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现象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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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与法治的困惑
仇和，男，1957年1月生；1996年9月起，历任宿迁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2006年当选江苏省副省长。在宿迁任职期间，以推进激进措施改革，成为争议人物，但宿迁的大发展似乎又论证了他的改革之举。
搜索网上信息，其在宿迁推行的部分改革举措是：
1998年宿迁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
1999年宿迁沭阳县让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被南方周末报道；
2001年起宿迁市强力推进医改，将所有医疗机构进行股份制改革；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
2005年5月宿迁治理“人情宴”将婚丧酒席限制为干部不超5桌，群众不超8桌，并因此处理多名干部；
仇和推行强制拆迁铁腕政策，并要求农民出义务工整治京杭运河航道，修筑河堤；
仇和通过企业垫资，要求公务员、教师借出工资等方式筹资来进行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上面激进措施，我们可以否认其合法性、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正如宿迁市委副秘书长刘斌理解的，对仇和所做的改革不要去争论法律依据，这些改革本身就是破除不规范的东西，消除矛盾，在制度无法推动制度建设的情况下，试图用人治的方式最终推动制度的建设、健全。但是，在提倡以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潮流下，我们不能回避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命题。
人治作为唯君命是从，靠清官做主的社会治理方式，自然有其机动灵活，效率优先的优势，但是这要基于一个前题，那就是必须是明君和清官。如果没有明君和清官，那人治的腐败和肮脏更甚。仇和在宿迁只所以成功，尽管其采取措施有所不当，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是正直的，无私的，也是一个想干事、为民请命的人。他所触及的只是某个层面的人，受惠的却是绝大多数百姓。这就是那些激进措施能够得以推行的基础。
仇和改革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保障所有人都像仇和那样正直无私，造福于民。不可否认，仇和的改革进程中，也得到上级领导的或明或暗的支持，他是独一无二的。这尤其要求我们通过法律和制度设计来确保公正，促进发展。这就是我们要提倡的法治。实行法治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之一。
但是，为什么出现了制度无法推动制度建设的情况呢？这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到我们要人治，还是要法治，也牵涉到我们怎样实现发展的命题。实际上，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治理国家方式，两者是辨证统一的，在人治的环境下，也有各种诰、训、律；在法治环境下，也强调人的重要性。关键是孰轻孰重。当前制度无法推动制度建设时，我们有必要检讨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我认为，法律依据不容回避，要修改也要通过合法途径修改。有必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极大智慧和勇气实现新的发展。过于强调领导个人的魄力和能力，往往构成了对法治的极大挑战。这是在当前中国尤其要注意的一个倾向。
＿人治与法治的困惑
仇和，男，1957年1月生；1996年9月起，历任宿迁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2006年当选江苏省副省长。在宿迁任职期间，以推进激进措施改革，成为争议人物，但宿迁的大发展似乎又论证了他的改革之举。
搜索网上信息，其在宿迁推行的部分改革举措是：
1998年宿迁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
1999年宿迁沭阳县让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被南方周末报道；
2001年起宿迁市强力推进医改，将所有医疗机构进行股份制改革；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
2005年5月宿迁治理“人情宴”将婚丧酒席限制为干部不超5桌，群众不超8桌，并因此处理多名干部；
仇和推行强制拆迁铁腕政策，并要求农民出义务工整治京杭运河航道，修筑河堤；
仇和通过企业垫资，要求公务员、教师借出工资等方式筹资来进行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上面激进措施，我们可以否认其合法性、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正如宿迁市委副秘书长刘斌理解的，对仇和所做的改革不要去争论法律依据，这些改革本身就是破除不规范的东西，消除矛盾，在制度无法推动制度建设的情况下，试图用人治的方式最终推动制度的建设、健全。但是，在提倡以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潮流下，我们不能回避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命题。
人治作为唯君命是从，靠清官做主的社会治理方式，自然有其机动灵活，效率优先的优势，但是这要基于一个前题，那就是必须是明君和清官。如果没有明君和清官，那人治的腐败和肮脏更甚。仇和在宿迁只所以成功，尽管其采取措施有所不当，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是正直的，无私的，也是一个想干事、为民请命的人。他所触及的只是某个层面的人，受惠的却是绝大多数百姓。这就是那些激进措施能够得以推行的基础。
仇和改革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保障所有人都像仇和那样正直无私，造福于民。不可否认，仇和的改革进程中，也得到上级领导的或明或暗的支持，他是独一无二的。这尤其要求我们通过法律和制度设计来确保公正，促进发展。这就是我们要提倡的法治。实行法治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之一。
但是，为什么出现了制度无法推动制度建设的情况呢？这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到我们要人治，还是要法治，也牵涉到我们怎样实现发展的命题。实际上，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治理国家方式，两者是辨证统一的，在人治的环境下，也有各种诰、训、律；在法治环境下，也强调人的重要性。关键是孰轻孰重。当前制度无法推动制度建设时，我们有必要检讨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我认为，法律依据不容回避，要修改也要通过合法途径修改。有必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极大智慧和勇气实现新的发展。过于强调领导个人的魄力和能力，往往构成了对法治的极大挑战。这是在当前中国尤其要注意的一个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