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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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洙 孙甫 谢绛（子景温）叶清臣 杨察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少与兄源俱以儒学知名。举进士，调正平县主簿。历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知光泽县。举书判拔萃，改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有能名。用大臣荐，召试，为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戎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复为掌书记、监唐州酒税。
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为武备不可弛。
叙燕曰：
战国世，燕最弱。二汉叛臣，持燕挟虏，蔑能自固，以公孙伯珪之强，卒制于袁氏。独慕容乘石虎乱，乃并赵。虽胜败异术，大概论其强弱，燕不能加赵。赵、魏一，则燕固不敌。唐三盗连衡百余年，虏未尝越燕侵赵、魏，是燕独能支虏也。自燕入于契丹，势日炽大。显德世，虽复三关，尚未尽燕南地。国初，始与并合，势益张，然止命偏师备御。王师伐蜀伐吴，泰然不以两河为顾，是赵、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锐专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顷尝以百万众驻赵、魏，讫敌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战。然我众负城，有内顾心，战不必胜，不胜则事亟矣，故不战未尝咎也。
原其弊，在兵不分。设兵为三，壁于争地，掎角以疑其势，设覆以待其进。边垒素固，驱民以守之，俾其兵顿坚城之下，乘间夹击，无不胜矣。盖兵不分有六弊：使敌蓄勇以待战，无他枝梧，一也；我众则士怠，二也；前世善将兵者必问几何，今以中才尽主之，三也；大众傥北，彼遂长驱无复顾忌，四也；重兵一属，根本虚弱，纤人易以干说，五也；虽委大柄，不无疑贰，复命贵臣监督，进退皆由中御，失于应变，六也。兵分则尽易其弊，是有六利也。
胜败兵家常势。悉内以击外，失则举所有以弃之，苻坚淝水、哥舒翰潼关是也。是则制敌在谋不在众。以赵、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战。分而帅之，将得专制，就使偏师挫衄，他众尚奋，讵能系国安危哉？故师覆于外而本根不摇者，善败也。昔者六国各有地千里，师败于秦，散而复振，几百战犹未及其都，守国之固也。陈胜、项梁举关东之众，朝败而夕灭，新造之势也。以天下之广谋其国，不若千里之固，而袭新造之势，侥幸于一战，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诵习，谓百世不复用，非甚妄者不谈。然兵果废则已，傥后世复用之，鉴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胜败云。
息戍曰：
国家割弃朔方，西师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环重兵以戍之。虽种落屡扰，即时辑定，然屯戍之费，亦已甚矣。西戎为寇，远自周世，西汉先零，东汉烧当，晋氐、羌，唐秃发，历朝侵轶，为国剧患。兴师定律，皆有成功，而劳弊中国，东汉尤甚，费用常以亿计。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及段纪明，用裁五十四亿，而剪灭殆尽。今西北泾原、邠宁、秦凤、鄜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骑卒与冗卒，较其中者，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白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方前世数倍矣。平世屯戍，且犹若是，后虽有他警，不可一日辍去，是十万众，有增而无损期也。国家厚利募商入粟，倾四方之货，然无水漕之运，所挽致亦不过被边数郡尔。岁不常登，廪有常给，顷年亦尝稍匮矣。傥其乘我荐饥，我必济师，馈饟当出于关中，则未战而西垂已困，可不虑哉？
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为今之计，莫若籍丁民为兵，拟唐置府，颇损其数。又今边鄙虽有乡兵之制，然止极塞数郡，民籍寡少，不足备敌。料京兆西北数郡，上户可十余万，中家半之，当得兵六七万。质其赋无他易，赋以帛名者不易以五谷，畜马者又蠲其杂徭。民幸于庇宗，乐然隶籍。农隙讲事，登材武者为什长、队正，盛秋旬阅，常若寇至。以关内、河东劲兵傅之，尽罢京师禁旅，慎简守帅，分其统，专其任。分统则兵不重，专任则将益励，坚其守备，习其形势，积粟多，教士锐，使虏众无隙可窥，不战而慑。兵志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其庙胜之策乎？
又为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凡杂议共九篇上之。
赵元昊反，大将葛怀敏辟为经略判官。洙虽用怀敏辟，尤为韩琦所深知。顷之，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以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副之，复以洙为判官。洙数上疏论兵，请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边事，及讲求开宝以前用兵故实，特出睿断，以重边计。又请减并栅垒，召募土兵，省骑军，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时诏问攻守之计，竦具二策，令琦与洙诣阙奏之。帝取攻策，以洙为集贤校理。洙遂趋延州谋出兵，而仲淹持不可。还至庆州，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因发庆州部将刘政锐卒数千，趋镇戎军赴救，未至，贼引去。夏竦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当时言者谓福之败，由参军耿傅督战太急。后得傅书，乃戒福使持重，毋轻进。洙以傅文吏，无军责而死于行阵，又为时所诬，遂作悯忠、辨诬二篇。
未几，韩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贤院。上奏曰：
汉文帝盛德之主，贾谊论当时事势，犹云可为恸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乐、严安尚以陈胜亡秦、六卿篡晋为戒。二帝不以危乱灭亡为讳，故子孙保有天下者十余世。秦二世时，关东盗起。或以反者闻，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尽，不足忧，乃悦。隋炀帝时，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隐贼数，不以实闻，或言贼多者，辄被诘。二帝以危乱灭亡为讳，故秦、隋宗社数年为丘墟。陛下视今日天下之治，孰与汉文？威制四夷，孰与汉武？国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爱民，诚万万于秦、隋矣。至于西有不臣之虏，北有强大之邻，非特闾巷盗贼之势也。
自西夏叛命四年，并塞苦数扰，内地疲远输。兵久于外而休息无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谓"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此之时，陛下宜夙夜忧惧，所以虑事变而塞祸源也。陛下延访边事，容纳直言，前世人主。勤劳宽大，未有能远过者。然未闻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此贱臣所以感愤于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数更，恩宠过滥，赐与不节。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尔，非有难动之势也。而因循不革，弊坏日甚。臣谓陛下不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者，以此。
未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于下也。异时民间，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视之；今则不然，相与窃语，以为不久当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轻于下也。命令轻，则朝廷不尊矣。又闻群臣有献忠谋者，陛下始甚听之，年复一人沮之，则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终，颇自诎其谋，以为无益，此命令数更之弊也。
夫爵赏，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时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缘以求恩泽，从中而下谓之"内降"。臣闻唐氏政衰，或母后专制，或妃主擅朝，树恩私党，名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内臣贤而才者，当与大臣公议而进之，何必袭"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从之，则坏陛下纲纪；不从，则沮陛下德音。坏纲纪，忠臣所不忍为；沮德音，则威柄轻于上。且尽公不阿，朝廷所以责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挠之，而欲责大臣之不私，难矣。此恩宠过滥之弊也。
夫赐予者，国家所以勤功也。比年以来，嫔御及伶官、太医之属，赐予过厚。民间传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积聚。陛下用之，不甚爱惜，今之所存无几。疏远之人，诚不能知内府丰匮之数，但见取于民者日烦，即知畜于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国家自西方宿兵，用度浸广，帑藏之积，未必悉为赐予所费，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晓，独见陛下行事感动尔。往岁闻边将王珪，以力战赐金，则无不悦服；或见优人所得过厚，则往往愤叹。人情不可不察，此赐予不节之弊也。
臣所论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从谀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独四夷之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愿先正于内，以正于外。然后忠谋渐进，纪纲渐举，国用渐足，士心渐奋。边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恶闻忠言所以亡，远法汉王不讳危乱所以存，日亲盛德，与民更始，则天下幸甚。
仁宗嘉纳之。
改太常丞、知泾州。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会郑戩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为前此屡困于贼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势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罢之。时戩已解四路。而奏沪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沪，不至；命张忠往代之，又不受。于是谕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戩论奏不已，卒徙洙庆州而城水洛。又徙晋州，迁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会士廉诣阙上书讼洙，诏遣御史刘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亡以偿。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罢去，尝假公使钱为偿之，又以为尝自贷，坐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天下莫不以为湜文致之也。徙监均州酒税，感疾，沿牒至南阳访医，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韩琦为洙言，乃追复故官，及官其子构。
洙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其为文简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尤练习。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又欲训土兵代戍卒，以减边费，为御戎长久之策，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好学，日诵数千言，慕孙何为古文章。初举进士，得同学究出身，为蔡州汝阳县主簿。再举进士及第，为华州推官。转运使李纮荐其材，迁大理寺丞、知绛州翼城县。杜衍辟为永兴司录，凡吏职，纤末皆倚办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闻之，不复以小事属甫。衍与宴语，甫必引经以对，言天下贤俊，历评其才性所长。衍曰："吾辟属官，得益友。"诸生亦多从甫学问。
徙知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再迁太常博士。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书纸代钱，以便市易。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欲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后卒不能废。衍为枢密副使，荐于朝，授秘阁校理。
是岁，诏三馆臣僚言事。甫进十二事，按祖宗故实，校当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论述以为讽谏，名三圣政范。改右正言。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范五行传及前代变验，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缓之应。舒缓则政事弛，赏罚差，百官废职，所以召乱也。晋太康中，河阴降赤雪。时武帝怠于政事，荒宴后宫。每见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经国远图，故招赤眚之怪，终致晋乱。地震者，阴之盛也。阴之象，臣也，后宫也，四夷也。三者不可过盛，过盛则阴为变而动矣。忻州赵分，地震六年。每震，则有声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晋，及即位，晋州经岁地震。宰相张行成言，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宜制于未萌。其后武昭仪专恣，几移唐祚。天地灾变，固不虚应，陛下救纾缓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时出英断，以慑奸邪，以肃天下。救阴盛之变，莫若外谨戎备，内制后宫。谨戎备，则切责大臣，使之预图兵防，熟计成败；制后宫，则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尽出之，且裁节其恩，使无过分，此应天之实也。"时契丹、西夏稍强，后宫张修媛宠幸，大臣专政，甫以此谏焉。
又言："修媛宠恣市恩，祸渐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余皆婢妾尔。贵贱有等，用物不宜过僣。自古宠女色，初不制而后不能制者，其祸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尔。"甫曰："世谓谏臣耳目官，所以达不知也。若所谓前世女祸者，载在书史，陛下可自知也。"
夏国乞盟，甫上一利、曰害曰："宿兵以来，国用空耗。今若与之约和，则边兵可减，科敛可省。其为利一也。始，契丹声言，尝遣使谕西人使臣中国。今和议既成，必恃其功。去岁有割地之请，朝廷已增岁赂，若更有求，将安拒之？其为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饬，及边鄙有警，而用不习之将，不练之兵，故久无成功。然比来边臣中材谋勇健者，往往复出，方在讲训不懈，以张中国之威。一旦因议和弛备，复如曩日，缓急必不可用。其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今中国与之和，获岁遗之厚，彼必专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势，自兹为始。其为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势，法令纪纲，弛而不葺。及西戎累败，王师始议更张，以救前弊。今见戎人请和，苟贪无事，他时之患，不可救矣。其为害四也。凡利害之机，愿陛下熟图之。"
又言："张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复称臣，然乞岁卖青盐十万石，兼欲就京师互市诸物，仍求增岁给之数。臣以谓西盐数万石，其直不下钱十余万缗。况朝廷已许岁赐二十五万，若又许其卖盐，则与遗契丹物数相当。使契丹闻之，则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时，累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请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质而许之，是则以彼难从之事，杜其意也。盖盐，中国之大利，又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所出，而出产无穷。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以堤防矣。兼闻张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来，收结人心，钞掠所得，旋给其众，兵力虽胜，用度随窘。当此之时，尤宜以计困之，安得汲汲与和，曲徇其请乎？"
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还朝，甫建议请诏琦等，条四路将官能否，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变前，有告者，大臣不时发之。甫因言枢密使副当得罪，使，乃杜衍也。边将刘沪城水洛于渭州，总管尹洙以沪违节度，将斩之。大臣稍主洙议，甫以谓："水洛通秦、渭，于国家为利，沪不可罪。"由是罢洙而释沪。衍屡荐甫，洙与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鲠亮不私如此。
甫尝言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亡术，不可用。帝难之，由是求补外，不许。其后奏丁度因对求进用，帝曰："度未尝请也。"度乞与甫辩，且指甫为宰相杜衍门人。乃以右司谏出知邓州，徙安州，历江东、两浙转运使。
范仲俺知杭州，多以便宜从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于此，则不得伸于彼矣。"一切绳之以法，然退未尝不称其贤。再迁尚书兵部员外郎，改直史馆、知陕州，徙晋州。为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迁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为侍读。卒，特赠右谏议大夫。
