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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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至滑水便桥之北，遣酋帅执矢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声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乃请返命。太宗谓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无所愧，何辄将兵入我畿县，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等请礼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还，必谓我惧。”乃遣囚之。太宗曰：“颉利闻我国家新有内难，又闻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众直至于此，谓我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自守，虏必纵兵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朕将独出，以示轻之，且耀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制服匈奴，在兹举矣。”遂单马而进，隔津与语，颉利莫能测。俄而六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请盟而退。
贞观初，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诏将军蔺謩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秘书监魏征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疬，山川阻深，兵运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破掠州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今若遣使，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从之，岭表悉定。侍臣奏言：“冯盎、谈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发一单使，岭外帖然。”太宗曰：“初，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征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乃赐征绢五百匹。
贞观四年， 有司上言： “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土多瘴疬，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竟不讨之。
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时太宗谓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有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伐高昌，及师次柳谷，候骑言：“高昌王麴文泰死，克日将葬，国人咸集，以二千轻骑袭之，可尽得也。”副将薛万均、姜行本皆以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恭行天诛。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遂按兵以待葬毕，然后进军，遂平其国。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朕未能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靺鞨搅扰之，何如？”房玄龄对曰：“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陵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太宗曰：“善！”
贞观十八年，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克平寇难，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惟陛下明略独断，卒并诛夷。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
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翻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识者是之。
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从太宗征高丽，诏道宗与李勣为前锋，及济辽水克盖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佥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议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可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李勣大然其议。乃率骁勇数百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勣因合击，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赏劳。道宗在阵损足，帝亲为针灸，赐以御膳。
太宗帝范曰：“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终以丧邦。何也？越习其威，徐忘其备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职也。”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重讨高丽。是时，房玄龄寝疾增剧，顾谓诸子曰：“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惟欲东讨高丽，主为国害。吾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遂上表谏曰：
臣闻兵恶不戢，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无远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卫，执戟行间。其后延陀鸱张，寻就夷灭，铁勒慕义，请置州县，沙漠已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涣于流沙，吐浑首鼠于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高丽历代逋诛，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杀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日，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万倍前王。此圣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
