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在大雨瓢泼的子想起你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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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一道闪电掠过长空，将居民小区的窗棂过道照得透亮，旋即，轰隆隆一阵子惊雷从楼顶滚过，这神奇的雷电居然将我那台老牙的“康佳”彩电骤然打开。渐入梦乡的我一个激灵“噌”地下得床来，窗外的这个雨呀，瓢泼一般从漆黑的天野倾倒下来，我知道，这是今年的15号台风“卡努”在作祟。
睡意全无，我索性打开日光灯，直愣愣地凝视窗外这哗啦啦的狂雨，瓢泼的雨注拍打着外走廊过道的混凝土地面，飞溅起来一簇簇晶莹的水泡，瞬间化为淙淙水流，沿着墙脚的泄水管，灌入地面，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看着，看着，倏地，鼻子一酸，泪珠陡然在我的眼圈打起转来，浑然不觉悄然袭来的那一丝秋凉。
多少年了，每逢这大雨瓢泼的日子就想起你，母亲！
母亲生我的时候，适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场举国罕见的洪涝。“孩子哎，你来这个世界可真不是时候啊。当年，我们整个儿的苏北平原，那都成了一片泽国啊！家里三间草房的土墙哪儿能经得起七七四十九天的那个雨淋水泡呢，四面的墙啊，倒了一半，壁竖子全露在了外面，只剩两头的山墙幸亏有“套山”（一种鲜棵草扎成的护墙）挡着，要不然这屋子就坍了呀！家里能遮风挡雨的都派上了用场，可还是挡不住那秋末初冬的风啊！偏偏在那个时候，你是使劲儿的踹我肚子呀！你可晓得，妈妈肚子疼你的时候，是邻居家三大爷用洗澡的长脚盆当船，去五里之外才将接生婆请到家里来的呀！”儿时的我常常听母亲这样对我说，可那时我并不晓得一位母亲在家徒四壁的年代养育三个孩子所付出的艰辛。
“一九六二年哪，更是个跃进年哪”唱着当年的儿歌，走着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康庄路，喝着“大集体”食堂照见人影子的大麦粥，挖着“伢儿拳头”等野菜，嚼着香喷喷的榆树皮，采着可口的桑树枣儿，扯着绿油油的椿树叶儿，啃着油坊榨过的黄豆饼，吞着放进灶堂烤过的“鬼麦”（炭蛆病小麦，比小麦早熟）——饥不择食的我们这一代，在人生少年的驿站顽强地生存。
最难熬还得数青黄不接的日子！
那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深秋，那是一个瓢泼大雨的黎明。无论是好是差，母亲总要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我们兄弟几个煮好早饭，好让我们起床后能及时吃上热汤热水的稀粥什么的，然后去五里之外的学校上学。因为前些日子向邻居三婶、二爹家借了两升（一种现今绝种的竹制量器，一筒为半升，约500克）的穇儿（一种粗麦粉，可熬稀粥），母亲已经不好意思再张口借粮。反复刮着缸底也没有舀出小半瓢穇儿的母亲，听着屋外“呜呜吼”的大风卷着的暴雨声，在灶台前犯了难，怎么办啊，孩子？妈妈没有东西好煮给你们吃啊！
人急生智。母亲披起蓑衣（一种草制的雨衣），挎起竹篮，提着小锹，套上水鞋，打开门，消失在黎明前的黑夜。母亲生平第一次偷了集体的庄稼，那是离开我们家很远一个村子的胡萝卜地。一篮子胡萝卜背回来了，胡萝卜叶子拌上了盐，成了我们的咸小菜。胡萝卜呢，成了我们弟兄丰盛的早餐。母亲呢，浑身成了落汤鸡，为此大病了一场，那是因为饿，肚子里没有食都省给了我们弟兄啊！多年后，我问母亲，要是人家跟踪你的脚印，找到咱们家怎么办？“傻孩子，那么大的雨，前面走，后面就被雨水冲掉了。再说，我这双脚这么小，谁能猜得出来，一个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会偷庄稼呢。”
文革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中国大地。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母亲在我读书的小学校里经受了长达三个月的面壁、反省，和背对背（让当年的还乡团伪保长听我母亲的声音回忆指证是不是叛徒）的对质审查。那是一个天黑得像锅底的冬夜，风雨如磐，不敢走夜路的我在家特别的害怕，只能用撕破喉咙的呼喊来给自己壮胆“妈妈——，妈妈——”空旷的乡野没有母亲的回声，只有凛冽的寒风嘶鸣，只有暴雨在房顶敲击，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只有我孤单的身影。母亲那晚没有回来，一整宿，她用羸弱的身躯与造反派进行不屈的斗争，捍卫一个共产党员妇救会长的尊严。