甫性劲果，善持论，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时人言："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唐史藏秘阁。
谢绛，字希深，其先阳夏人。祖懿文，为杭州盐官县令，葬富阳，遂为富阳人。父涛，以文行称，进士起家，为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反成都，攻陷州县，涛尝画守御之计。贼平，以功迁观察推官，权知华阳县。乱亡之后，田庐荒废，诏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与之，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流民至无所归。涛收诏书，悉以田还主。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还，以治行召对长春殿，命试学士院。会契丹入寇，真宗议亲征，时曹、濮多盗，而契丹声言趋齐、郓，以涛知曹州。属县赋税多输睢阳助兵食，是岁霖潦，百姓苦于转送，涛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运，日过睢阳，可取以饷军。愿留曹赋繇广济河以馈京师。"转运使论以为不可，诏从涛奏。尝使蜀还，举所部官三十余人。宰相疑以为多，涛曰："有罪，愿连坐之。"奉使举官连坐，自涛始。久之，用冯拯荐，复召试，以尚书兵部员外郎直史馆，遂兼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山陵灵驾所经道路，有司请悉坏城门、庐舍，以过车舆象物。涛言："先帝车驾封祀，仪物大备，犹不闻有所毁撤，且遗诏从俭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劳州县，非先帝意，愿下少府裁损之。"进直昭文馆，累官至太子宾客。
绛以父任试秘书省校书郎，举进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汝阴县。善议论，喜谈时事，尝论四民失业，累数千言。天禧中，上疏谓宋当以土德王天下。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用天为统，以金为德。诏两制议，皆言："用土德，则当越唐上承于隋；用金德，则当越五代绍唐。而太祖实受终周室，岂可弗遵传继之序？"绛、行父议皆黜不用。
杨亿荐绛文章，召试，擢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丁母忧，服除，仁宗即位，迁太常博士。用郑氏经、唐故事议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请以真宗配之。翰林学士承旨李维以为不可。寻出通判常州。天圣中，天下水旱、蝗起，河决滑州，绛上疏曰：
去年京师大水，败民庐舍，河渠暴溢，几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谷焦槁，秋成绝望：此皆大异也。按洪范、京房易传皆以为简祭祀，逆天时，则水不顺下；政令逆时，水失其性，则坏国邑，伤稼穑；颛事者知，诛罚绝理，则大水杀人；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上下皆蔽，兹谓隔，其咎旱：天道指类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时变，固宜策告殃咎，变更理化，下罪己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导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
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信不及于物，泽不究于下，则水旱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广，万几之众，不出房闼，岂能尽知？而在廷之臣，未闻被数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泽即佞幸，上下皆蔽，其应不虚。
昔两汉日食、地震、水旱之变，则策免三公，以示戒惧。陛下进用丞弼，极一时之选，而政道未茂，天时未顺，岂大臣辅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笃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责成，以极其效；谓之不然，则更选贤者。比来奸邪者易进，守道者数穷，政出多门，俗喜由径。圣心固欲尽得天下之贤能，分职受业；而宰相方考贤进吏，无敢建白。欲德不用之应，又可验矣。
今阳骄莫解，虫孽渐炽，河水妄行。循故道之迹，行寻常之政，臣恐不足回灵意、塞至戒。古者，谷不登则亏膳，灾屡至则降服，凶年不涂塈。愿下诏引咎，损太官之膳，避路寝之朝，许士大夫斥讳上闻，讥切时病。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敛，勿崇私恩，更进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诚动乎上，大惠浃于下，岂有时泽之艰哉！
仁宗嘉纳之。
会修国史，以绛为编修官，史成，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时涛官西京，且老矣，因请便养，通判河南府。又论："唐室丽正、史官之局，并在大明、华清宫内。太宗皇帝肇修三馆，更立秘阁于升龙门左，亲为飞白书额，作赞刻石阁下。景德中，图书浸广，真宗皇帝益以内帑四库。二圣数尝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葺，或引两省故事，别建外馆，直舍卑喧，民櫩丛接。大官卫尉，供拟滋削，亏体伤风，莫兹为甚。陛下未尝迂翠华、降玉趾，寥寥册府，不闻舆马之音，旷有日矣。议者以谓慕道不笃于古，待士少损于前。士无延访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渐弊，窃为圣朝惜之。愿辟内馆，以恢景德之制。"诏可。
绛虽在外，犹数论事。奏言："近岁不逞之徒，托言数术，以先生、处士自名，秃巾短褐，内结权幸，外走州邑，甚者矫诬诏书，傲忽官吏。请严禁止。尝以墨敕赐封号者，追还之。"
还权开封府判官，言：
蝗亘田野，坌人郛郭，跳掷官寺，井郾皆满。鲁三书螟，谷梁以为哀公用田赋虐取于民。朝廷敛弛之法，近于廉平，以臣愚所闻，似吏不甚称而召其变。凡今典城牧民，有颛方面之执：才者掠功取名，以严急为术，或辩伪无实，数蒙奖录；愚者期会簿书，畏首与尾。二者政殊，而同归于弊。
夫为国在养民，养民在择吏，吏循则民安，气和而灾息。愿先取大州邑数十百，诏公卿以下，举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属县令长，务求术略，不限资考。然后宽以约束，许便宜从事。期年条上理状，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风迹，异乎有司以资而任之者焉。汉时，诏问京房灾异可息之术，房对以考功课吏。臣愿陛下博访理官，除烦苛之命；申敕计臣，损聚敛之役。勿起大狱，勿用躁人，务静安，守渊默。传曰："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气不弭，嘉休不至，是灵意讠谰，而圣言罔惑欤。
会郭皇后废，绛陈诗白华，引申后、褒姒事以讽，辞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兵部员外郎。上言："迩来用物滋侈，赐予过制，禁中须索，去年计为缗钱四十五万。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余万。比诏裁节费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书。簿书不存，则无所措置。臣以谓不若推近及远，递考岁用而裁节之，不必咸平、景德为准也。"
初，诏罢织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内人赐衣，复取于有司。又后苑作制玳瑁器，索龟筒于市。龟筒，禁物也，民间不得有，而索不已。绛皆论罢之。又言："号令数变则亏国体，利害偏听则惑聪明。请者务欲各行，而守者患于不一。请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然后施行。"因进圣治箴五篇。
以父忧去，服除，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拟官，旧视职田有无，不问多寡，以是不均。绛为核其实，以多寡为差，其有名而无实者皆不用，人以为便。初改判礼院为知礼仪事，自张绛建请。
使契丹，还，请知邓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阳堰，引湍水溉公田。水来远而少，利不及民；滨堰筑新土为防，俗谓之墩者，大小又十数，岁数坏，辄调民增筑。奸人蓄薪茭，以时其急，往往盗决堰墩，百姓苦之。绛按召信臣六门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钳庐陂，溉田至三万顷。请复修之，可罢州人岁役，以水与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
绛以文学知名一时，为人修洁酝藉，所至大兴学舍，尝请诸郡立学。在河南修国子学，教诸生，自远锭而至者数百人。好施宗族，喜宾客，以故，卒之日，家无余赀。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景平好学，著诗书传说数十篇，终秘书丞。景回早卒。
景温字师直。中进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东转运判官。兴宣城百丈圩，议者以为罪，降通判、知涟水军。神宗初，知谏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点江西刑狱。历京西、淮南转运使。
景温平生未尝仕中朝，王安石与之善，又景温妹嫁其弟安礼，乃骤擢为侍御史知杂事。安石方恶苏轼，景温劾轼向丁忧归蜀，乘舟商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讫无一实。苏颂等论李定不持母服，景温察安石指，为辨于前。已而事下台，景温难违众议，始云定当追服。又言薛向不当得侍从，王韶边奏诬罔，浸失安石意，然犹以尝助己，但改直史馆兼侍读。不敢拜，出知邓州。
逾年，进陕西都转运使，以不奉司农约束，改知邓、襄、澶三州，加直龙图阁，判将作监。转右谏议大夫、知潭州。章惇开五溪，景温协力拓筑，论功进官，召拜礼部侍郎。复出知洪州、应天府、瀛州。
元祐初，进宝文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未满岁，御史中丞刘挚言其非拨烦吏。右司谏王觌言："瀛州妖妇李自称事九仙圣母，能与人通语言，谈祸福。景温在郡为所惑，礼饷甚厚，遣十兵挈之入京。数遣子慥至其处；补李婿为小史，使出入官府，崇大声势；至纵嬖妾之弟，醉欧市人。为政若此，尚何惜而不加谴。"于是罢知蔡州。
三年初，置权六曹尚书，以为刑部。刘安世复论之，改知郓州，再历永兴军。时章惇为相，景温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人偃蹇终未顺命，宜罢分画，以马迹所至为境。惇用其说，徙知河阳，卒，年七十七。
叶清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人。父参，终光禄卿。清臣幼敏异，好学善属文。天圣二年，举进士，知举刘筠奇所对策，擢第二。宋进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礼郎、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事。还为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改盐铁判官。
上言九事：请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兴太学，选置博士，许公卿大臣子弟补学生；重县令；诸科举人取名大义，责以策问；省流外官，无得入仕；听武臣终三年之丧；罢度僧；废读经一业；训兵练将，慎出令，简条约。词多不载。出知宣州，累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盐铁勾院，进直史馆。
是冬，京师地震，上疏曰："天以阳动，君之道也；地以阴静，臣之道也。天动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则乱，地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师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坏庐寺，杀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东，弥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诚大异也。属者荧惑犯南斗，治历者相顾而骇。陛下忧勤庶政，方夏泰宁，而一岁之中，灾变仍见。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启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为异，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谓消复之实也。顷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议朝政者，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许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几明威降鉴，而善应来集也。"书奏数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会诏求直言，清臣复上疏言大臣专政，仁宗嘉纳之。清臣请外，为两浙转运副使。并太湖有民田，豪右据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诉。尝建请疏盘龙汇、沪渎港入于海，民赖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诰，知审官院，判国子监。
时陕西用兵，上言："当今将不素蓄，兵不素练，财无久积。小有边警，外无骁将，内无重兵。举西北二垂观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脱不幸戎马猖突，腹内诸城，非可以计术守也。自元昊僣窃，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间一岁矣。而屯戍无术，资粮不充，穷年畜兵，了不足用，连监牧马，未几已虚。使蚩蚩之甿无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忧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变诈亡穷，岂宜乘即时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将泰然自处，则后日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元昊围延州，既解去，钤辖内侍卢守勤与通判计用章更讼于朝。时内侍用事者，多为守勤游说，朝廷议薄守勤罪，而流用章岭南。清臣上疏曰："臣闻众议，延州之围，卢守勤首对范雍号泣，谋遣李康伯见元昊，为偷生之计。计用章以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死难，不可出城见贼"之语。自元昊退，守勤惧金明之失、二将之没，朝廷归罪边将；又思仓卒之言，一旦为人所发，则祸在不测。遂反覆前议，移过于人，先为奏陈，冀望取信。正如黄德和诬奏刘平，欲免退走之罪。寻闻计用章亦疏斥守勤事状，诏文彦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牲赦守勤。此必有议者结中人、惑圣听，以为方当用师边陲，不可轻起大狱。臣观前史，魏尚、陈汤虽有功，尚不免削爵，罚作案验吏士。何况拥兵自固，观望不出，恣纵羌贼，破一县，擒二将。大罪未戮，又自蔽其过，矫诬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设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勤谋见贼之行，乃是归款。二者之责，孰重孰轻，望诏彦博鞫正其狱。苟用章之状果虚，守勤之罪果白，用章更置重科，物论亦允。无容偏听一辞，以亏王道无党之义。"其后狱具，守勤才降湖北兵马都监。
时西师未解，急于经费，中书进拟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选中。帝曰："叶清臣才可用。"擢为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始奏编前后诏敕，使吏不能欺，簿帐之丛冗者，一切删去。内东门、御厨皆内侍领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问，乃为合同以检其出入。清臣与宋庠、郑戩雅相善，为吕夷简所恶，出知江宁府。逾年，入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勾当三班院。丁父忧，言者以清臣为知兵，请起守边。及服除，宰相陈执中素不悦之，即除翰林侍读学士、知邠州。道由京师，因请对，改澶州，进尚书户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兴军，浚三白渠，溉田逾六千顷。
仁宗御天章阁，召公卿，出手诏问当世急务。清臣闻之，为条对，极论时政阙失，其言多劘切权贵。且曰："陛下欲息奔竞，此系中书。若宰相裁抑奔竞之流，则风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则贪荣冒进，激成浑波。向有职在管库，日趋走时相之门。入则取街谈巷言，以资耳目；出则窃庙谟朝论，以惊流辈。一旦皆擢职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竞踵此风，出入权要之家，时有"三尸"、"五鬼"之号。乃列馆职，或置省曹。且台谏官为天子耳目，今则不然，尽为宰相肘腋。宰相所恶，则捃以微瑕，公行击搏；宰相所善，则从而唱和，为之先容。中书政令不平，赏罚不当，则箝口结舌，未尝敢言。人主纤微过差，或宫闱小事，即极言过当，用为讦直。供职未逾岁时，迁擢已加常等。宋禧为御史，劝陛下宫中畜犬设棘，以为守卫。削弱朝体，取笑四夷，不加诃谴，擢为谏官。王达两为湖南、江西转运使，所至苛虐，诛剥百姓，徒配无辜，特以宰相故旧，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长奔竞也。"其他所列利害甚众。
会河决商胡，北道艰食，复以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旧制，有三司使、权使公事，而清臣所除，止言"权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户部副使向传式不职，奏请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访近臣以备边之策。清臣上对，略曰：
陛下临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尝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频岁为患者，岂非将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为陛下张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单于不敢仰视。郅都临代，匈奴不敢犯边。今内则辅相寡谋，纲纪不振；外则兵不素练，将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内侮也。庆历，刘六符来，执政无术略，不能折冲樽俎，以破其谋。六符初亦疑大国之有人，藏奸计而未发。既见表里，遂肆陆梁。只烦一介之使，坐致二十万物，永匮膏血，以奉腥膻。此有识之士，所以为国长太息也。
