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近现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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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矛盾的思想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初期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农民运动思想家。其人生经历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思想内涵丰富复杂，且变化剧烈，深受学界关注。
洪秀全（88），近代太平天国的创始人和思想指导者。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今花都市）官禄人。
洪秀全出生于耕读世家，从小聪明自负，但三次乡试都失败落选，第三次在广州落选后已经岁了，受此打击回家后重病一场。病中产生了一些幻觉，称梦中有一老人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间来斩妖除魔。从此洪秀全言语沉默，举止怪异。此时的洪秀全并不甘心于考试的失败，在年后再一次参加了广州的乡试，结果还是以落选告终。这时洪秀全受到了梁发的《劝世良言》的影响，改信基督教的教义了。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并于87年创立拜上帝会，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
8年月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后定都南京，称天京。8年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8年洪秀全病逝于天京，随后天京城破，太平天国政权宣告结束。
洪秀全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很多，留传者已大略备于年后编辑出版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
洪秀全矛盾的革命思想
①撤去了孔丘牌位，但又没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8年，拜上帝教成立之后，洪秀全立即“将偶象扫除，并将塾中孔子牌位弃去”，但又把孔子和儒家的经典引入“三原”的内容，认为“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
②一面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一面又建立君主制度和等级制度。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势如破竹，主要是靠劳动人民的英勇战斗。在浴血战斗的同时，洪秀全又迫不及待地开创新朝，建立君主制度。在永安时就进行分封；进入天京之后，制定朝仪，讲究排场，服饰舆马仪卫称呼，都有严格的规定。
③“大同”理想和创立新朝之间的矛盾。洪秀全既提出了“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但又钦定了“功勋等臣，世食天禄”，所谓“人间天国”，最终不过是又一个新的朝代罢了。
《三原》中的平等平均思想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被称之为《三原》。在《三原》中，洪秀全把人分为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肉体虽死而灵魂不灭。肉体生自父母，灵魂来自上帝。人的灵魂是从上帝一元之气分散到人们肉体上而生成的。这样，他把人的本质抽象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气”，在本体上肯定了人的平等地位，从而阐明了平等观念的哲学根据。由此，他推论出人类社会必须具备的政治经济平等观念，他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在他看来，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天父上帝统驭之下的社会大家庭，通过家庭关系的纽带，把人类牢牢结合在一起。他们都处于同等地位，不应该争田产，更不应该存在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现象。
革命思想总纲《天朝田亩制度》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太平天国立国的纲领性文件。然而，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它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喊出了农民对土地渴望的呼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严复（8），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初名传初，后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别号尊疑尺盦等。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8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他被派往英国海军大学留学，留学期间跟日本的伊藤博文同班。毕业考试时，严复第一名，伊藤博文第二名，二人分别回国。日本明治天皇派伊藤博文做宰相，搞改革，历史上叫做“明治维新”。改革成功，日本由那时候起就变成强国。
中国当时是慈禧太后当权，慈禧降旨让严复在乾清宫见驾，想重用他。严复听后心中大喜，以为从此要做一番事业了，但结果不尽人意。
8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严复深受刺激，开始翻译多种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论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书。他还提出信达雅三条翻译准则，至今仍为致力译事者所尊崇，引为楷模。
物竞天择的天演哲学
严复对中国近代哲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阐发了进化论思想。他把进化学说与中国固有的唯物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天演哲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严复也主张进化论，他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他认为进化原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伦理关系，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各个个人组成的，社会历史的进化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
人“与天争胜”
严复十分重视荀子人力胜天的思想，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认为只要人们积极奋斗，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与天争胜”，国家和民族就可以转弱为强，站立于世界之上。
矛盾中的认识论
严复大力提倡逻辑归纳法与演绎法，主张从实际经验中间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这是一种唯物主义思想。但严复过分强调感觉经验，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越感觉的范围，只有感觉才是可靠的，其经验论中又含有不可知论的成分。
反宗教尊科学
严复在自然观问题上，看到了宗教和科学的对立。他说：“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在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中，他站在科学一边，反对宗教的唯心主义，称赞“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否定了宗教的创世说。
康有为（887），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先生。
康有为出身于士宦家庭，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改良弊政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受阻未上达。8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88年月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