且陛下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于配天。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屈指而候驿，视景而望书，符应若神，筭无遗策。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文锋既振，则宫徵自谐；轻翰暂飞，则花葩竞发。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褒秋毫之善，解吞州之网。逆耳之谏必听，肤受之诉斯绝。好生之德，禁障塞于江湖；恶杀之仁，息鼓刀于屠肆。凫鹤荷稻粱之惠，犬马蒙帷盖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疮，登堂临魏征之柩。哭战亡之卒，则哀动六军；负填道之薪，则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尽心于庶狱。臣心识昏愦，岂足论圣功之深远，谈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备具，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
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谓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侍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必欲绝其种类，深恐兽穷则搏。且陛下每决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轊车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雪怨，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
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以保万代巍巍之名。发霈然之恩，降宽之大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豫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骨不朽。
太宗见表，叹曰：“此人危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虽谏不从，终为善策。
贞观二十二年，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充容徐氏上疏谏曰：
贞观已来，二十有余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帝，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公，小国之庸君，尚涂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祸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害，肆情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雨露之惠。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王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
夫珍玩技巧，为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窃见服玩鲜靡，如变化于自然，职贡奇珍，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亡衰乱之数，得失成败之机，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著，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成始，削轻过以添重德，择今是以替前非，则鸿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泰！
太宗甚善其言，特加优赐甚厚。
<b>译文</b>
武德九年冬天，突厥颉利、突利二位首领率领二十万士兵，长驱直入到渭水便桥以北。他们派将领执矢思力入朝面见皇帝，执矢思力虚张声势地说：“二位可汗一共有兵马百万之众，现在已到了京师。”唐太宗说：“我已与突厥和亲，你们如今却背叛我，我无所愧疚，而你们为什么兴师京城，还自夸强盛？我要先杀了你。”思力吓得连忙请求饶命。萧瑀、封德彝等大臣连忙劝止，建议对他以礼相待，并将他遣返回突厥。唐太宗执意不肯，说：“不行，如果把他遣返，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害怕了。”于是下令把他囚禁起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颉利听说大唐最近国内有难，又欺我刚刚继位。所以率军直逼长安城下，以为我不敢抵抗。我如果关闭城门自守，他们必定大肆践踏中原。局势是强是弱，在于今日的决策。我决定单独出城，以示对他们的轻视之意，并且炫耀我们的兵力，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使他们出其不意，挫败他们的计划，制伏匈奴，在此一举了。”话毕，便骑马来到突厥兵驻地，隔着河对他们喊话，让颉利摸不清虚实。不久，大唐六军相继到达，颉利看到大唐兵力如此强盛，又得知执矢思力被囚禁，因而异常惊恐，于是请求签定和约，并很快撤了军。
贞观初年，岭南各州县上奏告发高州统帅冯盎、谈殿起兵反叛，唐太宗下诏令将军蔺謩调动江南、岭南几十个州县的士兵讨伐。秘书监魏徵进谏劝止说：“中原刚刚获得太平，天下疮痍满目。岭南地区又多瘴疠，山川险阻，士兵行军非常困难，如果达不到预期目的，后悔就来不及了。并且，冯盎如果真的造反，必然使中原地区不得安宁，他可以勾结南方少数民族，分兵据守险要之地，攻城略地，设置州府。这么多年一直都有人上奏告他叛乱，为什么却不见他的一兵一卒攻出岭南呢？既然陛下还没派使者前去查明虚实，只听岭南地方官的一面之词，就去攻打他，恐怕不明智，现在如果派人去打探，弄清真相，必然不会兴师动众，还可以使他自己上朝述职。”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岭南地区于是避免了一次战火之灾。事后，一位侍臣上奏说：“冯盎和谈殿多年来一直相互作战，陛下只派了一个使者，就使岭南地区获得了太平。”唐太宗也说：“当初岭南的地方官盛传冯盎要叛乱，我决心讨伐。是魏徵上书劝阻了我，认为应该采取仁德的策略，不经过战争他必定会自己来朝说明情况。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不动一兵一卒而岭南获得安宁，其效果真是胜过十万大军的威力啊。”于是赏赐魏徵绢五百匹。
