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去哈佛不如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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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的文摘报上，刊登了一篇转发自瞭望东方周刊，题目为“中国官员哈佛受训”的文章，此文章的内容，与去年8月江南时报上所刊登的“中国高官低调上“哈佛班””的文章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基本上报道的都是哈佛班的学员们对哈佛培训的体会和认识，以及学成回来以后，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在本职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如果说对比一下两篇文章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最大的区别就再于“中国高官低调上“哈佛班””的文章所报道的内容里面，因为慑于群众的影响和舆论的反映，多多少少的还存在着一种谨慎的低调和担心的成分。而在“中国官员哈佛受训”的文章里面，不但没有了那种有所顾忌的谨慎与低调以及担心的成分，而且还颇为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谁说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质问，对“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观点来了一个否定，而且还特别强调说什么“每一个学员都会谈起媒体关于“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议论。他们认为这是误解。”从低调去哈佛，到公然提出“谁说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质问，这其中的变化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对此，笔者想再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笔者在拙文去哈佛不如去延安和再谈去哈佛不如去延安中，对“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观点曾经做过解释，我想，今天有必要再重新回顾一下：
不可否认，我们的领导干部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去国外学习、考察、培训，对开拓领导干部的眼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长处，用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执政水平的提高，这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首先应该认清的是，现在的领导干部当务之急最需要学习什么，培训什么？
我们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因为有这样的宗旨，我们党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支持，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特别是在领导干部队伍里，出现了不顾人民群众疾苦，疯狂贪污腐败的现象和各种各样的不正之风。这些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不仅败坏了党的形象，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更干扰和破坏了国家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这样的领导干部，难道能真正带领人民去谋幸福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党的宗旨和和保证我们党赖以生存的革命老传统、老作风，已被不少领导干部抛弃，这已经成为了于党、于国都非常危险的大问题。（去哈佛不如去延安）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法宝，是党在多年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无价之宝，更是我们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正因为延安精神被淡漠、被遗忘，才有不顾人民疾苦，贪图享乐，贪污腐败“狂吃人民”的现象；正因为延安精神的被淡漠、被遗忘，才有了党和政府的富民好政策贯彻不下去，或者贯彻下去就变了味的现象；正因为延安精神的被淡漠、被遗忘，才有了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视人民如草芥，将法律当作儿戏的现象从这些现象里，我们哪里还能找得到一个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呢！
过去，我们对一些腐败行为大都用“极少数”这个词去形容、去解释。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再用“极少数”这个词去形容、去解释，就是自欺欺人了。因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那杆秤准着呢！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提倡“领导干部学习：去哈佛不如去延安”这里所说的“去延安，”是一种象征和比喻，其目的就是希望每个领导干部，都能够牢记党的宗旨，以延安精神为行为准则，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下去，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就是与时俱进的带头人。
哈佛大学是世界知名学府，不可否认，那里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如果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丢在脑后，把延安精神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去哈佛培训三年，也不会成为合乎党的要求，人民群众需要的领导干部的。近年来，那些被制裁的贪官，有几个没有出国学习、考察？可他们又学回了什么呢？这教训难道还不值得发人深省吗？（再谈去哈佛不如去延安）
综上所述“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观点，并不是否定和反对去哈佛，而是在现在的国情下，应该怎样处理好去哈佛与去延安的关系的问题，是一个要分清轻重缓急应该以什么为主的问题。可以说，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去延安都是为主的，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决定的。而无数严酷的事实证明，现在我们党和国家在培训领导干部问题上最最需要解决的，最最急迫解决的，依然还是“去延安”的问题。
笔者在去哈佛不如去延安一文中，曾经引用了新华社针对领导干部去哈佛问题的时评中的一段观点：“古语云：‘如有志于学，虽草庐中应可知天下事。’在当今资讯发达时代，许多理论和经验不一定只靠出国才能学到。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可以通过因特网、光盘、录像带、书本以及外国专家前来传经送宝等途径获得，既然许多东西在国内也可以学到，何必非要舍近而求远呢？何况，外国的先进理念、成功经验固然要学，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领导干部只有一心为民，扑下身子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求真务实，才能做好各项工作。”
