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九志一百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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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一
有清之世，欧洲诸国以制器相竞致强富，路船邮电，因利乘权。道光朝五口通商，各国踵迹至。中外棣通，外舟侵入我江海置邮通商地。大北、大东两公司海底电线贯太平洋、大西洋而来，亦骈集我海上，骎骎有返客为主之势焉。李鸿章、郭嵩焘诸臣以国权、商务、戎机所关甚钜，抗疏论列。其始也阻于众咻，其继也卒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于时鸿章总督直隶，领北洋通商大臣，忍诟负重，卒观厥成。长江招商轮船局始于同治十三年。逮光绪三年，有唐山胥各庄铁路之筑。四年，设邮政局。五年，设电线于大沽、北塘海口砲台，西达天津。自时厥后，岁展月拓，分途并进。轮船则有官轮、商轮之别，铁路则有官办、商办之别，电线则有部办、省办之别，邮政则有总局、分局之别。宣统初，邮传部计路之通车者逾万里，线之通电者九万馀里，局之通邮者四千馀处。岁之所入，路约银二千万，电约一千万，邮六百馀万，而岁支外所盈无几，无乃分其利者众欤？昔者车行日不过百里，舟则视风势水流为迟疾，廷寄军书，驿人介马俟，尽日夕行不过六七百里已耳。今则京汉之车，津沪之舟，计程各二三千里而遥，不出三日，邮之附舟车以达者如之。若以电线达者，数万里外瞬息立至。民情虑始难，观成易，故船、电、路皆有商办名。顾言利之臣胥欲笼为国有，以加诸电商者加之川汉自办之路，操之过激，商股抗议者辄罪之。淫刑而逞，以犯众怒，党人乘之，国本遂摇。孔子论治，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为极盛。清之天下，可谓同文同轨矣，惟行殊焉，而理乱顿异。则知伏羲氏所谓通天下之志者，有形下之器，尤贵有形上之道以维系之，未可重器而遗道也。撰交通志。
铁路
铁路创始于英吉利，各国踵而行之。同治季年，海防议起，直督李鸿章数为执政者陈铁路之利，不果行。
光绪初，英人擅筑上海铁路达吴淞，命鸿章禁止，因偕江督沈葆桢，檄盛宣怀等与英人议，卒以银二十八万两购回，废置不用，识者惜之。
三年，有商人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犬里，是为中国自筑铁路之始。
六年，刘铭传入觐，疏言：“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舍此不图，自强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釐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徵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砲，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方今国计绌于边防，民生困于釐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釐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无逾于此。今欲乘时立办，莫如筹借洋债。中国要路有二：南路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达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拟修之电线相为表里。”
事下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议覆。鸿章言：“铁路之设，关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者，其利甚溥。而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坤一以妨？兒民生、釐税为言。学士张家骧言兴修铁路有三大弊。复下其疏于鸿章，鸿章力主铭传言。会台官合疏力争，侍讲张楷言九不利，御史洪良品言五害，语尤激切。以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嗣是无复有言之者矣。
十一年，既与法国议和，朝廷念海防不可弛，诏各臣工切筹善后。李鸿章言：“法事起后，借洋债累二千万，十年分起筹还，更无力筹水师之岁需。开源之道，当效西法采煤铁、造铁路、兴商政。矿藏固为美富，铁路实有远利。但招商集股，难遽踊跃，官又无可资助。若轻息假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恆有，乃群情所骇诧，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大学士左宗棠条上七事，一言宜仿造铁路：“外国以经商为本，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徵。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清江至通州宜先设立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一便于转漕，而商务必有起色；一便于徵调，而额兵即可多裁。且为费仅数百万，由官招商股试办，即可举行，且与地方民生并无妨碍。迨办有成效，再添设分支。至推广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疏下王大臣议，虽善其言而不能用也。是年冬，鸿章复言：“陶城、临清间二百馀里，运道淤垫，请试办铁道，为南北大道枢纽。”上用漕督崧骏等言，格不行。
初，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十三年春，海军衙门王大臣奕枻等言：“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自经前岁战事，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臣奕枻总理事务，见闻较切。臣曾纪泽出使八年，亲见西洋各国轮车铁路之益。现公同酌覈，调兵运械，贵在便捷，自当择要而图。据天津司道营员等禀，直隶海岸绵长，防守不易，转运尤艰。请将开平至阎庄商办铁路，南接大沽北岸八十馀里，先行接造，再由大沽至天津百馀里，逐渐兴修。津沽铁路告成，续办开平迤北至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万人，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此项海防要工，集资不易，应以官款兴办，调兵勇协同工作，以期速成。如蒙俞允，即派员督率开平公司经理。”从之。明年，路成。总理衙门奏言：“新造津沽铁路，自天津府城经塘沽、芦台以至阎庄，长一百七十五里，其自阎庄至灤州之唐山，长八十里，为各商旧造铁路。新旧铁路首尾衔接，轮车通行快利，为轮船所不及。通塞之权，操之自我，断无利器假人之虑。由此经营推广，一遇徵兵运械，輓粟飞刍，咄嗟可致；商民贸迁，无远弗届，榛莽之地，可变通衢，洵为今日自强之急务。”
会粤商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略言：“现造铁路，其所入不敷养路之用。如接造此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直督李鸿章以闻，已如所请矣；于时举朝骇然，尚书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交章谏阻。其大端不外资敌、扰民、失业三者，亦有言宜于边地及设于德州、济宁以通河运者。命俱下海军衙门。寻议上，略言：“原奏所虑各节，一在资敌。不知敌至而车已收回，岂有资敌之虑？一在扰民。建设铁路，首在绕避民间庐舍丘墓，其万难绕避者，亦给重价，谕令迁徙，可无扰民之事。一在失业。铁路兴而商业盛，谋生之途益广，更鲜失业之虞。津通之路，非为富国，亦非利商，外助海军相辅之需，内备徵兵入卫之用。乃议者不察底蕴，不相匡助，或竟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结撰，连章论列，上渎天听。方今环球诸国，各治甲兵，其往也，非干羽所能格，其来也，非牛饩所能退，全视中华之强弱，为相安相扰之枢机。臣等创修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不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应援全局。诚能于江南、赵北、关东、陇西各设重兵，各安铁路，则军行万里无胼胝之劳，粮运千仓有瞬息之效，零星队伍可撤可并，浮滥饷乾或裁或节。此外如海防河运，裨益实多，而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难以枚举。而事属创办，不厌求详。请下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各抒所见。”遂如所请，命各详议以闻。
