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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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26日清晨，在敦煌“莫高窟”有位王姓的道士照例早起，开始清除一个洞窟中的积沙。突然，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隐藏不知多少年的洞穴，会在未来的许多年轰动整个世界“敦煌学”也由此建立起来。据王道士墓志记载：“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这便是“莫高窟”著名的“藏经洞”于是，从这一天起，围绕着“藏经洞”演义了无数的故事，王道士的名字也与“藏经洞”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诸多的与“莫高窟”有关的文章中，有人把他视为历史罪人，描述成：“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愚昧、无知、贪婪等等。呜呼！一个人类文化宝藏的发现者，不得不承受着如此的责难。
王道士（1849－1931）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还有比较有文采的记载，说王道士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于是他便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王道士是不是真的激情万千的说过“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我们不得而知，这恐怕是后人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王道士是不是真的有使命感，我们也不敢妄加判断。倒是在后来数十年的岁月里，王道士伴随着黄卷青灯，无怨无悔的清理着洞窟的积沙，确实也有那么一点使命感的味道。从现存的记载来看，王道士应该是一个具有朴素宗教情感和虔诚心灵的道家弟子，至于一个道士信徒为何进入了佛家圣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道士的到来，倒使这个千年宝窟忽然有了生气，香火也由此旺盛起来，这不啻是释道两家的一件美谈。重要的是，王道士住下来后，能够孜孜不倦的清理洞窟的积沙，对保护“莫高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有文章说起王道士的时候，竟然说“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果真是王道士把持了吗？王道士的到来，真的是“莫高窟”的不幸吗？我们先来看看王道士没来前“莫高窟”是怎样的情景，据敦煌春秋介绍：“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行廊多已不存，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洞窟则已积起厚沙。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按照这个记载，我们倒觉得是王道士的出现，使“莫高窟”有了新生的希望。“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把一个几近废弃的洞窟，重现了当年的风采，可谓功莫大焉。至于在莫高窟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乃是一个道家弟子对其所膜拜的神灵的感怀不忘，用现代的眼光看，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毕竟是一个道家弟子虔诚心灵的美好体现。须知，王道士是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他的道观，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责备王道士，就有些不通情理了。
有人撰文说王道士发现宝物后，便开始盗卖国家文物，甚至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说洋人“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如此读来，王道士倒真象一个畏畏缩缩、地地道道趋利小人，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看王道士发现宝洞后的表现。文献记载：“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记住，是徒步行走50里，而且是在荒芜人烟的马道上，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王道士强烈的责任心，他并没有把发现的宝物隐匿起来，而是立刻报告官府。王道士是个修行之人，早已看破红尘，他会不会在外国人面前表现的那么下贱呢？我想不仅不会，也没有必要，如果当时那个购买文物的外国人真的觉得王道士没品位，也仅仅是觉得王道士不了解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而已。至于王道士最后为什么要买这些宝物，我们还得从头说起。王道士发现宝物后，度过了七个春秋，这期间他向数位官员报告过此事，都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得已，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那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道士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作为一名普通的道士能做到这样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所能做的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就在王道士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一个叫斯坦因的外国人，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道士保持了他应有的尊严，并没有卑躬屈膝表现，反而是外国人在讨好他。后来斯坦因了解到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圆箓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经卷的目的。斯坦因曾这样叙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斯坦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斯坦因历经1年多时间，才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但是中国的国门是大开的，没有任何人过问。王道士虽然卖去了宝物，但他的动机是基于对玄奘的崇拜，或许王道士认为，由这样一位有钱的外国人来保管这批宝物，应该比自己更来的安全。事实也确实如此，被外国人弄走的经卷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后，这才引起国人的重视。这里有人会说王道士没有国家观念，是的，的确没有！但是，请不要忘了，彼时已经是1907年了，清王朝将要垮掉，国家已经腐朽不堪了。所以斯坦因大大咧咧的步出了国门，可见整个民族的文物保护观念是多么淡漠呀。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王道士有错误，就是过分相信了这个外国人。
于是，便有人就卖经卷一事，说王道士如何的贪婪。王道士初到敦煌，便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布施募化均造册入帐，小有积蓄，便建太清宫道观，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出家之人，至于买经卷所得，也大都用在“莫高窟”的保护上面了，我们也没有见到王道士购置田产，建房修宅的记录。王道士孑然一身，于红尘无牵无挂，他能在“莫高窟”修行数十年，钱财对于他来说都是身外之物了。如此，我们再指责王道士贪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王道士在宝物流失上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把所有的罪过归咎于他，实在有失公允，这位不幸的道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如果不是对神灵的虔诚，王圆箓道士怎么会留守“莫高窟”且默默无闻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清扫积沙呢？我们也无法预测没有王道士，这处千年宝窟会被糟蹋成什么样子？
我们也不反对文人学者出于义愤发几句牢骚，或许也可以唤起全民族的自尊心，但是，由此把王道士描述成：“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愚昧、无知、贪婪等等。须知，那个时候，边远地区的老百姓大都这般装束、这般模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丑化王道士，就有点不够宽容了。另外，我们更不应该用现代的标准来要求王道士，他毕竟生活在那个不幸的时代，我们不可以提出过高的要求。
王道士苦守莫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也已70余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这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他有幸卷入了一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中，也想尽力保护那批经卷，无奈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成全他。他太累了，需要安静了，我们不要再打扰他了。
