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宣王见颜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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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默不悦。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钟，万石（竹虚）。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处；辩知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不备具，而百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市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磋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
斶知足矣，归反扑，则终身不辱也。
<b>译文</b>
齐宣王召见颜斶喊道：“颜斶你上前。”颜斶也叫道：“大王您上前。”齐宣王满脸不悦。左右臣都责备颜斶：“大王是一国之君，而你颜斶，只是区区一介臣民，大王唤你上前，你也唤大王上前，这样做成何体统？”颜斶说：“如果我上前，那是贪慕权势，而大王过来则是谦恭待士。与其让我蒙受趋炎附势的恶名，倒不如让大王获取礼贤下士的美誉。”齐宣王怒形于色，斥道：“究竟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不卑不亢回答说：“自然是士人尊贵，而王者并不尊贵？”齐王问：“这话怎么讲？”答道：“以前秦国征伐齐国，秦王下令：‘有敢在柳下惠坟墓周围五十步内打柴的，一概处死，决不宽赦！’又下令：‘能取得齐王首级的，封侯万户，赏以千金。’由此看来，活国君的头颅，比不上死贤士的坟墓。”宣王哑口无言，内心极不高兴。
左右侍臣都叫道：“颜斶，颜斶！大王据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辩智之士，仰慕大王圣德，莫不争相投奔效劳；四海之内，莫不臣服；万物齐备，百姓心服。而即便是最清高的士人，其身份也不过是普通民众，徒步而行，耕作为生。至于一般士人，则居于鄙陋穷僻之处，以看守门户为生涯，应该说，士的地位是十分低贱的。”
颜斶驳道：“这话不对。我听说上古大禹之时有上万个诸侯国。什么原因呢？道德淳厚而得力于重用士人。由于尊贤重才，虞舜这个出身于乡村鄙野的农夫，得以成为天子。到商汤之时，诸侯尚存三千，时至今日，只剩下二十四。从这一点上看，难道不是因为政策的得失才造成了天下治乱吗？当诸侯面临亡国灭族的威胁时，即使想成为乡野穷巷的寻常百姓，又怎么能办到呢？
所以易传中这样讲，身居高位而才德不济，只一味追求虚名的，必然骄奢傲慢，最终招致祸患。无才无德而沽名钓誉的会被削弱；不行仁政却妄求福禄的要遭困厄；没有功劳却接受俸禄的会遭受侮辱，祸患深重。所以说，‘居功自傲不能成名，光说不做难以成事’，这些都是针对那些企图侥幸成名，华而不实的人，正因为这样，尧有九个佐官，，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帮手，汤有三大辅臣，自古至今，还未有过凭空成名的人。因此，君主不以多次向别人请教为羞，不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以此成就道德，扬名后世。唐尧、虞舜、商汤、周文王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又有‘见微知著’这样的说法。若能上溯事物本源，下通事物流变，睿智而多才，则哪里还有不吉祥的事情发生呢？老子上说：‘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所以诸侯、君主皆自称为孤、寡或不谷，这大概是他们懂得以贱为本的道理吧。孤、寡指的是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君主却用以自称，难道不是屈已尚贤的表现吗？像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重用周公旦，后世都称他们是贤君圣主，这足以证明贤士的尊贵。”
宣王叹道：“唉！怎么能够侮慢君子呢？寡人这是自取其辱呀！今天听到君子高论，才明白轻贤慢士是小人行径。希望先生能收寡人为弟子。如果先生与寡人相从交游，食必美味，行必安车，先生的妻子儿女也必然锦衣玉食。”
颜斶听到此话，就要求告辞回家，对宣王说：“美玉产于深山，一经琢磨则破坏天然本色，不是美玉不再宝贵，只是失去了它本真的完美。士大夫生于乡野，经过推荐选用就接受俸禄，这也并不是说不尊贵显达，而是说他们的形神从此难以完全属于自己。臣只希望回到乡下，晚一点进食，即使再差的饭菜也一如吃肉一样津津有味；缓行慢步，完全可以当作坐车；无过无伐，足以自贵；清静无为，自得其乐。纳言决断的，是大王您；秉忠直谏的，则是颜斶。臣要说的，主旨已十分明了，望大王予以赐归，让臣安步返回家乡。”于是，再拜而去。
刘向赞叹说：“颜斶的确是知足之人，返朴归真，则终身不辱。”
<b>评析</b>
要使自己的口才能够上一个较高的境界，要使自己的论辩和游说具有逻辑上的强大说服力，就不能不掌握哲学中的辨证思维。这种思维将事物看成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这种依存性决定了互相必须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颜斶就是用这种辨证思维阐述了高贵与低贱、君与臣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孤家、寡人必须以大臣、民众为根本，百姓、贤臣是君王们之所以存在、显贵的根本依据。在现代社会，作为领导者也要认清自己的地位和民众的重要性，那种蔑视人才、轻视民众的人实际上也使自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在论述璞石与美玉、显贵与归隐的关系时，颜斶同样也运用辨证思维对社会和人生进行了哲理思考，流露出他对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本真意义的追求，也反映出他“视富贵如浮云”的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人格。美玉雕琢后失去了璞石的天然、本真和朴实，而人显贵后就要依附于身份、爵位，他就失去了自由和真正的自我，这实际上不是幸运而是可悲，不是显达而是沦落。通过这样全面地、从相反角度来阐释、理解问题，颜的论辩具有了无可置疑的说服力，使我们也不得不对他的人生观由衷钦佩、心向往之。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默不悦。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钟，万石（竹虚）。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处；辩知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不备具，而百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市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磋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