台湾巡抚刘铭传议由津沽造路至京师，护苏抚黄彭年议先办边防、漕路，缓办腹地及沿江沿海各省，而试行于津通。粤督张之洞请缓办津通，改建腹省幹路，疏言：“今日铁路之用，以开通土货为急。进口外货，岁逾出口土货二千万两。若听其耗漏，以后万不可支，惟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济之。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壖，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矣。而沿江沿海、辽东三省、秦陇沿边，强邻窥伺，防不胜防。若无铁路应援赴敌，以静待动，安得无数良将精兵利砲巨饷而守之？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幹路，为经营全局之计。至津通铁路，则关系甚钜，不便尤多。设此路创造之时，稍有纷扰，则习常蹈故者，益将执为口实，视为畏途。以后他处续造，集股之官商必裹足，疑沮之愚民必有辞，则铁路之功终无由成，而铁路之效终无由见矣。翁同龢请试行于边地以便运兵，徐会沣等请改设于德州、济宁以便运漕，均拟缓办津通，为另辟一路之计。但边地偏远，无裨全局，效亦难见；且非商贾辐辏之所，铁路费无所出，不足以自存。德济一路，黄河岸阔沙松，工费太钜。臣以为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镇。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绾毂，胥出其涂。铁路取道，宜自保定、正定、磁州，历彰、卫、怀等府，北岸在清化镇以南，南岸在荥泽口以上，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则三晋之辙下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西北声息刻期可通。自河以南，则由郑、许、信阳驿路以抵汉口，东引淮、吴，南通湘、蜀。语其便利，约有数事。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利一。南北三千馀里，原野广漠，编户散处，不似近郊之稠密，一屋一坟易于勘避，利二。幹路袤远，厂盛站多，经路生理既繁，纬路枝流必旺。执鞭之徒，列肆之贾，生计甚宽，舍旧谋新，决无失所，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贸易必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岂惟有养路之资费，实可裕无穷之饷源，利四。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不崇朝而云集都下。或内地偶有土寇窃发，发兵征讨，旬日立可荡平。徵兵之道，莫此为便，利五。中国矿利，惟煤铁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而质最重、路最艰。既有铁路，则辇机器以开采，用西法以煎镕，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漏卮，利六。海上用兵，首虑梗漕。东南漕米百馀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三日而抵汉口，又二日而达京城。由卢沟桥运赴京仓，道里与通县相等，足以备河海之不虞，辟飞輓之坦道，而又省挑河剥运之浮糜。较之东道王家营一路碍于黄河下流者，办理转有把握，利七。若虑费钜难成，则分北京至正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次至汉口为末段。每里不过五六千金，每段不过四百万内外，合计四段之工，须八年造成，款亦八年分筹。中国之大，每年筹二百万之款，似尚不至无策。筹款之法，除由铁路公司照常招股外，应酌择各省口岸较盛、盐课较旺之地，由籓运两司、关道转发印票股单，设法劝集。铁料运自晋省，置炉鍊冶，以供取用，庶施工有序，而藏富在民。”
奏上，仍下海军衙门。寻复议上：“各国兴办铁路，以幹路为经，以枝路为纬，有事则以路徵兵，无事则以商养路。就五大洲言之，宜于西洋，宜于东洋，岂其独不宜于中国？就中国言之，或云宜于边防，或云宜于腹地，岂其独不宜于臣衙门所奏准之津通？津通，畿东南一正幹也。水路受沿海七省之委输，陆路通关东三省之命脉。豫鄂则畿西南一正幹也，控荆襄，达关陇，以一道扼七八省之冲。初意徐议中原，而先以津沽便海防，继以津通扩商利，区区二百里，其关系与豫鄂之千里略同。今张之洞亦设为津通五宜审之说，其中所虑各节，前奏固已剖析无遗。惟事关创始，择善而从。津通铁路应即暂从缓办，而卢汉必以汉口至信阳为首段，层递而北，并改为卢沟、汉口两路分投试办，综计需银三千万两，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为集款之法。”议上，诏旨允之。
初，鸿章倡津通铁路之议，举朝以为不可，鸿章持之甚力。之洞特创卢汉幹路之说，调停其间，而醇亲王奕枻复赞之于内，其事始定。然其时廷臣尚多不以卢汉造路为然，但无敢昌言者。故通政黄体芳谓铁路不可借洋债以自累，而台臣亦有言黄河桥工难成者，以执政者坚持举办，久之浮议始息。鸿章与之洞书，谓局外议论纷歧，宜速开办，免生枝节，之洞深然之。未几，之洞总督湖广。之洞既移鄂，益锐意兴办卢汉铁路，其所经画，曰储材宜急，勘路宜缓，兴工宜迟，竣工宜速。以商股难恃，请岁拨帑金二百万两以备路用。上如所请。
十六年，以东三省边事亟，从海军衙门王大臣及直督李鸿章言，命移卢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拟由林西造幹路，出山海关至沈阳达吉林，另由沈阳造枝路以至牛庄、营口，计二千三百二十三里，年拨银二百万两为关东造路专，命李鸿章为督办大臣，裕禄为会办大臣，而卢汉路工因之延缓。盖自光绪初年，内外臣工往往条陈铁路，当国者亦欲试行以开风气，而疆吏畏难因循，顾虑清议，莫敢为天下先。卢汉铁路已定议矣，寻复中辍。至是年，国内铁路，仅有唐山至阎庄八十五里，阎庄至林西镇二百三十五里，又基隆至淡水六十里而已。
二十一年，命张之洞遴保人才，及筹议清江至京路事。之洞言铁路以卢汉为要，江宁、苏、杭次之，清江筑路非宜。上韪其言。时之洞方督两江，特命移鄂综其事。以卢汉路长款钜，谕有招股千万者，许设公司自办。粤人许应锵、方培j0等咸言集赀如额，遵旨承办。直督王文韶与之洞言承办各商举不足恃，请以津海关道盛宣怀为督办，允之，命以四品京堂督路事。宣怀条上四事，一请特设铁路总公司，拨官款，募商股，借洋债。先办卢汉，次第及于苏沪、粤汉。上如所请。是年设总公司于上海，而卢汉之始基以立。
自中日战后，外人窥伺中国益亟，侵略之策，以揽办铁路为先。俄索接造西伯利亚幹路，横贯黑、吉两省，修枝路以达旅顺、大连湾。英则请修五路：一苏杭甬，自苏州经杭州以达宁波；一广九，自广州以达九龙；一津镇，自天津以达镇江；一浦信，自浦口以达信阳；一自山西、河南以达长江。法自越南筑路以达云南省，自龙州筑路以达镇南关。德踞胶州湾，筑路以达济南。葡据澳门，筑路以达广州。日本擅于新民？筑路达奉天，更获有奉天至安东铁道之权。此各国以铁路侵略中国之大略也。
先是俄人阴结朝鲜窥奉天，建言者请急建关内外路以相钤制，乃命顺天府尹胡燏棻督办津榆路事；后以续造吉林一路款绌中辍。二十四年，俄事急，燏棻请息借英款为之。疏言：“关外一路，初拟迳达吉林，以无款又落后著。迨归并津卢，俄即起而争执。近允其由俄边直接大连湾，奉、吉两省东北之利尽为所占。计惟有由大凌河趕造至新民？铁路，以备联络沈阳之路，并可兼护蒙古、热河矿务。一面由营口至广宁，庶中国海关不致为俄侵占，尚可保全奉省西北之利。现东三省全局已在俄人掌握，幸留此一线之路，堪以设法抵御。若坐失机宜，后悔何及。”从之。
初，英人图粤路甚亟。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合疏言：“粤汉南幹路，原拟稍缓续筹，无如时局日亟，刻不及待。群雄环伺，辄以交涉细故，兵轮互相驰骋，海洋通塞，靡有定期。今海军既无力能兴，设有外变，隔若异域，必内地造有铁路，方可联络贯通。广东财赋之区，南戒山河，未可遐弃，此粤汉南路当与北路并举者也。”又疏言：“德国无理肇衅，占踞胶、墨要害，并获承办山东铁路。俄已造路于黑龙江、吉林，为通奉天、旅顺之谋。法已造路于广西，以为割滇之计。独英人窥伺最久，尚无所得。今年春，英商屡来揽办粤路，坚持未允。其所拟急行者，在趕营中国中部，或广东建筑轨道。盖英所欲者，一借款，一修路，一拟索香港对岸之深水埠，其为觊觎铁路无疑。现在德已踞胶，俄已留旅，法已窥琼，英有图扼长江、吴淞之谋。是中国各海口几尽为外国所占，仅有内地尚可南北往来。若粤汉一线再假手英人，将来俄路南引，英轨北趋，惟有卢汉一路跼蹐其中，何能展布？甚或为英、俄之路所并。惟有趕将粤汉一路占定自办，尚足补救万一。”嘉纳之。
初，粤汉路议由鄂入赣达粤。嗣病其迂远，改道湘之郴、永、衡、长。至是，定议三省绅商自办，总公司综其纲领。盖各省幹路，以关东肇其端，卢汉、粤汉次之。此外则建天津至卢沟桥之津卢路，正定至太原之正太路，郑州东至开封、西历荥阳、汜水达洛阳之汴洛路，广州至九龙之广九路，上海至江宁之沪宁路，萍乡至昭山之萍昭路，道口至清化镇之道清路，京师至张家口之京张路，天津至浦口之津浦路，吉林、长春之吉长路，齐齐哈尔卜魁城至昂昂溪之齐昂路，此属于官办者也。若潮汕、新宁、川汉、同蒲、洛潼、西潼、广厦、归包、归新、桂全、滇桂、滇蜀、腾越以及浙、苏、皖、赣、滇、蜀诸省，咸请自修幹枝等路，悉如所请。至是建造铁路之说，风行全国，自朝廷以逮士庶，咸以铁路为当务之急。