天亮了！作为三代红的革命后代，我成为了文革后的工农兵大学生，并成为正在崛起发展中的中国远洋船队的一名国际海员。我用四十五元的第一份工资为妈妈买了双灯芯绒布鞋，买了一千六百块砖和几千块土坯，将三间草房进行了祖国解放二十五年后的第一次改建。房子弄好了，我奉命到天津报到远航了。母子离别，娘舍不得与儿分手。撑着油布伞，冒着久违的暴雨，三步一停，五步一歇，娘将我送到村头的银杏树下：“孩儿啊，你这一走，不知天高路远，咱们娘儿俩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呐？”我娘的那个泪，不停地淌，不断地流啊！“一到国外，我就给您写信，给您买最好的的确良布料，给您买最好吃的”
结束了生平第一次远航由伦敦归来，我带着我从新加坡买回来的树皮凉布料，荷兰鹿特丹买回来的五公升装玉米油，还有好多好多的水果罐头归心似箭。天公不作美，回到县城刚下长途汽车，便下起了滂沱大雨。村头的银杏树下不见了母亲熟悉的身影，当年用脚盆当船去接接生婆的三大爷老泪纵横，步履蹒跚地守候在银杏树下：“孩子啊，妈妈没得喽，妈妈没得喽——”
我发疯似地冲向我的家，扑倒在我娘的新坟前“妈，妈妈——，儿回来晚了——。这是儿给您从外国买的衣服料，您平生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好衣裳啊！这是儿给您买的玉米油啊，妈妈，吃了一辈子菜籽油的您，您听说过玉米可以榨油的吗？这玉米油好吃啊，妈妈，可是您怎么不等儿回来啊”玉米油洒在母亲的坟前，树皮凉遮在母亲的坟头，雨水、泪水、泥水揉碎了一个天涯游子的心。
母亲因喉症在经历了三个月的痛苦煎熬后不治，临终前不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是母亲的最爱，他总说，我们家老二啊，将来最有出息。
母亲一生操劳，饱受磨难，为地方乡亲做了一辈子工作。文革后，江苏省委发布文件，要为这位在解放战争中为革命老区做过大量工作的老一代共产党员发放每个月150元的生活津贴，然而，她没有等到这一天，她一天的福，没有享受过。
忘不了您啊，母亲！1976，整整三十年了，今夜，您那里也刮台风吗？今夜，您那里也有瓢泼大雨吗？
子夜，一道闪电掠过长空，将居民小区的窗棂过道照得透亮，旋即，轰隆隆一阵子惊雷从楼顶滚过，这神奇的雷电居然将我那台老牙的“康佳”彩电骤然打开。渐入梦乡的我一个激灵“噌”地下得床来，窗外的这个雨呀，瓢泼一般从漆黑的天野倾倒下来，我知道，这是今年的15号台风“卡努”在作祟。
睡意全无，我索性打开日光灯，直愣愣地凝视窗外这哗啦啦的狂雨，瓢泼的雨注拍打着外走廊过道的混凝土地面，飞溅起来一簇簇晶莹的水泡，瞬间化为淙淙水流，沿着墙脚的泄水管，灌入地面，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看着，看着，倏地，鼻子一酸，泪珠陡然在我的眼圈打起转来，浑然不觉悄然袭来的那一丝秋凉。
多少年了，每逢这大雨瓢泼的日子就想起你，母亲！
母亲生我的时候，适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场举国罕见的洪涝。“孩子哎，你来这个世界可真不是时候啊。当年，我们整个儿的苏北平原，那都成了一片泽国啊！家里三间草房的土墙哪儿能经得起七七四十九天的那个雨淋水泡呢，四面的墙啊，倒了一半，壁竖子全露在了外面，只剩两头的山墙幸亏有“套山”（一种鲜棵草扎成的护墙）挡着，要不然这屋子就坍了呀！家里能遮风挡雨的都派上了用场，可还是挡不住那秋末初冬的风啊！偏偏在那个时候，你是使劲儿的踹我肚子呀！你可晓得，妈妈肚子疼你的时候，是邻居家三大爷用洗澡的长脚盆当船，去五里之外才将接生婆请到家里来的呀！”儿时的我常常听母亲这样对我说，可那时我并不晓得一位母亲在家徒四壁的年代养育三个孩子所付出的艰辛。
“一九六二年哪，更是个跃进年哪”唱着当年的儿歌，走着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康庄路，喝着“大集体”食堂照见人影子的大麦粥，挖着“伢儿拳头”等野菜，嚼着香喷喷的榆树皮，采着可口的桑树枣儿，扯着绿油油的椿树叶儿，啃着油坊榨过的黄豆饼，吞着放进灶堂烤过的“鬼麦”（炭蛆病小麦，比小麦早熟）——饥不择食的我们这一代，在人生少年的驿站顽强地生存。
最难熬还得数青黄不接的日子！