康有为生平著作甚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资产阶级改良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以元为体”的自然观
康有为说：“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他把“元”“道”与“太极”一样都作为超时空的神秘莫测的精神性实体，并把“元”看成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源。尽管他也说过“元者，气也”，但他又把“气”纳入和“元”一样的精神范畴。康有为还视“元”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正”就是它的意志体现。他说：“《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构造出一个元天王诸侯境内之治的世界序列，最终指向有神论。
发展变化着的人性论
康有为早年把人性看成是对“食味别声被色”“视听运动”的生理本能，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观点。并以此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还宣称“无所谓大人小人”之别，主张资产阶级的“人性平等”，进而肯定人们“去苦求乐”乃至追求发财致富的合法权利，反映了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但到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他逐渐认为“性者，天赋之知气神明，合于人身而不系于死生者”，人性被看成一种先验的神秘的永恒的精神属性。
三世说历史进化论
康有为采用了《公羊》“三世”的形式，注入进化论思想，提出一种三世说历史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从蒙昧进化到文明，由君主专制的“据乱世”进化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而后再进化发展到民主的“太平世”，是历史的必然。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不合时宜，应当被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所代替。还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将必然到达理想的“大同”世界，以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
谭嗣同（888），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
谭嗣同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戊戌六君子”之一。百日维新失败后，维新派面临生命危险，但他拒绝了友人暂避的建议，选择杀身成仁，以图警醒世人，挽救变法，兴邦强国。
谭嗣同的哲学代表作是《仁学》，其中反封建的激进思想，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仁为天地万物之源”
谭嗣同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而“以太”（编者注：“以太”是古希腊人提出的假说，它究竟属于物质范畴抑或属于精神范畴，其说一直未定。二十世纪初在相对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磁学和光学理论，已经否定了这一假说。）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以太”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贵知不贵行”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方面，谭嗣同从“三界唯心万物唯识”出发，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和人的感觉的真实性，认为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主张通过“止观”（“定慧”）这种宗教修持方式，得到神秘主义的“知识”，然后去把握超越现实世界的“真理”。由于他崇拜灵魂，轻视实践，所以主张“贵知不贵行”，因为“知”属于“灵魂之事”，而“行”属于“体魄之事”，“行”有限而“知”无限，所以“行不能及知”。他由此寄希望于“心力”，夸大精神的作用，说“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他认为中国的灾难是由于中国“人心之多机械”，解救的办法也就在去“机心”而归于“仁”。
“以太即性”的人性论观点
谭嗣同构建了以“以太”本体论为基础的自然人性论，认为性为“以太之用”，本无善恶。在“名”的条件下，应以人的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为“善”，否定了儒家的先验的性善论。张扬人性，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并以“仁通平等”的伦理模式，冲决纲常名教的罗网，从而开启了中国人性思想的近代变革。
章太炎（88），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朴学大师。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
章太炎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在革命道路上，章太炎曾三次入狱。
第一次入狱是因为0年的“《苏报》案”。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舌。为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他的言论引起了清廷的震动和愤怒，租界工部局（警察局）到报社捕人。章太炎大声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第二次入狱是因为08年的“《民报》案”。章太炎出狱后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加入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民报》逐渐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经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后来，鲁迅许寿裳等人替他交了罚金，才获释。
第三次入狱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三年。年月，章太炎因宋教仁被刺杀案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袁世凯先将他拘在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禁于钱粮胡同。年月，袁世凯忧惧而死，章太炎才获自由。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前期的唯物主义本体论
章太炎前期的哲学思想以《訄书》《菌说》和《视天论》为代表。他肯定世界由物质构成，“空不足持世，惟实乃可持世。”并认为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阿屯）。他援引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结构。他还肯定世界的发展是由于物质力的运动而产生的，如在宏观上他肯定各个天体因摄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并“以己力绕本轴，以摄力绕重心”；在微观上认为构成物质的原子由于内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断处于分解和结合的运动状态，“相易相生相摩”，由此出现运动和变化。
前期的认识论观点
在认识论方面，章太炎信仰感觉来源于物质的反映论，说“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声以舌辨味等“缘天官”的认识论称为“天下之公言”，而将视客观事物为主观幻化的唯心论叫做“一人之私言”。后来，章太炎又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感觉是不够的。于是，他以荀子墨子的逻辑学理论为基干，结合西方和印度的逻辑学，力图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论与颜元经验论的失误，使人求得真知。
