父亲了,他整天呆在家里的猪场,说是照看猪崽,难得回家几次。
但不光我们自家人知道,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猪场是个赌博据点,邻近乡村有几个闲钱的人经常聚在那儿耍耍。母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平时有些严肃认真。
但骨底里性子十分烈,为此她和父亲大吵过几次。每次家门口都围了个里三圈外三圈,然后亲朋好友上前劝阻。
相对于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混社会的父亲,母亲多读了几年书,平时以知识份子自诩,脸皮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她学不来。爷爷奶奶一出场,当众下跪,她也只好作罢,这样三番五次下来,连我都习以为常了,更别说我那性格散漫的父亲。
所以有此一劫并不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实在是因果循环。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
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至于怎么判,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
“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这个政策下的直接影响者。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6万缺口。
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1。5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2。5万,还缺2万。
别看交了近十万就剩下这零头,所谓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之前那些自己变卖的借的,基本是从爷爷辈累积下来的财产,如今全填进去了,剩下这点对于母亲当时几百块的月工资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况且这也只是买了一颗花生米,赎了父亲的性命,号子要蹲多久还是未知数。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有干坐的,有骂咧咧的。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爷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
爷爷年轻时也是个能人,平常结交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母亲为了这件事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严和平就是我父亲,母亲姓张名凤兰。
而我的名字叫严林,有个妹妹,严舒雅。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面对如此大的变故,我连哭鼻子都没哭过一次。
实在是我很清楚,在这种事里,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自个儿安分点就算帮大忙了。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
而且,我和父亲的感情一直不太好。自我懂事以来,他整天往外跑,对外说是要闯一番事业,但我心里清楚,基本是一事无成,稍微有点闲钱,也被花在“呼朋唤友”上面去了。
实则上,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丈夫的角色,他都是很失败的,也不知道母亲这么好条件当初怎么瞎了眼就嫁给他。平日里,他对我也就是“惯例”问几句。
无非是什么学习怎么样之类的问完了也不在乎我怎么答的话,还有习惯性的教育要乖一点啦要用心学习啦要多帮妈妈的忙啦,仿佛我才是那一家之主,但他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没心没肺的人父亲对舒雅相当的好。是那种发自内心欢喜的好。
所以相对我的无动于衷,妹妹是时常哭得稀里哗啦。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是妈妈在校内的好友陈熙凤老师的丈夫,教地理兼带体育。陈老师是北方大城市里的人,来这边是支教,听说是她主动申请过来的,是个极其有爱心的人。
她丈夫许为民老师放心不过,辞了单位的工作也跑这边来了,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5点半就得赶到学校训练。母亲4点多就会起床,给我做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
有天我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快到村口时,才发现忘了带护膝,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但到大门口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这很奇怪,一般清早起来开门后,除非人全部出去了,门在睡觉前是不会闩上的。
我当其时也没有多想,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但过了好一会儿功夫,等的我都有些不耐烦了,母亲才开了门,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灯,我走时关了呀。
这时,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人,腆着大肚腩,小眼大嘴其貌不扬,却是我母亲的妹妹的丈夫,也就是我姨父陆永平。
我当时没多想,打了声招呼,拿上护膝就走了。说起这个姨父,他人长得不咋地,但在我们这几座山里面,却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他是我们村支书,家业很大,我们后山山坳整个让他包下来种药材,在县城里有两家旅馆(也是县城里唯一的两家),还有其他杂七杂八各种生意有七八个门面。小车他是最早开上的,房子是村里最高的。
也就是这些,才让他癞蛤蟆真吃了天鹅肉,凭这副尊容还娶了我那明星般脸蛋身材的小姨。我听亲戚说,姨夫不但生意做得大,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人脉很广,省里市里都能找得到人疏通。
在县城里也是横着走的家伙,在这偏远的几个村子里那自然不用说了,这时他来我家,肯定是商量父亲的事。父亲出事后来家里串门的亲友就少多了,以前可是高朋满堂啊。姨父可谓我家常客,而且听说他也经常到养猪场耍耍。
说实话,母亲对这个人评价不高,听说当初一直反对妹妹嫁给他,现在也经常骂父亲少跟这个陆永平混一块。这当口能来我家真是难得,不过,现在这节骨眼,能帮到我家得也只有这个亲戚了。听奶奶讲,父亲出事后,借的钱里,姨父占了大头。
又过了几天是五一劳动节,为期5天的县运动会在我们中学举行,附近九山十八村的中学生都往我们这聚集,介绍卖吃食的,玩具的,各种各样,好不热闹。我主练中长跑,教练给我报了800m和1500m。
学校操场上人山人海,市领导也过来了,还有教委主任、校长、教练组代表、赞助商等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讲起话来没完没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群体活动,也是我有生以来见识过的最漫长的开幕式。太阳火辣辣的,我们在草坪上都蔫掉了。比赛开始时,我还恍恍惚惚的。
故事的开始发生在许多年前,一个偏远山区里的小村庄。据记载,此村乃明朝时期一李姓宗族搬迁至此所立,顾名思义,李村。
我小时候曾听长辈说起,还有说是李世民之后的,那会尚且信以为真,真觉得自己平添了几分贵族气息,但长大读了几本通史后,才对此说法顿时嗤之以鼻。
或者也因我并不姓李之故。这仅靠边境的群山之中错落着5条村落,进出交通条件非常恶劣,一直到民国时期才修了一条土公路。
但后来战事爆发又被炸个稀巴烂,修修补补的。所谓路通财通,没有路就没有财,贫困村的称号一挂就挂了好多年。我记得那年我15岁,正上初三。