趋乡既定，筹款与办法最关紧要。筹款有官帑，有洋债，有民股。修路有官办，有商办，有官督商办。自刘铭传倡借债筑路之议，为众论所尼，借款修路，遂为当时所讳言。故卢汉建议之初，犹以部帑为请，未敢昌言借洋债也。借洋债自津卢、关内外铁路始。迨盛宣怀督办路事，首以三路分三国借款之策进。曰卢汉借比款，沪宁借英款，粤汉借美款。上俞其请。由是正太则借俄款，汴洛则借比款，广九、苏杭甬则借英款，津浦则借英、德款。贷之者，大率资金什予其九，息金二什而取其一；以路为质，或并及附路之产物。付息、还本、赎路，咸有定程，而还本、赎路未及其时，且勿许。购料、勘路、兴工，多假外人为之。故外人多以款为饵，冀获承办之利。
卢汉路近三千里，费逾四千万，黄河桥工糜款尤钜，官帑仅资开办而已。借款始拟美，以所望奢，改与比议。英、德、法诸国接踵而至。卒借比款一百十二兆五十万佛郎。比小国，饶钢铁，嫺工事，于中国无大志。三十一年，续借一百二十五万佛郎。逾年，路成。北端直抵京师，因易名京汉。京汉之枝路曰正太，曰汴洛。正太借款，始二十三年。俄璞科第与晋官绅议定而中止。二十八年，盛宣怀与议借款四千万佛郎。约成，而俄人挨士巴尼忽索太原至榆次，至成都，至太谷，至西安，石庄至东光、微水、横涧四岔道，及同蒲诸路。均格部议，而岔道卒如所请。三十三年秋，工竣。
自容闳倡办津镇，盛宣怀恐夺卢汉之利，因议办汴洛、开济以相钤制。汴洛借款始于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约成，借比款二千五百万佛郎。比人卢法尔主工事。嗣续借千六百万佛郎。三十四年，路成。津沽用款百三十万，官帑、商股兼备，以洋债补其不足。津卢假英金四十万镑。关内外路借英金二百三十万镑。本由商办，迨胡燏棻为督办，始官为之。拳匪乱起，关外路为俄踞，关内路为英踞。命袁世凯等与英使立约收回，英人遂攫有百里内不准他人承修之权。三十一年，全路告竣，是为京奉路。道清路为英商福公司所造，长九十里，利微费钜。初，英商索泽襄、怀浦，俱不获。遂以借款收回道清为言，内外臣工咸持不可，终借英金六十一万四千六百镑赎回。津浦路，因津镇之议不果行，改议北起天津，南讫浦口，借英、德款五百万镑。尚书吕海寰主其事。宣统三年，工竣。
其促成各省铁路自办与拒绝外债之机者，则沪宁、苏杭甬、粤汉借款所致也。沪宁筑路，倡于盛宣怀，南北洋大臣据以入告，得请。方从事淞沪工作，而英声请承办，宣怀与订草约。二十九年，正约成，借英金三百二十五万镑，五十年为期。商部以借款几倍于原估之数诘之。而工未及半，款已告罄，复议续借百万镑。苏人群起责难，并疏闻于上。命唐绍仪督办沪宁、京汉，罢铁路总公司。绍仪既任事，徇英工程司之请，复议售小票六十五万镑。疏言：“盛宣怀移交合同文卷及购地工程帐册，支款浮滥，当经驳回。沪宁合同吃亏，比京汉幹路为甚。其最棘手者，在设立总管理处。华员二人，洋员三人，每会议时，彼众我寡，已占低著。议者有添举监督之说。岂知权在总管理处，合同早已订明，虽有监督，实不济事。其尤棘手者，财政之权操于洋人掌握，用款虽由华员签字，而司帐者为洋员也。分段司帐，其支发权仍在工程司也。购料事宜，向由怡和洋行经手。行车总管、材料总管，皆洋员专司也。本彼众我寡之因，以成事事掣肘之果。挽回补救之术，惟有改订总管理处章程，加派华员司帐，并分任各总管，现已分别办理。至路款不敷，尚拟续售小票六十五万镑以资接济。”下所司议行。方绍仪拟续借英款也，侍郎吴郁生上疏力争，略言：“沪宁铁路由英国银公司要求承造，盛宣怀与之订立合同。以长不逾六百里之路工，借款至三百五十万镑之钜，估价多，必至浮滥。自合同宣布后，远近骇然。上年奉严旨改派唐绍仪妥筹办理。近闻沪宁工程司来京，又以工款不敷，有议续售小票七十万镑之说。此项路工，即就业经借定之三百五十万镑侭数开支，每里合银三万两以上，视他路浮逾两倍，公家受亏已多。今若再借钜债，是唐绍仪接办以来，于盛宣怀失算之处并无补救之方。请饬按照合同，严覈用款，一面自行筹款接济。不可再令银公司出售小票，致以九折虚数，受人盘剥。”疏上，下所司知之。而沪宁铁路终以本息过钜，收赎无期也。
苏杭甬铁路，自二十四年许英商承办。是年，盛宣怀与订草约，大要悉本氵扈宁。约成而英人置之。三十一年，浙路自办之局定，御史硃锡恩请废前约，上命宣怀偕浙抚主其事。英人恃有前约，坚欲承办，往复辨难要挟，久之不决。侍郎汪大燮与议，分修路、借款为二事。浙人以路股集有成数，一意拒款，闻之大譁，诋大燮甚力。大燮旋使英，以梁敦彦继之。浙推孙廷翰、苏推王同愈等议于京，终以成约难废，由部借英款，贷之两省而事息。
粤汉借用美款，倡于盛宣怀。驻美使伍廷芳与合兴公司议借美金四千万，期以五年工竣。美以毕来斯司路事。起粤之三水，筑路十五里，糜款逾二百万。毕来斯殁，工事亦辍，而美股多售之比人。鄂督张之洞以比已承修卢汉，粤汉再假之比，两路相合，非国之利，力倡废美约之议，湘人助之。上用御史黄昌年言，命之洞妥筹办理。之洞主废约益力。宣怀不原，阴挠其事，诏宣怀不得干预。之洞复属驻美使梁诚与合兴公司议，年馀始定，借英金百十万镑赎回焉。
方之洞议借英款也，英人乘间请改订广九路约。广九为英人请办五路之一，二十五年签订草约，悬而未定者也。三十年，沪宁约成，英人索议未果。迨苏杭甬事起，相持方急，部许英人先议广九，以缓其事，而正约以成。至是议粤汉借款，英人复索合办广九全路，粤督持不可。旋索以粤盐及路质借款，粤人亦不之许。终假英金百五十万镑而约成。之洞既借英款赎美约，一时议者以为以英易美，其害相埒，相与诟病。昌年复言路权至重，赎款难担，亟宜兴修，严杜干涉。诏以借款修路，流弊滋多，应由三省集股兴修，以保利权。自明诏严禁借债修路，而商部复有限制借款之条。各省人士亦以外人谋我之亟，咸谋铁路自办，以杜外患，鉴外债受亏之钜，争欲招集股款，自保路权。此由官办改为商办之所由来也。
商办铁路，始于唐山至阎庄，更自天津、大沽以达林西镇，皆开平公司为之。嗣是武举李福明请修京至西沽路，粤人许应锵等请办卢汉路，俱不获，自此无复有言商办者。二十九年，粤人张煜南请设公司承办潮汕铁路。既得请，而川汉继之。川督锡良以英、美商人竞涎川路，而美商班士复索灌县富顺枝路，奏准由川人筹款自办。明年，赣人以李有棻总理江西铁路，以南浔为幹路第一段。三十一年，编修陈荣昌等以法人已修滇越路，滇省内地应自行推广，以杜口实，请办滇蜀铁路，滇督丁振铎据以入告，报可。黔抚林绍年言黔路不通，滇亦少利，因并及黔。荣昌嗣请展修腾越，以编修吴琨总理其事。皖以李经方为总理，经始于芜湖，以期北接卢汉、南通赣浙。闽以陈宝琛为总理，筑路厦门。浙以汤寿潜为总理，幹路一自杭达苏，一历富阳达江西；枝路则南道江山以通闽，西道湖、长以通皖。新宁、广厦铁路，粤人陈宜禧、张振勋经办。西潼路，近联汴洛，远达甘新，为西北纬幹之枢纽，陕抚曹鸿勋奏准。三十二年，苏人以王清穆为总理，规画江苏全路，江南自上海经松江以达浙江，北自海州入徐以达豫。桂以于式枚为总理，拟自桂林筑路至全州以达湘，经梧州以达粤。粤汉自美约废后，三省公设路局于鄂，筹款筑路，各自为之，不相攙越，先幹后枝，以为要约。湘以袁树勋为总理，粤人内阁侍读梁庆桂、道员黎国廉与粤督岑春煊争粤路商办，被劾夺官。上命往查，旋起二人原官，路由官督商办，旬日集股数达四千万元，以郑官应为总理。
当其时，以铁路为救时要图，凡有奏请，立予俞允。请办幹、枝各路，经纬相属，几遍全国。其筹款，于招集民股外，大率不外开办米穀、盐、茶、房屋、彩券、土药等捐，及铜元馀利、随粮认股数者。而程功之速，事权之一，首推新宁。陈宜禧者，籍新宁，嫺铁路学，众相推戴，始终其事，故二年而路竣。次则潮汕，虽勘路招股，事变屡起，而卒底于成。总理张煜南，奖擢三品京堂。此外，以粤汉路粤人集股为最多，倾轧亦最剧。总理屡易，路工停滞。川省以租股为大宗，数达千馀万元。浙、闽、皖、赣亦均次第兴工。其馀各省，大都集股无多，有名鲜实。西潼一路，以商股难成，奏归官办，其见端也。
三十四年，上用苏抚陈启泰言，以大学士张之洞督办粤汉，冀以统一事权，亦无所济。是年，诏以铁路为交通大政，绅商集股，各设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命所司遴员分往查勘。寻奏上勘路查款办法。时川汉已派员往查。其馀以洛潼、西潼、同蒲、江苏、浙江最要，为一起；粤汉、潮汕、新宁、惠潮、广西、福建次要，为一起；滇蜀、安徽、江西再次，为一起。拟先查洛潼、西潼、同蒲三路，报闻。宣统二年，川路司出纳者，亏倒路股百九十馀万，川人宦京者甘大璋等闻于上，查明饬追，徒讬空言而已。