前期的无神论思想
章太炎否认鬼神，反对宗教神学。他认为鬼神之说，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而杜撰的欺人之谈。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解释人之死亡，并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体的形成，用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客观环境和实践与人群进化的关系。他还写了《无神论》，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谬误。
后期的唯心主义思想
0，章太炎提倡建立法相唯识宗的新宗教。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他把“识”（精神观念）看成唯一真实的存在，把物质世界看成“识”变现出来的假象。他还引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看成一切的发端，并且由这种“一切唯识”的唯心主义出发，取消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化解一切差别和矛盾，终于形成“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主张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蛮的界限，达到“物亦非境，识亦非境，则有无之争自绝”的境界。
孙中山（8），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
孙中山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他很早就开始参加各种农务劳作，直到0岁才进本村的私塾读书。在私塾里，每天除了练字，就是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孙中山对这种传统的封建教育方式很不满。
8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在行医过程中感受到要救人必先救国。8年，他写了《上李鸿章万言书》，提出兴利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但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于是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要推翻满清。0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在总结概括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吸收世纪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新成果，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近代特色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的哲学体系。
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
孙中山的哲学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世界是进化发展的，其经历了“物质进化之时期”，到“物种进化之时期”，再到“人类进化之时期”的过程。他提出了“生元说”，把细胞看作是生物的“原子”，称之为“生元”，认为生元有知。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孙中山从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质，生物和人类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观点出发，认为物质是“体”，精神是“用”，只有人类这种高度进化的物质之“体”，才具有精神的作用；而精神一旦从物质中产生就能“制驭”物质。
知难行易
在知行问题方面，孙中山力辟“知易行难”说，倡导“知难行易”。其知行学说的基本出发点是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认为可以被“明白了解”的宇宙万物及其进化是人类认识“智”的范围和对象，表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特点。同时，孙中山主张“先行后知”，认为“先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后行，进化之盛轨也”，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是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过程。“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既强调求知的途径是“要靠实地去考察”，又强调以“知”促进“行”的能动作用，这是一个相生相长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
进化的社会历史观
孙中山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物种进化”而来的。它本身又在不断进化着，即由“洪荒时代”到“神权时代”，到“君权时代”，再到“民权时代”。“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认为社会历史进化的原动力不是英雄人物，而是“群众心理”，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梁启超（87），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早年接受正统的传统教育，17岁中举，岁与老师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88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但梁启超一生有三次重大的政治转变，以至人们称其为“多变的梁启超”。
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于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密切往来，渐有赞成革命之意，并计划放弃保皇路线，撮合孙中山康有为合作。合作没有成功，梁启超遭受到康有为等人的唾弃，被斥为“叛徒”。
第二次转变为0年。梁启超从美洲游历回来，政治立场急剧改变，8年以来所信奉的“破坏主义”与革命排满政策等主张被弃，转回到坚决捍卫君主立宪的立场，并发表影响甚大的《开明专制论》，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展开激烈论战，再次成为维新党人的中坚。
第三次转变是年，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回来，他目睹了欧美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嘴脸，称欧洲文明已穷途末路积重难返，中国不必效法，主张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他所谓中国自己的路，便是以传统文明为思想内核，尽弃西方文明。也就是说，此时的梁启超已成为传统思想与传统制度的皈依者。
杂糅的哲学本体观
梁启超的哲学是儒学佛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混合。戊戌政变后不久，他曾就世界的本原问题复述了佛学“境由心造”的观点，说“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这是对陆王之学“心外无物”的简单承袭。稍后在0年，他又通过日本给中国输入了马赫主义哲学。把客观事物说成是“我”的感觉的产物，就是马赫主义的最纯粹的唯我论。
理论先于实践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梁启超否认实践第一的观点，认为先有思想和理论，然后才有“事实”和“实事”。他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由强调思想理论的能动作用，到完全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因此他也赞赏王守仁的“致良知”说，认为王学是“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他还宣传康德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认为康德哲学也是“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而“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