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性格比一般同龄人要早熟。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南闯北去了,其实就是在临近的城市打着散工,每个月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母亲有些文化,学舞蹈出身,早些年在市里的剧团工作,也是长期不在家,偶尔有个巡演,基本是几个月看不到人。我算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
后来一次剧烈的争吵后,父亲回来创业,建了个养猪场开始养猪。母亲则离开了剧团,后应聘成了我校的老师,教语文,那一年是我人生转折的最重要一年,就在这年春天,家里出事了。
父亲先因聚众赌博被行政拘留,后又以非法集资罪被批捕。当时我已经几天没见到父亲了,他整天呆在家里的猪场,说是照看猪崽,难得回家几次。
但不光我们自家人知道,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猪场是个赌博据点,邻近乡村有几个闲钱的人经常聚在那儿耍耍。母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平时有些严肃认真。
但骨底里性子十分烈,为此她和父亲大吵过几次。每次家门口都围了个里三圈外三圈,然后亲朋好友上前劝阻。
相对于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混社会的父亲,母亲多读了几年书,平时以知识份子自诩,脸皮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她学不来。爷爷奶奶一出场,当众下跪,她也只好作罢,这样三番五次下来,连我都习以为常了,更别说我那性格散漫的父亲。
所以有此一劫并不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实在是因果循环。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
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至于怎么判,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
“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这个政策下的直接影响者。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6万缺口。
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1。5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2。5万,还缺2万。
别看交了近十万就剩下这零头,所谓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之前那些自己变卖的借的,基本是从爷爷辈累积下来的财产,如今全填进去了,剩下这点对于母亲当时几百块的月工资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况且这也只是买了一颗花生米,赎了父亲的性命,号子要蹲多久还是未知数。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有干坐的,有骂咧咧的。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爷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
爷爷年轻时也是个能人,平常结交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母亲为了这件事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严和平就是我父亲,母亲姓张名凤兰。
而我的名字叫严林,有个妹妹,严舒雅。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面对如此大的变故,我连哭鼻子都没哭过一次。
实在是我很清楚,在这种事里,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自个儿安分点就算帮大忙了。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
而且,我和父亲的感情一直不太好。自我懂事以来,他整天往外跑,对外说是要闯一番事业,但我心里清楚,基本是一事无成,稍微有点闲钱,也被花在“呼朋唤友”上面去了。
实则上,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丈夫的角色,他都是很失败的,也不知道母亲这么好条件当初怎么瞎了眼就嫁给他。平日里,他对我也就是“惯例”问几句。
无非是什么学习怎么样之类的问完了也不在乎我怎么答的话,还有习惯性的教育要乖一点啦要用心学习啦要多帮妈妈的忙啦,仿佛我才是那一家之主,但他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没心没肺的人父亲对舒雅相当的好。是那种发自内心欢喜的好。
所以相对我的无动于衷,妹妹是时常哭得稀里哗啦。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是妈妈在校内的好友陈熙凤老师的丈夫,教地理兼带体育。陈老师是北方大城市里的人,来这边是支教,听说是她主动申请过来的,是个极其有爱心的人。
她丈夫许为民老师放心不过,辞了单位的工作也跑这边来了,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5点半就得赶到学校训练。母亲4点多就会起床,给我做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
有天我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快到村口时,才发现忘了带护膝,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但到大门口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这很奇怪,一般清早起来开门后,除非人全部出去了,门在睡觉前是不会闩上的。
我当其时也没有多想,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但过了好一会儿功夫,等的我都有些不耐烦了,母亲才开了门,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灯,我走时关了呀。
这时,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人,腆着大肚腩,小眼大嘴其貌不扬,却是我母亲的妹妹的丈夫,也就是我姨父陆永平。
我当时没多想,打了声招呼,拿上护膝就走了。说起这个姨父,他人长得不咋地,但在我们这几座山里面,却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他是我们村支书,家业很大,我们后山山坳整个让他包下来种药材,在县城里有两家旅馆(也是县城里唯一的两家),还有其他杂七杂八各种生意有七八个门面。小车他是最早开上的,房子是村里最高的。
也就是这些,才让他癞蛤蟆真吃了天鹅肉,凭这副尊容还娶了我那明星般脸蛋身材的小姨。我听亲戚说,姨夫不但生意做得大,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人脉很广,省里市里都能找得到人疏通。
在县城里也是横着走的家伙,在这偏远的几个村子里那自然不用说了,这时他来我家,肯定是商量父亲的事。父亲出事后来家里串门的亲友就少多了,以前可是高朋满堂啊。姨父可谓我家常客,而且听说他也经常到养猪场耍耍。
说实话,母亲对这个人评价不高,听说当初一直反对妹妹嫁给他,现在也经常骂父亲少跟这个陆永平混一块。这当口能来我家真是难得,不过,现在这节骨眼,能帮到我家得也只有这个亲戚了。听奶奶讲,父亲出事后,借的钱里,姨父占了大头。
又过了几天是五一劳动节,为期5天的县运动会在我们中学举行,附近九山十八村的中学生都往我们这聚集,介绍卖吃食的,玩具的,各种各样,好不热闹。我主练中长跑,教练给我报了800m和1500m。
学校操场上人山人海,市领导也过来了,还有教委主任、校长、教练组代表、赞助商等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讲起话来没完没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群体活动,也是我有生以来见识过的最漫长的开幕式。太阳火辣辣的,我们在草坪上都蔫掉了。比赛开始时,我还恍恍惚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