贞观四年，主管大臣报告说：“南方的林邑国，上疏的言辞不恭顺，请陛下发兵讨伐他们。”唐太宗说：“出兵讨伐破坏性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用，所以汉光武帝说：‘每次发兵都会使我的头发变白。’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苻坚自恃兵力强大，发誓要吞并晋朝，一次就出兵百万之众，结果一举而亡。隋炀帝也一定要攻破高丽，多年征战劳役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他终于死于小人之手。至于突厥颉利，几年来他多次进犯中原，部落成员被战事弄得疲惫不堪，终于也灭亡了。有这些前车之鉴，我怎能轻易出战呢？况且到南方作战，要翻越崇山峻岭，那里又流行瘴疠，如果士兵们被传染上，即使战胜了南蛮，又于事何补呢？何况，南蛮林邑只是在言语之间流露不满，又何必太在意呢？”于是决定不讨伐林邑。
贞观五年，康国请求归顺，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前代的帝王，很多都喜好疆域辽阔，以求为自己博得身后的虚名，这样做既对自己无益，也使百姓劳顿不堪。如果是对自己有益，但对老百姓有害的事情，我决不会做，何况是因为贪虚名而损害百姓的利益呢？康国如果归顺了我朝，他们有难我们就不得不援救。到那里要行军万里之遥，怎么可能不劳师动众呢？如果为求虚名而使士兵劳顿，我是不会情愿的。关于他们归顺的要求，我不接受。”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讨伐高昌，把兵士驻扎在柳谷，侦察说：“高昌王麹文泰听说大唐兵临城下，非常害怕，不知所措，不久就病发身亡。过些时候他将被安葬，高昌的国民将齐集在一起，到时候用两千骑兵去袭击，定能一举拿下。”副将薛万均、姜行本都赞同他的计策，侯君集却说：“皇上因为高昌骄傲轻慢，所以派我诛灭他们。如果趁他们国葬期间去偷袭，不足以表现大唐的威武，更不能表明我们是讨伐罪人的正义之师。”于是按兵不动，等他们葬礼结束了才出兵征讨，不久就平定了高昌。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北狄历来凶残，时常制造叛乱，现在薛延陀很不安分，应该早日处置他们。我仔细考虑了两个策略。选派十万精兵，讨伐虏获他们，铲除凶残丑恶之徒，可确保百年没有祸患，这是一策。另外，如果满足他们的请求，与之通婚，又将怎么样呢？我乃百姓的父母，如果可以有利于天下，出嫁一个女儿又何足惜！北狄的风俗，有很多和我们相同的地方，如果有了后代，就是我的外孙，他不会侵犯中原，这是肯定的。由此可确保边境三十年太平无事。这两个计策，哪一个好呢？”司空房玄龄说：“隋末大乱之后，中原百姓死伤过半，还没恢复元气，战争是很危险残酷的，圣明的人对此都很谨慎。和亲的策略，如果能实施，实在是万民之大幸啊。”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盖苏文杀害了他的主子，夺去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用大唐的兵力去平定他们并不难，如果我按兵不动，命令契丹、靺鞨去搅乱他们，怎么样？”房玄龄说：“我发现古代的国家，无不以强凌弱，以众克寡。现在，陛下含养天下苍生，将士骁勇善战，国力如此强盛却不实行武攻，这是化干戈为玉帛啊。过去汉武帝多次征讨匈奴，隋炀帝三次攻打辽东，国破家亡，由此产生。请陛下详察。”唐太宗说：“你说的不错。”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因为高丽国的莫离支弑杀君主，残暴地对待下属，所以和众大臣商议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谏说：“陛下神机妙算，平庸的人不能了解您的谋略，过去隋末天下纷争，陛下平定了贼寇，以及北狄对边境的侵犯。西方少数民族对大唐失礼，陛下要出兵打击，臣子们没有谁不苦苦劝阻。只有陛下圣明，远见卓识，一一诛死了异族。现在听说陛下要讨伐高丽，我感到很疑惑。然而陛下英明神勇，是隋代的君主无法相比的。可是，士兵们一旦渡过辽河，必须速战速决，万一有点闪失，不仅无法向远方异族显示朝廷的神威，陛下必定因此更加生气，再次兴师动众。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将出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上奏说：“陛下如果亲征辽东，皇太子现在又在定州监国，东西二京是国库重地，虽然都设有官府、兵库，只有兵士把守，但终归很空虚，辽东又路途遥远，恐怕会出现隋炀帝亲征高丽时，杨玄感趁机起兵围攻东都的变故。并且，高丽乃边远的小国，何劳陛下亲自征讨。如果取胜，也不足以显示大唐的神勇，倘若失败，岂不贻笑世人？我请求陛下委派良将去征讨，自然可将他们摧毁。”唐太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是他的建议赢得了当朝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许。
礼部尚书江夏人王道宗跟随唐太宗征伐高丽，唐太宗命王道宗和李为先锋。他们渡过辽水，攻克了盖牟城之后，敌军大举进攻，军中有人建议挖深沟以求保险，等唐太宗到了，再慢慢攻打他们。王道宗坚决反对，说：“不行，敌军远道而来，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们倚仗人马多，所以轻视我们。其实，一次战斗就可以摧毁他们。汉时，耿弇不把敌军留给汉光武帝处置。我们既然是先锋，就应当清除敌人，为陛下开路，等待他的到来。”李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于是王道宗率领几百名骁勇善战的骑兵，径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加上李的接应，左右出击，大败敌军。唐太宗不久赶来，对他们大加赞赏和犒劳。王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唐太宗亲自替他针灸治疗，还赐给他御膳。
唐太宗在他作的帝范一书里写道：“武器、铠甲是国家的凶器。即使疆域辽阔，穷兵黩武也会使民生凋敝。中原虽然平静，但忽略战备百姓就会懈怠。民生凋敝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懈怠更不是御敌的策略。武装既不可完全解除，又不可经常使用。因此百姓农闲时，应讲习武艺，以彰显大唐的威仪；三年练兵，以辨别等级位次。所以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每次见到青蛙，都要下车跪拜，他说：‘即使是青蛙也有一腔怨气啊。’他礼敬怒蛙，终于成其霸业。徐偃放弃武功，依赖文德，后来周穆命令楚侯将他灭掉。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越王加强武功，徐偃忘记战备。孔子说：‘不教民战事，是自我放弃，将国家拱手让给别人。’因此要知道，练习弓箭是为了安定天下，这就是用兵的作用。”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将征讨高丽，当时大臣房玄龄卧病在家，病情越来越重，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太平无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而陛下却要讨伐高丽，这是老百姓的隐患，我如果知道它的危害却不指出来，就会抱恨终生的。”于是上疏唐太宗：
我听说兵器不宜常用，而武力贵在消歇。当今，皇上的恩德泽被四方，无所不及。古代不能臣服的异族，陛下都使他们归顺了；古代不能够攻克的国家，陛下无不所向披靡。纵观历史，成为中原祸患的，首推突厥，而陛下却能运筹帷幄，不下朝堂，就使突厥大小可汗俯首称臣。充当宫禁的宿卫，持戟于行伍之间，后来延陀鸱张的乱世枭雄，也败于大唐的神威之下，铁勒讲求信义，于是朝廷在那里设置州县。大漠以北，再也没有战争的尘烟。至于高昌在流沙的叛乱，吐浑在积石进退不定，陛下只派遣了一个偏师，就将他们一一平定。高丽人历代叛乱，没有谁可以征服。陛下怪罪他们谋反作乱，杀死国君，鱼肉百姓，亲自统率六军，进伐辽东，向他们兴师问罪。不过一旬，就攻克辽东，前后俘虏的敌军，达到十万之多，把他们发配到各州充军，都人满为患。洗刷了过去的耻辱，掩埋了阵亡将士的遗骨。与古代帝王的功德相比，陛下胜过他们何止万倍。这是陛下都很清楚的，我不必多说。
