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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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白纸黑字，没有第二国文字，显然有明显的针对性。德国人的直率让考察团的所有成员像做了什么亏心事，瞄了一眼布告后就溜到一边去了。杜局长，也是考察团的团长，把庞处长叫到一边，说了几句。庞处长点点头，叫过翻译，直奔服务台去了。服务台里面只有刚才那个擦痰的中年妇女。庞处长对翻译说，你对她讲，由于我们的某些习惯给酒店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真诚道歉，但对酒店的刻意讽刺我们表示抗议，如果不立即取下布告，我们将向有关机构投诉。中年妇女听明白之后，拿起电话说了一通，放下电话后，她对翻译说了几句。翻译说，她说酒店很难适应你们的某些习惯，如果能够暂时克服，我们可以取下布告，并欢迎你们继续住在这里。庞处长代表大家做出了承诺，中年妇女将布告取下。一场风波过去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给我第三个强烈刺激的是德国人的守时。按照计划安排，在考察团到德国后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德国工业培训协会主席要会见考察团成员一行。在第一天就发给我们的计划安排表上写明，一点三十分协会国际部主任菲妮女士来酒店接考察团成员，会见地点是工业培训协会总部，会见时间从两点到三点。菲妮女士在一点二十八分出现在酒店大厅时，考察团成员还有五个人没有下来，其中包括考察团的团长，我们的最高领导杜局长。庞处长让我赶紧打电话去催。有两个人的房间没有人接电话，说明人已经离开房间，有三个人接了电话，两个表示马上下来，一个说还得等一会儿，他正在方便。这个正在方便的人就是杜局长。在超过约定时间五分钟后，菲妮女士看了眼表，对翻译说了几句什么。翻译对副团长，也就是我们的张局长说，她的意思是不能再等，要马上出发。张局长让翻译告诉她，一定要等团长下来，没有团长带队，考察团不能去见协会主席。团长马上就方便完了，请再等一等。菲妮女士非常抱歉地说，既然这样，这次会见只好取消。因为方便的问题是个人应该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内解决，现在是大家的时间，任何人无权浪费。等翻译说完她的意思之后，没等张局长再解释，她就转身走了。包括张局长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眼睁睁地看着菲妮女士消失在大门外。有人骂了一句，德国鬼子真他妈邪门儿，晚几分钟怎么了？我却被震动了，菲妮女士消失的身影不仅仅是拒绝安排这次会见，而且是拒绝接受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拖沓作风。这次尴尬的拒绝之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守时在这块土地上的重要性，再也没有人迟到了。杜局长在后来的告别宴会上，就这件事真诚地向协会主席和菲妮女士道歉。他们表示欣然接受，并希望各位回到中国后像在德国一样守时。
给我第四个强烈刺激的是德国人的认真精神。全面了解德国的现代职业培训情况是考察团的主要任务。工业培训协会为此组成了以卡因博士为首的五人小组，安排了七个整天，讲授德国的职业培训发展历史、职业培训在德国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德国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双轨制教育体制、模块式职业培训方法、德国终身教育体制等。在专家们的介绍下，考察团成员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烈，所提问题也越来越具体，从历史到现实，从观念到操作方法，无所不包。有的问题是德国专家无法理解的，解释起来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比如，如何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提问题的人首先要为德国专家详细解释什么是“要我学”和“我要学”等专家终于弄明白之后，回答却是这个问题在德国不存在。因为在德国如果自己不积极主动地接受职业培训，很可能找不到饭碗。老板不会雇佣没有职业技能的人，更不会雇佣没有学习欲望的人。专家建议中国的企业将没有学习欲望的人解雇，让这些人去领失业救济金，过最底层的生活。专家对企业求着职工接受培训的事感到不可思议。当然，德国专家的建议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考察团成员只好一笑了之。有的问题德国专家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就会拼命找资料，或者和同行讨论，一定要对所提问题给予圆满答复。
