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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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妈妈、当年的地下党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48年12月的一天早上,解放前夕的天津。天刚亮,虽然大雪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晚上。可天仍然阴沉着,雪花仍然漫天飞舞着。四辆大卡车,满载着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气势汹汹地停在了一座紧靠海河边的纺织厂门口。大卡车本应该要直接开进工厂的,但此时却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在大卡车的前面,横亘着一道墙,由一排排男女工人们组成的一道厚厚的人墙。
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奉命要拆走这座工厂里全部纺织机械和其他动力机械的电动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知道自己必将失败的命运,他们竟然用破坏城市、破坏工厂这种卑鄙的手段,来阻挠天津城的解放。
上级用从没有见过的严肃口吻,给这位女地下党员接连发来三道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住工厂,迎接解放,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让敌人拆走!
唉“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让敌人拆走!”谈何容易啊!当时敌人已经接近疯狂,虽然我们将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建立了护厂队保护工厂。可我们毕竟是赤手空拳,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群手拿着杀人刀枪的狼啊!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真是没有底啊!当时我就想好了,如果敌人要动手杀人,那么我就带着几位地下党员和工人骨干先上,别的,就什么也不想了。老妈妈叹息着回忆说。
“狼”们站成了一排,向着人墙,举起了带着雪亮刺刀的长枪。大卡车上,四挺机关枪也虎视眈眈地,瞄向了人墙。带队的“狼”是一个连长,无论他怎么解释、怎么吓唬、怎么嚷嚷,工人们都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退缩。他们只是在雪中默默地站立着,不,是在与“狼”们对峙着。
连长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嚷着,一边向着人群挥舞着手枪,他想用这种方法,从人墙中打开一个缺口。
人墙依然丝毫没动。
连长望着这堵人墙,突然向后退了一步,绝望地举起了右手。
刺刀,对准了工人们的胸膛,机关枪,左右摆动着,瞄准了人墙。
老妈妈说:当时啊,我脑子嗡的一声,心里想完了、完了,敌人真的要动手杀人了。于是我就向几个骨干使了个眼色,然后毅然朝着敌人的连长迈出了一步。我想和那个连长进行最后的交涉,虽然我很清楚,交涉的结果肯定是零。而我自己也很可能是第一个牺牲者。因为我知道“狼”们,是军人,他们只是军人,他们能够做的,是机械地服从命令。
虽然老妈妈面对敌人的刺刀,想从容地做第一个牺牲者。但她一步也没有迈出去,因为她被身后无数双手抓住了,按住了,动弹不得。
此时,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场面出现了:人墙出现了一条缝隙,从缝隙里钻出了五个柔弱的女工来。只见她们径直来到了连长面前,面对着雪亮的刺刀,站成了整齐的一排。
怎么着,想杀人了?来,照这捅!捅啊!你们这些狼心狗肺没有人性的东西!
这是五个女工里岁数最大的老大姐,指着自己的胸膛在向敌人愤怒地喊话。语气里丝毫没有商量和企求。
捅啊,捅啊,照这捅!五个女工胸口顶着刺刀,勇敢地怒吼着同一句话。
连长看着这突然出现的五个女工,有些不知所措了。刺刀也在女工们胸膛的紧逼下,一寸一寸地在后退。
老大姐流着眼泪说话了:长官啊,弟兄们啊,谁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啊,谁不要吃饭养家糊口啊,你们就不想一想,没有了工厂,这几千名工人和靠他们养活的上万名家人可怎么活啊?你们说,可怎么活啊?