那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深秋，那是一个瓢泼大雨的黎明。无论是好是差，母亲总要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我们兄弟几个煮好早饭，好让我们起床后能及时吃上热汤热水的稀粥什么的，然后去五里之外的学校上学。因为前些日子向邻居三婶、二爹家借了两升（一种现今绝种的竹制量器，一筒为半升，约500克）的穇儿（一种粗麦粉，可熬稀粥），母亲已经不好意思再张口借粮。反复刮着缸底也没有舀出小半瓢穇儿的母亲，听着屋外“呜呜吼”的大风卷着的暴雨声，在灶台前犯了难，怎么办啊，孩子？妈妈没有东西好煮给你们吃啊！
人急生智。母亲披起蓑衣（一种草制的雨衣），挎起竹篮，提着小锹，套上水鞋，打开门，消失在黎明前的黑夜。母亲生平第一次偷了集体的庄稼，那是离开我们家很远一个村子的胡萝卜地。一篮子胡萝卜背回来了，胡萝卜叶子拌上了盐，成了我们的咸小菜。胡萝卜呢，成了我们弟兄丰盛的早餐。母亲呢，浑身成了落汤鸡，为此大病了一场，那是因为饿，肚子里没有食都省给了我们弟兄啊！多年后，我问母亲，要是人家跟踪你的脚印，找到咱们家怎么办？“傻孩子，那么大的雨，前面走，后面就被雨水冲掉了。再说，我这双脚这么小，谁能猜得出来，一个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会偷庄稼呢。”
文革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中国大地。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母亲在我读书的小学校里经受了长达三个月的面壁、反省，和背对背（让当年的还乡团伪保长听我母亲的声音回忆指证是不是叛徒）的对质审查。那是一个天黑得像锅底的冬夜，风雨如磐，不敢走夜路的我在家特别的害怕，只能用撕破喉咙的呼喊来给自己壮胆“妈妈——，妈妈——”空旷的乡野没有母亲的回声，只有凛冽的寒风嘶鸣，只有暴雨在房顶敲击，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只有我孤单的身影。母亲那晚没有回来，一整宿，她用羸弱的身躯与造反派进行不屈的斗争，捍卫一个共产党员妇救会长的尊严。
天亮了！作为三代红的革命后代，我成为了文革后的工农兵大学生，并成为正在崛起发展中的中国远洋船队的一名国际海员。我用四十五元的第一份工资为妈妈买了双灯芯绒布鞋，买了一千六百块砖和几千块土坯，将三间草房进行了祖国解放二十五年后的第一次改建。房子弄好了，我奉命到天津报到远航了。母子离别，娘舍不得与儿分手。撑着油布伞，冒着久违的暴雨，三步一停，五步一歇，娘将我送到村头的银杏树下：“孩儿啊，你这一走，不知天高路远，咱们娘儿俩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呐？”我娘的那个泪，不停地淌，不断地流啊！“一到国外，我就给您写信，给您买最好的的确良布料，给您买最好吃的”
结束了生平第一次远航由伦敦归来，我带着我从新加坡买回来的树皮凉布料，荷兰鹿特丹买回来的五公升装玉米油，还有好多好多的水果罐头归心似箭。天公不作美，回到县城刚下长途汽车，便下起了滂沱大雨。村头的银杏树下不见了母亲熟悉的身影，当年用脚盆当船去接接生婆的三大爷老泪纵横，步履蹒跚地守候在银杏树下：“孩子啊，妈妈没得喽，妈妈没得喽——”
我发疯似地冲向我的家，扑倒在我娘的新坟前“妈，妈妈——，儿回来晚了——。这是儿给您从外国买的衣服料，您平生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好衣裳啊！这是儿给您买的玉米油啊，妈妈，吃了一辈子菜籽油的您，您听说过玉米可以榨油的吗？这玉米油好吃啊，妈妈，可是您怎么不等儿回来啊”玉米油洒在母亲的坟前，树皮凉遮在母亲的坟头，雨水、泪水、泥水揉碎了一个天涯游子的心。
母亲因喉症在经历了三个月的痛苦煎熬后不治，临终前不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是母亲的最爱，他总说，我们家老二啊，将来最有出息。
母亲一生操劳，饱受磨难，为地方乡亲做了一辈子工作。文革后，江苏省委发布文件，要为这位在解放战争中为革命老区做过大量工作的老一代共产党员发放每个月150元的生活津贴，然而，她没有等到这一天，她一天的福，没有享受过。
忘不了您啊，母亲！1976，整整三十年了，今夜，您那里也刮台风吗？今夜，您那里也有瓢泼大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