陛下仁德散布四方，孝敬之德齐于高天。看到四邻外族将要灭亡，就能估算要几年的时间，因此，即便在万里之遥的边关也能决断军务。陛下决策于万里之外，却能稳操胜券。在士兵中提拔将士，在凡夫中选择俊才。即使是远方异族的一个使者，陛下也能过目不忘，更何况一个小官的名字，陛下只要询问一次就能记牢。陛下一箭可以射穿七札，六钧重的弓可以一下拉满，加之陛下喜欢阅读古代典籍，著述文章，书法超过钟繇、张芝，文笔胜过贾谊、司马相如。陛下文风劲健，作文章自然文采飞扬，下笔如神。陛下对百姓仁慈宽厚，对群臣注重礼数，能倾听逆耳的忠言，好生恶杀，禁止过度捕杀鱼类和牲畜，恩德普及自然万物。陛下不惜屈尊，亲自为被流箭射伤的大将军李思摩吮血，亲自到魏徵的灵堂祭拜，为战争中牺牲的将士痛哭，哀恸之情震动六军。还亲自背柴填充道路，此情足以感动天地。陛下重视黎民的生命，细心审察各种案件。我心智愚钝，有何资格谈论陛下的大恩大德、大仁大义，只是略表自己的无限爱戴崇敬之情罢了。
周易上写道：“知道前进也应知道后退，知道生存也应知道死亡，知道获得也应知道失去。”还写道：“知道前进和后退、生存和死亡的道理，而不失分寸尺度的，只有圣人啊。”因此，前进之中包含着后退的因素，生存之中隐藏着死亡的阴影，获得之中存在着失去的可能，我之所以为陛下担忧的原因，正在于此。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耻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困顿。”我认为，陛下的威名功德，已经很高了，开拓的疆域，已经够广阔了。高丽国，乃边远的异族，不可以用仁义对待他们，不可以用常理来要求他们。自古以来，把它当做鱼鳖来畜养，应该对它缓简略些，如果一定要灭绝这一族类，我非常担心，它会像野兽被逼得无路可走时那样拼死反扑。陛下每次处决死囚，一定要让三番五次地奏报，并且吃素食、停音乐，都是因为人命关天，感动了陛下的圣慈之心。况且，现在的士兵，没有谁有罪过，无缘无故让他们投身战火之中，使他们肝脑涂地，成为无家可归的冤魂：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望着灵车痛哭流涕，抱着尸骨捶胸顿足，这足以使山河失色，天怒人怨，实在是天底下最惨痛的事情啊。并且，兵器是凶险的用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动用。如果高丽失掉了臣子的礼节，陛下要诛杀它是可以的；如果它侵犯了百姓，陛下要灭掉它，也是可以的；如果因为它长期以来是中原的心腹之患，陛下要铲除它，也是可以的。如果其中有一个理由成立，哪怕一日杀一万个敌寇，也不值得内疚。可是现在三条罪状都不成立，却要给中原百姓增添无尽的痛苦和烦恼，对内为其旧主雪冤，对外为新罗报仇，这难道不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吗？
但愿陛下遵照老子“知止为足”的警戒，以确保万代崇高的美名。发恩降诏，顺天布泽，给高丽以改过自新的机会，烧掉战船，停止征兵，这样各民族人民自然庆幸，远近都得安宁。为臣年老多病，活不了几天了，遗憾的是不能对国家做出微薄的贡献。在此谨尽最后一点心意，权且作为为臣死后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如果陛下垂恩，听得进老臣临终的话，那么为臣死有何憾呢？
太宗看了这篇奏书，感叹道：“此人病危到这种地步还能为国家担忧。”虽然没有接纳，但还是认为他的意见是治国的善策。
贞观二十二年，朝廷战争频仍，又大兴土木，老百姓感到不堪重负。宫中的女官充容徐氏上疏说：
贞观以来，二十多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国家没有水旱之灾，百姓没有饥荒的祸患。过去，汉武帝沿用汉文帝休养生息的制度，但后来还是到泰山封禅，把功业敬告上天；齐桓公，是一个小国的平庸之君，也行封禅之事，以显示他们的文治武功。希望陛下不要居功自傲，有大功而不居，有大德而能让。亿万人民仰戴，仍未行告成的大典；云亭二山待谒，仍未肯亲行祭天的仪式。这样的功德，足以光辉万代，流芳永久。然而古人说：“天下虽然太平，但不可放纵情欲。”能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古来圣哲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就可以明白功业盛大的人容易骄傲，善始容易善终难，愿陛下使它容易保持。
我看见，近年来战火不断，东边有辽海之战，西边有昆丘之役，士兵、战马都苦不堪言，战船兵车也很艰难地在运转输送。并且征途迢迢，将士赴边和离开战场，都怀有生离死别的切肤之痛。并且路途坎坷，风高浪急，人员和粮米随时有葬身鱼腹的危险。一个农夫辛勤耕种，一年不过有几十担的收成，可一遇到翻船，顷刻间几百担粮食就会化为乌有。这就等于把有限的收成填入无边的大海，贪图未到手的胜利反而丢失了自己的人马。虽然铲除顽敌是国家的职责，但穷兵黩武，也是先哲们极力避免的。过去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可是却加速了他自身的灭亡；晋武帝拥有三方之地，却转眼败亡，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居功自傲、放弃仁德、轻视国家、图谋利益、忘记祸患、放纵恣情的结果吗？所以天地虽大也不能挽救其灭亡，劳苦百姓因无法生活而群起造反。因此，国土广袤并非就是国家安宁的保证，人民劳顿是国家动乱的源头，希望陛下对老百姓施加恩惠，减轻他们的劳役负担，让老百姓享受到朝廷恩德的雨露。
为妾又听说治政的根本贵在无为。私下以为土木工程不可连续不断地进行。北边门楼刚建好，就在南边建翠微宫，没过多久又要建玉华宫，这不只是浪费材料，对人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虽一再表示建筑要低标准力求俭约，还是需要伐木采石，即使用官费雇工，也不免烦扰百姓。要知道简陋的宫室和粗淡的茶饭是圣明的君主所安心受用的，而金碧辉煌的殿堂只有骄逸的君主才认为是美丽的。所以有道的君主是以休养生息使百姓安适；没有道德的君主是以淫乐享受来满足自己的情欲。但愿陛下使用民力有所节制，那么他们的力气就不会用完了，在用了力气之后给他们以休息的机会，那么他们心里就会感到高兴了。
珍奇的玩物和浮华的技巧就像是使国家败亡的刀斧，珠玉的摆设和华丽的服饰就像是使人心惑乱的毒酒。为妾发现陛下的衣服和玩物应有尽有，而且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别人进献的奇珍异宝玲珑剔透，犹如神仙制造的一般。虽说竞求华丽为时俗所难免，实际上却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尚。要知道漆器并不是产生叛离的东西，夏桀加以制造却导致了民心离叛，玉杯也不是招灾惹祸的东西，商纣加以使用却导致了国败身亡。经验证明，奢侈华丽的苗头，不可不加以遏制。再说创始时节俭，还唯恐其后流于奢侈，创始时就奢侈，那将如何制约后代？为妾伏地而想，陛下明察秋毫，高瞻远瞩，深入钻研古代典籍，虚心征询儒林学士。千王百代治乱安危的踪迹，兴衰存亡得失成败。的原因，无疑也已包含于心中，循环于眼前，为陛下所早已洞察，用不着为妾再说什么。只是知道这个道理并不困难，但实行起来却很不容易。往往是因为功业卓著而志趣骄逸，天下太平而贪图享乐。希望陛下克制己欲，善始慎终，改掉小毛病以光大道德，用今天的优点取代以前的过错，这样，陛下的英名就可以与日月齐辉，大业就可以与乾坤共存了！
太宗非常赞赏这些意见，特地厚加赏赐。
<b>评析</b>
对外战争，劳民伤财，一旦征战不利，则会大伤元气。贞观初年，太宗爱惜民力，对突厥推行和亲政策，维护边境安宁；后期执意征讨高丽，得不偿失。因此，战争的发动，尤须谨慎。