斶知足矣，归反扑，则终身不辱也。
<b>译文</b>
齐宣王召见颜斶喊道：“颜斶你上前。”颜斶也叫道：“大王您上前。”齐宣王满脸不悦。左右臣都责备颜斶：“大王是一国之君，而你颜斶，只是区区一介臣民，大王唤你上前，你也唤大王上前，这样做成何体统？”颜斶说：“如果我上前，那是贪慕权势，而大王过来则是谦恭待士。与其让我蒙受趋炎附势的恶名，倒不如让大王获取礼贤下士的美誉。”齐宣王怒形于色，斥道：“究竟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不卑不亢回答说：“自然是士人尊贵，而王者并不尊贵？”齐王问：“这话怎么讲？”答道：“以前秦国征伐齐国，秦王下令：‘有敢在柳下惠坟墓周围五十步内打柴的，一概处死，决不宽赦！’又下令：‘能取得齐王首级的，封侯万户，赏以千金。’由此看来，活国君的头颅，比不上死贤士的坟墓。”宣王哑口无言，内心极不高兴。
左右侍臣都叫道：“颜斶，颜斶！大王据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辩智之士，仰慕大王圣德，莫不争相投奔效劳；四海之内，莫不臣服；万物齐备，百姓心服。而即便是最清高的士人，其身份也不过是普通民众，徒步而行，耕作为生。至于一般士人，则居于鄙陋穷僻之处，以看守门户为生涯，应该说，士的地位是十分低贱的。”
颜斶驳道：“这话不对。我听说上古大禹之时有上万个诸侯国。什么原因呢？道德淳厚而得力于重用士人。由于尊贤重才，虞舜这个出身于乡村鄙野的农夫，得以成为天子。到商汤之时，诸侯尚存三千，时至今日，只剩下二十四。从这一点上看，难道不是因为政策的得失才造成了天下治乱吗？当诸侯面临亡国灭族的威胁时，即使想成为乡野穷巷的寻常百姓，又怎么能办到呢？
所以易传中这样讲，身居高位而才德不济，只一味追求虚名的，必然骄奢傲慢，最终招致祸患。无才无德而沽名钓誉的会被削弱；不行仁政却妄求福禄的要遭困厄；没有功劳却接受俸禄的会遭受侮辱，祸患深重。所以说，‘居功自傲不能成名，光说不做难以成事’，这些都是针对那些企图侥幸成名，华而不实的人，正因为这样，尧有九个佐官，，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帮手，汤有三大辅臣，自古至今，还未有过凭空成名的人。因此，君主不以多次向别人请教为羞，不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以此成就道德，扬名后世。唐尧、虞舜、商汤、周文王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又有‘见微知著’这样的说法。若能上溯事物本源，下通事物流变，睿智而多才，则哪里还有不吉祥的事情发生呢？老子上说：‘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所以诸侯、君主皆自称为孤、寡或不谷，这大概是他们懂得以贱为本的道理吧。孤、寡指的是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君主却用以自称，难道不是屈已尚贤的表现吗？像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重用周公旦，后世都称他们是贤君圣主，这足以证明贤士的尊贵。”
宣王叹道：“唉！怎么能够侮慢君子呢？寡人这是自取其辱呀！今天听到君子高论，才明白轻贤慢士是小人行径。希望先生能收寡人为弟子。如果先生与寡人相从交游，食必美味，行必安车，先生的妻子儿女也必然锦衣玉食。”
颜斶听到此话，就要求告辞回家，对宣王说：“美玉产于深山，一经琢磨则破坏天然本色，不是美玉不再宝贵，只是失去了它本真的完美。士大夫生于乡野，经过推荐选用就接受俸禄，这也并不是说不尊贵显达，而是说他们的形神从此难以完全属于自己。臣只希望回到乡下，晚一点进食，即使再差的饭菜也一如吃肉一样津津有味；缓行慢步，完全可以当作坐车；无过无伐，足以自贵；清静无为，自得其乐。纳言决断的，是大王您；秉忠直谏的，则是颜斶。臣要说的，主旨已十分明了，望大王予以赐归，让臣安步返回家乡。”于是，再拜而去。
刘向赞叹说：“颜斶的确是知足之人，返朴归真，则终身不辱。”
<b>评析</b>
要使自己的口才能够上一个较高的境界，要使自己的论辩和游说具有逻辑上的强大说服力，就不能不掌握哲学中的辨证思维。这种思维将事物看成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这种依存性决定了互相必须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颜斶就是用这种辨证思维阐述了高贵与低贱、君与臣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孤家、寡人必须以大臣、民众为根本，百姓、贤臣是君王们之所以存在、显贵的根本依据。在现代社会，作为领导者也要认清自己的地位和民众的重要性，那种蔑视人才、轻视民众的人实际上也使自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在论述璞石与美玉、显贵与归隐的关系时，颜斶同样也运用辨证思维对社会和人生进行了哲理思考，流露出他对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本真意义的追求，也反映出他“视富贵如浮云”的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人格。美玉雕琢后失去了璞石的天然、本真和朴实，而人显贵后就要依附于身份、爵位，他就失去了自由和真正的自我，这实际上不是幸运而是可悲，不是显达而是沦落。通过这样全面地、从相反角度来阐释、理解问题，颜的论辩具有了无可置疑的说服力，使我们也不得不对他的人生观由衷钦佩、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