此言非常精辟，令笔者佩服。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不一定必须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跑到国外去学习，在计算机和因特网已经普及的信息化时代里，在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的办公桌上都早已配备上了档次不低的计算机的时代里，在每天都有大量的，各个专业、各个门类的新书籍出版的时代里，如果你真想学习知识，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学习到的呢？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虽然有着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都优越得多的，令人羡慕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但却并没有将这种环境真正地利用和珍惜起来，而是偏偏要舍近求远地跑到外国去培训几个月，跑到哈佛去培训几周。然后大呼解渴、解渴。实际上，谁都清楚，想解渴的办法多着呢！为什么非要跑到外国去才能解渴呢？
在“中国官员哈佛受训”一文中，对湖南省副省长徐宪平的收获有这样一段记述；“尽管在中国，网络已相当普及，但是徐宪平与网络的全面接触还是在美国——在网上订机票，买书，查地址，收集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读到此处，笔者不仅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因为徐宪平在美国所做的“在网上订机票，买书，查地址，收集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其实在中国也早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就已经成为了很普通很正常的事情了。只不过在中国，一个副省长可以完全不用亲自去做，需要什么吩咐一声就ok了。而到了美国，你是一个学员，人家可不管你是什么省长不省长了，这些事情你理所当然的必须要自己去做的，所以徐宪平才对网络有了“全面接触“的直接感觉。身边守着电脑，却对之不了解更不会利用，跑到美国了才“对“电子政务”有了一种“脱胎换骨”般的认识”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
实际上，徐宪平的这种收获，大可不必到美国去，因为想体会美国网站，想知道美国的政务情况，只要在办公室里轻点鼠标，一瞬间的事情罢了。另外，如果能常到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的论坛上转转看看，收获到的比他在美国所能体会到的肯定要多得多呢！遗憾的是，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小调查，在领导干部中，特别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对网络，特别对网络论坛有成见，谈之色变，甚至于恨之咬牙切齿者，不在少数。
“中国官员哈佛受训”所报道的主体，是已经学成回来的中组部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第三期，一共56个学员，以副局级干部为主，从2004年6月底开始培训三个月，其中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一个半月。在谈到学习效果的时候，文章是这样报道的：“回想起这三个月的学习效果，北京市工商联常务副会长马兰霞说“非常解渴”这是学员们的普遍反应。”
实事求是地说“非常解渴”这句话，形容得非常好，也非常恰当。笔者也对这句简明扼要的总结报以十分的欣赏。因为哈佛大学毕竟是世界知名的学府，收了人家这么多的钱，再不给点解渴的东西那也太说不过去了。“他们学习了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包括公共管理、危机管理、招商引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廉政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一大批美国的在任和退休官员来到讲堂。包括前国防部副部长怀特教授、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中美关系专家傅高义，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授了美国的公共管理。”
毋庸置疑，从学习的地点到学习的内容以及授课的人员来看，对任何人都可以说是确实解渴。但这些所学的东西有多少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多少能够在官本位根深蒂固，很多事情必须得到官场中的潜规则的认可才能落到实处的今天，就是将自己所学的东西真正用于实践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对于这一点，学员们肯定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
既然是公共管理高级培训，又是“学习了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包括公共管理、危机管理、招商引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廉政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那么除了报道上说的有些人写了几本书、有了许多从未有过的体会，出台了一个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以外，有几人真正在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解决了实际问题？例如公车改革，例如医药改革，例如教育改革，例如工资改革，例如下岗再就业，例如国企改革问题，例如触目惊心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例如现在已经被老百姓深痛恶绝的房地产市场问题，例如建设新农村问题，还有城市和农村建设中的野蛮拆迁问题，还有已经使人民群众到了怨声载道、忍无可忍地步的党内外的腐败问题等等，在这些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关键问题上，又有几人真正利用了自己所学习到的知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要想否定一个观点，必须要用事实来说话，而且这事实必须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今天咱们暂不去探究什么花费如此多的钱财，跑到大洋彼岸去培训那么几个月值不值的问题，先说说就用这么点所谓解渴的体会，就出了这么几本书，就这么例行公事般的采取了一些所谓的办法，和“几乎每个学员回来后都给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继续办下去的建议。”就敢理直气壮地、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喊出“谁说去哈佛不如去延安”来？进而为领导干部公费出国找出“名正言顺”的理由而继续大开绿灯，面对此情此景，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笔者的心情比两年前写去哈佛不如去延安时还要气愤与悲哀了。
最后，让我们用一位人民网记者的文章，不要忘了对过去的沉思中的一段即精辟、又实事求是、还令人警醒的话，来结束此文吧：“去哈佛不如去延安”这样的论断或许失于武断，但它是对“提升官员执政能力”的一个善意思考。我们发现，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开阔视野、gdp的成长、先进管理经验的获得，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时候，他们恰恰遗忘了，对本土精神（或曰宗旨）的深沉回味。中国就像一颗即将破壳而出的种子，它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但应该提醒的一点是，不要忘了对并不遥远的过去的沉思——是什么给了你破壳而出的力量？