武德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至滑水便桥之北，遣酋帅执矢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声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乃请返命。太宗谓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无所愧，何辄将兵入我畿县，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等请礼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还，必谓我惧。”乃遣囚之。太宗曰：“颉利闻我国家新有内难，又闻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众直至于此，谓我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自守，虏必纵兵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朕将独出，以示轻之，且耀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制服匈奴，在兹举矣。”遂单马而进，隔津与语，颉利莫能测。俄而六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请盟而退。
贞观初，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诏将军蔺謩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秘书监魏征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疬，山川阻深，兵运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破掠州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今若遣使，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从之，岭表悉定。侍臣奏言：“冯盎、谈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发一单使，岭外帖然。”太宗曰：“初，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征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乃赐征绢五百匹。
贞观四年， 有司上言： “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土多瘴疬，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竟不讨之。
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时太宗谓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有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伐高昌，及师次柳谷，候骑言：“高昌王麴文泰死，克日将葬，国人咸集，以二千轻骑袭之，可尽得也。”副将薛万均、姜行本皆以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恭行天诛。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遂按兵以待葬毕，然后进军，遂平其国。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朕未能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靺鞨搅扰之，何如？”房玄龄对曰：“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陵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太宗曰：“善！”
贞观十八年，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克平寇难，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惟陛下明略独断，卒并诛夷。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
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翻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识者是之。
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从太宗征高丽，诏道宗与李勣为前锋，及济辽水克盖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佥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议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可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李勣大然其议。乃率骁勇数百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勣因合击，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赏劳。道宗在阵损足，帝亲为针灸，赐以御膳。
太宗帝范曰：“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终以丧邦。何也？越习其威，徐忘其备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职也。”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重讨高丽。是时，房玄龄寝疾增剧，顾谓诸子曰：“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惟欲东讨高丽，主为国害。吾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遂上表谏曰：
臣闻兵恶不戢，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无远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卫，执戟行间。其后延陀鸱张，寻就夷灭，铁勒慕义，请置州县，沙漠已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涣于流沙，吐浑首鼠于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高丽历代逋诛，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杀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日，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万倍前王。此圣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