是啊,我们该怎么活啊?其他几个女工也七嘴八舌地帮着腔。
老大姐激愤地继续说:今天跟你们说白了,工人们没有了工厂,反正是死路一条了。想拆机器也行,你们就用这刺刀先把我们姐妹几个拆了,看看我们这姐儿几个,和你们的母亲,和你们的姐妹们有什么不同,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老大姐话音刚落,众姐妹便随声附和着。
连长举起的右手,突然哆嗦了一下,刺刀,低下了很多,车上的机关枪,停止了摇摆。
老大姐停止了哭泣,她望着眼前的刺刀,一咬牙,解开了自己的棉袄,向着雪亮的刺刀,敞开了自己的胸怀,来吧,弟兄们,就朝这桶,今天你们不把我先拆了,就别想动工厂一个手指头。
其他几个姐妹,也学着老大姐的样子,向着雪亮的刺刀,毫不犹豫地敞开了自己的胸怀。来吧,朝这桶!朝这桶啊!其中一位最小的,刚刚十四岁的小女工,跑到连长的跟前哭喊着:大叔啊,你就朝这桶吧!大叔啊,你朝这桶吧!
此时的连长,面对着女工们敞开的胸怀,面对着女人们的哭声,并没有放下举起的右手,而是低着头慢慢转过身来,把右手向前无力地一挥。一排雪亮的刺刀顿时变成了四行队伍,向大卡车跑去。
此时,紧蹦着心的老妈妈突然醒过味儿来了,她赶紧让工人们按照预先的安排,将准备好的整条的香烟整捆的白酒往车上扔,给国民党兵们送行。那位连长,摸了摸小女工的头,轻轻地叹了一声,便头也不回地坐进了驾驶室中
天亮了,解放了!工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而五位英雄姐妹的事迹也在工人们中间久久传颂。当带队接管工厂的军代表,也就是后来的厂党委书记亲自找这五姐妹谈话,在感谢她们为人民所立下的功勋的同时,还希望她们去干部培训班深造,好代表工人阶级管理工厂。遗憾的是,五位姐妹中,只有最小的那位小女工答应了下来,而其他的四位姐妹,却并没有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因为她们什么想法也没有,只希望能够稳稳当当地做个好工人,把家里的日子过红火。
在后来的日子里,那四姐妹没有居功自傲。也没有以此当本钱吃老本。而是在这座纺织工厂里的最普通的车间里,默默地干着最普通的工作,直到退休。
那个小女工,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从事了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工作,最后在某部委司长任上离休。屈指算算,小女工今年也该七十周岁了!而现在五姐妹中在世的,也只剩下她一人了
曾经听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妈妈、当年的地下党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48年12月的一天早上,解放前夕的天津。天刚亮,虽然大雪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晚上。可天仍然阴沉着,雪花仍然漫天飞舞着。四辆大卡车,满载着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气势汹汹地停在了一座紧靠海河边的纺织厂门口。大卡车本应该要直接开进工厂的,但此时却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在大卡车的前面,横亘着一道墙,由一排排男女工人们组成的一道厚厚的人墙。
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奉命要拆走这座工厂里全部纺织机械和其他动力机械的电动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知道自己必将失败的命运,他们竟然用破坏城市、破坏工厂这种卑鄙的手段,来阻挠天津城的解放。
上级用从没有见过的严肃口吻,给这位女地下党员接连发来三道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住工厂,迎接解放,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让敌人拆走!
唉“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让敌人拆走!”谈何容易啊!当时敌人已经接近疯狂,虽然我们将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建立了护厂队保护工厂。可我们毕竟是赤手空拳,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群手拿着杀人刀枪的狼啊!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真是没有底啊!当时我就想好了,如果敌人要动手杀人,那么我就带着几位地下党员和工人骨干先上,别的,就什么也不想了。老妈妈叹息着回忆说。
“狼”们站成了一排,向着人墙,举起了带着雪亮刺刀的长枪。大卡车上,四挺机关枪也虎视眈眈地,瞄向了人墙。带队的“狼”是一个连长,无论他怎么解释、怎么吓唬、怎么嚷嚷,工人们都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退缩。他们只是在雪中默默地站立着,不,是在与“狼”们对峙着。
连长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嚷着,一边向着人群挥舞着手枪,他想用这种方法,从人墙中打开一个缺口。
人墙依然丝毫没动。
连长望着这堵人墙,突然向后退了一步,绝望地举起了右手。
刺刀,对准了工人们的胸膛,机关枪,左右摆动着,瞄准了人墙。
老妈妈说:当时啊,我脑子嗡的一声,心里想完了、完了,敌人真的要动手杀人了。于是我就向几个骨干使了个眼色,然后毅然朝着敌人的连长迈出了一步。我想和那个连长进行最后的交涉,虽然我很清楚,交涉的结果肯定是零。而我自己也很可能是第一个牺牲者。因为我知道“狼”们,是军人,他们只是军人,他们能够做的,是机械地服从命令。
虽然老妈妈面对敌人的刺刀,想从容地做第一个牺牲者。但她一步也没有迈出去,因为她被身后无数双手抓住了,按住了,动弹不得。
此时,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场面出现了:人墙出现了一条缝隙,从缝隙里钻出了五个柔弱的女工来。只见她们径直来到了连长面前,面对着雪亮的刺刀,站成了整齐的一排。
怎么着,想杀人了?来,照这捅!捅啊!你们这些狼心狗肺没有人性的东西!