那是在卡因博士介绍模块式教材时，我提出了在组织编写教材时遇到的一个颇为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种技能如何在其他模块中得到认定。一个模块可能会包含若干种技能，学习一个模块就要学习模块中所包含的全部技能，但某些基本技能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模块中，在学习乙模块时，要不要对在甲模块的学习中已掌握的同一种技能进行认定。卡因博士明白了我的问题，就是在保证培训质量的前提下能否有效降低培训成本。博士的讲义里没有现成的答案，他让大家稍候，离开讲台去找资料。十几分钟后，他抱着一摞书回来了，以飞快的速度翻阅着。全部翻完之后，他抱歉地说，他要请他的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说完他又消失了。几分钟之后，他找来了两个专家，三个人讨论了一会儿，卡因博士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认定是不成立的，一个模块所包含的若干种技能，必须要全部学习，不能因为过去学过就可以免学，因为不同的模块对技能的要求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用甲来代替乙。
对博士的解释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认为，每一种技能可以按照程度分成若干个级别，当不同的模块对同一种技能的要求是同一级别或低于同一级别时，应该得到认定，否则会造成培训资源的浪费。
卡因博士对我的看法持保留意见，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支持。不过有一位专家认为我的观点很有新意，建议我可以就此写一篇论文，他负责推荐给德国工业培训协会主办的工业培训杂志上发表。杜团长建议我们的讨论可以打住了，请卡因博士继续讲课。卡因博士在继续开讲前说，宋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推荐给大学，并拿出一百万马克资助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如果有证据支持宋先生的观点，模块式职业培训理论将得到有益补充。我的心被卡因博士捏了一把，激动得欢蹦乱跳，一百万马克就研究这么一个小问题，德国人真是疯了。
给我第五个强烈刺激的是一个清道夫。这个在街上扫地的清道夫和我没有进行任何直接的交流，他只不过在做着自己的事。那是在一条有五米宽的步行街上，路面是用褐色岩石铺的，大概有几个世纪了，坑坑洼洼的，绝对谈不上平坦。两边是店铺，中间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正午时分，清道夫——一个地道的德国中年男人挎着清洁箱在一板一眼地扫地。我站的地方离他不到两米远，一下子就被他的专注神情吸引住了。这个清道夫似乎不是在扫地，而是在做着天底下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重要，所以他的表情极为庄重，挥动扫帚的双臂极有韵律感。我在许多地方见过清道夫，没有谁能留住我的目光。只有这个德国清道夫，像磁铁一般吸引了我。忽然，他站住了，蹲下身子，从石缝中揪出一根长发。我看得一清二楚，是一根金黄色的长发。清道夫像是得到一件宝贝似的，对着长发一笑，将这根头发扔进了清洁箱。我被震撼了，一个国家的清道夫都如此敬业，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强大呢？
和上面的所有刺激相比，让我感受最深，以致险些让我离团留在德国的，是我的大学校友马雪兰带给我的。马雪兰是杨倩的同学，都是学生物的，我和她的惟一接触就是去生物系还书，杨倩为了和我认识，故意将马雪兰的书落在了阅览室，结果闹出了笑话。要不是在奔驰公司培训中心和马雪兰偶然相遇，恐怕我这辈子也不会想起还认识一个叫马雪兰的人。
那天考察团一行来到奔驰公司培训中心，听几个培训项目主管介绍培训情况。最后一个上来介绍维修人员培训的是个名叫汉娜的中国人。我开始并没有在意，因为我担负着撰写考察报告的重任，无论是听讲座还是参观考察，我都十分注意记笔记。我设想将来的考察报告可能是一部著作，虽然著作的主编、副主编、执行主编要分别落上杜局长、张局长和庞处长的名字，但执笔是我的名字。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谁对这本书的贡献最大。我搜集的素材加上我的思考，足可以写出一部对职业培训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
汉娜用流利的中文介绍起来，猛一听，我好像被电了一下，再仔细一看，眼前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孔瞬间穿越记忆时空，定格在北京大学生物系的阶梯教室。我险些叫出声来：“马雪兰！”马雪兰显然也认出我来了，冲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的思维变混乱了。德国人汉娜，中国人马雪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符号记载的竟是同一个人。和学生时代的马雪兰相比，眼前的汉娜显出了职业女性的丰采。我记得那时她戴着一副黄色塑料框的小眼镜，瘦瘦的，是个不起眼的小女生。眼前这个丰采照人的职业女性，戴着一副无边金架眼镜，丰腴适度，白皙光洁，除了面孔还有当年那个小女生的一点点影子之外，其他的一切都被改变了。我对和她是否相认产生了犹豫，过去仅仅是被杨倩的恶作剧耍了一把，实在没有什么历史素材可挖。两个陌生人曾经擦肩而过，这次只不过是历史的重现，相认不相认是无所谓的事。