三年，给事中石长信言：“我国兴造各省铁路，事前并未谋定后动。今宜明定幹路、枝路办法，使天下咸知国家铁路政策之所在，此后有所遵循，不再如从前之群议庞杂，茫无主宰。当此时事日亟，边防最要。国家若不趕将东西南北诸大幹路迅速次第兴筑，则强邻四逼，无所措手。人民不足责，其如大局何。此中利害，间不容发。惟有仰恳乾纲独断，不再游移。在德、奥、法、日本、墨西哥诸国，其铁路均归国有，而我分枝路与民，已为优异。况幹枝相辅，上下相维，于理尚顺，于事稍易。此路政之大纲，亟宜明定办法者一也。又东南幹路，以粤汉议办为最早。光绪二十六年，督办大臣会同湖广总督等奏准借美款兴造。当时订定合同后，业已筑成粤省之佛山三水铁路一百馀里，广州至英德幹路亦已购地开工。乃三十年春间，张之洞忽信王先谦等之言，不惜钜资，经向美公司废约，坚持固执，卒至停罢。废约后，原欲集鄂、湘、粤三省之力以成此路。讵悠忽数年，粤则有款而绅士争权，办路甚少，湘、鄂则集款无著，徒糜局费。张之洞翻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筑造，乃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签押后正欲入告，因美国援案插入，暂缓陈奏。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计自废约以来，已阅七载。倘若无此翻覆，粤汉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至川汉集款，皆属取诸田间，其款确有一千馀万。绅士树党，各怀意见，上年始由宜昌开工至归州以东，此五百里工程，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不知何年方能告竣。而施典章擅将川路租股之所入，倒帐竟至数百万之多。此又川、粤、汉幹路之溃败延误，亟宜查办者又一也。近来云贵督臣李经羲议造滇桂边路，于国防尤有关系。然不有粤汉幹路自湖南之永兴与广西之全州相接，则滇桂路何能自守？今我粤汉直贯桂滇，川汉远控西藏，实为国家应有两大幹路，万一有事，缓急可恃。故无论袤延数千里之幹路，断非民间零星凑集之款所能图成，即使迟以十年或二十年，造成之后，而各分畛域，倘于有事之际，命令不行，仍必如东西洋之议归国家收买。此幹路之必归国有者又一也。国家成法，待民宽厚，虽当财赋极困难之时，不肯加赋。四川、湖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徵，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追呼尤觉难堪。但路局以路亡地亡之说惊哧愚民，遂不得不从。川省民力较纾，尚能勉强担负。湘民本非饶足，若数年之间，强逼百姓出此数千钜万之重赀，而路工一日不完，路利一日无著，深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滋贫弱。是以幹路收归国有，命下之日，薄海百姓，必无阻挠之虑。况留此民力以造枝路，其工易成，其资易集，其利易收。使其土货得以暢行，民间渐资饶富，此枝路之可归民有者又一也。”
疏上，下所司议行。诏曰：“中国幅员辽阔，边疆袤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谘谋，军务之徵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幹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铁路，错乱纷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钜，参追无著；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幹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幹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趕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悉心筹画，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奏：“粤、川、湘、鄂四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尽数收回，由度支、邮传两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釐给息。嗣后如有馀利，按股分给。倘原抽本，五年后亦可分十五年抽本。其不原换国家铁路股票者，均准分别办理，以昭平允。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票价不及五成。现每股从优发给六成，其亏耗之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馀利项下，分十年摊给。湘路商本，照本发还。其米捐、租股等款，准发给国家保利股本。鄂路商股，并准一律照本发还。其因路动用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馀万两，原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便。”从之。诏停川、湘两省租股。起端方以侍郎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其粤汉、川汉，英、德、法三国借款，亦即签订。
方幹路收归国有之诏既颁，湘、粤人士群起譁譟，力谋抗拒，顾未久即定。护川督王人文代陈川谘议局请缓接收川路，诏旨斥之。川人罗纶等言：“部臣对待川民，均以威力从事，毫不持平。”人文复据以上闻，仍严斥之。未几，以赵尔丰署四川总督。川人因路事持久不决，始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发布自保商榷书；继则集众围攻督署，再攻省垣。遂命端方率军入川。又以川事日棘，命前粤督岑春煊赴川办理剿抚。春煊既受命，请以现金偿川省路股，桂抚沈秉堃亦以为言，部议借英金三百万镑，不能决也。春煊至鄂，会成都围解，称疾不往。
御史陈善同上章，请罢斥邮传大臣盛宣怀，以弭巨变。疏言：“窃维国以民为本，自古未有得民心而国不兴者，即未有失民心而不危者。传曰：‘众怒难犯。’书曰：‘民可近，不可下。’此中消息至微。此次以铁路幹线归国有，政策本极相宜。比者屡诏蠲除各项杂捐，所以恤民者，固已仁至义尽。而湘、粤等省人心惶骇，扰扰不靖，川患且日以加剧者，则以邮传大臣盛宣怀于此事之办理实有未善也。各路商办之局，其始皆历奉先皇帝谕旨，根据大清商律。如欲改归官办，自应统筹全局，划定年限，分期分段，量力递收，于国于民，方为两利。今盛宣怀事前毫无预备，徒仰仗借款，突然将批准各案奏请一律取消。各路以十馀年之经营，千数百万之筹集，一旦尽取诸其怀而夺之。而所订借款合同，利率之高，虚折之多，抵押之钜，债权之重，又著著失败，予人口实。各省人民，痛念前劳，怵心后祸，宜其奔走骇告，岌岌若不终日也。查给事中石长信之请定幹路、枝路办法，在四月初七日；邮传部之覆奏，宣布国有政策，在十一日；而借款合同之签押，在二十二日。似政策之改定，实缘借款而发生也者。举办此等大事，乃平时漫无布置，出以猝遽如此，反使朝廷减轻民累之恉晦没不彰。而复不能审慎临机，强令宜归工程每月工项仍由川款开支，实与五月二十一日上谕‘川路仍存七百馀万，原否入股，或办实业，并听其便’等语大相违背。必欲使我皇上体恤商民之恩，壅遏之不使下逮，陷朝廷以不信，示天下以可疑，群起抵抗，何怪其然。幸以国家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沦浃人心，故虽众怨交集于盛宣怀，终无敢有归怨朝廷者。比闻川省风潮日烈，皆以盛宣怀丧权误国，欲得而甘心。月馀以来，屡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者近万人，誓与路为存亡，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泣下。合十馀州县地方，并相约不纳钱粮，不上捐输，学堂停课，商民罢市。各户恭设先皇帝灵位，朝夕痛哭，人无乐生之心，士怀必死之志，愁惨萧条，如经大劫，至可怜念。夫今日皇皇失所之穷民，皆国家{袁皿}在疚之赤子，情形狼狈至此，我皇上闻之，必有恻然动念者。若不亟为拯救，万一相持不解，稍延时日，或有不轨之徒，从中鼓煽，强者并命于寻仇，弱者绝望于逃死，众志一睽，全体瓦解，终非国家福也。现在湘、鄂争路，馀波尚未大熄，而雨水为灾，几近十省，盗匪成群，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风鹤之警，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应之者，其为患又岂止于路不能收而已。顷者我皇上谕派鄂、粤、川、湘等省督抚，令于所辖境内铁路事宜各得会同办理。盛宣怀刚愎自用，不洽舆情，已可概见，应如何惩处，以儆将来。至川民争议，久悬不断，终虑酿成钜变。应责成督办、会办各大臣，酌度情形，妥速维持，以息众喙。”时宣怀入为邮传大臣，幹路收归国有、及息借外债筑路、处分四省路股，实主其事，故善同及之，语至切直。
疏入不省。而川省温江等十馀州县民团，每起数千或万人，所至焚掠，势极猖獗。大军击退之，旋据崇庆、新津、彭山，而嘉定、灌县相继失陷。邛州军队譁变，汶川县署被毁，命湘、鄂、陕诸军赴援。会鄂事起，川乱愈亟，以岑春煊为川督，而川省旋为民军所据，端方、赵尔丰均及于难。乃罢盛宣怀以谢川人，而国事已不可为矣。
盖论办路之优劣，官办则筹款易、竣工速，自非商办可及。而外债之亏耗，大权之旁落，弊害孔多，亦远过于商路。惟京张铁路，以京奉馀利举办，詹天佑躬亲其役，丝毫不假外人，允为中国自办之路。而鄂之铁厂，制钢轨以应全国造路之需，挽回大利，尤为不鲜。统计官办之路：京汉长二千六百三十里，资本金一万万零五百六十二万八千馀元。京奉长二千二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五千零八十八万四千馀元。津浦长一千八百六十三里，资本金八千零四十九万馀元。京张长五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一千零三十二万馀元。沪宁长七百二十五里，资本金三千六百五十三万馀元。正太长六百二十三里，资本金二千三百十二万六千馀元。汴洛长四百零二里，资本金二千零五十万元。道清长三百三十里，资本金九百五十四万九千馀元。广九长三百零三里，资本金一千一百六十六万二千馀元。吉长长一百四十里，资本金一百二十万三千七百零四元。萍株长二百零五里，资本金四百六十一万六千馀元。齐昂长五十六里，资本金四十八万八千馀元。商办之路：浙江长三百四十二里，资本金一千二百七十八万八千馀元。新宁长二百六十里，资本金四百零八万九千馀元。南浔长七十七里，资本金三百五十万六千馀元。福建长二十八里，资本金二百四十二万八千馀元。潮汕长八十三里，资本金三百五十四万六千馀元。其借外债所筑各路，惟京汉届期赎归我有，其他则尚未及云。