英雄造时势
梁启超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又说：“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不过梁启超在宣传“英雄固能造时势”的同时，也说“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时势亦能造英雄”。
新民思想
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上，提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全新命题，主张“新民之道”当在“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之后他又写出洋洋十余万言的《新民说》，猛烈抨击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深刻剖析专制政体下中国人的奴隶主义劣性，号召国人彻底“破坏”封建旧政体，培养公德自由自治自尊进步毅力尚武进取冒险权利义务等现代国民新品质新道德，建设新的国民政体国家。这种新民思想使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耳目一新，引导他们先后走上改造国民性变奴隶为国民的思想解放之路，为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打下了一定基础。
熊十力（888），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原名升恒，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十六七岁时，他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岁从军，0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活动，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8年月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熊十力的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他的“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发，独具特色。
哲学就是本体论
熊十力说：“吾学贵在见体。”“体”即是本体，熊十力的学说可以说就是有关本体论的哲学。熊十力提出要将科学与哲学区分开来，科学是向外的，是研究自然世界的具体知识，而哲学的目的是认识宇宙人生之源。科学所使用的工具是理智，而哲学则要靠直觉悟性。熊十力还认为哲学讲的本体就是本心，就是从孔孟直到宋明理学所讲的“仁体”。本心是万有的根源，它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传统哲学说的“天”“命”“道”“性”“理”“仁”“诚”等，都是本心的别名。熊十力所讲的，即是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人之道德本性。本心是道德的源泉，是唯一真实的自我，是生命的本质存在。
体用不二
熊十力对体用范畴作了规定，他说：“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此中宇宙万象一词，为物质和精神现象之通称。”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本体与现象。但熊十力反对西方哲学将体与用割裂，他主张“体用不二”。本体是一个“无定在而无所不在”的，不是离用而另外有一个被称之为体的东西；也不是由体派生出来用。熊十力用“即体即用，全用即体”来描述体用的这种“不一不异”的关系，说明体既不是时间上在先，派生出用，也不是逻辑在先而凌驾于用之上。实体即功用，不可在功用外求实体。
熊十力的心性论
熊十力讨论本体论问题，主要不是为了说明世界的本原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他提出了本心和习心的概念。本心是人本来的心，是人心之真的自己。习心的内容发生于人的后天受得的习气。熊十力认为习心的产生是必然的，人生而有欲，会生习心，如果纵欲就会物化。对这个矛盾的解决，不能采取完全灭人欲的方式，而应用本心统摄习心，达到情与理的和谐统一。
性智与量智的认识论
熊十力将本心与习心称做性智与量智。在本体论上为本心和习心，在方法论上则为性智与量智。量智即人们通常所谓的理智，它是科学所凭借发展的工具。性智则是人类具有的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超越的能力。量智的目的是向外求理，解决经验世界的问题，不能解决形而上学问题，不能实现人的自我认识。性智的目的是反求内省，使人觉悟到“吾心之本体即是天地万物之本体”，以此来达到天人合一。
胡适（8），现代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原名洪骍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主要著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
胡适生于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里，两三岁时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认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岁后入家塾。不幸的是，父亲在胡适不满岁时便因病去世了。此后便由母亲冯顺弟担负起教育胡适的重任。
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在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
实用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又称实验主义工具主义效用主义等，是世纪70年代在美国本土出现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潮。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代表“美国精神”的哲学。0世纪初传入中国，约翰杜威亲自到中国，并与他的学生胡适和陶行知一起介绍实用主义，使之成为当时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西方哲学之一。
实用主义经验论
经验是实用主义哲学最基本的概念，其理论认为，经验具有本体论意义，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归于经验，只有经验是真实的存在。胡适认为“经验”是客观的世界与人的行动的统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他介绍的实用主义经验论有以下几方面的性质：第一，经验就是实在。第二，经验具有客观的因素，因为认识主体不可能凭空得到经验，它必须经验着什么。同时它又具有主观的因素，因为即使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只要它与主观不发生关系，就没有被经验着，就没有意义，就不能称为“实在”。第三，实用主义将实在归为经验，又将实在的意义归为实际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第四，经验不单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且还具有认识论的意义。
实用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真理观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的意义就在于效用，效用既是真理的本质，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适认为，真理首先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一种主观意识的状态。真理不是永远不变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真理也是一种经验。第二，真理是相对的。第三，真理的标准是效用。
实用主义方法论
实用主义者是特别重视方法问题的。他们宣称，他们之所以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们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方法。
胡适在《实验主义》一书中，介绍了杜威的“五步法”：①疑难的境地；②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③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④把每种假定所含的结果想出来，看看哪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⑤证实这种解决使人相信，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相信。