今诏问："北使诣阙，以伐西戎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闻誓书所载，彼此无求。况元昊叛边，累年致讨，契丹坐观金鼓之出，岂有毫发之助？今彼国出师，辄求我助，奸盟违约，不亦甚乎？若使辩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战，以破其谋，我直彼曲，岂不惮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灾伤之余，野无庐舍，我坚壁自守，纵令深入，其能久居？既无所因之粮，则亟当遁去。然后选择骁勇，遏绝归师，设伏出奇，邀击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败矣。
诏问："辅翊之能，方面之才，与夫帅领偏裨，当今敦可以任此者。"臣以为不患无人，患有人而不能用尔。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为社稷之固者，莫知范仲淹。谙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议论之敏者，莫如郑戩。方面之才，严重有纪律者，莫如韩琦。临大事能断者，莫如田况。刚果无顾避者，莫如刘涣。宏达有方略者，莫如孙沔。至于帅领偏裨，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皆其选也。狄青、范全颇能驭众，蒋偕沉毅有术略，张亢倜傥有胆勇，刘贻孙材武刚断，王德基纯悫劲勇，此可补偏裨者也。
诏谓："朔方灾伤，军储缺乏。"此则三司失计置，转运使不举职，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来者又复不追，臣未见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虑、办职事，一与贾昌朝违戾，遂被移徙，军储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计度市籴，而昌朝执异议，仲春尚未与夺，财赋何缘得丰？先朝置内帑，本备非常。今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缓急不以为备，则臣不知其所为也。至如粒食之重，转徙为难，莫若重立爵等，少均万数，豪民诖误，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办。夫能俭啬以省费，渐致于从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躐请厚奉，或身为内供奉而有遥刺之给，或为观察使便占留后之封，幸门日开，赐予无艺，若令有司执守，率循旧规，庶几物力亦获宽弛。
诏问："战马乏绝，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尝陈监牧之弊，占良田九万余顷，岁费钱百万缗。天闲之数，才三四万，急有征调，一不可用。今欲不费而马立办，莫若赋马于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上户一马，中户二户一马，养马者复其一丁。如此，则坐致战马二十万匹，不为难矣。
时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阴输北道者七十余万；又请发大名库钱，以佐边籴。而安抚使贾昌朝格诏不从，清臣固争，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两中之，乃徙昌朝郑州，罢清臣为侍读学士、知河阳。卒，赠左谏议大夫。
清臣天资爽迈，遇事敢行，奏对无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给奉；及承祐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妻以不加封，请增月给，清臣执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军，妻又诸王女，当优之。"清臣曰："是终为侥幸。"遂卷其奏置怀中，不行。数上书论天下事，陈九议、十要、五利，皆当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为集贤校理。
杨察，字隐甫。其先晋人，从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其祖钧，始从孟昶归朝。钧生居简，仕真宗时，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尝官庐州，遂为合肥人。居简生察，景祐元年，举进士甲科，除将作监丞、通判宿州。迁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出知颍、寿二州，入为开封府推官，判三司盐铁、度支勾院，修起居注，历江南东路转运使。属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数摘奸隐，众始畏伏。察在部，专以举官为急务。人或议之，察曰："此按察职也，苟掎拾羡余，则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为右正言、知制诰，权判礼部贡院。时上封者请罢有司糊名考士，及变文格，使为放轶以袭唐体。察以谓："防禁一溃，则奔竞复起。且文无今昔，惟以体要为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选之法。"前议遂寝。
晏殊执政，以妻父嫌，换龙图阁待制。母忧去职，服除，复为知制诰，拜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论事无所避。会诏举御史，建言："台属供奉殿中，巡纠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乱良直之臣。今举格太密，公坐细故，皆置不取，恐英伟之士，或有所遗。"御史何郯以论事不得实，中书问状。察又言："御史，故事许风闻；纵所言不当，自系朝廷采择。今以疑似之间，遽被诘问，臣恐台谏官畏罪缄默，非所以广言路也。"
又数以言事忤宰相陈执中。未几，三司户部判官杨仪以请求贬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虽去官，犹罢知信州。徙扬州，复为翰林侍读学士，又兼龙图阁学士、知永兴军，加端明殿学士、知益州。再迁礼部侍郎，复权知开封府，复兼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内侍杨永德毁察于帝，三司有狱，辞连卫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诏移开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罢三司，乃迁户部侍郎兼三学士，提连集禧观，进承旨。逾年，复以本官充三司使。饵钟乳过剂，病痈卒。赠礼部尚书，谥宣懿。
察美风仪。幼孤，七岁始能言，母颇知书，尝自教之。敏于属文，其为制诰，初若不用意；及稿成，皆雅致有体，当世称之。遇事明决，勤于吏职，虽多益喜不厌。痈方作，犹入对，商画财利，归而大顿，人以为用神太竭云。有文集二十卷。无子，以兄子庶为嗣。
弟寘，举进士第一，通判润州，以母忧不赴，毁瘠而卒。时人伤之。
论曰：当仁宗在位时，宋兴且百年，海内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侥幸之弊多。自西陲用兵，关中困扰，天子悯劳元元，奋然欲用群材以更内外之治，于时俊杰辈出。尹洙崎岖兵间，亦颇论天下之事。孙甫驰骋言路，咸以文学、方正知名。绛文词议论，尤为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后，清臣、察繇进士高等，不数年致位侍从，立朝謇謇，无所附丽，为一时名臣。岂非出于上之所自擢，故奋励不挠，以图报称哉？
<b>部分译文</b>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哥哥尹源都以儒学出名。考取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光泽知县。考试书判成绩优秀，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伊阳知县，有能干的名声。因为大臣的推荐，被召回朝考核，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贬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读诏谕，警诫各级官吏不要结党营帮。尹洙上奏说“：范仲淹素来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臣与他是师生兼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范仲淹的党羽。如今范仲淹因为结党营帮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革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再去任掌书记、唐州酒税监。
西北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尹洙做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战备不可松弛。
叙燕说：
战国时代，燕国最弱。两汉的叛将，占领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东汉末年公孙瓒那么强大的势力，最后仍被袁绍制服，唯独慕容氏乘石虎叛乱，才兼并了赵国。虽胜败的战术不同，但大概地论说强弱，燕地不如赵地。赵、魏统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挡。唐朝三大强盗连续作乱长达一百多年，但外敌不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可见燕地能独立应付外敌。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显德时期(954～959)，虽收复了三关，但尚未全部收复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开始与并州联合，势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队防御。我军征伐蜀国和吴国，泰然不顾两河地区，这很明显是因为赵、魏两地足以制约它。并州的敌寇被扫平后，将全国精锐部队全部用来专门对付契丹，也不能夺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万之众驻扎在赵、魏一带，但到敌人撤退时却不敢抗击，世人多怪罪他们不出战。但我军负守城之责，有内顾之心，打起仗来不一定会胜，如果不胜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干脆不出战未尝是错。
分析当时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设若将兵分为三路，在必争之地扎营，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设下圈套以等待敌人进入。边境堡垒向来坚固，派民众守住，使敌军顿驻在坚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机前后夹击，就没有不会打胜的了。大概我军兵力不分开会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敌人蓄足勇气来对待战争，我方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击了；二是我军人多就会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统兵的将帅必须问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息戍说：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他周边亲近的大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将实情报告给他，有说盗贼很多的人，都受到诘难。这两位皇帝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庙社稷没几年就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国家的政治，与汉文帝时期比如何？在军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与汉武帝相比如何？我国的根本是仁义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爱民，诚然是秦、隋的万万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贼的形势。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来，边塞苦于频繁的骚扰，内地疲于远距离输送军粮。军队长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终会有人乘军队疲累时起来作乱。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这个时候，陛下应当夙夜不停地担忧警惕，以便防备事变和堵塞祸源。陛下向臣下请教咨询边疆的事，又能容纳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劳宽大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没听说您为社稷宗庙担忧，为国家危亡恐惧，这就是贱臣感到愤慨和愁闷不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经常更改，恩宠太滥，赏赐也没有节制。对这三点，应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动，并非有难以改变的情势。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势就会日益变坏。臣说陛下不为社稷宗庙担忧、不为国家危亡恐惧，就是因为这个。
“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东西。从前在民间，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会肃敬地看阅；如今则不是这样，而是互相私下议论，以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轻视。命令被轻视，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心的谋划，陛下开始很听信；后又有一人阻扰，便改变了主意。忠心说话的人认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终，便很怀疑、否定自己的计谋，以为它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坏处。
“爵禄的赏赐，是陛下所拥有的权柄。近来外戚、大臣以及读书士子，有人利用谒见的机会来谋求皇上的恩泽，这种从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泽叫作‘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落时，有时母后专制，有时后妃把持朝政，建树恩惠私植党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严的权柄来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应当与大臣们正式讨论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袭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们顺从这种现象，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又会阻塞陛下仁德的声音。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声音，则又使威严的权柄被上级大臣轻视。而且公正不阿地为国尽力，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挠他们，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难啊。这就是恩宠太滥的弊病。
“赐予，是国家用来奖励功臣的手段。近年来，对妃嫔、伶官、太医之类，赐予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国库中的金银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积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爱惜，如今所存无几了。离宫廷遥远的人，诚然不会知道国库丰盈或匮缺的数量，只看到向民间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国库的储蓄不丰厚。臣也知道自从派军队守卫西疆，国家开支费用逐渐增加，国库的积蓄，未必都被赐予占用，然而下层民众不能一家一户地被晓谕，他们只会看着陛下的行为处事而被感召行动罢了。往年听说边疆将领王王圭，因奋力打仗被赏赐黄金，民众就无不高兴服从；有时看见唱戏跳舞的人得到的赏赐太丰厚，就往往会愤恨叹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这就是赐予不加节制的弊病。
“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谀奉承而不讲这些，一直拖到今日。当今不独四方外国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败但陛下不能觉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面边疆。然后忠心的计谋就会逐渐被进献，纲纪渐渐树立，国家费用逐渐充足，战士的心就会逐渐奋起。边境的祸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厌恶听忠言所以灭亡的教训，从远古学习汉代君主不忌讳讲国家危亡因此维持统治的经验，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让民众改变当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极了。”
宋仁宗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尹洙改任太常丞、泾州知州。以右司谏、渭州知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正遇上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遣刘沪、董士廉营建水洛城，以连通秦、渭一带的援兵。尹洙认为以前我军屡次被敌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这样不行，于是上奏请停建。当时郑戬已解除四路都总管职务，却上奏请求让刘沪仍旧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的职务，刘沪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将刘沪、董士廉逮捕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请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终将尹洙调到庆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调任晋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书控告尹洙，皇帝下诏派御史刘。。前往审讯，没有发现其他罪错。但尹洙因为手下将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塞将官，从京城借高利贷作路费来上任，没有钱还债。尹洙爱惜他是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会因犯法而撤职调走，曾借公费为他还债，结果又被认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贬官，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认为是刘。。的奏文害了他。调任均州酒税监官，感染疾病，沿着送公文的路到南阳访求医生，后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嘉。。(1056～1063)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讲话，于是朝廷追认恢复他的旧官，并将他的儿子尹构录用做官。