交通一
有清之世，欧洲诸国以制器相竞致强富，路船邮电，因利乘权。道光朝五口通商，各国踵迹至。中外棣通，外舟侵入我江海置邮通商地。大北、大东两公司海底电线贯太平洋、大西洋而来，亦骈集我海上，骎骎有返客为主之势焉。李鸿章、郭嵩焘诸臣以国权、商务、戎机所关甚钜，抗疏论列。其始也阻于众咻，其继也卒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于时鸿章总督直隶，领北洋通商大臣，忍诟负重，卒观厥成。长江招商轮船局始于同治十三年。逮光绪三年，有唐山胥各庄铁路之筑。四年，设邮政局。五年，设电线于大沽、北塘海口砲台，西达天津。自时厥后，岁展月拓，分途并进。轮船则有官轮、商轮之别，铁路则有官办、商办之别，电线则有部办、省办之别，邮政则有总局、分局之别。宣统初，邮传部计路之通车者逾万里，线之通电者九万馀里，局之通邮者四千馀处。岁之所入，路约银二千万，电约一千万，邮六百馀万，而岁支外所盈无几，无乃分其利者众欤？昔者车行日不过百里，舟则视风势水流为迟疾，廷寄军书，驿人介马俟，尽日夕行不过六七百里已耳。今则京汉之车，津沪之舟，计程各二三千里而遥，不出三日，邮之附舟车以达者如之。若以电线达者，数万里外瞬息立至。民情虑始难，观成易，故船、电、路皆有商办名。顾言利之臣胥欲笼为国有，以加诸电商者加之川汉自办之路，操之过激，商股抗议者辄罪之。淫刑而逞，以犯众怒，党人乘之，国本遂摇。孔子论治，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为极盛。清之天下，可谓同文同轨矣，惟行殊焉，而理乱顿异。则知伏羲氏所谓通天下之志者，有形下之器，尤贵有形上之道以维系之，未可重器而遗道也。撰交通志。
铁路
铁路创始于英吉利，各国踵而行之。同治季年，海防议起，直督李鸿章数为执政者陈铁路之利，不果行。
光绪初，英人擅筑上海铁路达吴淞，命鸿章禁止，因偕江督沈葆桢，檄盛宣怀等与英人议，卒以银二十八万两购回，废置不用，识者惜之。
三年，有商人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犬里，是为中国自筑铁路之始。
六年，刘铭传入觐，疏言：“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舍此不图，自强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釐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徵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砲，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方今国计绌于边防，民生困于釐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釐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无逾于此。今欲乘时立办，莫如筹借洋债。中国要路有二：南路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达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拟修之电线相为表里。”
事下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议覆。鸿章言：“铁路之设，关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者，其利甚溥。而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坤一以妨？兒民生、釐税为言。学士张家骧言兴修铁路有三大弊。复下其疏于鸿章，鸿章力主铭传言。会台官合疏力争，侍讲张楷言九不利，御史洪良品言五害，语尤激切。以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嗣是无复有言之者矣。
十一年，既与法国议和，朝廷念海防不可弛，诏各臣工切筹善后。李鸿章言：“法事起后，借洋债累二千万，十年分起筹还，更无力筹水师之岁需。开源之道，当效西法采煤铁、造铁路、兴商政。矿藏固为美富，铁路实有远利。但招商集股，难遽踊跃，官又无可资助。若轻息假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恆有，乃群情所骇诧，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大学士左宗棠条上七事，一言宜仿造铁路：“外国以经商为本，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徵。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清江至通州宜先设立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一便于转漕，而商务必有起色；一便于徵调，而额兵即可多裁。且为费仅数百万，由官招商股试办，即可举行，且与地方民生并无妨碍。迨办有成效，再添设分支。至推广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疏下王大臣议，虽善其言而不能用也。是年冬，鸿章复言：“陶城、临清间二百馀里，运道淤垫，请试办铁道，为南北大道枢纽。”上用漕督崧骏等言，格不行。
初，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十三年春，海军衙门王大臣奕枻等言：“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自经前岁战事，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臣奕枻总理事务，见闻较切。臣曾纪泽出使八年，亲见西洋各国轮车铁路之益。现公同酌覈，调兵运械，贵在便捷，自当择要而图。据天津司道营员等禀，直隶海岸绵长，防守不易，转运尤艰。请将开平至阎庄商办铁路，南接大沽北岸八十馀里，先行接造，再由大沽至天津百馀里，逐渐兴修。津沽铁路告成，续办开平迤北至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万人，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此项海防要工，集资不易，应以官款兴办，调兵勇协同工作，以期速成。如蒙俞允，即派员督率开平公司经理。”从之。明年，路成。总理衙门奏言：“新造津沽铁路，自天津府城经塘沽、芦台以至阎庄，长一百七十五里，其自阎庄至灤州之唐山，长八十里，为各商旧造铁路。新旧铁路首尾衔接，轮车通行快利，为轮船所不及。通塞之权，操之自我，断无利器假人之虑。由此经营推广，一遇徵兵运械，輓粟飞刍，咄嗟可致；商民贸迁，无远弗届，榛莽之地，可变通衢，洵为今日自强之急务。”
会粤商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略言：“现造铁路，其所入不敷养路之用。如接造此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直督李鸿章以闻，已如所请矣；于时举朝骇然，尚书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交章谏阻。其大端不外资敌、扰民、失业三者，亦有言宜于边地及设于德州、济宁以通河运者。命俱下海军衙门。寻议上，略言：“原奏所虑各节，一在资敌。不知敌至而车已收回，岂有资敌之虑？一在扰民。建设铁路，首在绕避民间庐舍丘墓，其万难绕避者，亦给重价，谕令迁徙，可无扰民之事。一在失业。铁路兴而商业盛，谋生之途益广，更鲜失业之虞。津通之路，非为富国，亦非利商，外助海军相辅之需，内备徵兵入卫之用。乃议者不察底蕴，不相匡助，或竟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结撰，连章论列，上渎天听。方今环球诸国，各治甲兵，其往也，非干羽所能格，其来也，非牛饩所能退，全视中华之强弱，为相安相扰之枢机。臣等创修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不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应援全局。诚能于江南、赵北、关东、陇西各设重兵，各安铁路，则军行万里无胼胝之劳，粮运千仓有瞬息之效，零星队伍可撤可并，浮滥饷乾或裁或节。此外如海防河运，裨益实多，而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难以枚举。而事属创办，不厌求详。请下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各抒所见。”遂如所请，命各详议以闻。