4月20日的文摘报上，刊登了一篇转发自瞭望东方周刊，题目为“中国官员哈佛受训”的文章，此文章的内容，与去年8月江南时报上所刊登的“中国高官低调上“哈佛班””的文章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基本上报道的都是哈佛班的学员们对哈佛培训的体会和认识，以及学成回来以后，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在本职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如果说对比一下两篇文章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最大的区别就再于“中国高官低调上“哈佛班””的文章所报道的内容里面，因为慑于群众的影响和舆论的反映，多多少少的还存在着一种谨慎的低调和担心的成分。而在“中国官员哈佛受训”的文章里面，不但没有了那种有所顾忌的谨慎与低调以及担心的成分，而且还颇为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谁说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质问，对“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观点来了一个否定，而且还特别强调说什么“每一个学员都会谈起媒体关于“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议论。他们认为这是误解。”从低调去哈佛，到公然提出“谁说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质问，这其中的变化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对此，笔者想再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笔者在拙文去哈佛不如去延安和再谈去哈佛不如去延安中，对“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观点曾经做过解释，我想，今天有必要再重新回顾一下：
不可否认，我们的领导干部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去国外学习、考察、培训，对开拓领导干部的眼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长处，用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执政水平的提高，这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首先应该认清的是，现在的领导干部当务之急最需要学习什么，培训什么？
我们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因为有这样的宗旨，我们党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支持，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特别是在领导干部队伍里，出现了不顾人民群众疾苦，疯狂贪污腐败的现象和各种各样的不正之风。这些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不仅败坏了党的形象，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更干扰和破坏了国家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这样的领导干部，难道能真正带领人民去谋幸福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党的宗旨和和保证我们党赖以生存的革命老传统、老作风，已被不少领导干部抛弃，这已经成为了于党、于国都非常危险的大问题。（去哈佛不如去延安）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法宝，是党在多年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无价之宝，更是我们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正因为延安精神被淡漠、被遗忘，才有不顾人民疾苦，贪图享乐，贪污腐败“狂吃人民”的现象；正因为延安精神的被淡漠、被遗忘，才有了党和政府的富民好政策贯彻不下去，或者贯彻下去就变了味的现象；正因为延安精神的被淡漠、被遗忘，才有了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视人民如草芥，将法律当作儿戏的现象从这些现象里，我们哪里还能找得到一个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呢！
过去，我们对一些腐败行为大都用“极少数”这个词去形容、去解释。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再用“极少数”这个词去形容、去解释，就是自欺欺人了。因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那杆秤准着呢！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提倡“领导干部学习：去哈佛不如去延安”这里所说的“去延安，”是一种象征和比喻，其目的就是希望每个领导干部，都能够牢记党的宗旨，以延安精神为行为准则，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下去，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就是与时俱进的带头人。
哈佛大学是世界知名学府，不可否认，那里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如果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丢在脑后，把延安精神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去哈佛培训三年，也不会成为合乎党的要求，人民群众需要的领导干部的。近年来，那些被制裁的贪官，有几个没有出国学习、考察？可他们又学回了什么呢？这教训难道还不值得发人深省吗？（再谈去哈佛不如去延安）
综上所述“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观点，并不是否定和反对去哈佛，而是在现在的国情下，应该怎样处理好去哈佛与去延安的关系的问题，是一个要分清轻重缓急应该以什么为主的问题。可以说，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去延安都是为主的，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决定的。而无数严酷的事实证明，现在我们党和国家在培训领导干部问题上最最需要解决的，最最急迫解决的，依然还是“去延安”的问题。
笔者在去哈佛不如去延安一文中，曾经引用了新华社针对领导干部去哈佛问题的时评中的一段观点：“古语云：‘如有志于学，虽草庐中应可知天下事。’在当今资讯发达时代，许多理论和经验不一定只靠出国才能学到。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可以通过因特网、光盘、录像带、书本以及外国专家前来传经送宝等途径获得，既然许多东西在国内也可以学到，何必非要舍近而求远呢？何况，外国的先进理念、成功经验固然要学，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领导干部只有一心为民，扑下身子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求真务实，才能做好各项工作。”