尹洙为人内刚外和，博学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风柔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做古文，尹洙与穆修再发展这一文风。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叛乱，尹洙无时不在军队中，所以对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学说，阐述作战防守的胜败，全面论述了当时边疆战争的利与害。他又想训练当地民兵代替守军，以减少边疆军费，作为抵御外敌的长期政策，但都来不及实施，赵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调离并且被治罪了。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年时好学，每天诵读几千字的文章，仰慕学习孙何写古奥文章。初次参加进士考试，被授同学究出身，任蔡州汝阳县主簿。再次参加取士考试及格，任华州推官。转运使李。。推荐他的才华，他升任大理寺丞、绛州翼城知县。杜衍聘请他做永兴司录，凡有公务职事，大小都全部交给孙甫办理。孙甫说：“待我这样，我应该离去。”杜衍听了，不再将细小琐事交给他办。杜衍与他饮酒交谈，孙甫都一定要引经据典地回答，谈论天下的贤才俊杰，一个个品评他们的才能、性格上的特点长处。杜衍说：“我征聘下属官吏，却得到一位益友。”书生们也大多到孙甫这里请教学问。
调任永昌知县，后任监益州交子务，再升太常博士。蜀地使用铁质钱，人民苦于带着很重的铁钱辗转贸易，所以设想出个书写纸条代替铁钱的办法，以方便经商贸易。转运使认为很多人伪造交子犯法，想废除交子不用。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也可以私人铸造，难道因为有人敢犯法私铸铁币，就可以将钱币废除吗？只须严厉惩治伪造者，不应因为小人犯法就废除大有利的事。”后来交子终于没被废除。杜衍做枢密副使，推荐孙甫给朝廷，授任他为秘阁校理。
这年，皇上下诏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官员提建议。孙甫进献十二条意见，考察祖宗上代的历史事实，来比较当代的政治，看有哪些缺失，再加论述，用来讽谏皇上，名叫三圣政范。此后孙甫改任右正言。当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了五六年还不停止，孙甫推究洪范五行传以及前代灾变应验的历史，上疏说“：赤雪，就是赤灾，是君主做事舒缓的自然感应。君主做事舒缓，就会使政事松弛懈怠，赏罚不能及时，各部门官员失职，这就会招来大乱。西晋太康(280～289)年间，河阳降赤雪。当时晋武帝怠慢政事，在后宫荒淫酒色。每接见臣下，多只讲些常见的小事，不谈治国的远大谋划，所以招来上天赤灾的怪异，最终导致晋朝大乱。地震，是阴气旺盛的表现。阴气代表的是臣下，是后宫，是四方夷蛮。这三种人不能太强盛，过于强盛就会暗中生变而发生动乱。忻州是赵国的分野，地震震了连续六年。每次地震，就有声音像打雷一样，前代发地震，没有这么长久的。只有唐高宗原来受封在晋地，到他即位，晋州连年地震。宰相张行成说，恐怕是女人请求干政，大臣有阴谋，应在没萌芽时就制住。后来武昭仪专权放肆，几乎篡夺了唐朝的江山。天地发生灾变，固然不是虚假感应，陛下挽救舒缓的过失，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掌握威严祸福，经常做出英明的决断，来威慑邪恶，整肃全国。救治阴气旺盛产生的自然灾变，最好的办法是对外严防敌人，对内控制后宫。谨防外敌，就应责成大臣，使他们预先图谋战争防备，精细地分析成败得失；严控后宫，就应将所有宫女妃嫔，除负责服侍皇上者外，全部驱逐出宫，而且要裁减对她们恩惠，使之不过分，这才是应付自然灾变的实在办法。”当时契丹、西夏开始强盛，后宫张修媛被宠幸，大臣专政，孙甫因此进谏。
又说“：修媛恃宠放肆，施恩讨好，祸患已渐渐萌生。皇后，是正嫡妻子，其余都是婢妾罢了。贵贱有等级，任用、选择不应超越等级。自古以来宠爱女色，当初不加控制后来不能控制的人，其灾祸悔不可及。”皇帝说：“任用、物色都在有关部门，朕恨不知情。”孙甫说：“世人都说谏臣是耳目官，是用来沟通皇上不知道的信息的。如我所讲的前朝女祸，都记载在史书上，陛下是可以自己去了解的。”
西夏请求结盟，孙甫上奏论述结盟的一利与四害说：“派兵驻守以来，国用空虚。今天若能与西夏结盟讲和，则边疆守军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征敛也可减轻。这是结盟的一大好处。起初，契丹声称，它曾派使者劝告西夏人叫他们臣服中国。如今和议既已结成，契丹必仗恃它的功劳。去年它就有割地的请求，朝廷已增加每年赔给契丹的钱财，如果它又有新的要求，我们将怎样拒绝呢？这是结盟的一大害处。自国家承平四十年来，军事得不到整治，到边境有警报时，任用不熟悉军事的将领，没有训练过的士兵，因此长久没有成绩。然而近来边疆官员中有才能、智谋和勇敢雄健的人，往往又涌现出来，正在不懈地讲解军事，训练士兵，以增强中国的威严。一旦因为议和而松懈战备，他们又会像从前一样，在危急时必定不能任用。这是结盟的第二大害处。自赵元昊拒不服从朝廷命令，他始终不敢深入关中，就是因为西夏的口角厮口罗等部落没依附他，他担心他们会成为后患。如今中国与赵元昊讲和，他每年获得丰厚的赔偿，必定会全力来制服这两个部落，西夏强大之势，从此开始。这是第三大害处。而且朝廷自恃有长久安定的形势，法令纲纪，都松弛不加整顿。等到在西方战事接连失败，我军才开始讨论改弦更张，以便挽救从前的弊病。如今见西夏人请求议和，苟且贪求平安无事，他日的祸患，就不可救了。这是第四大害处。所有这些利害的关键，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它们。”
又说：“张子。。出使夏州归来，赵元昊又向我朝称臣，然而乞求每年卖给我们青盐十万石，并要在京城买卖贸易各种东西，还要求增加每年送给他们钱财的数量。臣认为西夏盐十万石，价钱不下十多万缗。何况朝廷已许诺每年赐给他们二十五万，如又允许他们卖盐，那么与送给契丹的物资数量相同。让契丹听到这一消息，那他们的贪婪之心又会产生了。况且自从西夏首领德明的时候，就多次乞求给他们出卖青盐放行，先皇帝以为他们乱了法制，不听从。等他们不停地请求，先皇要将德明的弟弟留作人质然后才许可他们，这是用他们难以同意的事，来杜绝他们的念头。大概盐是中国最大的利润，而西夏的盐，味道又超过我国解池出产的盐，并且出产无穷无尽。开了西夏卖盐的禁，这些盐就会大量流到我国民间，无法阻止。并且听张子。。讲，赵元昊自拒绝听命以来，便收结人心，每次掠夺所得东西，随即分给下属，这样他的兵力虽然强盛，但费用也随即窘迫。当这个时候，最适宜用计困住他，怎么可急不可待地与他讲和，屈从他的请求呢？”
当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回朝，孙甫建议皇上下诏令韩琦等人，评判陕西四路将领的才能，分为上、中、下三等，罢黜其中最差的。保州兵变前，有人告发，大臣没有及时揭露他们。孙甫因此说枢密院正副使应当有罪，枢密使就是杜衍。守边将领刘沪在渭州营建水洛城，总管尹洙因为刘沪不听指挥，将要斩他。大臣中稍微偏向尹洙的意见，孙甫说：“水洛城勾通秦、渭两州，对国家有利，刘沪不该治罪。”因此朝廷罢免尹洙而释免了刘沪。杜衍屡次推荐孙甫，尹洙是与孙甫素来友善的朋友，而孙甫却没留一点情面，他的鲠直光明、公正不阿就是这样。
孙甫曾说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无术，不可重用。皇帝责怪他，他因此请求调出朝廷到外地任职，皇帝不许。后来又上奏说丁度借面见皇上之机请求升职重用，皇帝说：“丁度未曾向我请求。”丁度则请求与孙甫辩论，并指责孙甫是宰相杜衍的门人。孙甫于是以右司谏身份出任邓州知府，后调到安州，历任江东、两浙两处转运使。
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许多事不经请示便自行处置。孙甫说：“范公是大臣。但我在这里屈理循情，就不能在别处申张法律。”因此对范仲淹的一切都绳之以法，但退后却称赞他的贤能。后再升职任兵部员外郎，又改做直史馆、陕州知州，调任晋州知州。又升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再升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京任侍读。不久去世，特追赠为右谏议大夫。
孙甫性格刚直果断，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著有文集七卷、唐史记七十五卷。常讲唐朝君臣的事情，来推见当时的治乱，就如身历其境，而听的人也清楚明了，就如亲眼目睹。时人说：“每天读史书，不如一天听孙甫讲述。”唐史被国家档案馆收藏。
谢绛，字希深，他的祖先是阳夏人。到他的祖父谢懿文，做杭州盐官县令，葬在富阳，于是后裔成为富阳人。
他的父亲谢涛，以文学、品行著称，从进士起家，做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在成都造反，攻陷州县，谢涛曾筹划守御的计策。叛军被平息后，他因功升观察推官，后任权知华阳县。叛乱被镇压之后，田园庐舍荒废，皇帝下诏将土地给予那些能占有田土而又上交两倍田租的人，于是肥沃的田土全被豪强大族占领，流民回来却无处可归。谢涛收藏起诏书，全部将田还给旧主。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回京后，因治理有功被皇上召到长春殿谈话，并命他参加学士院考试。正遇上契丹入侵，宋真宗考虑亲征，当时曹州、濮州多强盗，而契丹扬言要进攻齐州、郓州，皇帝派谢涛任曹州知州。所属各县的赋税大多输送到睢阳补充军队的粮食，这一年大雨成灾，百姓苦于转送粮食，谢涛于是将赋税全部留下不遣送。他上奏说：“江、淮一带漕运，每天经过睢阳，国家可以取漕粮给军队作粮饷。希望将曹州的赋粮留下，再由广济河供给京城。”转运使议论说不行，皇上下诏听从谢涛的奏议。曾出使蜀郡回朝，推举部下三十多人。宰相怀疑人太多了，谢涛说：“如他们有罪，我愿意受连坐。”奉使推举官吏而实行连坐，自谢涛开始。很久以后，因冯拯的推荐，谢涛再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以尚书兵部员外郎身份任直史馆的职务，于是又兼任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去世后灵车所经过的道路，有关官员请求全都毁坏城门、房屋，以便经过车舆和明器物件。谢涛说“：先帝生前乘车封禅祭山时，准备了那么多的祭仪物品，还没听说经过一地时有东西被毁坏撤除，而且又遗诏葬礼时节俭薄葬。如今有关官员制作明器奢侈过度，以致烦劳各州县，这并非先帝的意思，希望下交少府裁减葬礼所用。”进升直昭文馆，累官做到太子宾客。
谢绛因父亲的关系任秘书省校书郎，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甲科，授任太常寺奉礼郎、汝阴知县。善于议论，喜谈时事，曾上疏论说四民失业的事，洋洋数千言。天禧(1017～1021)中，上疏说宋朝应当以五行中的土德来统治天下。当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求以天为统，以金作为宋朝的品德象征。皇上下诏两院讨论，两制院都说：“用土德，则我朝应越过唐朝继承隋朝，用金德，则应越过五代继承唐朝。而太祖实际上是承受后周的政权，怎么可以不遵循传继的顺序呢？”谢绛、董行父的建议都被废黜不采用。
杨亿推荐谢绛的文章，谢绛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升任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遇上母亲去世离职，服丧完毕，宋仁宗即位，升他为太常博士。他根据郑玄注的礼经和唐代旧例认为宣祖皇帝不是受命正式做过皇帝的祖先，不适宜与感生帝一起受祭祀，请求用真宗皇帝来配它。翰林学士承旨李维认为他的建议是错的。不久他就被调出朝廷，降为常州通判。天圣(1023～1032)年间，全国水灾、旱灾、蝗灾不断发生，黄河在滑州决口，谢绛上疏说：
去年京师发大水，毁坏民房，河水暴涨，几乎淹没城市；今年又受旱灾之苦，百姓因瘟疫病死，田中稻谷焦枯，秋收无望：这都是大灾异。按洪范、京房易传都认为怠慢祭祀，违背天时，就会水不畅流；政令违犯时节，水性被人破坏，就会毁坏都市，损坏庄稼；掌权管事的人太聪明，诛杀刑罚不合道理，就会发大水杀人；要得到有品德的人却又不重用，这叫作张，张的灾难是饥荒；上下都被蒙蔽，这就叫隔，隔的惩罚是旱灾；上天降下相应的灾难以显示警告，大概就是这样。陛下日夜勤苦，思考杜绝阻止时下灾变的对策，固然应该公布灾情，改变、理顺政策，下自我检讨的诏书，制订顺应时宜的法令，疏通各方面的意见来打开原来的壅塞现象，排斥奸臣以便减少阴暗力量。皇上圣心优柔寡断，因而重要的是改变、振作，号令发下去，没听说有敢阻挡天子心意的人。
风雨、寒暑在天时上，是最大的信使；这种信使不来到事物上，上天的恩泽没有到达下面百姓，就有水旱灾害发生。近来制定命令，有的刚被人们信任就又改变，正在执行又突然下令停止，却要求风雨也定期及时有信，这可能么？天下这么广，人民这么多，不走出房门，怎能尽知呢？而朝廷大臣，没听说受到过几刻钟的召见，倾吐过只言片语的好建议，皇上周围，从早到晚不是些受宠幸的就是些奸佞的人，上下级都被蒙蔽，那上天报应就会爽验不虚。
从前两汉的日食、地震、水旱灾变发生时，皇上就会宣布罢免三公大臣，以求警戒恐惧。陛下提升任用宰相辅弼大臣，都是从全国精心挑选，然而国家政治道德并不昌盛，天时也不顺利，难道是大臣辅佐不英明吗？还是陛下的信任不笃诚？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人，就应推心责成，以便彻底发挥他的才能作用；如果说他不行，就应更选贤良的人。近来奸邪的人易得进升，守正道的人常常困穷，政出多门，习俗喜欢走捷径。圣上的心本要尽得天下的贤能，分别授官任职；而宰相却正在根据资历提拔官吏，没有人提意见、告诉皇上。想要求得到贤德的人而不能重用所引起的报应，又可应验了。
如今太阳骄强不减，虫孽渐渐猖炽，黄河肆虐。如果仍循规蹈矩，施行寻常的政策，臣担心不足以换回上天的灵意、回应至高无上的警告。古代，谷不丰收就降低膳食标准，灾祸屡次来临就降低衣服标准，危难的年头，不准涂漆屋顶。希望陛下下诏引咎自责，裁减太官的膳食、回避在寝宫中的朝见，允许士大夫斥责皇上、说皇上忌讳听的话，讥讽批评时病。停止不急需的工程，省去无名目的征收，不私施恩泽，改提拔正直有道的人，宣扬道德、教化人民，让天下休养生息。皇上动了至诚之心，博大的恩惠流泽到下层百姓，怎会有时运雨泽方面的艰难呢！
宋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恰好编修国史，朝廷用谢绛做编修官，史书修成，他升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当时他父亲谢涛在西京做官，且已老了，他因此请求就便奉养，被调任河南府通判。又上疏论述说：“唐朝丽正、史官的机构，都设在大明、华清宫中。太宗皇帝始修造三馆，另在升龙门左边建立秘阁，亲自为它用飞白体书写匾额，又写作赞文刻在秘阁下的石上。景德年间(1004～1007)，图书渐渐增多，真宗皇帝便将国库中的四间库房增加做图书室。这两位圣君曾多次光临，亲加慰问，不时召见守卫国家藏书馆的人。当时人人努力学习道术，研究艺文，知道天子非常勤勉地尊崇礼制，而名臣高职，都根据这些来选择。以前它们遭到焚毁，没来得及修葺，有人援引两省的先例，另建外馆，但宿舍又低卑又喧哗，与民房混杂连接。而大官卫尉，供给却拟定增长，亏待国体、伤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陛下不曾把华丽的车子绕到这里，将美丽的圣足降临，这空荡荡的册府，已有很长时期，没有听到过车马到来的声音了。舆论认为皇上对道德的倾慕不及古代笃诚，对待士子书生也比从前要差。士子们没有受到皇上的勤勉的邀请和访问，所以崇尚因循守旧，不激励自己，文化雅士阶层渐渐生出弊病，臣私下为圣朝感到可惜。希望能开辟内馆，恢复景德以前的旧制度。”皇上下诏认可。
谢绛虽在京城以外做官，仍多次议论国事。他上奏说：“近年有些不逞之徒，假托术数，以先生、处士自命，身着短褐头戴秃巾，在朝中勾结权贵亻幸臣，在朝外奔走州县，甚至伪造诏书，傲慢轻视地方官吏，请求皇上严令禁止，把曾经以亲笔手令赏赐给术士们的封号，撤销收回。”
回朝后任权开封府判官，又说：
蝗虫遍野，涌入城市，跳到官府寺庙，井里沟中，到处都是。春秋上三次记载鲁国的螟灾，谷梁传认为是因为鲁哀公用田赋名目残酷剥削人民所致。朝廷征敛的法律，基本上轻廉公平，据臣所知，似乎是官吏们不很称职才招来灾害。凡今日掌管城市和百姓的人，都有专制一方面的权势：有才的掠取功名，用严急作为治理方法，有的仅凭口说，虚伪无实绩，却多次蒙受奖励、任用；愚蠢的只知到期统计簿书，畏首畏尾。这两种人的政治虽殊，然而却同样有害。
治国重要的在养民，养民关键在选官，官吏守法，人民就安定；气氛和谐，灾难就息灭。希望先挑选几十个大州县，下诏公卿以下，被推举任知州太守的人，可以自己征聘所属县的县令和下属官吏，务求有治理才能的人，不要受资格限制。然后放松约束，允许他们因宜独自决策。以一年为期上报治理状况，再依此决定是留任还是撤去，必定会有改变风气、与官方按资历任职不同的效果。汉代时，皇上下诏向京房询问使灾异平息的方法，京房用考核官吏的功绩作为对策来回答。臣希望陛下广泛询访司法官，废除烦杂苛细的命令；申令财政统计官，减轻聚敛的徭役。不要兴起大的罪案讼事，不重用急躁的人，务求清静安宁，保持深沉静默。传说：“大灾年的礼节，百官都设置但不治事。是讲要省事。”当今灾气像这样肆虐不止，美好的时刻总不来，这是皇上的灵意被歪曲，皇上的圣言被篡改。
这时正好郭皇后被废，谢绛陈说诗经？白华，引申后、褒女以的故事来讽谏，言辞非常恳切。调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兵部员外郎。上奏说“：近来用东西越来越奢侈，赏赐过度，宫中需要的费用，去年共计是四十五万缗钱。自今春到四月，则已有二十余万。早先下诏裁减节省费用，但官吏传达文书，只是去寻找咸平、景德时期的账簿。账簿没有保存下来，就不知怎么办。臣以为不如推近及远，逐年考察每年的费用来进行裁减，不一定要以咸平、景德年间的数字做标准。”
当初，皇上下诏停止纺织细密的花纹和在衣服背部刺绣，禁止人们穿用这样的衣服，并且说要从宫中开始实行。可不久给宫女们赏赐衣服时，却又向官府索取。又后苑制作玳瑁器，曾到市上索求龟筒。龟筒是禁物，民间不准拥有，可宫中索求不已。谢绛都建议废除。他又说“：号令多次改变就会伤害国体，是利是害如果偏听一方就会迷惑。请求的人务求各自的建议都能施行，而守管地方的人又深受意见不一的苦。请废除从内宫降旨的做法，所有诏令都由中书、枢密通过，然后才施行。”因此又奏上圣治箴五篇。
因父亲去世辞职，服丧完毕，进升为知制诰，后任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考测官员，过去只看有无职田，而不问多少，因此不公平。谢绛考查他们取田的实数，以多少做等级，那些有名无实的人都不用，人们认为这样方便。最初将判礼院的官员改叫知礼仪事，是从谢绛建议、请求后才开始的。
出使契丹，回朝后，请求任邓州知州。离州城一百二十里，有个美阳堰，引湍水灌溉官田。水来得远，水量又小，百姓沾不到利；在堰边筑新土做防堤，俗称为墩，大小墩又有几十个，一年坏多次，每次墩坏总要调百姓筑。奸人储蓄有筑墩用的柴草，为了人为制造急用柴草的时机，往往偷决河堰堤墩，百姓深受其苦。谢绛考查出历史上召信臣所建六门堰的遗迹，在距城三里的地方，它曾堵蓄河水注入钳庐陂，灌溉粮田多达三万顷。谢绛上奏请求批准重新修复此工程，说它可以免除州内人民每年的徭役，将水给予百姓，但未修成他就去世，年仅四十六岁。
谢绛因文学著名一时，他为人有修养、廉洁、宽和有涵容，所到之处，大兴学校，曾奏请在各郡建立学校。在河南修建国子学，教授学生，自远而来就学的有几百人。好接济族人，喜欢宾客，因此，死的时候，家无余财。著有文集五十卷。他的儿子有谢景初、谢景温、谢景平、谢景回。谢景平好学，著有诗书传说数十篇，最后官任秘书丞。谢景回死得很早。