台湾巡抚刘铭传议由津沽造路至京师，护苏抚黄彭年议先办边防、漕路，缓办腹地及沿江沿海各省，而试行于津通。粤督张之洞请缓办津通，改建腹省幹路，疏言：“今日铁路之用，以开通土货为急。进口外货，岁逾出口土货二千万两。若听其耗漏，以后万不可支，惟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济之。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壖，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矣。而沿江沿海、辽东三省、秦陇沿边，强邻窥伺，防不胜防。若无铁路应援赴敌，以静待动，安得无数良将精兵利砲巨饷而守之？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幹路，为经营全局之计。至津通铁路，则关系甚钜，不便尤多。设此路创造之时，稍有纷扰，则习常蹈故者，益将执为口实，视为畏途。以后他处续造，集股之官商必裹足，疑沮之愚民必有辞，则铁路之功终无由成，而铁路之效终无由见矣。翁同龢请试行于边地以便运兵，徐会沣等请改设于德州、济宁以便运漕，均拟缓办津通，为另辟一路之计。但边地偏远，无裨全局，效亦难见；且非商贾辐辏之所，铁路费无所出，不足以自存。德济一路，黄河岸阔沙松，工费太钜。臣以为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镇。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绾毂，胥出其涂。铁路取道，宜自保定、正定、磁州，历彰、卫、怀等府，北岸在清化镇以南，南岸在荥泽口以上，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则三晋之辙下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西北声息刻期可通。自河以南，则由郑、许、信阳驿路以抵汉口，东引淮、吴，南通湘、蜀。语其便利，约有数事。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利一。南北三千馀里，原野广漠，编户散处，不似近郊之稠密，一屋一坟易于勘避，利二。幹路袤远，厂盛站多，经路生理既繁，纬路枝流必旺。执鞭之徒，列肆之贾，生计甚宽，舍旧谋新，决无失所，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贸易必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岂惟有养路之资费，实可裕无穷之饷源，利四。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不崇朝而云集都下。或内地偶有土寇窃发，发兵征讨，旬日立可荡平。徵兵之道，莫此为便，利五。中国矿利，惟煤铁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而质最重、路最艰。既有铁路，则辇机器以开采，用西法以煎镕，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漏卮，利六。海上用兵，首虑梗漕。东南漕米百馀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三日而抵汉口，又二日而达京城。由卢沟桥运赴京仓，道里与通县相等，足以备河海之不虞，辟飞輓之坦道，而又省挑河剥运之浮糜。较之东道王家营一路碍于黄河下流者，办理转有把握，利七。若虑费钜难成，则分北京至正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次至汉口为末段。每里不过五六千金，每段不过四百万内外，合计四段之工，须八年造成，款亦八年分筹。中国之大，每年筹二百万之款，似尚不至无策。筹款之法，除由铁路公司照常招股外，应酌择各省口岸较盛、盐课较旺之地，由籓运两司、关道转发印票股单，设法劝集。铁料运自晋省，置炉鍊冶，以供取用，庶施工有序，而藏富在民。”
奏上，仍下海军衙门。寻复议上：“各国兴办铁路，以幹路为经，以枝路为纬，有事则以路徵兵，无事则以商养路。就五大洲言之，宜于西洋，宜于东洋，岂其独不宜于中国？就中国言之，或云宜于边防，或云宜于腹地，岂其独不宜于臣衙门所奏准之津通？津通，畿东南一正幹也。水路受沿海七省之委输，陆路通关东三省之命脉。豫鄂则畿西南一正幹也，控荆襄，达关陇，以一道扼七八省之冲。初意徐议中原，而先以津沽便海防，继以津通扩商利，区区二百里，其关系与豫鄂之千里略同。今张之洞亦设为津通五宜审之说，其中所虑各节，前奏固已剖析无遗。惟事关创始，择善而从。津通铁路应即暂从缓办，而卢汉必以汉口至信阳为首段，层递而北，并改为卢沟、汉口两路分投试办，综计需银三千万两，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为集款之法。”议上，诏旨允之。
初，鸿章倡津通铁路之议，举朝以为不可，鸿章持之甚力。之洞特创卢汉幹路之说，调停其间，而醇亲王奕枻复赞之于内，其事始定。然其时廷臣尚多不以卢汉造路为然，但无敢昌言者。故通政黄体芳谓铁路不可借洋债以自累，而台臣亦有言黄河桥工难成者，以执政者坚持举办，久之浮议始息。鸿章与之洞书，谓局外议论纷歧，宜速开办，免生枝节，之洞深然之。未几，之洞总督湖广。之洞既移鄂，益锐意兴办卢汉铁路，其所经画，曰储材宜急，勘路宜缓，兴工宜迟，竣工宜速。以商股难恃，请岁拨帑金二百万两以备路用。上如所请。
十六年，以东三省边事亟，从海军衙门王大臣及直督李鸿章言，命移卢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拟由林西造幹路，出山海关至沈阳达吉林，另由沈阳造枝路以至牛庄、营口，计二千三百二十三里，年拨银二百万两为关东造路专，命李鸿章为督办大臣，裕禄为会办大臣，而卢汉路工因之延缓。盖自光绪初年，内外臣工往往条陈铁路，当国者亦欲试行以开风气，而疆吏畏难因循，顾虑清议，莫敢为天下先。卢汉铁路已定议矣，寻复中辍。至是年，国内铁路，仅有唐山至阎庄八十五里，阎庄至林西镇二百三十五里，又基隆至淡水六十里而已。
二十一年，命张之洞遴保人才，及筹议清江至京路事。之洞言铁路以卢汉为要，江宁、苏、杭次之，清江筑路非宜。上韪其言。时之洞方督两江，特命移鄂综其事。以卢汉路长款钜，谕有招股千万者，许设公司自办。粤人许应锵、方培j0等咸言集赀如额，遵旨承办。直督王文韶与之洞言承办各商举不足恃，请以津海关道盛宣怀为督办，允之，命以四品京堂督路事。宣怀条上四事，一请特设铁路总公司，拨官款，募商股，借洋债。先办卢汉，次第及于苏沪、粤汉。上如所请。是年设总公司于上海，而卢汉之始基以立。
自中日战后，外人窥伺中国益亟，侵略之策，以揽办铁路为先。俄索接造西伯利亚幹路，横贯黑、吉两省，修枝路以达旅顺、大连湾。英则请修五路：一苏杭甬，自苏州经杭州以达宁波；一广九，自广州以达九龙；一津镇，自天津以达镇江；一浦信，自浦口以达信阳；一自山西、河南以达长江。法自越南筑路以达云南省，自龙州筑路以达镇南关。德踞胶州湾，筑路以达济南。葡据澳门，筑路以达广州。日本擅于新民？筑路达奉天，更获有奉天至安东铁道之权。此各国以铁路侵略中国之大略也。
先是俄人阴结朝鲜窥奉天，建言者请急建关内外路以相钤制，乃命顺天府尹胡燏棻督办津榆路事；后以续造吉林一路款绌中辍。二十四年，俄事急，燏棻请息借英款为之。疏言：“关外一路，初拟迳达吉林，以无款又落后著。迨归并津卢，俄即起而争执。近允其由俄边直接大连湾，奉、吉两省东北之利尽为所占。计惟有由大凌河趕造至新民？铁路，以备联络沈阳之路，并可兼护蒙古、热河矿务。一面由营口至广宁，庶中国海关不致为俄侵占，尚可保全奉省西北之利。现东三省全局已在俄人掌握，幸留此一线之路，堪以设法抵御。若坐失机宜，后悔何及。”从之。
初，英人图粤路甚亟。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合疏言：“粤汉南幹路，原拟稍缓续筹，无如时局日亟，刻不及待。群雄环伺，辄以交涉细故，兵轮互相驰骋，海洋通塞，靡有定期。今海军既无力能兴，设有外变，隔若异域，必内地造有铁路，方可联络贯通。广东财赋之区，南戒山河，未可遐弃，此粤汉南路当与北路并举者也。”又疏言：“德国无理肇衅，占踞胶、墨要害，并获承办山东铁路。俄已造路于黑龙江、吉林，为通奉天、旅顺之谋。法已造路于广西，以为割滇之计。独英人窥伺最久，尚无所得。今年春，英商屡来揽办粤路，坚持未允。其所拟急行者，在趕营中国中部，或广东建筑轨道。盖英所欲者，一借款，一修路，一拟索香港对岸之深水埠，其为觊觎铁路无疑。现在德已踞胶，俄已留旅，法已窥琼，英有图扼长江、吴淞之谋。是中国各海口几尽为外国所占，仅有内地尚可南北往来。若粤汉一线再假手英人，将来俄路南引，英轨北趋，惟有卢汉一路跼蹐其中，何能展布？甚或为英、俄之路所并。惟有趕将粤汉一路占定自办，尚足补救万一。”嘉纳之。
初，粤汉路议由鄂入赣达粤。嗣病其迂远，改道湘之郴、永、衡、长。至是，定议三省绅商自办，总公司综其纲领。盖各省幹路，以关东肇其端，卢汉、粤汉次之。此外则建天津至卢沟桥之津卢路，正定至太原之正太路，郑州东至开封、西历荥阳、汜水达洛阳之汴洛路，广州至九龙之广九路，上海至江宁之沪宁路，萍乡至昭山之萍昭路，道口至清化镇之道清路，京师至张家口之京张路，天津至浦口之津浦路，吉林、长春之吉长路，齐齐哈尔卜魁城至昂昂溪之齐昂路，此属于官办者也。若潮汕、新宁、川汉、同蒲、洛潼、西潼、广厦、归包、归新、桂全、滇桂、滇蜀、腾越以及浙、苏、皖、赣、滇、蜀诸省，咸请自修幹枝等路，悉如所请。至是建造铁路之说，风行全国，自朝廷以逮士庶，咸以铁路为当务之急。