这是五个女工里岁数最大的老大姐,指着自己的胸膛在向敌人愤怒地喊话。语气里丝毫没有商量和企求。
捅啊,捅啊,照这捅!五个女工胸口顶着刺刀,勇敢地怒吼着同一句话。
连长看着这突然出现的五个女工,有些不知所措了。刺刀也在女工们胸膛的紧逼下,一寸一寸地在后退。
老大姐流着眼泪说话了:长官啊,弟兄们啊,谁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啊,谁不要吃饭养家糊口啊,你们就不想一想,没有了工厂,这几千名工人和靠他们养活的上万名家人可怎么活啊?你们说,可怎么活啊?
是啊,我们该怎么活啊?其他几个女工也七嘴八舌地帮着腔。
老大姐激愤地继续说:今天跟你们说白了,工人们没有了工厂,反正是死路一条了。想拆机器也行,你们就用这刺刀先把我们姐妹几个拆了,看看我们这姐儿几个,和你们的母亲,和你们的姐妹们有什么不同,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老大姐话音刚落,众姐妹便随声附和着。
连长举起的右手,突然哆嗦了一下,刺刀,低下了很多,车上的机关枪,停止了摇摆。
老大姐停止了哭泣,她望着眼前的刺刀,一咬牙,解开了自己的棉袄,向着雪亮的刺刀,敞开了自己的胸怀,来吧,弟兄们,就朝这桶,今天你们不把我先拆了,就别想动工厂一个手指头。
其他几个姐妹,也学着老大姐的样子,向着雪亮的刺刀,毫不犹豫地敞开了自己的胸怀。来吧,朝这桶!朝这桶啊!其中一位最小的,刚刚十四岁的小女工,跑到连长的跟前哭喊着:大叔啊,你就朝这桶吧!大叔啊,你朝这桶吧!
此时的连长,面对着女工们敞开的胸怀,面对着女人们的哭声,并没有放下举起的右手,而是低着头慢慢转过身来,把右手向前无力地一挥。一排雪亮的刺刀顿时变成了四行队伍,向大卡车跑去。
此时,紧蹦着心的老妈妈突然醒过味儿来了,她赶紧让工人们按照预先的安排,将准备好的整条的香烟整捆的白酒往车上扔,给国民党兵们送行。那位连长,摸了摸小女工的头,轻轻地叹了一声,便头也不回地坐进了驾驶室中
天亮了,解放了!工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而五位英雄姐妹的事迹也在工人们中间久久传颂。当带队接管工厂的军代表,也就是后来的厂党委书记亲自找这五姐妹谈话,在感谢她们为人民所立下的功勋的同时,还希望她们去干部培训班深造,好代表工人阶级管理工厂。遗憾的是,五位姐妹中,只有最小的那位小女工答应了下来,而其他的四位姐妹,却并没有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因为她们什么想法也没有,只希望能够稳稳当当地做个好工人,把家里的日子过红火。
在后来的日子里,那四姐妹没有居功自傲。也没有以此当本钱吃老本。而是在这座纺织工厂里的最普通的车间里,默默地干着最普通的工作,直到退休。
那个小女工,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从事了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工作,最后在某部委司长任上离休。屈指算算,小女工今年也该七十周岁了!而现在五姐妹中在世的,也只剩下她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