布告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白纸黑字，没有第二国文字，显然有明显的针对性。德国人的直率让考察团的所有成员像做了什么亏心事，瞄了一眼布告后就溜到一边去了。杜局长，也是考察团的团长，把庞处长叫到一边，说了几句。庞处长点点头，叫过翻译，直奔服务台去了。服务台里面只有刚才那个擦痰的中年妇女。庞处长对翻译说，你对她讲，由于我们的某些习惯给酒店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真诚道歉，但对酒店的刻意讽刺我们表示抗议，如果不立即取下布告，我们将向有关机构投诉。中年妇女听明白之后，拿起电话说了一通，放下电话后，她对翻译说了几句。翻译说，她说酒店很难适应你们的某些习惯，如果能够暂时克服，我们可以取下布告，并欢迎你们继续住在这里。庞处长代表大家做出了承诺，中年妇女将布告取下。一场风波过去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给我第三个强烈刺激的是德国人的守时。按照计划安排，在考察团到德国后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德国工业培训协会主席要会见考察团成员一行。在第一天就发给我们的计划安排表上写明，一点三十分协会国际部主任菲妮女士来酒店接考察团成员，会见地点是工业培训协会总部，会见时间从两点到三点。菲妮女士在一点二十八分出现在酒店大厅时，考察团成员还有五个人没有下来，其中包括考察团的团长，我们的最高领导杜局长。庞处长让我赶紧打电话去催。有两个人的房间没有人接电话，说明人已经离开房间，有三个人接了电话，两个表示马上下来，一个说还得等一会儿，他正在方便。这个正在方便的人就是杜局长。在超过约定时间五分钟后，菲妮女士看了眼表，对翻译说了几句什么。翻译对副团长，也就是我们的张局长说，她的意思是不能再等，要马上出发。张局长让翻译告诉她，一定要等团长下来，没有团长带队，考察团不能去见协会主席。团长马上就方便完了，请再等一等。菲妮女士非常抱歉地说，既然这样，这次会见只好取消。因为方便的问题是个人应该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内解决，现在是大家的时间，任何人无权浪费。等翻译说完她的意思之后，没等张局长再解释，她就转身走了。包括张局长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眼睁睁地看着菲妮女士消失在大门外。有人骂了一句，德国鬼子真他妈邪门儿，晚几分钟怎么了？我却被震动了，菲妮女士消失的身影不仅仅是拒绝安排这次会见，而且是拒绝接受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拖沓作风。这次尴尬的拒绝之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守时在这块土地上的重要性，再也没有人迟到了。杜局长在后来的告别宴会上，就这件事真诚地向协会主席和菲妮女士道歉。他们表示欣然接受，并希望各位回到中国后像在德国一样守时。
给我第四个强烈刺激的是德国人的认真精神。全面了解德国的现代职业培训情况是考察团的主要任务。工业培训协会为此组成了以卡因博士为首的五人小组，安排了七个整天，讲授德国的职业培训发展历史、职业培训在德国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德国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双轨制教育体制、模块式职业培训方法、德国终身教育体制等。在专家们的介绍下，考察团成员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烈，所提问题也越来越具体，从历史到现实，从观念到操作方法，无所不包。有的问题是德国专家无法理解的，解释起来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比如，如何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提问题的人首先要为德国专家详细解释什么是“要我学”和“我要学”等专家终于弄明白之后，回答却是这个问题在德国不存在。因为在德国如果自己不积极主动地接受职业培训，很可能找不到饭碗。老板不会雇佣没有职业技能的人，更不会雇佣没有学习欲望的人。专家建议中国的企业将没有学习欲望的人解雇，让这些人去领失业救济金，过最底层的生活。专家对企业求着职工接受培训的事感到不可思议。当然，德国专家的建议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考察团成员只好一笑了之。有的问题德国专家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就会拼命找资料，或者和同行讨论，一定要对所提问题给予圆满答复。