趋乡既定，筹款与办法最关紧要。筹款有官帑，有洋债，有民股。修路有官办，有商办，有官督商办。自刘铭传倡借债筑路之议，为众论所尼，借款修路，遂为当时所讳言。故卢汉建议之初，犹以部帑为请，未敢昌言借洋债也。借洋债自津卢、关内外铁路始。迨盛宣怀督办路事，首以三路分三国借款之策进。曰卢汉借比款，沪宁借英款，粤汉借美款。上俞其请。由是正太则借俄款，汴洛则借比款，广九、苏杭甬则借英款，津浦则借英、德款。贷之者，大率资金什予其九，息金二什而取其一；以路为质，或并及附路之产物。付息、还本、赎路，咸有定程，而还本、赎路未及其时，且勿许。购料、勘路、兴工，多假外人为之。故外人多以款为饵，冀获承办之利。
卢汉路近三千里，费逾四千万，黄河桥工糜款尤钜，官帑仅资开办而已。借款始拟美，以所望奢，改与比议。英、德、法诸国接踵而至。卒借比款一百十二兆五十万佛郎。比小国，饶钢铁，嫺工事，于中国无大志。三十一年，续借一百二十五万佛郎。逾年，路成。北端直抵京师，因易名京汉。京汉之枝路曰正太，曰汴洛。正太借款，始二十三年。俄璞科第与晋官绅议定而中止。二十八年，盛宣怀与议借款四千万佛郎。约成，而俄人挨士巴尼忽索太原至榆次，至成都，至太谷，至西安，石庄至东光、微水、横涧四岔道，及同蒲诸路。均格部议，而岔道卒如所请。三十三年秋，工竣。
自容闳倡办津镇，盛宣怀恐夺卢汉之利，因议办汴洛、开济以相钤制。汴洛借款始于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约成，借比款二千五百万佛郎。比人卢法尔主工事。嗣续借千六百万佛郎。三十四年，路成。津沽用款百三十万，官帑、商股兼备，以洋债补其不足。津卢假英金四十万镑。关内外路借英金二百三十万镑。本由商办，迨胡燏棻为督办，始官为之。拳匪乱起，关外路为俄踞，关内路为英踞。命袁世凯等与英使立约收回，英人遂攫有百里内不准他人承修之权。三十一年，全路告竣，是为京奉路。道清路为英商福公司所造，长九十里，利微费钜。初，英商索泽襄、怀浦，俱不获。遂以借款收回道清为言，内外臣工咸持不可，终借英金六十一万四千六百镑赎回。津浦路，因津镇之议不果行，改议北起天津，南讫浦口，借英、德款五百万镑。尚书吕海寰主其事。宣统三年，工竣。
其促成各省铁路自办与拒绝外债之机者，则沪宁、苏杭甬、粤汉借款所致也。沪宁筑路，倡于盛宣怀，南北洋大臣据以入告，得请。方从事淞沪工作，而英声请承办，宣怀与订草约。二十九年，正约成，借英金三百二十五万镑，五十年为期。商部以借款几倍于原估之数诘之。而工未及半，款已告罄，复议续借百万镑。苏人群起责难，并疏闻于上。命唐绍仪督办沪宁、京汉，罢铁路总公司。绍仪既任事，徇英工程司之请，复议售小票六十五万镑。疏言：“盛宣怀移交合同文卷及购地工程帐册，支款浮滥，当经驳回。沪宁合同吃亏，比京汉幹路为甚。其最棘手者，在设立总管理处。华员二人，洋员三人，每会议时，彼众我寡，已占低著。议者有添举监督之说。岂知权在总管理处，合同早已订明，虽有监督，实不济事。其尤棘手者，财政之权操于洋人掌握，用款虽由华员签字，而司帐者为洋员也。分段司帐，其支发权仍在工程司也。购料事宜，向由怡和洋行经手。行车总管、材料总管，皆洋员专司也。本彼众我寡之因，以成事事掣肘之果。挽回补救之术，惟有改订总管理处章程，加派华员司帐，并分任各总管，现已分别办理。至路款不敷，尚拟续售小票六十五万镑以资接济。”下所司议行。方绍仪拟续借英款也，侍郎吴郁生上疏力争，略言：“沪宁铁路由英国银公司要求承造，盛宣怀与之订立合同。以长不逾六百里之路工，借款至三百五十万镑之钜，估价多，必至浮滥。自合同宣布后，远近骇然。上年奉严旨改派唐绍仪妥筹办理。近闻沪宁工程司来京，又以工款不敷，有议续售小票七十万镑之说。此项路工，即就业经借定之三百五十万镑侭数开支，每里合银三万两以上，视他路浮逾两倍，公家受亏已多。今若再借钜债，是唐绍仪接办以来，于盛宣怀失算之处并无补救之方。请饬按照合同，严覈用款，一面自行筹款接济。不可再令银公司出售小票，致以九折虚数，受人盘剥。”疏上，下所司知之。而沪宁铁路终以本息过钜，收赎无期也。
苏杭甬铁路，自二十四年许英商承办。是年，盛宣怀与订草约，大要悉本氵扈宁。约成而英人置之。三十一年，浙路自办之局定，御史硃锡恩请废前约，上命宣怀偕浙抚主其事。英人恃有前约，坚欲承办，往复辨难要挟，久之不决。侍郎汪大燮与议，分修路、借款为二事。浙人以路股集有成数，一意拒款，闻之大譁，诋大燮甚力。大燮旋使英，以梁敦彦继之。浙推孙廷翰、苏推王同愈等议于京，终以成约难废，由部借英款，贷之两省而事息。
粤汉借用美款，倡于盛宣怀。驻美使伍廷芳与合兴公司议借美金四千万，期以五年工竣。美以毕来斯司路事。起粤之三水，筑路十五里，糜款逾二百万。毕来斯殁，工事亦辍，而美股多售之比人。鄂督张之洞以比已承修卢汉，粤汉再假之比，两路相合，非国之利，力倡废美约之议，湘人助之。上用御史黄昌年言，命之洞妥筹办理。之洞主废约益力。宣怀不原，阴挠其事，诏宣怀不得干预。之洞复属驻美使梁诚与合兴公司议，年馀始定，借英金百十万镑赎回焉。
方之洞议借英款也，英人乘间请改订广九路约。广九为英人请办五路之一，二十五年签订草约，悬而未定者也。三十年，沪宁约成，英人索议未果。迨苏杭甬事起，相持方急，部许英人先议广九，以缓其事，而正约以成。至是议粤汉借款，英人复索合办广九全路，粤督持不可。旋索以粤盐及路质借款，粤人亦不之许。终假英金百五十万镑而约成。之洞既借英款赎美约，一时议者以为以英易美，其害相埒，相与诟病。昌年复言路权至重，赎款难担，亟宜兴修，严杜干涉。诏以借款修路，流弊滋多，应由三省集股兴修，以保利权。自明诏严禁借债修路，而商部复有限制借款之条。各省人士亦以外人谋我之亟，咸谋铁路自办，以杜外患，鉴外债受亏之钜，争欲招集股款，自保路权。此由官办改为商办之所由来也。
商办铁路，始于唐山至阎庄，更自天津、大沽以达林西镇，皆开平公司为之。嗣是武举李福明请修京至西沽路，粤人许应锵等请办卢汉路，俱不获，自此无复有言商办者。二十九年，粤人张煜南请设公司承办潮汕铁路。既得请，而川汉继之。川督锡良以英、美商人竞涎川路，而美商班士复索灌县富顺枝路，奏准由川人筹款自办。明年，赣人以李有棻总理江西铁路，以南浔为幹路第一段。三十一年，编修陈荣昌等以法人已修滇越路，滇省内地应自行推广，以杜口实，请办滇蜀铁路，滇督丁振铎据以入告，报可。黔抚林绍年言黔路不通，滇亦少利，因并及黔。荣昌嗣请展修腾越，以编修吴琨总理其事。皖以李经方为总理，经始于芜湖，以期北接卢汉、南通赣浙。闽以陈宝琛为总理，筑路厦门。浙以汤寿潜为总理，幹路一自杭达苏，一历富阳达江西；枝路则南道江山以通闽，西道湖、长以通皖。新宁、广厦铁路，粤人陈宜禧、张振勋经办。西潼路，近联汴洛，远达甘新，为西北纬幹之枢纽，陕抚曹鸿勋奏准。三十二年，苏人以王清穆为总理，规画江苏全路，江南自上海经松江以达浙江，北自海州入徐以达豫。桂以于式枚为总理，拟自桂林筑路至全州以达湘，经梧州以达粤。粤汉自美约废后，三省公设路局于鄂，筹款筑路，各自为之，不相攙越，先幹后枝，以为要约。湘以袁树勋为总理，粤人内阁侍读梁庆桂、道员黎国廉与粤督岑春煊争粤路商办，被劾夺官。上命往查，旋起二人原官，路由官督商办，旬日集股数达四千万元，以郑官应为总理。
当其时，以铁路为救时要图，凡有奏请，立予俞允。请办幹、枝各路，经纬相属，几遍全国。其筹款，于招集民股外，大率不外开办米穀、盐、茶、房屋、彩券、土药等捐，及铜元馀利、随粮认股数者。而程功之速，事权之一，首推新宁。陈宜禧者，籍新宁，嫺铁路学，众相推戴，始终其事，故二年而路竣。次则潮汕，虽勘路招股，事变屡起，而卒底于成。总理张煜南，奖擢三品京堂。此外，以粤汉路粤人集股为最多，倾轧亦最剧。总理屡易，路工停滞。川省以租股为大宗，数达千馀万元。浙、闽、皖、赣亦均次第兴工。其馀各省，大都集股无多，有名鲜实。西潼一路，以商股难成，奏归官办，其见端也。
三十四年，上用苏抚陈启泰言，以大学士张之洞督办粤汉，冀以统一事权，亦无所济。是年，诏以铁路为交通大政，绅商集股，各设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命所司遴员分往查勘。寻奏上勘路查款办法。时川汉已派员往查。其馀以洛潼、西潼、同蒲、江苏、浙江最要，为一起；粤汉、潮汕、新宁、惠潮、广西、福建次要，为一起；滇蜀、安徽、江西再次，为一起。拟先查洛潼、西潼、同蒲三路，报闻。宣统二年，川路司出纳者，亏倒路股百九十馀万，川人宦京者甘大璋等闻于上，查明饬追，徒讬空言而已。
三年，给事中石长信言：“我国兴造各省铁路，事前并未谋定后动。今宜明定幹路、枝路办法，使天下咸知国家铁路政策之所在，此后有所遵循，不再如从前之群议庞杂，茫无主宰。当此时事日亟，边防最要。国家若不趕将东西南北诸大幹路迅速次第兴筑，则强邻四逼，无所措手。人民不足责，其如大局何。此中利害，间不容发。惟有仰恳乾纲独断，不再游移。在德、奥、法、日本、墨西哥诸国，其铁路均归国有，而我分枝路与民，已为优异。况幹枝相辅，上下相维，于理尚顺，于事稍易。此路政之大纲，亟宜明定办法者一也。又东南幹路，以粤汉议办为最早。光绪二十六年，督办大臣会同湖广总督等奏准借美款兴造。当时订定合同后，业已筑成粤省之佛山三水铁路一百馀里，广州至英德幹路亦已购地开工。乃三十年春间，张之洞忽信王先谦等之言，不惜钜资，经向美公司废约，坚持固执，卒至停罢。废约后，原欲集鄂、湘、粤三省之力以成此路。讵悠忽数年，粤则有款而绅士争权，办路甚少，湘、鄂则集款无著，徒糜局费。张之洞翻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筑造，乃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签押后正欲入告，因美国援案插入，暂缓陈奏。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计自废约以来，已阅七载。倘若无此翻覆，粤汉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至川汉集款，皆属取诸田间，其款确有一千馀万。绅士树党，各怀意见，上年始由宜昌开工至归州以东，此五百里工程，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不知何年方能告竣。而施典章擅将川路租股之所入，倒帐竟至数百万之多。此又川、粤、汉幹路之溃败延误，亟宜查办者又一也。近来云贵督臣李经羲议造滇桂边路，于国防尤有关系。然不有粤汉幹路自湖南之永兴与广西之全州相接，则滇桂路何能自守？今我粤汉直贯桂滇，川汉远控西藏，实为国家应有两大幹路，万一有事，缓急可恃。故无论袤延数千里之幹路，断非民间零星凑集之款所能图成，即使迟以十年或二十年，造成之后，而各分畛域，倘于有事之际，命令不行，仍必如东西洋之议归国家收买。此幹路之必归国有者又一也。国家成法，待民宽厚，虽当财赋极困难之时，不肯加赋。四川、湖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徵，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追呼尤觉难堪。但路局以路亡地亡之说惊哧愚民，遂不得不从。川省民力较纾，尚能勉强担负。湘民本非饶足，若数年之间，强逼百姓出此数千钜万之重赀，而路工一日不完，路利一日无著，深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滋贫弱。是以幹路收归国有，命下之日，薄海百姓，必无阻挠之虑。况留此民力以造枝路，其工易成，其资易集，其利易收。使其土货得以暢行，民间渐资饶富，此枝路之可归民有者又一也。”