尹洙 孙甫 谢绛（子景温）叶清臣 杨察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少与兄源俱以儒学知名。举进士，调正平县主簿。历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知光泽县。举书判拔萃，改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有能名。用大臣荐，召试，为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戎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复为掌书记、监唐州酒税。
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为武备不可弛。
叙燕曰：
战国世，燕最弱。二汉叛臣，持燕挟虏，蔑能自固，以公孙伯珪之强，卒制于袁氏。独慕容乘石虎乱，乃并赵。虽胜败异术，大概论其强弱，燕不能加赵。赵、魏一，则燕固不敌。唐三盗连衡百余年，虏未尝越燕侵赵、魏，是燕独能支虏也。自燕入于契丹，势日炽大。显德世，虽复三关，尚未尽燕南地。国初，始与并合，势益张，然止命偏师备御。王师伐蜀伐吴，泰然不以两河为顾，是赵、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锐专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顷尝以百万众驻赵、魏，讫敌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战。然我众负城，有内顾心，战不必胜，不胜则事亟矣，故不战未尝咎也。
原其弊，在兵不分。设兵为三，壁于争地，掎角以疑其势，设覆以待其进。边垒素固，驱民以守之，俾其兵顿坚城之下，乘间夹击，无不胜矣。盖兵不分有六弊：使敌蓄勇以待战，无他枝梧，一也；我众则士怠，二也；前世善将兵者必问几何，今以中才尽主之，三也；大众傥北，彼遂长驱无复顾忌，四也；重兵一属，根本虚弱，纤人易以干说，五也；虽委大柄，不无疑贰，复命贵臣监督，进退皆由中御，失于应变，六也。兵分则尽易其弊，是有六利也。
胜败兵家常势。悉内以击外，失则举所有以弃之，苻坚淝水、哥舒翰潼关是也。是则制敌在谋不在众。以赵、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战。分而帅之，将得专制，就使偏师挫衄，他众尚奋，讵能系国安危哉？故师覆于外而本根不摇者，善败也。昔者六国各有地千里，师败于秦，散而复振，几百战犹未及其都，守国之固也。陈胜、项梁举关东之众，朝败而夕灭，新造之势也。以天下之广谋其国，不若千里之固，而袭新造之势，侥幸于一战，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诵习，谓百世不复用，非甚妄者不谈。然兵果废则已，傥后世复用之，鉴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胜败云。
息戍曰：
国家割弃朔方，西师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环重兵以戍之。虽种落屡扰，即时辑定，然屯戍之费，亦已甚矣。西戎为寇，远自周世，西汉先零，东汉烧当，晋氐、羌，唐秃发，历朝侵轶，为国剧患。兴师定律，皆有成功，而劳弊中国，东汉尤甚，费用常以亿计。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及段纪明，用裁五十四亿，而剪灭殆尽。今西北泾原、邠宁、秦凤、鄜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骑卒与冗卒，较其中者，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白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方前世数倍矣。平世屯戍，且犹若是，后虽有他警，不可一日辍去，是十万众，有增而无损期也。国家厚利募商入粟，倾四方之货，然无水漕之运，所挽致亦不过被边数郡尔。岁不常登，廪有常给，顷年亦尝稍匮矣。傥其乘我荐饥，我必济师，馈饟当出于关中，则未战而西垂已困，可不虑哉？
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为今之计，莫若籍丁民为兵，拟唐置府，颇损其数。又今边鄙虽有乡兵之制，然止极塞数郡，民籍寡少，不足备敌。料京兆西北数郡，上户可十余万，中家半之，当得兵六七万。质其赋无他易，赋以帛名者不易以五谷，畜马者又蠲其杂徭。民幸于庇宗，乐然隶籍。农隙讲事，登材武者为什长、队正，盛秋旬阅，常若寇至。以关内、河东劲兵傅之，尽罢京师禁旅，慎简守帅，分其统，专其任。分统则兵不重，专任则将益励，坚其守备，习其形势，积粟多，教士锐，使虏众无隙可窥，不战而慑。兵志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其庙胜之策乎？
又为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凡杂议共九篇上之。
赵元昊反，大将葛怀敏辟为经略判官。洙虽用怀敏辟，尤为韩琦所深知。顷之，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以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副之，复以洙为判官。洙数上疏论兵，请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边事，及讲求开宝以前用兵故实，特出睿断，以重边计。又请减并栅垒，召募土兵，省骑军，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时诏问攻守之计，竦具二策，令琦与洙诣阙奏之。帝取攻策，以洙为集贤校理。洙遂趋延州谋出兵，而仲淹持不可。还至庆州，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因发庆州部将刘政锐卒数千，趋镇戎军赴救，未至，贼引去。夏竦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当时言者谓福之败，由参军耿傅督战太急。后得傅书，乃戒福使持重，毋轻进。洙以傅文吏，无军责而死于行阵，又为时所诬，遂作悯忠、辨诬二篇。
未几，韩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贤院。上奏曰：
汉文帝盛德之主，贾谊论当时事势，犹云可为恸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乐、严安尚以陈胜亡秦、六卿篡晋为戒。二帝不以危乱灭亡为讳，故子孙保有天下者十余世。秦二世时，关东盗起。或以反者闻，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尽，不足忧，乃悦。隋炀帝时，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隐贼数，不以实闻，或言贼多者，辄被诘。二帝以危乱灭亡为讳，故秦、隋宗社数年为丘墟。陛下视今日天下之治，孰与汉文？威制四夷，孰与汉武？国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爱民，诚万万于秦、隋矣。至于西有不臣之虏，北有强大之邻，非特闾巷盗贼之势也。
自西夏叛命四年，并塞苦数扰，内地疲远输。兵久于外而休息无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谓"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此之时，陛下宜夙夜忧惧，所以虑事变而塞祸源也。陛下延访边事，容纳直言，前世人主。勤劳宽大，未有能远过者。然未闻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此贱臣所以感愤于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数更，恩宠过滥，赐与不节。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尔，非有难动之势也。而因循不革，弊坏日甚。臣谓陛下不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者，以此。
未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于下也。异时民间，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视之；今则不然，相与窃语，以为不久当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轻于下也。命令轻，则朝廷不尊矣。又闻群臣有献忠谋者，陛下始甚听之，年复一人沮之，则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终，颇自诎其谋，以为无益，此命令数更之弊也。
夫爵赏，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时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缘以求恩泽，从中而下谓之"内降"。臣闻唐氏政衰，或母后专制，或妃主擅朝，树恩私党，名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内臣贤而才者，当与大臣公议而进之，何必袭"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从之，则坏陛下纲纪；不从，则沮陛下德音。坏纲纪，忠臣所不忍为；沮德音，则威柄轻于上。且尽公不阿，朝廷所以责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挠之，而欲责大臣之不私，难矣。此恩宠过滥之弊也。
夫赐予者，国家所以勤功也。比年以来，嫔御及伶官、太医之属，赐予过厚。民间传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积聚。陛下用之，不甚爱惜，今之所存无几。疏远之人，诚不能知内府丰匮之数，但见取于民者日烦，即知畜于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国家自西方宿兵，用度浸广，帑藏之积，未必悉为赐予所费，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晓，独见陛下行事感动尔。往岁闻边将王珪，以力战赐金，则无不悦服；或见优人所得过厚，则往往愤叹。人情不可不察，此赐予不节之弊也。
臣所论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从谀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独四夷之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愿先正于内，以正于外。然后忠谋渐进，纪纲渐举，国用渐足，士心渐奋。边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恶闻忠言所以亡，远法汉王不讳危乱所以存，日亲盛德，与民更始，则天下幸甚。
仁宗嘉纳之。
改太常丞、知泾州。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会郑戩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为前此屡困于贼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势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罢之。时戩已解四路。而奏沪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沪，不至；命张忠往代之，又不受。于是谕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戩论奏不已，卒徙洙庆州而城水洛。又徙晋州，迁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会士廉诣阙上书讼洙，诏遣御史刘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亡以偿。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罢去，尝假公使钱为偿之，又以为尝自贷，坐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天下莫不以为湜文致之也。徙监均州酒税，感疾，沿牒至南阳访医，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韩琦为洙言，乃追复故官，及官其子构。
洙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其为文简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尤练习。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又欲训土兵代戍卒，以减边费，为御戎长久之策，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好学，日诵数千言，慕孙何为古文章。初举进士，得同学究出身，为蔡州汝阳县主簿。再举进士及第，为华州推官。转运使李纮荐其材，迁大理寺丞、知绛州翼城县。杜衍辟为永兴司录，凡吏职，纤末皆倚办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闻之，不复以小事属甫。衍与宴语，甫必引经以对，言天下贤俊，历评其才性所长。衍曰："吾辟属官，得益友。"诸生亦多从甫学问。
徙知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再迁太常博士。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书纸代钱，以便市易。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欲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后卒不能废。衍为枢密副使，荐于朝，授秘阁校理。
是岁，诏三馆臣僚言事。甫进十二事，按祖宗故实，校当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论述以为讽谏，名三圣政范。改右正言。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范五行传及前代变验，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缓之应。舒缓则政事弛，赏罚差，百官废职，所以召乱也。晋太康中，河阴降赤雪。时武帝怠于政事，荒宴后宫。每见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经国远图，故招赤眚之怪，终致晋乱。地震者，阴之盛也。阴之象，臣也，后宫也，四夷也。三者不可过盛，过盛则阴为变而动矣。忻州赵分，地震六年。每震，则有声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晋，及即位，晋州经岁地震。宰相张行成言，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宜制于未萌。其后武昭仪专恣，几移唐祚。天地灾变，固不虚应，陛下救纾缓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时出英断，以慑奸邪，以肃天下。救阴盛之变，莫若外谨戎备，内制后宫。谨戎备，则切责大臣，使之预图兵防，熟计成败；制后宫，则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尽出之，且裁节其恩，使无过分，此应天之实也。"时契丹、西夏稍强，后宫张修媛宠幸，大臣专政，甫以此谏焉。
又言："修媛宠恣市恩，祸渐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余皆婢妾尔。贵贱有等，用物不宜过僣。自古宠女色，初不制而后不能制者，其祸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尔。"甫曰："世谓谏臣耳目官，所以达不知也。若所谓前世女祸者，载在书史，陛下可自知也。"
夏国乞盟，甫上一利、曰害曰："宿兵以来，国用空耗。今若与之约和，则边兵可减，科敛可省。其为利一也。始，契丹声言，尝遣使谕西人使臣中国。今和议既成，必恃其功。去岁有割地之请，朝廷已增岁赂，若更有求，将安拒之？其为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饬，及边鄙有警，而用不习之将，不练之兵，故久无成功。然比来边臣中材谋勇健者，往往复出，方在讲训不懈，以张中国之威。一旦因议和弛备，复如曩日，缓急必不可用。其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今中国与之和，获岁遗之厚，彼必专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势，自兹为始。其为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势，法令纪纲，弛而不葺。及西戎累败，王师始议更张，以救前弊。今见戎人请和，苟贪无事，他时之患，不可救矣。其为害四也。凡利害之机，愿陛下熟图之。"
又言："张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复称臣，然乞岁卖青盐十万石，兼欲就京师互市诸物，仍求增岁给之数。臣以谓西盐数万石，其直不下钱十余万缗。况朝廷已许岁赐二十五万，若又许其卖盐，则与遗契丹物数相当。使契丹闻之，则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时，累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请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质而许之，是则以彼难从之事，杜其意也。盖盐，中国之大利，又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所出，而出产无穷。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以堤防矣。兼闻张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来，收结人心，钞掠所得，旋给其众，兵力虽胜，用度随窘。当此之时，尤宜以计困之，安得汲汲与和，曲徇其请乎？"
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还朝，甫建议请诏琦等，条四路将官能否，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变前，有告者，大臣不时发之。甫因言枢密使副当得罪，使，乃杜衍也。边将刘沪城水洛于渭州，总管尹洙以沪违节度，将斩之。大臣稍主洙议，甫以谓："水洛通秦、渭，于国家为利，沪不可罪。"由是罢洙而释沪。衍屡荐甫，洙与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鲠亮不私如此。
甫尝言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亡术，不可用。帝难之，由是求补外，不许。其后奏丁度因对求进用，帝曰："度未尝请也。"度乞与甫辩，且指甫为宰相杜衍门人。乃以右司谏出知邓州，徙安州，历江东、两浙转运使。
范仲俺知杭州，多以便宜从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于此，则不得伸于彼矣。"一切绳之以法，然退未尝不称其贤。再迁尚书兵部员外郎，改直史馆、知陕州，徙晋州。为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迁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为侍读。卒，特赠右谏议大夫。