且陛下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于配天。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屈指而候驿，视景而望书，符应若神，筭无遗策。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文锋既振，则宫徵自谐；轻翰暂飞，则花葩竞发。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褒秋毫之善，解吞州之网。逆耳之谏必听，肤受之诉斯绝。好生之德，禁障塞于江湖；恶杀之仁，息鼓刀于屠肆。凫鹤荷稻粱之惠，犬马蒙帷盖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疮，登堂临魏征之柩。哭战亡之卒，则哀动六军；负填道之薪，则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尽心于庶狱。臣心识昏愦，岂足论圣功之深远，谈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备具，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
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谓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侍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必欲绝其种类，深恐兽穷则搏。且陛下每决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轊车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雪怨，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
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以保万代巍巍之名。发霈然之恩，降宽之大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豫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骨不朽。
太宗见表，叹曰：“此人危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虽谏不从，终为善策。
贞观二十二年，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充容徐氏上疏谏曰：
贞观已来，二十有余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帝，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公，小国之庸君，尚涂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祸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害，肆情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雨露之惠。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王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
夫珍玩技巧，为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窃见服玩鲜靡，如变化于自然，职贡奇珍，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亡衰乱之数，得失成败之机，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著，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成始，削轻过以添重德，择今是以替前非，则鸿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泰！
太宗甚善其言，特加优赐甚厚。
<b>译文</b>
武德九年冬天，突厥颉利、突利二位首领率领二十万士兵，长驱直入到渭水便桥以北。他们派将领执矢思力入朝面见皇帝，执矢思力虚张声势地说：“二位可汗一共有兵马百万之众，现在已到了京师。”唐太宗说：“我已与突厥和亲，你们如今却背叛我，我无所愧疚，而你们为什么兴师京城，还自夸强盛？我要先杀了你。”思力吓得连忙请求饶命。萧瑀、封德彝等大臣连忙劝止，建议对他以礼相待，并将他遣返回突厥。唐太宗执意不肯，说：“不行，如果把他遣返，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害怕了。”于是下令把他囚禁起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颉利听说大唐最近国内有难，又欺我刚刚继位。所以率军直逼长安城下，以为我不敢抵抗。我如果关闭城门自守，他们必定大肆践踏中原。局势是强是弱，在于今日的决策。我决定单独出城，以示对他们的轻视之意，并且炫耀我们的兵力，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使他们出其不意，挫败他们的计划，制伏匈奴，在此一举了。”话毕，便骑马来到突厥兵驻地，隔着河对他们喊话，让颉利摸不清虚实。不久，大唐六军相继到达，颉利看到大唐兵力如此强盛，又得知执矢思力被囚禁，因而异常惊恐，于是请求签定和约，并很快撤了军。
贞观初年，岭南各州县上奏告发高州统帅冯盎、谈殿起兵反叛，唐太宗下诏令将军蔺謩调动江南、岭南几十个州县的士兵讨伐。秘书监魏徵进谏劝止说：“中原刚刚获得太平，天下疮痍满目。岭南地区又多瘴疠，山川险阻，士兵行军非常困难，如果达不到预期目的，后悔就来不及了。并且，冯盎如果真的造反，必然使中原地区不得安宁，他可以勾结南方少数民族，分兵据守险要之地，攻城略地，设置州府。这么多年一直都有人上奏告他叛乱，为什么却不见他的一兵一卒攻出岭南呢？既然陛下还没派使者前去查明虚实，只听岭南地方官的一面之词，就去攻打他，恐怕不明智，现在如果派人去打探，弄清真相，必然不会兴师动众，还可以使他自己上朝述职。”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岭南地区于是避免了一次战火之灾。事后，一位侍臣上奏说：“冯盎和谈殿多年来一直相互作战，陛下只派了一个使者，就使岭南地区获得了太平。”唐太宗也说：“当初岭南的地方官盛传冯盎要叛乱，我决心讨伐。是魏徵上书劝阻了我，认为应该采取仁德的策略，不经过战争他必定会自己来朝说明情况。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不动一兵一卒而岭南获得安宁，其效果真是胜过十万大军的威力啊。”于是赏赐魏徵绢五百匹。
贞观四年，主管大臣报告说：“南方的林邑国，上疏的言辞不恭顺，请陛下发兵讨伐他们。”唐太宗说：“出兵讨伐破坏性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用，所以汉光武帝说：‘每次发兵都会使我的头发变白。’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苻坚自恃兵力强大，发誓要吞并晋朝，一次就出兵百万之众，结果一举而亡。隋炀帝也一定要攻破高丽，多年征战劳役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他终于死于小人之手。至于突厥颉利，几年来他多次进犯中原，部落成员被战事弄得疲惫不堪，终于也灭亡了。有这些前车之鉴，我怎能轻易出战呢？况且到南方作战，要翻越崇山峻岭，那里又流行瘴疠，如果士兵们被传染上，即使战胜了南蛮，又于事何补呢？何况，南蛮林邑只是在言语之间流露不满，又何必太在意呢？”于是决定不讨伐林邑。