疏上，下所司议行。诏曰：“中国幅员辽阔，边疆袤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谘谋，军务之徵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幹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铁路，错乱纷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钜，参追无著；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幹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幹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趕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悉心筹画，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奏：“粤、川、湘、鄂四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尽数收回，由度支、邮传两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釐给息。嗣后如有馀利，按股分给。倘原抽本，五年后亦可分十五年抽本。其不原换国家铁路股票者，均准分别办理，以昭平允。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票价不及五成。现每股从优发给六成，其亏耗之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馀利项下，分十年摊给。湘路商本，照本发还。其米捐、租股等款，准发给国家保利股本。鄂路商股，并准一律照本发还。其因路动用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馀万两，原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便。”从之。诏停川、湘两省租股。起端方以侍郎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其粤汉、川汉，英、德、法三国借款，亦即签订。
方幹路收归国有之诏既颁，湘、粤人士群起譁譟，力谋抗拒，顾未久即定。护川督王人文代陈川谘议局请缓接收川路，诏旨斥之。川人罗纶等言：“部臣对待川民，均以威力从事，毫不持平。”人文复据以上闻，仍严斥之。未几，以赵尔丰署四川总督。川人因路事持久不决，始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发布自保商榷书；继则集众围攻督署，再攻省垣。遂命端方率军入川。又以川事日棘，命前粤督岑春煊赴川办理剿抚。春煊既受命，请以现金偿川省路股，桂抚沈秉堃亦以为言，部议借英金三百万镑，不能决也。春煊至鄂，会成都围解，称疾不往。
御史陈善同上章，请罢斥邮传大臣盛宣怀，以弭巨变。疏言：“窃维国以民为本，自古未有得民心而国不兴者，即未有失民心而不危者。传曰：‘众怒难犯。’书曰：‘民可近，不可下。’此中消息至微。此次以铁路幹线归国有，政策本极相宜。比者屡诏蠲除各项杂捐，所以恤民者，固已仁至义尽。而湘、粤等省人心惶骇，扰扰不靖，川患且日以加剧者，则以邮传大臣盛宣怀于此事之办理实有未善也。各路商办之局，其始皆历奉先皇帝谕旨，根据大清商律。如欲改归官办，自应统筹全局，划定年限，分期分段，量力递收，于国于民，方为两利。今盛宣怀事前毫无预备，徒仰仗借款，突然将批准各案奏请一律取消。各路以十馀年之经营，千数百万之筹集，一旦尽取诸其怀而夺之。而所订借款合同，利率之高，虚折之多，抵押之钜，债权之重，又著著失败，予人口实。各省人民，痛念前劳，怵心后祸，宜其奔走骇告，岌岌若不终日也。查给事中石长信之请定幹路、枝路办法，在四月初七日；邮传部之覆奏，宣布国有政策，在十一日；而借款合同之签押，在二十二日。似政策之改定，实缘借款而发生也者。举办此等大事，乃平时漫无布置，出以猝遽如此，反使朝廷减轻民累之恉晦没不彰。而复不能审慎临机，强令宜归工程每月工项仍由川款开支，实与五月二十一日上谕‘川路仍存七百馀万，原否入股，或办实业，并听其便’等语大相违背。必欲使我皇上体恤商民之恩，壅遏之不使下逮，陷朝廷以不信，示天下以可疑，群起抵抗，何怪其然。幸以国家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沦浃人心，故虽众怨交集于盛宣怀，终无敢有归怨朝廷者。比闻川省风潮日烈，皆以盛宣怀丧权误国，欲得而甘心。月馀以来，屡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者近万人，誓与路为存亡，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泣下。合十馀州县地方，并相约不纳钱粮，不上捐输，学堂停课，商民罢市。各户恭设先皇帝灵位，朝夕痛哭，人无乐生之心，士怀必死之志，愁惨萧条，如经大劫，至可怜念。夫今日皇皇失所之穷民，皆国家{袁皿}在疚之赤子，情形狼狈至此，我皇上闻之，必有恻然动念者。若不亟为拯救，万一相持不解，稍延时日，或有不轨之徒，从中鼓煽，强者并命于寻仇，弱者绝望于逃死，众志一睽，全体瓦解，终非国家福也。现在湘、鄂争路，馀波尚未大熄，而雨水为灾，几近十省，盗匪成群，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风鹤之警，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应之者，其为患又岂止于路不能收而已。顷者我皇上谕派鄂、粤、川、湘等省督抚，令于所辖境内铁路事宜各得会同办理。盛宣怀刚愎自用，不洽舆情，已可概见，应如何惩处，以儆将来。至川民争议，久悬不断，终虑酿成钜变。应责成督办、会办各大臣，酌度情形，妥速维持，以息众喙。”时宣怀入为邮传大臣，幹路收归国有、及息借外债筑路、处分四省路股，实主其事，故善同及之，语至切直。
疏入不省。而川省温江等十馀州县民团，每起数千或万人，所至焚掠，势极猖獗。大军击退之，旋据崇庆、新津、彭山，而嘉定、灌县相继失陷。邛州军队譁变，汶川县署被毁，命湘、鄂、陕诸军赴援。会鄂事起，川乱愈亟，以岑春煊为川督，而川省旋为民军所据，端方、赵尔丰均及于难。乃罢盛宣怀以谢川人，而国事已不可为矣。
盖论办路之优劣，官办则筹款易、竣工速，自非商办可及。而外债之亏耗，大权之旁落，弊害孔多，亦远过于商路。惟京张铁路，以京奉馀利举办，詹天佑躬亲其役，丝毫不假外人，允为中国自办之路。而鄂之铁厂，制钢轨以应全国造路之需，挽回大利，尤为不鲜。统计官办之路：京汉长二千六百三十里，资本金一万万零五百六十二万八千馀元。京奉长二千二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五千零八十八万四千馀元。津浦长一千八百六十三里，资本金八千零四十九万馀元。京张长五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一千零三十二万馀元。沪宁长七百二十五里，资本金三千六百五十三万馀元。正太长六百二十三里，资本金二千三百十二万六千馀元。汴洛长四百零二里，资本金二千零五十万元。道清长三百三十里，资本金九百五十四万九千馀元。广九长三百零三里，资本金一千一百六十六万二千馀元。吉长长一百四十里，资本金一百二十万三千七百零四元。萍株长二百零五里，资本金四百六十一万六千馀元。齐昂长五十六里，资本金四十八万八千馀元。商办之路：浙江长三百四十二里，资本金一千二百七十八万八千馀元。新宁长二百六十里，资本金四百零八万九千馀元。南浔长七十七里，资本金三百五十万六千馀元。福建长二十八里，资本金二百四十二万八千馀元。潮汕长八十三里，资本金三百五十四万六千馀元。其借外债所筑各路，惟京汉届期赎归我有，其他则尚未及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