2006-5-10
1900年5月26日清晨，在敦煌“莫高窟”有位王姓的道士照例早起，开始清除一个洞窟中的积沙。突然，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隐藏不知多少年的洞穴，会在未来的许多年轰动整个世界“敦煌学”也由此建立起来。据王道士墓志记载：“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这便是“莫高窟”著名的“藏经洞”于是，从这一天起，围绕着“藏经洞”演义了无数的故事，王道士的名字也与“藏经洞”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诸多的与“莫高窟”有关的文章中，有人把他视为历史罪人，描述成：“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愚昧、无知、贪婪等等。呜呼！一个人类文化宝藏的发现者，不得不承受着如此的责难。
王道士（1849－1931）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还有比较有文采的记载，说王道士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于是他便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王道士是不是真的激情万千的说过“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我们不得而知，这恐怕是后人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王道士是不是真的有使命感，我们也不敢妄加判断。倒是在后来数十年的岁月里，王道士伴随着黄卷青灯，无怨无悔的清理着洞窟的积沙，确实也有那么一点使命感的味道。从现存的记载来看，王道士应该是一个具有朴素宗教情感和虔诚心灵的道家弟子，至于一个道士信徒为何进入了佛家圣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道士的到来，倒使这个千年宝窟忽然有了生气，香火也由此旺盛起来，这不啻是释道两家的一件美谈。重要的是，王道士住下来后，能够孜孜不倦的清理洞窟的积沙，对保护“莫高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有文章说起王道士的时候，竟然说“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果真是王道士把持了吗？王道士的到来，真的是“莫高窟”的不幸吗？我们先来看看王道士没来前“莫高窟”是怎样的情景，据敦煌春秋介绍：“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行廊多已不存，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洞窟则已积起厚沙。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按照这个记载，我们倒觉得是王道士的出现，使“莫高窟”有了新生的希望。“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把一个几近废弃的洞窟，重现了当年的风采，可谓功莫大焉。至于在莫高窟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乃是一个道家弟子对其所膜拜的神灵的感怀不忘，用现代的眼光看，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毕竟是一个道家弟子虔诚心灵的美好体现。须知，王道士是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他的道观，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责备王道士，就有些不通情理了。
有人撰文说王道士发现宝物后，便开始盗卖国家文物，甚至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说洋人“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如此读来，王道士倒真象一个畏畏缩缩、地地道道趋利小人，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看王道士发现宝洞后的表现。文献记载：“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记住，是徒步行走50里，而且是在荒芜人烟的马道上，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王道士强烈的责任心，他并没有把发现的宝物隐匿起来，而是立刻报告官府。王道士是个修行之人，早已看破红尘，他会不会在外国人面前表现的那么下贱呢？我想不仅不会，也没有必要，如果当时那个购买文物的外国人真的觉得王道士没品位，也仅仅是觉得王道士不了解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而已。至于王道士最后为什么要买这些宝物，我们还得从头说起。王道士发现宝物后，度过了七个春秋，这期间他向数位官员报告过此事，都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得已，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那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道士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作为一名普通的道士能做到这样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所能做的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就在王道士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一个叫斯坦因的外国人，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道士保持了他应有的尊严，并没有卑躬屈膝表现，反而是外国人在讨好他。后来斯坦因了解到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圆箓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经卷的目的。斯坦因曾这样叙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斯坦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斯坦因历经1年多时间，才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但是中国的国门是大开的，没有任何人过问。王道士虽然卖去了宝物，但他的动机是基于对玄奘的崇拜，或许王道士认为，由这样一位有钱的外国人来保管这批宝物，应该比自己更来的安全。事实也确实如此，被外国人弄走的经卷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后，这才引起国人的重视。这里有人会说王道士没有国家观念，是的，的确没有！但是，请不要忘了，彼时已经是1907年了，清王朝将要垮掉，国家已经腐朽不堪了。所以斯坦因大大咧咧的步出了国门，可见整个民族的文物保护观念是多么淡漠呀。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王道士有错误，就是过分相信了这个外国人。
于是，便有人就卖经卷一事，说王道士如何的贪婪。王道士初到敦煌，便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布施募化均造册入帐，小有积蓄，便建太清宫道观，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出家之人，至于买经卷所得，也大都用在“莫高窟”的保护上面了，我们也没有见到王道士购置田产，建房修宅的记录。王道士孑然一身，于红尘无牵无挂，他能在“莫高窟”修行数十年，钱财对于他来说都是身外之物了。如此，我们再指责王道士贪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王道士在宝物流失上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把所有的罪过归咎于他，实在有失公允，这位不幸的道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如果不是对神灵的虔诚，王圆箓道士怎么会留守“莫高窟”且默默无闻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清扫积沙呢？我们也无法预测没有王道士，这处千年宝窟会被糟蹋成什么样子？
我们也不反对文人学者出于义愤发几句牢骚，或许也可以唤起全民族的自尊心，但是，由此把王道士描述成：“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愚昧、无知、贪婪等等。须知，那个时候，边远地区的老百姓大都这般装束、这般模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丑化王道士，就有点不够宽容了。另外，我们更不应该用现代的标准来要求王道士，他毕竟生活在那个不幸的时代，我们不可以提出过高的要求。
王道士苦守莫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也已70余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这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他有幸卷入了一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中，也想尽力保护那批经卷，无奈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成全他。他太累了，需要安静了，我们不要再打扰他了。
200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