那是在卡因博士介绍模块式教材时，我提出了在组织编写教材时遇到的一个颇为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种技能如何在其他模块中得到认定。一个模块可能会包含若干种技能，学习一个模块就要学习模块中所包含的全部技能，但某些基本技能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模块中，在学习乙模块时，要不要对在甲模块的学习中已掌握的同一种技能进行认定。卡因博士明白了我的问题，就是在保证培训质量的前提下能否有效降低培训成本。博士的讲义里没有现成的答案，他让大家稍候，离开讲台去找资料。十几分钟后，他抱着一摞书回来了，以飞快的速度翻阅着。全部翻完之后，他抱歉地说，他要请他的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说完他又消失了。几分钟之后，他找来了两个专家，三个人讨论了一会儿，卡因博士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认定是不成立的，一个模块所包含的若干种技能，必须要全部学习，不能因为过去学过就可以免学，因为不同的模块对技能的要求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用甲来代替乙。
对博士的解释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认为，每一种技能可以按照程度分成若干个级别，当不同的模块对同一种技能的要求是同一级别或低于同一级别时，应该得到认定，否则会造成培训资源的浪费。
卡因博士对我的看法持保留意见，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支持。不过有一位专家认为我的观点很有新意，建议我可以就此写一篇论文，他负责推荐给德国工业培训协会主办的工业培训杂志上发表。杜团长建议我们的讨论可以打住了，请卡因博士继续讲课。卡因博士在继续开讲前说，宋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推荐给大学，并拿出一百万马克资助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如果有证据支持宋先生的观点，模块式职业培训理论将得到有益补充。我的心被卡因博士捏了一把，激动得欢蹦乱跳，一百万马克就研究这么一个小问题，德国人真是疯了。
给我第五个强烈刺激的是一个清道夫。这个在街上扫地的清道夫和我没有进行任何直接的交流，他只不过在做着自己的事。那是在一条有五米宽的步行街上，路面是用褐色岩石铺的，大概有几个世纪了，坑坑洼洼的，绝对谈不上平坦。两边是店铺，中间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正午时分，清道夫——一个地道的德国中年男人挎着清洁箱在一板一眼地扫地。我站的地方离他不到两米远，一下子就被他的专注神情吸引住了。这个清道夫似乎不是在扫地，而是在做着天底下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重要，所以他的表情极为庄重，挥动扫帚的双臂极有韵律感。我在许多地方见过清道夫，没有谁能留住我的目光。只有这个德国清道夫，像磁铁一般吸引了我。忽然，他站住了，蹲下身子，从石缝中揪出一根长发。我看得一清二楚，是一根金黄色的长发。清道夫像是得到一件宝贝似的，对着长发一笑，将这根头发扔进了清洁箱。我被震撼了，一个国家的清道夫都如此敬业，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强大呢？
和上面的所有刺激相比，让我感受最深，以致险些让我离团留在德国的，是我的大学校友马雪兰带给我的。马雪兰是杨倩的同学，都是学生物的，我和她的惟一接触就是去生物系还书，杨倩为了和我认识，故意将马雪兰的书落在了阅览室，结果闹出了笑话。要不是在奔驰公司培训中心和马雪兰偶然相遇，恐怕我这辈子也不会想起还认识一个叫马雪兰的人。
那天考察团一行来到奔驰公司培训中心，听几个培训项目主管介绍培训情况。最后一个上来介绍维修人员培训的是个名叫汉娜的中国人。我开始并没有在意，因为我担负着撰写考察报告的重任，无论是听讲座还是参观考察，我都十分注意记笔记。我设想将来的考察报告可能是一部著作，虽然著作的主编、副主编、执行主编要分别落上杜局长、张局长和庞处长的名字，但执笔是我的名字。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谁对这本书的贡献最大。我搜集的素材加上我的思考，足可以写出一部对职业培训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
汉娜用流利的中文介绍起来，猛一听，我好像被电了一下，再仔细一看，眼前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孔瞬间穿越记忆时空，定格在北京大学生物系的阶梯教室。我险些叫出声来：“马雪兰！”马雪兰显然也认出我来了，冲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的思维变混乱了。德国人汉娜，中国人马雪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符号记载的竟是同一个人。和学生时代的马雪兰相比，眼前的汉娜显出了职业女性的丰采。我记得那时她戴着一副黄色塑料框的小眼镜，瘦瘦的，是个不起眼的小女生。眼前这个丰采照人的职业女性，戴着一副无边金架眼镜，丰腴适度，白皙光洁，除了面孔还有当年那个小女生的一点点影子之外，其他的一切都被改变了。我对和她是否相认产生了犹豫，过去仅仅是被杨倩的恶作剧耍了一把，实在没有什么历史素材可挖。两个陌生人曾经擦肩而过，这次只不过是历史的重现，相认不相认是无所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