甫性劲果，善持论，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时人言："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唐史藏秘阁。
谢绛，字希深，其先阳夏人。祖懿文，为杭州盐官县令，葬富阳，遂为富阳人。父涛，以文行称，进士起家，为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反成都，攻陷州县，涛尝画守御之计。贼平，以功迁观察推官，权知华阳县。乱亡之后，田庐荒废，诏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与之，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流民至无所归。涛收诏书，悉以田还主。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还，以治行召对长春殿，命试学士院。会契丹入寇，真宗议亲征，时曹、濮多盗，而契丹声言趋齐、郓，以涛知曹州。属县赋税多输睢阳助兵食，是岁霖潦，百姓苦于转送，涛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运，日过睢阳，可取以饷军。愿留曹赋繇广济河以馈京师。"转运使论以为不可，诏从涛奏。尝使蜀还，举所部官三十余人。宰相疑以为多，涛曰："有罪，愿连坐之。"奉使举官连坐，自涛始。久之，用冯拯荐，复召试，以尚书兵部员外郎直史馆，遂兼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山陵灵驾所经道路，有司请悉坏城门、庐舍，以过车舆象物。涛言："先帝车驾封祀，仪物大备，犹不闻有所毁撤，且遗诏从俭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劳州县，非先帝意，愿下少府裁损之。"进直昭文馆，累官至太子宾客。
绛以父任试秘书省校书郎，举进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汝阴县。善议论，喜谈时事，尝论四民失业，累数千言。天禧中，上疏谓宋当以土德王天下。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用天为统，以金为德。诏两制议，皆言："用土德，则当越唐上承于隋；用金德，则当越五代绍唐。而太祖实受终周室，岂可弗遵传继之序？"绛、行父议皆黜不用。
杨亿荐绛文章，召试，擢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丁母忧，服除，仁宗即位，迁太常博士。用郑氏经、唐故事议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请以真宗配之。翰林学士承旨李维以为不可。寻出通判常州。天圣中，天下水旱、蝗起，河决滑州，绛上疏曰：
去年京师大水，败民庐舍，河渠暴溢，几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谷焦槁，秋成绝望：此皆大异也。按洪范、京房易传皆以为简祭祀，逆天时，则水不顺下；政令逆时，水失其性，则坏国邑，伤稼穑；颛事者知，诛罚绝理，则大水杀人；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上下皆蔽，兹谓隔，其咎旱：天道指类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时变，固宜策告殃咎，变更理化，下罪己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导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
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信不及于物，泽不究于下，则水旱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广，万几之众，不出房闼，岂能尽知？而在廷之臣，未闻被数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泽即佞幸，上下皆蔽，其应不虚。
昔两汉日食、地震、水旱之变，则策免三公，以示戒惧。陛下进用丞弼，极一时之选，而政道未茂，天时未顺，岂大臣辅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笃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责成，以极其效；谓之不然，则更选贤者。比来奸邪者易进，守道者数穷，政出多门，俗喜由径。圣心固欲尽得天下之贤能，分职受业；而宰相方考贤进吏，无敢建白。欲德不用之应，又可验矣。
今阳骄莫解，虫孽渐炽，河水妄行。循故道之迹，行寻常之政，臣恐不足回灵意、塞至戒。古者，谷不登则亏膳，灾屡至则降服，凶年不涂塈。愿下诏引咎，损太官之膳，避路寝之朝，许士大夫斥讳上闻，讥切时病。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敛，勿崇私恩，更进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诚动乎上，大惠浃于下，岂有时泽之艰哉！
仁宗嘉纳之。
会修国史，以绛为编修官，史成，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时涛官西京，且老矣，因请便养，通判河南府。又论："唐室丽正、史官之局，并在大明、华清宫内。太宗皇帝肇修三馆，更立秘阁于升龙门左，亲为飞白书额，作赞刻石阁下。景德中，图书浸广，真宗皇帝益以内帑四库。二圣数尝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葺，或引两省故事，别建外馆，直舍卑喧，民櫩丛接。大官卫尉，供拟滋削，亏体伤风，莫兹为甚。陛下未尝迂翠华、降玉趾，寥寥册府，不闻舆马之音，旷有日矣。议者以谓慕道不笃于古，待士少损于前。士无延访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渐弊，窃为圣朝惜之。愿辟内馆，以恢景德之制。"诏可。
绛虽在外，犹数论事。奏言："近岁不逞之徒，托言数术，以先生、处士自名，秃巾短褐，内结权幸，外走州邑，甚者矫诬诏书，傲忽官吏。请严禁止。尝以墨敕赐封号者，追还之。"
还权开封府判官，言：
蝗亘田野，坌人郛郭，跳掷官寺，井郾皆满。鲁三书螟，谷梁以为哀公用田赋虐取于民。朝廷敛弛之法，近于廉平，以臣愚所闻，似吏不甚称而召其变。凡今典城牧民，有颛方面之执：才者掠功取名，以严急为术，或辩伪无实，数蒙奖录；愚者期会簿书，畏首与尾。二者政殊，而同归于弊。
夫为国在养民，养民在择吏，吏循则民安，气和而灾息。愿先取大州邑数十百，诏公卿以下，举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属县令长，务求术略，不限资考。然后宽以约束，许便宜从事。期年条上理状，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风迹，异乎有司以资而任之者焉。汉时，诏问京房灾异可息之术，房对以考功课吏。臣愿陛下博访理官，除烦苛之命；申敕计臣，损聚敛之役。勿起大狱，勿用躁人，务静安，守渊默。传曰："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气不弭，嘉休不至，是灵意讠谰，而圣言罔惑欤。
会郭皇后废，绛陈诗白华，引申后、褒姒事以讽，辞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兵部员外郎。上言："迩来用物滋侈，赐予过制，禁中须索，去年计为缗钱四十五万。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余万。比诏裁节费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书。簿书不存，则无所措置。臣以谓不若推近及远，递考岁用而裁节之，不必咸平、景德为准也。"
初，诏罢织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内人赐衣，复取于有司。又后苑作制玳瑁器，索龟筒于市。龟筒，禁物也，民间不得有，而索不已。绛皆论罢之。又言："号令数变则亏国体，利害偏听则惑聪明。请者务欲各行，而守者患于不一。请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然后施行。"因进圣治箴五篇。
以父忧去，服除，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拟官，旧视职田有无，不问多寡，以是不均。绛为核其实，以多寡为差，其有名而无实者皆不用，人以为便。初改判礼院为知礼仪事，自张绛建请。
使契丹，还，请知邓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阳堰，引湍水溉公田。水来远而少，利不及民；滨堰筑新土为防，俗谓之墩者，大小又十数，岁数坏，辄调民增筑。奸人蓄薪茭，以时其急，往往盗决堰墩，百姓苦之。绛按召信臣六门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钳庐陂，溉田至三万顷。请复修之，可罢州人岁役，以水与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
绛以文学知名一时，为人修洁酝藉，所至大兴学舍，尝请诸郡立学。在河南修国子学，教诸生，自远锭而至者数百人。好施宗族，喜宾客，以故，卒之日，家无余赀。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景平好学，著诗书传说数十篇，终秘书丞。景回早卒。
景温字师直。中进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东转运判官。兴宣城百丈圩，议者以为罪，降通判、知涟水军。神宗初，知谏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点江西刑狱。历京西、淮南转运使。
景温平生未尝仕中朝，王安石与之善，又景温妹嫁其弟安礼，乃骤擢为侍御史知杂事。安石方恶苏轼，景温劾轼向丁忧归蜀，乘舟商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讫无一实。苏颂等论李定不持母服，景温察安石指，为辨于前。已而事下台，景温难违众议，始云定当追服。又言薛向不当得侍从，王韶边奏诬罔，浸失安石意，然犹以尝助己，但改直史馆兼侍读。不敢拜，出知邓州。
逾年，进陕西都转运使，以不奉司农约束，改知邓、襄、澶三州，加直龙图阁，判将作监。转右谏议大夫、知潭州。章惇开五溪，景温协力拓筑，论功进官，召拜礼部侍郎。复出知洪州、应天府、瀛州。
元祐初，进宝文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未满岁，御史中丞刘挚言其非拨烦吏。右司谏王觌言："瀛州妖妇李自称事九仙圣母，能与人通语言，谈祸福。景温在郡为所惑，礼饷甚厚，遣十兵挈之入京。数遣子慥至其处；补李婿为小史，使出入官府，崇大声势；至纵嬖妾之弟，醉欧市人。为政若此，尚何惜而不加谴。"于是罢知蔡州。
三年初，置权六曹尚书，以为刑部。刘安世复论之，改知郓州，再历永兴军。时章惇为相，景温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人偃蹇终未顺命，宜罢分画，以马迹所至为境。惇用其说，徙知河阳，卒，年七十七。
叶清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人。父参，终光禄卿。清臣幼敏异，好学善属文。天圣二年，举进士，知举刘筠奇所对策，擢第二。宋进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礼郎、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事。还为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改盐铁判官。
上言九事：请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兴太学，选置博士，许公卿大臣子弟补学生；重县令；诸科举人取名大义，责以策问；省流外官，无得入仕；听武臣终三年之丧；罢度僧；废读经一业；训兵练将，慎出令，简条约。词多不载。出知宣州，累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盐铁勾院，进直史馆。
是冬，京师地震，上疏曰："天以阳动，君之道也；地以阴静，臣之道也。天动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则乱，地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师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坏庐寺，杀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东，弥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诚大异也。属者荧惑犯南斗，治历者相顾而骇。陛下忧勤庶政，方夏泰宁，而一岁之中，灾变仍见。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启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为异，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谓消复之实也。顷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议朝政者，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许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几明威降鉴，而善应来集也。"书奏数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会诏求直言，清臣复上疏言大臣专政，仁宗嘉纳之。清臣请外，为两浙转运副使。并太湖有民田，豪右据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诉。尝建请疏盘龙汇、沪渎港入于海，民赖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诰，知审官院，判国子监。
时陕西用兵，上言："当今将不素蓄，兵不素练，财无久积。小有边警，外无骁将，内无重兵。举西北二垂观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脱不幸戎马猖突，腹内诸城，非可以计术守也。自元昊僣窃，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间一岁矣。而屯戍无术，资粮不充，穷年畜兵，了不足用，连监牧马，未几已虚。使蚩蚩之甿无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忧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变诈亡穷，岂宜乘即时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将泰然自处，则后日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元昊围延州，既解去，钤辖内侍卢守勤与通判计用章更讼于朝。时内侍用事者，多为守勤游说，朝廷议薄守勤罪，而流用章岭南。清臣上疏曰："臣闻众议，延州之围，卢守勤首对范雍号泣，谋遣李康伯见元昊，为偷生之计。计用章以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死难，不可出城见贼"之语。自元昊退，守勤惧金明之失、二将之没，朝廷归罪边将；又思仓卒之言，一旦为人所发，则祸在不测。遂反覆前议，移过于人，先为奏陈，冀望取信。正如黄德和诬奏刘平，欲免退走之罪。寻闻计用章亦疏斥守勤事状，诏文彦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牲赦守勤。此必有议者结中人、惑圣听，以为方当用师边陲，不可轻起大狱。臣观前史，魏尚、陈汤虽有功，尚不免削爵，罚作案验吏士。何况拥兵自固，观望不出，恣纵羌贼，破一县，擒二将。大罪未戮，又自蔽其过，矫诬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设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勤谋见贼之行，乃是归款。二者之责，孰重孰轻，望诏彦博鞫正其狱。苟用章之状果虚，守勤之罪果白，用章更置重科，物论亦允。无容偏听一辞，以亏王道无党之义。"其后狱具，守勤才降湖北兵马都监。
时西师未解，急于经费，中书进拟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选中。帝曰："叶清臣才可用。"擢为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始奏编前后诏敕，使吏不能欺，簿帐之丛冗者，一切删去。内东门、御厨皆内侍领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问，乃为合同以检其出入。清臣与宋庠、郑戩雅相善，为吕夷简所恶，出知江宁府。逾年，入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勾当三班院。丁父忧，言者以清臣为知兵，请起守边。及服除，宰相陈执中素不悦之，即除翰林侍读学士、知邠州。道由京师，因请对，改澶州，进尚书户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兴军，浚三白渠，溉田逾六千顷。
仁宗御天章阁，召公卿，出手诏问当世急务。清臣闻之，为条对，极论时政阙失，其言多劘切权贵。且曰："陛下欲息奔竞，此系中书。若宰相裁抑奔竞之流，则风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则贪荣冒进，激成浑波。向有职在管库，日趋走时相之门。入则取街谈巷言，以资耳目；出则窃庙谟朝论，以惊流辈。一旦皆擢职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竞踵此风，出入权要之家，时有"三尸"、"五鬼"之号。乃列馆职，或置省曹。且台谏官为天子耳目，今则不然，尽为宰相肘腋。宰相所恶，则捃以微瑕，公行击搏；宰相所善，则从而唱和，为之先容。中书政令不平，赏罚不当，则箝口结舌，未尝敢言。人主纤微过差，或宫闱小事，即极言过当，用为讦直。供职未逾岁时，迁擢已加常等。宋禧为御史，劝陛下宫中畜犬设棘，以为守卫。削弱朝体，取笑四夷，不加诃谴，擢为谏官。王达两为湖南、江西转运使，所至苛虐，诛剥百姓，徒配无辜，特以宰相故旧，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长奔竞也。"其他所列利害甚众。
会河决商胡，北道艰食，复以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旧制，有三司使、权使公事，而清臣所除，止言"权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户部副使向传式不职，奏请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访近臣以备边之策。清臣上对，略曰：
陛下临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尝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频岁为患者，岂非将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为陛下张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单于不敢仰视。郅都临代，匈奴不敢犯边。今内则辅相寡谋，纲纪不振；外则兵不素练，将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内侮也。庆历，刘六符来，执政无术略，不能折冲樽俎，以破其谋。六符初亦疑大国之有人，藏奸计而未发。既见表里，遂肆陆梁。只烦一介之使，坐致二十万物，永匮膏血，以奉腥膻。此有识之士，所以为国长太息也。