贞观五年，康国请求归顺，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前代的帝王，很多都喜好疆域辽阔，以求为自己博得身后的虚名，这样做既对自己无益，也使百姓劳顿不堪。如果是对自己有益，但对老百姓有害的事情，我决不会做，何况是因为贪虚名而损害百姓的利益呢？康国如果归顺了我朝，他们有难我们就不得不援救。到那里要行军万里之遥，怎么可能不劳师动众呢？如果为求虚名而使士兵劳顿，我是不会情愿的。关于他们归顺的要求，我不接受。”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讨伐高昌，把兵士驻扎在柳谷，侦察说：“高昌王麹文泰听说大唐兵临城下，非常害怕，不知所措，不久就病发身亡。过些时候他将被安葬，高昌的国民将齐集在一起，到时候用两千骑兵去袭击，定能一举拿下。”副将薛万均、姜行本都赞同他的计策，侯君集却说：“皇上因为高昌骄傲轻慢，所以派我诛灭他们。如果趁他们国葬期间去偷袭，不足以表现大唐的威武，更不能表明我们是讨伐罪人的正义之师。”于是按兵不动，等他们葬礼结束了才出兵征讨，不久就平定了高昌。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北狄历来凶残，时常制造叛乱，现在薛延陀很不安分，应该早日处置他们。我仔细考虑了两个策略。选派十万精兵，讨伐虏获他们，铲除凶残丑恶之徒，可确保百年没有祸患，这是一策。另外，如果满足他们的请求，与之通婚，又将怎么样呢？我乃百姓的父母，如果可以有利于天下，出嫁一个女儿又何足惜！北狄的风俗，有很多和我们相同的地方，如果有了后代，就是我的外孙，他不会侵犯中原，这是肯定的。由此可确保边境三十年太平无事。这两个计策，哪一个好呢？”司空房玄龄说：“隋末大乱之后，中原百姓死伤过半，还没恢复元气，战争是很危险残酷的，圣明的人对此都很谨慎。和亲的策略，如果能实施，实在是万民之大幸啊。”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盖苏文杀害了他的主子，夺去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用大唐的兵力去平定他们并不难，如果我按兵不动，命令契丹、靺鞨去搅乱他们，怎么样？”房玄龄说：“我发现古代的国家，无不以强凌弱，以众克寡。现在，陛下含养天下苍生，将士骁勇善战，国力如此强盛却不实行武攻，这是化干戈为玉帛啊。过去汉武帝多次征讨匈奴，隋炀帝三次攻打辽东，国破家亡，由此产生。请陛下详察。”唐太宗说：“你说的不错。”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因为高丽国的莫离支弑杀君主，残暴地对待下属，所以和众大臣商议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谏说：“陛下神机妙算，平庸的人不能了解您的谋略，过去隋末天下纷争，陛下平定了贼寇，以及北狄对边境的侵犯。西方少数民族对大唐失礼，陛下要出兵打击，臣子们没有谁不苦苦劝阻。只有陛下圣明，远见卓识，一一诛死了异族。现在听说陛下要讨伐高丽，我感到很疑惑。然而陛下英明神勇，是隋代的君主无法相比的。可是，士兵们一旦渡过辽河，必须速战速决，万一有点闪失，不仅无法向远方异族显示朝廷的神威，陛下必定因此更加生气，再次兴师动众。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将出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上奏说：“陛下如果亲征辽东，皇太子现在又在定州监国，东西二京是国库重地，虽然都设有官府、兵库，只有兵士把守，但终归很空虚，辽东又路途遥远，恐怕会出现隋炀帝亲征高丽时，杨玄感趁机起兵围攻东都的变故。并且，高丽乃边远的小国，何劳陛下亲自征讨。如果取胜，也不足以显示大唐的神勇，倘若失败，岂不贻笑世人？我请求陛下委派良将去征讨，自然可将他们摧毁。”唐太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是他的建议赢得了当朝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许。
礼部尚书江夏人王道宗跟随唐太宗征伐高丽，唐太宗命王道宗和李为先锋。他们渡过辽水，攻克了盖牟城之后，敌军大举进攻，军中有人建议挖深沟以求保险，等唐太宗到了，再慢慢攻打他们。王道宗坚决反对，说：“不行，敌军远道而来，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们倚仗人马多，所以轻视我们。其实，一次战斗就可以摧毁他们。汉时，耿弇不把敌军留给汉光武帝处置。我们既然是先锋，就应当清除敌人，为陛下开路，等待他的到来。”李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于是王道宗率领几百名骁勇善战的骑兵，径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加上李的接应，左右出击，大败敌军。唐太宗不久赶来，对他们大加赞赏和犒劳。王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唐太宗亲自替他针灸治疗，还赐给他御膳。
唐太宗在他作的帝范一书里写道：“武器、铠甲是国家的凶器。即使疆域辽阔，穷兵黩武也会使民生凋敝。中原虽然平静，但忽略战备百姓就会懈怠。民生凋敝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懈怠更不是御敌的策略。武装既不可完全解除，又不可经常使用。因此百姓农闲时，应讲习武艺，以彰显大唐的威仪；三年练兵，以辨别等级位次。所以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每次见到青蛙，都要下车跪拜，他说：‘即使是青蛙也有一腔怨气啊。’他礼敬怒蛙，终于成其霸业。徐偃放弃武功，依赖文德，后来周穆命令楚侯将他灭掉。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越王加强武功，徐偃忘记战备。孔子说：‘不教民战事，是自我放弃，将国家拱手让给别人。’因此要知道，练习弓箭是为了安定天下，这就是用兵的作用。”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将征讨高丽，当时大臣房玄龄卧病在家，病情越来越重，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太平无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而陛下却要讨伐高丽，这是老百姓的隐患，我如果知道它的危害却不指出来，就会抱恨终生的。”于是上疏唐太宗：
我听说兵器不宜常用，而武力贵在消歇。当今，皇上的恩德泽被四方，无所不及。古代不能臣服的异族，陛下都使他们归顺了；古代不能够攻克的国家，陛下无不所向披靡。纵观历史，成为中原祸患的，首推突厥，而陛下却能运筹帷幄，不下朝堂，就使突厥大小可汗俯首称臣。充当宫禁的宿卫，持戟于行伍之间，后来延陀鸱张的乱世枭雄，也败于大唐的神威之下，铁勒讲求信义，于是朝廷在那里设置州县。大漠以北，再也没有战争的尘烟。至于高昌在流沙的叛乱，吐浑在积石进退不定，陛下只派遣了一个偏师，就将他们一一平定。高丽人历代叛乱，没有谁可以征服。陛下怪罪他们谋反作乱，杀死国君，鱼肉百姓，亲自统率六军，进伐辽东，向他们兴师问罪。不过一旬，就攻克辽东，前后俘虏的敌军，达到十万之多，把他们发配到各州充军，都人满为患。洗刷了过去的耻辱，掩埋了阵亡将士的遗骨。与古代帝王的功德相比，陛下胜过他们何止万倍。这是陛下都很清楚的，我不必多说。