胡适将杜威的“五步法”缩为两步，即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所谓“大胆的假设”，即敢于怀疑前人认为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胡适提出的这种方法，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梁漱溟（888），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著有《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朝话》《漱溟卅前文录》《漱溟卅后文录》等。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却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宇宙与人生
梁漱溟在哲学上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观点，融合孔子孟子和王守仁的哲学，在本体论方面认为只有与“已成的我”相对立的“现在的我”（心精神）才是真实的存在。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三量说”的认识方法和人生观
梁漱溟认为：“一切知识无外现比非量。”他从唯识宗的三种认识方法现量比量非量来指代人类认识中的感觉理智和直觉。从这三种方法出发，形成三种不同的文化。
梁漱溟认为人生所遇到的问题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第二种是人同其他人的关系问题。第三种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即人人都要遇到死亡的问题。在人类初级阶段，人以理智的方法来征服自然，获得生存条件。在第二阶段，人利用建立在良知（直觉）上的道德，建立起人类社会的准则。而在第三阶段，在面对死亡的问题上，只有用唯识宗的“现量”（感觉）的方法，才能认识人生真相。在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中，人类建立起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
三路向的文化哲学
西方文化“遇到问题向前下手”，是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方式。中国文化在遇到问题时是“转换的自己的态度，就在这个境地上求解决”的方式。印度文化“遇到问题反身向后要求取消这个问题以求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梁漱溟认为这三种文化路向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人类现在应该发展中国文化，而印度文化的复兴则在中国文化之后，距现今社会还早得很。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金岳霖（88），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
金岳霖于年入北京清华学堂，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年回国，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7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8年0月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0岁。
金岳霖一生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哲学体系，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张申府曾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冯友兰认为，金岳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三个第一”，即“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中国第一个懂得并且引起现代逻辑学的人”，“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
金岳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
《论道》中的本体论思想
《论道》是金岳霖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他在书中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或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知识论》中的认识论思想
《知识论》是关于知识的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知识论》肯定现实世界是独立于人和任何认识者的，又是可以认识的。因为每一类认识者都有正常的感觉知觉，都可以用感觉知觉去接受外界事物呈现在认识者面前的所与，并从所与的殊相中抽象出共相，以形成意念。意念和概念同时具有摹状和规范两种性质，用意念和概念去摹状和规范所与的结果就是经验。外界事物呈现于不同种类的认识者的所与是可以不同的，但意念和概念具有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是各类认识者共同的。本然世界是可以通过意念概念来认识的。
《知识论》一书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它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技术性很高的哲学专著，为中国哲人在世界哲学领域里争得较高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冯友兰（80），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冯友兰的墓碑上写着“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就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合编为《三松堂全集》。“六书”就是《新理学》《新知学》《新原道》《新原人》《新世训》《新事论》，统称“贞元六书”。
冯友兰称自己的哲学为“新理学”，认为它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这其中有自己哲学体系的创新性。它所“新”的地方在于，借鉴了西方新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哲学，将宋代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儒家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四境界
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的问题，既是一个“觉解”的问题，又是一个“意义”的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觉解”。按照觉解程度和意义的不同，冯友兰将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其行为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功利境界，其行为是“为利”的；道德境界，其行为是“行义”的；天地境界，其行为是“事天”的。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据说，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天，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有兰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新理学的四个观念
在《新理学》中，冯友兰依据逻辑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形上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四个主要观念：
①“理”。“理”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形成的根据和普遍规则，即任何事物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依据和规则，一物有一物的道理，没有道理就没有事物。