此言非常精辟，令笔者佩服。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不一定必须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跑到国外去学习，在计算机和因特网已经普及的信息化时代里，在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的办公桌上都早已配备上了档次不低的计算机的时代里，在每天都有大量的，各个专业、各个门类的新书籍出版的时代里，如果你真想学习知识，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学习到的呢？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虽然有着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都优越得多的，令人羡慕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但却并没有将这种环境真正地利用和珍惜起来，而是偏偏要舍近求远地跑到外国去培训几个月，跑到哈佛去培训几周。然后大呼解渴、解渴。实际上，谁都清楚，想解渴的办法多着呢！为什么非要跑到外国去才能解渴呢？
在“中国官员哈佛受训”一文中，对湖南省副省长徐宪平的收获有这样一段记述；“尽管在中国，网络已相当普及，但是徐宪平与网络的全面接触还是在美国——在网上订机票，买书，查地址，收集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读到此处，笔者不仅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因为徐宪平在美国所做的“在网上订机票，买书，查地址，收集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其实在中国也早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就已经成为了很普通很正常的事情了。只不过在中国，一个副省长可以完全不用亲自去做，需要什么吩咐一声就ok了。而到了美国，你是一个学员，人家可不管你是什么省长不省长了，这些事情你理所当然的必须要自己去做的，所以徐宪平才对网络有了“全面接触“的直接感觉。身边守着电脑，却对之不了解更不会利用，跑到美国了才“对“电子政务”有了一种“脱胎换骨”般的认识”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
实际上，徐宪平的这种收获，大可不必到美国去，因为想体会美国网站，想知道美国的政务情况，只要在办公室里轻点鼠标，一瞬间的事情罢了。另外，如果能常到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的论坛上转转看看，收获到的比他在美国所能体会到的肯定要多得多呢！遗憾的是，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小调查，在领导干部中，特别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对网络，特别对网络论坛有成见，谈之色变，甚至于恨之咬牙切齿者，不在少数。
“中国官员哈佛受训”所报道的主体，是已经学成回来的中组部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第三期，一共56个学员，以副局级干部为主，从2004年6月底开始培训三个月，其中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一个半月。在谈到学习效果的时候，文章是这样报道的：“回想起这三个月的学习效果，北京市工商联常务副会长马兰霞说“非常解渴”这是学员们的普遍反应。”
实事求是地说“非常解渴”这句话，形容得非常好，也非常恰当。笔者也对这句简明扼要的总结报以十分的欣赏。因为哈佛大学毕竟是世界知名的学府，收了人家这么多的钱，再不给点解渴的东西那也太说不过去了。“他们学习了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包括公共管理、危机管理、招商引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廉政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一大批美国的在任和退休官员来到讲堂。包括前国防部副部长怀特教授、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中美关系专家傅高义，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授了美国的公共管理。”
毋庸置疑，从学习的地点到学习的内容以及授课的人员来看，对任何人都可以说是确实解渴。但这些所学的东西有多少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多少能够在官本位根深蒂固，很多事情必须得到官场中的潜规则的认可才能落到实处的今天，就是将自己所学的东西真正用于实践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对于这一点，学员们肯定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
既然是公共管理高级培训，又是“学习了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包括公共管理、危机管理、招商引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廉政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那么除了报道上说的有些人写了几本书、有了许多从未有过的体会，出台了一个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以外，有几人真正在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解决了实际问题？例如公车改革，例如医药改革，例如教育改革，例如工资改革，例如下岗再就业，例如国企改革问题，例如触目惊心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例如现在已经被老百姓深痛恶绝的房地产市场问题，例如建设新农村问题，还有城市和农村建设中的野蛮拆迁问题，还有已经使人民群众到了怨声载道、忍无可忍地步的党内外的腐败问题等等，在这些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关键问题上，又有几人真正利用了自己所学习到的知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要想否定一个观点，必须要用事实来说话，而且这事实必须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今天咱们暂不去探究什么花费如此多的钱财，跑到大洋彼岸去培训那么几个月值不值的问题，先说说就用这么点所谓解渴的体会，就出了这么几本书，就这么例行公事般的采取了一些所谓的办法，和“几乎每个学员回来后都给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继续办下去的建议。”就敢理直气壮地、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喊出“谁说去哈佛不如去延安”来？进而为领导干部公费出国找出“名正言顺”的理由而继续大开绿灯，面对此情此景，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笔者的心情比两年前写去哈佛不如去延安时还要气愤与悲哀了。
最后，让我们用一位人民网记者的文章，不要忘了对过去的沉思中的一段即精辟、又实事求是、还令人警醒的话，来结束此文吧：“去哈佛不如去延安”这样的论断或许失于武断，但它是对“提升官员执政能力”的一个善意思考。我们发现，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开阔视野、gdp的成长、先进管理经验的获得，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时候，他们恰恰遗忘了，对本土精神（或曰宗旨）的深沉回味。中国就像一颗即将破壳而出的种子，它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但应该提醒的一点是，不要忘了对并不遥远的过去的沉思——是什么给了你破壳而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