今诏问："北使诣阙，以伐西戎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闻誓书所载，彼此无求。况元昊叛边，累年致讨，契丹坐观金鼓之出，岂有毫发之助？今彼国出师，辄求我助，奸盟违约，不亦甚乎？若使辩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战，以破其谋，我直彼曲，岂不惮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灾伤之余，野无庐舍，我坚壁自守，纵令深入，其能久居？既无所因之粮，则亟当遁去。然后选择骁勇，遏绝归师，设伏出奇，邀击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败矣。
诏问："辅翊之能，方面之才，与夫帅领偏裨，当今敦可以任此者。"臣以为不患无人，患有人而不能用尔。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为社稷之固者，莫知范仲淹。谙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议论之敏者，莫如郑戩。方面之才，严重有纪律者，莫如韩琦。临大事能断者，莫如田况。刚果无顾避者，莫如刘涣。宏达有方略者，莫如孙沔。至于帅领偏裨，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皆其选也。狄青、范全颇能驭众，蒋偕沉毅有术略，张亢倜傥有胆勇，刘贻孙材武刚断，王德基纯悫劲勇，此可补偏裨者也。
诏谓："朔方灾伤，军储缺乏。"此则三司失计置，转运使不举职，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来者又复不追，臣未见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虑、办职事，一与贾昌朝违戾，遂被移徙，军储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计度市籴，而昌朝执异议，仲春尚未与夺，财赋何缘得丰？先朝置内帑，本备非常。今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缓急不以为备，则臣不知其所为也。至如粒食之重，转徙为难，莫若重立爵等，少均万数，豪民诖误，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办。夫能俭啬以省费，渐致于从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躐请厚奉，或身为内供奉而有遥刺之给，或为观察使便占留后之封，幸门日开，赐予无艺，若令有司执守，率循旧规，庶几物力亦获宽弛。
诏问："战马乏绝，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尝陈监牧之弊，占良田九万余顷，岁费钱百万缗。天闲之数，才三四万，急有征调，一不可用。今欲不费而马立办，莫若赋马于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上户一马，中户二户一马，养马者复其一丁。如此，则坐致战马二十万匹，不为难矣。
时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阴输北道者七十余万；又请发大名库钱，以佐边籴。而安抚使贾昌朝格诏不从，清臣固争，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两中之，乃徙昌朝郑州，罢清臣为侍读学士、知河阳。卒，赠左谏议大夫。
清臣天资爽迈，遇事敢行，奏对无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给奉；及承祐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妻以不加封，请增月给，清臣执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军，妻又诸王女，当优之。"清臣曰："是终为侥幸。"遂卷其奏置怀中，不行。数上书论天下事，陈九议、十要、五利，皆当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为集贤校理。
杨察，字隐甫。其先晋人，从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其祖钧，始从孟昶归朝。钧生居简，仕真宗时，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尝官庐州，遂为合肥人。居简生察，景祐元年，举进士甲科，除将作监丞、通判宿州。迁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出知颍、寿二州，入为开封府推官，判三司盐铁、度支勾院，修起居注，历江南东路转运使。属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数摘奸隐，众始畏伏。察在部，专以举官为急务。人或议之，察曰："此按察职也，苟掎拾羡余，则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为右正言、知制诰，权判礼部贡院。时上封者请罢有司糊名考士，及变文格，使为放轶以袭唐体。察以谓："防禁一溃，则奔竞复起。且文无今昔，惟以体要为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选之法。"前议遂寝。
晏殊执政，以妻父嫌，换龙图阁待制。母忧去职，服除，复为知制诰，拜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论事无所避。会诏举御史，建言："台属供奉殿中，巡纠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乱良直之臣。今举格太密，公坐细故，皆置不取，恐英伟之士，或有所遗。"御史何郯以论事不得实，中书问状。察又言："御史，故事许风闻；纵所言不当，自系朝廷采择。今以疑似之间，遽被诘问，臣恐台谏官畏罪缄默，非所以广言路也。"
又数以言事忤宰相陈执中。未几，三司户部判官杨仪以请求贬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虽去官，犹罢知信州。徙扬州，复为翰林侍读学士，又兼龙图阁学士、知永兴军，加端明殿学士、知益州。再迁礼部侍郎，复权知开封府，复兼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内侍杨永德毁察于帝，三司有狱，辞连卫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诏移开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罢三司，乃迁户部侍郎兼三学士，提连集禧观，进承旨。逾年，复以本官充三司使。饵钟乳过剂，病痈卒。赠礼部尚书，谥宣懿。
察美风仪。幼孤，七岁始能言，母颇知书，尝自教之。敏于属文，其为制诰，初若不用意；及稿成，皆雅致有体，当世称之。遇事明决，勤于吏职，虽多益喜不厌。痈方作，犹入对，商画财利，归而大顿，人以为用神太竭云。有文集二十卷。无子，以兄子庶为嗣。
弟寘，举进士第一，通判润州，以母忧不赴，毁瘠而卒。时人伤之。
论曰：当仁宗在位时，宋兴且百年，海内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侥幸之弊多。自西陲用兵，关中困扰，天子悯劳元元，奋然欲用群材以更内外之治，于时俊杰辈出。尹洙崎岖兵间，亦颇论天下之事。孙甫驰骋言路，咸以文学、方正知名。绛文词议论，尤为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后，清臣、察繇进士高等，不数年致位侍从，立朝謇謇，无所附丽，为一时名臣。岂非出于上之所自擢，故奋励不挠，以图报称哉？
<b>部分译文</b>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哥哥尹源都以儒学出名。考取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光泽知县。考试书判成绩优秀，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伊阳知县，有能干的名声。因为大臣的推荐，被召回朝考核，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贬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读诏谕，警诫各级官吏不要结党营帮。尹洙上奏说“：范仲淹素来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臣与他是师生兼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范仲淹的党羽。如今范仲淹因为结党营帮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革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再去任掌书记、唐州酒税监。
西北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尹洙做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战备不可松弛。
叙燕说：
战国时代，燕国最弱。两汉的叛将，占领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东汉末年公孙瓒那么强大的势力，最后仍被袁绍制服，唯独慕容氏乘石虎叛乱，才兼并了赵国。虽胜败的战术不同，但大概地论说强弱，燕地不如赵地。赵、魏统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挡。唐朝三大强盗连续作乱长达一百多年，但外敌不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可见燕地能独立应付外敌。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显德时期(954～959)，虽收复了三关，但尚未全部收复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开始与并州联合，势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队防御。我军征伐蜀国和吴国，泰然不顾两河地区，这很明显是因为赵、魏两地足以制约它。并州的敌寇被扫平后，将全国精锐部队全部用来专门对付契丹，也不能夺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万之众驻扎在赵、魏一带，但到敌人撤退时却不敢抗击，世人多怪罪他们不出战。但我军负守城之责，有内顾之心，打起仗来不一定会胜，如果不胜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干脆不出战未尝是错。
分析当时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设若将兵分为三路，在必争之地扎营，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设下圈套以等待敌人进入。边境堡垒向来坚固，派民众守住，使敌军顿驻在坚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机前后夹击，就没有不会打胜的了。大概我军兵力不分开会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敌人蓄足勇气来对待战争，我方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击了；二是我军人多就会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统兵的将帅必须问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息戍说：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他周边亲近的大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将实情报告给他，有说盗贼很多的人，都受到诘难。这两位皇帝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庙社稷没几年就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国家的政治，与汉文帝时期比如何？在军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与汉武帝相比如何？我国的根本是仁义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爱民，诚然是秦、隋的万万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贼的形势。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来，边塞苦于频繁的骚扰，内地疲于远距离输送军粮。军队长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终会有人乘军队疲累时起来作乱。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这个时候，陛下应当夙夜不停地担忧警惕，以便防备事变和堵塞祸源。陛下向臣下请教咨询边疆的事，又能容纳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劳宽大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没听说您为社稷宗庙担忧，为国家危亡恐惧，这就是贱臣感到愤慨和愁闷不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经常更改，恩宠太滥，赏赐也没有节制。对这三点，应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动，并非有难以改变的情势。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势就会日益变坏。臣说陛下不为社稷宗庙担忧、不为国家危亡恐惧，就是因为这个。
“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东西。从前在民间，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会肃敬地看阅；如今则不是这样，而是互相私下议论，以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轻视。命令被轻视，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心的谋划，陛下开始很听信；后又有一人阻扰，便改变了主意。忠心说话的人认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终，便很怀疑、否定自己的计谋，以为它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坏处。
“爵禄的赏赐，是陛下所拥有的权柄。近来外戚、大臣以及读书士子，有人利用谒见的机会来谋求皇上的恩泽，这种从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泽叫作‘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落时，有时母后专制，有时后妃把持朝政，建树恩惠私植党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严的权柄来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应当与大臣们正式讨论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袭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们顺从这种现象，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又会阻塞陛下仁德的声音。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声音，则又使威严的权柄被上级大臣轻视。而且公正不阿地为国尽力，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挠他们，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难啊。这就是恩宠太滥的弊病。
“赐予，是国家用来奖励功臣的手段。近年来，对妃嫔、伶官、太医之类，赐予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国库中的金银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积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爱惜，如今所存无几了。离宫廷遥远的人，诚然不会知道国库丰盈或匮缺的数量，只看到向民间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国库的储蓄不丰厚。臣也知道自从派军队守卫西疆，国家开支费用逐渐增加，国库的积蓄，未必都被赐予占用，然而下层民众不能一家一户地被晓谕，他们只会看着陛下的行为处事而被感召行动罢了。往年听说边疆将领王王圭，因奋力打仗被赏赐黄金，民众就无不高兴服从；有时看见唱戏跳舞的人得到的赏赐太丰厚，就往往会愤恨叹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这就是赐予不加节制的弊病。
“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谀奉承而不讲这些，一直拖到今日。当今不独四方外国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败但陛下不能觉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面边疆。然后忠心的计谋就会逐渐被进献，纲纪渐渐树立，国家费用逐渐充足，战士的心就会逐渐奋起。边境的祸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厌恶听忠言所以灭亡的教训，从远古学习汉代君主不忌讳讲国家危亡因此维持统治的经验，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让民众改变当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极了。”
宋仁宗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尹洙改任太常丞、泾州知州。以右司谏、渭州知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正遇上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遣刘沪、董士廉营建水洛城，以连通秦、渭一带的援兵。尹洙认为以前我军屡次被敌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这样不行，于是上奏请停建。当时郑戬已解除四路都总管职务，却上奏请求让刘沪仍旧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的职务，刘沪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将刘沪、董士廉逮捕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请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终将尹洙调到庆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调任晋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书控告尹洙，皇帝下诏派御史刘。。前往审讯，没有发现其他罪错。但尹洙因为手下将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塞将官，从京城借高利贷作路费来上任，没有钱还债。尹洙爱惜他是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会因犯法而撤职调走，曾借公费为他还债，结果又被认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贬官，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认为是刘。。的奏文害了他。调任均州酒税监官，感染疾病，沿着送公文的路到南阳访求医生，后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嘉。。(1056～1063)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讲话，于是朝廷追认恢复他的旧官，并将他的儿子尹构录用做官。