陛下仁德散布四方，孝敬之德齐于高天。看到四邻外族将要灭亡，就能估算要几年的时间，因此，即便在万里之遥的边关也能决断军务。陛下决策于万里之外，却能稳操胜券。在士兵中提拔将士，在凡夫中选择俊才。即使是远方异族的一个使者，陛下也能过目不忘，更何况一个小官的名字，陛下只要询问一次就能记牢。陛下一箭可以射穿七札，六钧重的弓可以一下拉满，加之陛下喜欢阅读古代典籍，著述文章，书法超过钟繇、张芝，文笔胜过贾谊、司马相如。陛下文风劲健，作文章自然文采飞扬，下笔如神。陛下对百姓仁慈宽厚，对群臣注重礼数，能倾听逆耳的忠言，好生恶杀，禁止过度捕杀鱼类和牲畜，恩德普及自然万物。陛下不惜屈尊，亲自为被流箭射伤的大将军李思摩吮血，亲自到魏徵的灵堂祭拜，为战争中牺牲的将士痛哭，哀恸之情震动六军。还亲自背柴填充道路，此情足以感动天地。陛下重视黎民的生命，细心审察各种案件。我心智愚钝，有何资格谈论陛下的大恩大德、大仁大义，只是略表自己的无限爱戴崇敬之情罢了。
周易上写道：“知道前进也应知道后退，知道生存也应知道死亡，知道获得也应知道失去。”还写道：“知道前进和后退、生存和死亡的道理，而不失分寸尺度的，只有圣人啊。”因此，前进之中包含着后退的因素，生存之中隐藏着死亡的阴影，获得之中存在着失去的可能，我之所以为陛下担忧的原因，正在于此。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耻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困顿。”我认为，陛下的威名功德，已经很高了，开拓的疆域，已经够广阔了。高丽国，乃边远的异族，不可以用仁义对待他们，不可以用常理来要求他们。自古以来，把它当做鱼鳖来畜养，应该对它缓简略些，如果一定要灭绝这一族类，我非常担心，它会像野兽被逼得无路可走时那样拼死反扑。陛下每次处决死囚，一定要让三番五次地奏报，并且吃素食、停音乐，都是因为人命关天，感动了陛下的圣慈之心。况且，现在的士兵，没有谁有罪过，无缘无故让他们投身战火之中，使他们肝脑涂地，成为无家可归的冤魂：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望着灵车痛哭流涕，抱着尸骨捶胸顿足，这足以使山河失色，天怒人怨，实在是天底下最惨痛的事情啊。并且，兵器是凶险的用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动用。如果高丽失掉了臣子的礼节，陛下要诛杀它是可以的；如果它侵犯了百姓，陛下要灭掉它，也是可以的；如果因为它长期以来是中原的心腹之患，陛下要铲除它，也是可以的。如果其中有一个理由成立，哪怕一日杀一万个敌寇，也不值得内疚。可是现在三条罪状都不成立，却要给中原百姓增添无尽的痛苦和烦恼，对内为其旧主雪冤，对外为新罗报仇，这难道不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吗？
但愿陛下遵照老子“知止为足”的警戒，以确保万代崇高的美名。发恩降诏，顺天布泽，给高丽以改过自新的机会，烧掉战船，停止征兵，这样各民族人民自然庆幸，远近都得安宁。为臣年老多病，活不了几天了，遗憾的是不能对国家做出微薄的贡献。在此谨尽最后一点心意，权且作为为臣死后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如果陛下垂恩，听得进老臣临终的话，那么为臣死有何憾呢？
太宗看了这篇奏书，感叹道：“此人病危到这种地步还能为国家担忧。”虽然没有接纳，但还是认为他的意见是治国的善策。
贞观二十二年，朝廷战争频仍，又大兴土木，老百姓感到不堪重负。宫中的女官充容徐氏上疏说：
贞观以来，二十多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国家没有水旱之灾，百姓没有饥荒的祸患。过去，汉武帝沿用汉文帝休养生息的制度，但后来还是到泰山封禅，把功业敬告上天；齐桓公，是一个小国的平庸之君，也行封禅之事，以显示他们的文治武功。希望陛下不要居功自傲，有大功而不居，有大德而能让。亿万人民仰戴，仍未行告成的大典；云亭二山待谒，仍未肯亲行祭天的仪式。这样的功德，足以光辉万代，流芳永久。然而古人说：“天下虽然太平，但不可放纵情欲。”能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古来圣哲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就可以明白功业盛大的人容易骄傲，善始容易善终难，愿陛下使它容易保持。
我看见，近年来战火不断，东边有辽海之战，西边有昆丘之役，士兵、战马都苦不堪言，战船兵车也很艰难地在运转输送。并且征途迢迢，将士赴边和离开战场，都怀有生离死别的切肤之痛。并且路途坎坷，风高浪急，人员和粮米随时有葬身鱼腹的危险。一个农夫辛勤耕种，一年不过有几十担的收成，可一遇到翻船，顷刻间几百担粮食就会化为乌有。这就等于把有限的收成填入无边的大海，贪图未到手的胜利反而丢失了自己的人马。虽然铲除顽敌是国家的职责，但穷兵黩武，也是先哲们极力避免的。过去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可是却加速了他自身的灭亡；晋武帝拥有三方之地，却转眼败亡，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居功自傲、放弃仁德、轻视国家、图谋利益、忘记祸患、放纵恣情的结果吗？所以天地虽大也不能挽救其灭亡，劳苦百姓因无法生活而群起造反。因此，国土广袤并非就是国家安宁的保证，人民劳顿是国家动乱的源头，希望陛下对老百姓施加恩惠，减轻他们的劳役负担，让老百姓享受到朝廷恩德的雨露。
为妾又听说治政的根本贵在无为。私下以为土木工程不可连续不断地进行。北边门楼刚建好，就在南边建翠微宫，没过多久又要建玉华宫，这不只是浪费材料，对人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虽一再表示建筑要低标准力求俭约，还是需要伐木采石，即使用官费雇工，也不免烦扰百姓。要知道简陋的宫室和粗淡的茶饭是圣明的君主所安心受用的，而金碧辉煌的殿堂只有骄逸的君主才认为是美丽的。所以有道的君主是以休养生息使百姓安适；没有道德的君主是以淫乐享受来满足自己的情欲。但愿陛下使用民力有所节制，那么他们的力气就不会用完了，在用了力气之后给他们以休息的机会，那么他们心里就会感到高兴了。
珍奇的玩物和浮华的技巧就像是使国家败亡的刀斧，珠玉的摆设和华丽的服饰就像是使人心惑乱的毒酒。为妾发现陛下的衣服和玩物应有尽有，而且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别人进献的奇珍异宝玲珑剔透，犹如神仙制造的一般。虽说竞求华丽为时俗所难免，实际上却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尚。要知道漆器并不是产生叛离的东西，夏桀加以制造却导致了民心离叛，玉杯也不是招灾惹祸的东西，商纣加以使用却导致了国败身亡。经验证明，奢侈华丽的苗头，不可不加以遏制。再说创始时节俭，还唯恐其后流于奢侈，创始时就奢侈，那将如何制约后代？为妾伏地而想，陛下明察秋毫，高瞻远瞩，深入钻研古代典籍，虚心征询儒林学士。千王百代治乱安危的踪迹，兴衰存亡得失成败。的原因，无疑也已包含于心中，循环于眼前，为陛下所早已洞察，用不着为妾再说什么。只是知道这个道理并不困难，但实行起来却很不容易。往往是因为功业卓著而志趣骄逸，天下太平而贪图享乐。希望陛下克制己欲，善始慎终，改掉小毛病以光大道德，用今天的优点取代以前的过错，这样，陛下的英名就可以与日月齐辉，大业就可以与乾坤共存了！
太宗非常赞赏这些意见，特地厚加赏赐。
<b>评析</b>
对外战争，劳民伤财，一旦征战不利，则会大伤元气。贞观初年，太宗爱惜民力，对突厥推行和亲政策，维护边境安宁；后期执意征讨高丽，得不偿失。因此，战争的发动，尤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