尹洙为人内刚外和，博学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风柔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做古文，尹洙与穆修再发展这一文风。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叛乱，尹洙无时不在军队中，所以对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学说，阐述作战防守的胜败，全面论述了当时边疆战争的利与害。他又想训练当地民兵代替守军，以减少边疆军费，作为抵御外敌的长期政策，但都来不及实施，赵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调离并且被治罪了。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年时好学，每天诵读几千字的文章，仰慕学习孙何写古奥文章。初次参加进士考试，被授同学究出身，任蔡州汝阳县主簿。再次参加取士考试及格，任华州推官。转运使李。。推荐他的才华，他升任大理寺丞、绛州翼城知县。杜衍聘请他做永兴司录，凡有公务职事，大小都全部交给孙甫办理。孙甫说：“待我这样，我应该离去。”杜衍听了，不再将细小琐事交给他办。杜衍与他饮酒交谈，孙甫都一定要引经据典地回答，谈论天下的贤才俊杰，一个个品评他们的才能、性格上的特点长处。杜衍说：“我征聘下属官吏，却得到一位益友。”书生们也大多到孙甫这里请教学问。
调任永昌知县，后任监益州交子务，再升太常博士。蜀地使用铁质钱，人民苦于带着很重的铁钱辗转贸易，所以设想出个书写纸条代替铁钱的办法，以方便经商贸易。转运使认为很多人伪造交子犯法，想废除交子不用。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也可以私人铸造，难道因为有人敢犯法私铸铁币，就可以将钱币废除吗？只须严厉惩治伪造者，不应因为小人犯法就废除大有利的事。”后来交子终于没被废除。杜衍做枢密副使，推荐孙甫给朝廷，授任他为秘阁校理。
这年，皇上下诏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官员提建议。孙甫进献十二条意见，考察祖宗上代的历史事实，来比较当代的政治，看有哪些缺失，再加论述，用来讽谏皇上，名叫三圣政范。此后孙甫改任右正言。当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了五六年还不停止，孙甫推究洪范五行传以及前代灾变应验的历史，上疏说“：赤雪，就是赤灾，是君主做事舒缓的自然感应。君主做事舒缓，就会使政事松弛懈怠，赏罚不能及时，各部门官员失职，这就会招来大乱。西晋太康(280～289)年间，河阳降赤雪。当时晋武帝怠慢政事，在后宫荒淫酒色。每接见臣下，多只讲些常见的小事，不谈治国的远大谋划，所以招来上天赤灾的怪异，最终导致晋朝大乱。地震，是阴气旺盛的表现。阴气代表的是臣下，是后宫，是四方夷蛮。这三种人不能太强盛，过于强盛就会暗中生变而发生动乱。忻州是赵国的分野，地震震了连续六年。每次地震，就有声音像打雷一样，前代发地震，没有这么长久的。只有唐高宗原来受封在晋地，到他即位，晋州连年地震。宰相张行成说，恐怕是女人请求干政，大臣有阴谋，应在没萌芽时就制住。后来武昭仪专权放肆，几乎篡夺了唐朝的江山。天地发生灾变，固然不是虚假感应，陛下挽救舒缓的过失，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掌握威严祸福，经常做出英明的决断，来威慑邪恶，整肃全国。救治阴气旺盛产生的自然灾变，最好的办法是对外严防敌人，对内控制后宫。谨防外敌，就应责成大臣，使他们预先图谋战争防备，精细地分析成败得失；严控后宫，就应将所有宫女妃嫔，除负责服侍皇上者外，全部驱逐出宫，而且要裁减对她们恩惠，使之不过分，这才是应付自然灾变的实在办法。”当时契丹、西夏开始强盛，后宫张修媛被宠幸，大臣专政，孙甫因此进谏。
又说“：修媛恃宠放肆，施恩讨好，祸患已渐渐萌生。皇后，是正嫡妻子，其余都是婢妾罢了。贵贱有等级，任用、选择不应超越等级。自古以来宠爱女色，当初不加控制后来不能控制的人，其灾祸悔不可及。”皇帝说：“任用、物色都在有关部门，朕恨不知情。”孙甫说：“世人都说谏臣是耳目官，是用来沟通皇上不知道的信息的。如我所讲的前朝女祸，都记载在史书上，陛下是可以自己去了解的。”
西夏请求结盟，孙甫上奏论述结盟的一利与四害说：“派兵驻守以来，国用空虚。今天若能与西夏结盟讲和，则边疆守军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征敛也可减轻。这是结盟的一大好处。起初，契丹声称，它曾派使者劝告西夏人叫他们臣服中国。如今和议既已结成，契丹必仗恃它的功劳。去年它就有割地的请求，朝廷已增加每年赔给契丹的钱财，如果它又有新的要求，我们将怎样拒绝呢？这是结盟的一大害处。自国家承平四十年来，军事得不到整治，到边境有警报时，任用不熟悉军事的将领，没有训练过的士兵，因此长久没有成绩。然而近来边疆官员中有才能、智谋和勇敢雄健的人，往往又涌现出来，正在不懈地讲解军事，训练士兵，以增强中国的威严。一旦因为议和而松懈战备，他们又会像从前一样，在危急时必定不能任用。这是结盟的第二大害处。自赵元昊拒不服从朝廷命令，他始终不敢深入关中，就是因为西夏的口角厮口罗等部落没依附他，他担心他们会成为后患。如今中国与赵元昊讲和，他每年获得丰厚的赔偿，必定会全力来制服这两个部落，西夏强大之势，从此开始。这是第三大害处。而且朝廷自恃有长久安定的形势，法令纲纪，都松弛不加整顿。等到在西方战事接连失败，我军才开始讨论改弦更张，以便挽救从前的弊病。如今见西夏人请求议和，苟且贪求平安无事，他日的祸患，就不可救了。这是第四大害处。所有这些利害的关键，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它们。”
又说：“张子。。出使夏州归来，赵元昊又向我朝称臣，然而乞求每年卖给我们青盐十万石，并要在京城买卖贸易各种东西，还要求增加每年送给他们钱财的数量。臣认为西夏盐十万石，价钱不下十多万缗。何况朝廷已许诺每年赐给他们二十五万，如又允许他们卖盐，那么与送给契丹的物资数量相同。让契丹听到这一消息，那他们的贪婪之心又会产生了。况且自从西夏首领德明的时候，就多次乞求给他们出卖青盐放行，先皇帝以为他们乱了法制，不听从。等他们不停地请求，先皇要将德明的弟弟留作人质然后才许可他们，这是用他们难以同意的事，来杜绝他们的念头。大概盐是中国最大的利润，而西夏的盐，味道又超过我国解池出产的盐，并且出产无穷无尽。开了西夏卖盐的禁，这些盐就会大量流到我国民间，无法阻止。并且听张子。。讲，赵元昊自拒绝听命以来，便收结人心，每次掠夺所得东西，随即分给下属，这样他的兵力虽然强盛，但费用也随即窘迫。当这个时候，最适宜用计困住他，怎么可急不可待地与他讲和，屈从他的请求呢？”
当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回朝，孙甫建议皇上下诏令韩琦等人，评判陕西四路将领的才能，分为上、中、下三等，罢黜其中最差的。保州兵变前，有人告发，大臣没有及时揭露他们。孙甫因此说枢密院正副使应当有罪，枢密使就是杜衍。守边将领刘沪在渭州营建水洛城，总管尹洙因为刘沪不听指挥，将要斩他。大臣中稍微偏向尹洙的意见，孙甫说：“水洛城勾通秦、渭两州，对国家有利，刘沪不该治罪。”因此朝廷罢免尹洙而释免了刘沪。杜衍屡次推荐孙甫，尹洙是与孙甫素来友善的朋友，而孙甫却没留一点情面，他的鲠直光明、公正不阿就是这样。
孙甫曾说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无术，不可重用。皇帝责怪他，他因此请求调出朝廷到外地任职，皇帝不许。后来又上奏说丁度借面见皇上之机请求升职重用，皇帝说：“丁度未曾向我请求。”丁度则请求与孙甫辩论，并指责孙甫是宰相杜衍的门人。孙甫于是以右司谏身份出任邓州知府，后调到安州，历任江东、两浙两处转运使。
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许多事不经请示便自行处置。孙甫说：“范公是大臣。但我在这里屈理循情，就不能在别处申张法律。”因此对范仲淹的一切都绳之以法，但退后却称赞他的贤能。后再升职任兵部员外郎，又改做直史馆、陕州知州，调任晋州知州。又升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再升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京任侍读。不久去世，特追赠为右谏议大夫。
孙甫性格刚直果断，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著有文集七卷、唐史记七十五卷。常讲唐朝君臣的事情，来推见当时的治乱，就如身历其境，而听的人也清楚明了，就如亲眼目睹。时人说：“每天读史书，不如一天听孙甫讲述。”唐史被国家档案馆收藏。
谢绛，字希深，他的祖先是阳夏人。到他的祖父谢懿文，做杭州盐官县令，葬在富阳，于是后裔成为富阳人。
他的父亲谢涛，以文学、品行著称，从进士起家，做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在成都造反，攻陷州县，谢涛曾筹划守御的计策。叛军被平息后，他因功升观察推官，后任权知华阳县。叛乱被镇压之后，田园庐舍荒废，皇帝下诏将土地给予那些能占有田土而又上交两倍田租的人，于是肥沃的田土全被豪强大族占领，流民回来却无处可归。谢涛收藏起诏书，全部将田还给旧主。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回京后，因治理有功被皇上召到长春殿谈话，并命他参加学士院考试。正遇上契丹入侵，宋真宗考虑亲征，当时曹州、濮州多强盗，而契丹扬言要进攻齐州、郓州，皇帝派谢涛任曹州知州。所属各县的赋税大多输送到睢阳补充军队的粮食，这一年大雨成灾，百姓苦于转送粮食，谢涛于是将赋税全部留下不遣送。他上奏说：“江、淮一带漕运，每天经过睢阳，国家可以取漕粮给军队作粮饷。希望将曹州的赋粮留下，再由广济河供给京城。”转运使议论说不行，皇上下诏听从谢涛的奏议。曾出使蜀郡回朝，推举部下三十多人。宰相怀疑人太多了，谢涛说：“如他们有罪，我愿意受连坐。”奉使推举官吏而实行连坐，自谢涛开始。很久以后，因冯拯的推荐，谢涛再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以尚书兵部员外郎身份任直史馆的职务，于是又兼任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去世后灵车所经过的道路，有关官员请求全都毁坏城门、房屋，以便经过车舆和明器物件。谢涛说“：先帝生前乘车封禅祭山时，准备了那么多的祭仪物品，还没听说经过一地时有东西被毁坏撤除，而且又遗诏葬礼时节俭薄葬。如今有关官员制作明器奢侈过度，以致烦劳各州县，这并非先帝的意思，希望下交少府裁减葬礼所用。”进升直昭文馆，累官做到太子宾客。
谢绛因父亲的关系任秘书省校书郎，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甲科，授任太常寺奉礼郎、汝阴知县。善于议论，喜谈时事，曾上疏论说四民失业的事，洋洋数千言。天禧(1017～1021)中，上疏说宋朝应当以五行中的土德来统治天下。当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求以天为统，以金作为宋朝的品德象征。皇上下诏两院讨论，两制院都说：“用土德，则我朝应越过唐朝继承隋朝，用金德，则应越过五代继承唐朝。而太祖实际上是承受后周的政权，怎么可以不遵循传继的顺序呢？”谢绛、董行父的建议都被废黜不采用。
杨亿推荐谢绛的文章，谢绛被召去接受考核，随后升任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遇上母亲去世离职，服丧完毕，宋仁宗即位，升他为太常博士。他根据郑玄注的礼经和唐代旧例认为宣祖皇帝不是受命正式做过皇帝的祖先，不适宜与感生帝一起受祭祀，请求用真宗皇帝来配它。翰林学士承旨李维认为他的建议是错的。不久他就被调出朝廷，降为常州通判。天圣(1023～1032)年间，全国水灾、旱灾、蝗灾不断发生，黄河在滑州决口，谢绛上疏说：
去年京师发大水，毁坏民房，河水暴涨，几乎淹没城市；今年又受旱灾之苦，百姓因瘟疫病死，田中稻谷焦枯，秋收无望：这都是大灾异。按洪范、京房易传都认为怠慢祭祀，违背天时，就会水不畅流；政令违犯时节，水性被人破坏，就会毁坏都市，损坏庄稼；掌权管事的人太聪明，诛杀刑罚不合道理，就会发大水杀人；要得到有品德的人却又不重用，这叫作张，张的灾难是饥荒；上下都被蒙蔽，这就叫隔，隔的惩罚是旱灾；上天降下相应的灾难以显示警告，大概就是这样。陛下日夜勤苦，思考杜绝阻止时下灾变的对策，固然应该公布灾情，改变、理顺政策，下自我检讨的诏书，制订顺应时宜的法令，疏通各方面的意见来打开原来的壅塞现象，排斥奸臣以便减少阴暗力量。皇上圣心优柔寡断，因而重要的是改变、振作，号令发下去，没听说有敢阻挡天子心意的人。
风雨、寒暑在天时上，是最大的信使；这种信使不来到事物上，上天的恩泽没有到达下面百姓，就有水旱灾害发生。近来制定命令，有的刚被人们信任就又改变，正在执行又突然下令停止，却要求风雨也定期及时有信，这可能么？天下这么广，人民这么多，不走出房门，怎能尽知呢？而朝廷大臣，没听说受到过几刻钟的召见，倾吐过只言片语的好建议，皇上周围，从早到晚不是些受宠幸的就是些奸佞的人，上下级都被蒙蔽，那上天报应就会爽验不虚。
从前两汉的日食、地震、水旱灾变发生时，皇上就会宣布罢免三公大臣，以求警戒恐惧。陛下提升任用宰相辅弼大臣，都是从全国精心挑选，然而国家政治道德并不昌盛，天时也不顺利，难道是大臣辅佐不英明吗？还是陛下的信任不笃诚？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人，就应推心责成，以便彻底发挥他的才能作用；如果说他不行，就应更选贤良的人。近来奸邪的人易得进升，守正道的人常常困穷，政出多门，习俗喜欢走捷径。圣上的心本要尽得天下的贤能，分别授官任职；而宰相却正在根据资历提拔官吏，没有人提意见、告诉皇上。想要求得到贤德的人而不能重用所引起的报应，又可应验了。
如今太阳骄强不减，虫孽渐渐猖炽，黄河肆虐。如果仍循规蹈矩，施行寻常的政策，臣担心不足以换回上天的灵意、回应至高无上的警告。古代，谷不丰收就降低膳食标准，灾祸屡次来临就降低衣服标准，危难的年头，不准涂漆屋顶。希望陛下下诏引咎自责，裁减太官的膳食、回避在寝宫中的朝见，允许士大夫斥责皇上、说皇上忌讳听的话，讥讽批评时病。停止不急需的工程，省去无名目的征收，不私施恩泽，改提拔正直有道的人，宣扬道德、教化人民，让天下休养生息。皇上动了至诚之心，博大的恩惠流泽到下层百姓，怎会有时运雨泽方面的艰难呢！
宋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恰好编修国史，朝廷用谢绛做编修官，史书修成，他升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当时他父亲谢涛在西京做官，且已老了，他因此请求就便奉养，被调任河南府通判。又上疏论述说：“唐朝丽正、史官的机构，都设在大明、华清宫中。太宗皇帝始修造三馆，另在升龙门左边建立秘阁，亲自为它用飞白体书写匾额，又写作赞文刻在秘阁下的石上。景德年间(1004～1007)，图书渐渐增多，真宗皇帝便将国库中的四间库房增加做图书室。这两位圣君曾多次光临，亲加慰问，不时召见守卫国家藏书馆的人。当时人人努力学习道术，研究艺文，知道天子非常勤勉地尊崇礼制，而名臣高职，都根据这些来选择。以前它们遭到焚毁，没来得及修葺，有人援引两省的先例，另建外馆，但宿舍又低卑又喧哗，与民房混杂连接。而大官卫尉，供给却拟定增长，亏待国体、伤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陛下不曾把华丽的车子绕到这里，将美丽的圣足降临，这空荡荡的册府，已有很长时期，没有听到过车马到来的声音了。舆论认为皇上对道德的倾慕不及古代笃诚，对待士子书生也比从前要差。士子们没有受到皇上的勤勉的邀请和访问，所以崇尚因循守旧，不激励自己，文化雅士阶层渐渐生出弊病，臣私下为圣朝感到可惜。希望能开辟内馆，恢复景德以前的旧制度。”皇上下诏认可。
谢绛虽在京城以外做官，仍多次议论国事。他上奏说：“近年有些不逞之徒，假托术数，以先生、处士自命，身着短褐头戴秃巾，在朝中勾结权贵亻幸臣，在朝外奔走州县，甚至伪造诏书，傲慢轻视地方官吏，请求皇上严令禁止，把曾经以亲笔手令赏赐给术士们的封号，撤销收回。”
回朝后任权开封府判官，又说：
蝗虫遍野，涌入城市，跳到官府寺庙，井里沟中，到处都是。春秋上三次记载鲁国的螟灾，谷梁传认为是因为鲁哀公用田赋名目残酷剥削人民所致。朝廷征敛的法律，基本上轻廉公平，据臣所知，似乎是官吏们不很称职才招来灾害。凡今日掌管城市和百姓的人，都有专制一方面的权势：有才的掠取功名，用严急作为治理方法，有的仅凭口说，虚伪无实绩，却多次蒙受奖励、任用；愚蠢的只知到期统计簿书，畏首畏尾。这两种人的政治虽殊，然而却同样有害。
治国重要的在养民，养民关键在选官，官吏守法，人民就安定；气氛和谐，灾难就息灭。希望先挑选几十个大州县，下诏公卿以下，被推举任知州太守的人，可以自己征聘所属县的县令和下属官吏，务求有治理才能的人，不要受资格限制。然后放松约束，允许他们因宜独自决策。以一年为期上报治理状况，再依此决定是留任还是撤去，必定会有改变风气、与官方按资历任职不同的效果。汉代时，皇上下诏向京房询问使灾异平息的方法，京房用考核官吏的功绩作为对策来回答。臣希望陛下广泛询访司法官，废除烦杂苛细的命令；申令财政统计官，减轻聚敛的徭役。不要兴起大的罪案讼事，不重用急躁的人，务求清静安宁，保持深沉静默。传说：“大灾年的礼节，百官都设置但不治事。是讲要省事。”当今灾气像这样肆虐不止，美好的时刻总不来，这是皇上的灵意被歪曲，皇上的圣言被篡改。
这时正好郭皇后被废，谢绛陈说诗经？白华，引申后、褒女以的故事来讽谏，言辞非常恳切。调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兵部员外郎。上奏说“：近来用东西越来越奢侈，赏赐过度，宫中需要的费用，去年共计是四十五万缗钱。自今春到四月，则已有二十余万。早先下诏裁减节省费用，但官吏传达文书，只是去寻找咸平、景德时期的账簿。账簿没有保存下来，就不知怎么办。臣以为不如推近及远，逐年考察每年的费用来进行裁减，不一定要以咸平、景德年间的数字做标准。”
当初，皇上下诏停止纺织细密的花纹和在衣服背部刺绣，禁止人们穿用这样的衣服，并且说要从宫中开始实行。可不久给宫女们赏赐衣服时，却又向官府索取。又后苑制作玳瑁器，曾到市上索求龟筒。龟筒是禁物，民间不准拥有，可宫中索求不已。谢绛都建议废除。他又说“：号令多次改变就会伤害国体，是利是害如果偏听一方就会迷惑。请求的人务求各自的建议都能施行，而守管地方的人又深受意见不一的苦。请废除从内宫降旨的做法，所有诏令都由中书、枢密通过，然后才施行。”因此又奏上圣治箴五篇。
因父亲去世辞职，服丧完毕，进升为知制诰，后任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考测官员，过去只看有无职田，而不问多少，因此不公平。谢绛考查他们取田的实数，以多少做等级，那些有名无实的人都不用，人们认为这样方便。最初将判礼院的官员改叫知礼仪事，是从谢绛建议、请求后才开始的。
出使契丹，回朝后，请求任邓州知州。离州城一百二十里，有个美阳堰，引湍水灌溉官田。水来得远，水量又小，百姓沾不到利；在堰边筑新土做防堤，俗称为墩，大小墩又有几十个，一年坏多次，每次墩坏总要调百姓筑。奸人储蓄有筑墩用的柴草，为了人为制造急用柴草的时机，往往偷决河堰堤墩，百姓深受其苦。谢绛考查出历史上召信臣所建六门堰的遗迹，在距城三里的地方，它曾堵蓄河水注入钳庐陂，灌溉粮田多达三万顷。谢绛上奏请求批准重新修复此工程，说它可以免除州内人民每年的徭役，将水给予百姓，但未修成他就去世，年仅四十六岁。
谢绛因文学著名一时，他为人有修养、廉洁、宽和有涵容，所到之处，大兴学校，曾奏请在各郡建立学校。在河南修建国子学，教授学生，自远而来就学的有几百人。好接济族人，喜欢宾客，因此，死的时候，家无余财。著有文集五十卷。他的儿子有谢景初、谢景温、谢景平、谢景回。谢景平好学，著有诗书传说数十篇，最后官任秘书丞。谢景回死得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