②“气”。“气”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存在所需要的抽象意义上的材料，即任何事物如没有材料，则其依据和规则便没有运用的对象，没有客观的材料道理便没有载体，道理也就不能展现。
③“道体”。“道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运动或生命状态，材料与道理之结合必然表现为运动或生命状态，否则它们之间也不能相互依存和证明。
④“大全”。“大全”是一个逻辑的“宇宙”，即一切材料必然依照一切道理而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和过程，这是对宇宙万物的总概括，可以称为“一”或“存在”。
冯友兰认为，这些观念“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
新理学的方法论
《新知言》是专门讲哲学方法论的。他认为：“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也就是说“正底方法是从正面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从侧面讲形上学。”
贺麟（0），现代哲学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字自昭，四川成都金堂人。
贺麟8岁入私塾读书，不久随姑太到镇上读小学。虽然所学仍不外乎《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乎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年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留学，获学士学位；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并获得硕士学位；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贺麟一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从中西会通的文化立场出发，把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相融合，创立了现代儒家“新心学”思想体系。他还明确主张吸收基督教精神来促进儒家思想的现代化。
早在0世纪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是贺麟新心学思想体系的代表作。
主体逻辑心
贺麟认为心即实在。他说：“心与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同时他又认为：“心有二义，一心理意义的心；二逻辑意义的心。逻辑意义的心即理。”理性是心的本性，如利为刃之本性与聪为耳之本性。另一方面感觉情欲是形而下的心理生理意义的心，为心之偶性。两者的关系是“心统性情”“心体物用”。
直觉与理智
贺麟试图将直觉与理智两种认识方法统一。他认为，从先理智的直觉，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附于经验的直觉”开始，经形式逻辑和矛盾思辨到最后的后理智的直觉，形成了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他认为理学所提出的以理智向外探究，其目的正是在于了解自己的本性；同样向内反省回复本心也就是了解物理。这两种方法“其结果亦归于达到心与理合一，个人与宇宙合一的神契境界，则两者可谓殊途同归”。他将感性直觉上升到形式逻辑和矛盾思辨，再上升到超理智的理性直觉。理性直觉又包括内省与外究两种，并且力图将反求本心与由外物至形上本体相融合起来。
自然的知行合一论
对知和行，贺麟作出了定义。他认为所谓知即人们的意识活动；所谓行，即人们的生理活动。知可分为显知和隐知，行可分为显行和隐行。他认为，显知与隐知显行与隐行“只有量的程序或等级的差别，而无根本的不同或性质的不同”。他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说”，他说：“任何一种行为皆含有意识作用，任何一种知识，皆含有生理作用。知行永远合一，永远平行，永远同时发动，永远是一个心理生理活动的两面。此种的知行合一观，我们称之为‘普遍的知行合一论’，亦可称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
◆洪秀全塑像
◆太平天国天王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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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身死之谜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洪秀全死于服毒自杀。洪秀全去世时，李秀成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应该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根据上述资料，大多数史家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
严复引进的“天演”哲学观
严复引进的天演哲学，堪称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不仅从器物文化层次发展到了制度文化层次，而且已经临近思想文化的核心层次了，并成为吹响近代社会思潮转型最为响亮的战斗号角。
◆严复像
◆严复《天演论》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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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晚年为何走向保守
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很多，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晚年的严复开始对文化有了一种反省，反省对于西方文化不作分析就囫囵吞枣，反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弃如敝履。而这期间，正好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的文明灾祸，给了严复强烈的刺激，开始回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从而开始了向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特别是在经历了人生世事的曲折磨难之后，这种回归的引力愈来越强，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告诫后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也就是说，晚年严复思想的演变，是由积极的启蒙救亡论者，转化为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康有为的唯心主义哲学
康有为在早期对以程朱学派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批判，对当时社会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他的哲学思想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改良派中许多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
◆康有为旧照
◆康有为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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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被谁毒死
康有为堪称“美食家”。1927年3月18日晚上，康有为到青岛中山路附近一家粤菜馆吃饭。饭后，他意犹未尽喝了一杯橙汁。不久，突然感到腹疼难忍，当晚呕吐不止。第二天清晨5时30分，他在卧室里“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在青岛离奇死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都认为康有为是被人下毒致死的。究竟是什么人下的毒呢？一种说法来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她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第三种说法是日本人下的毒。但三种说法均查无实据。
然而，据现代医学最新的研究发现，海鲜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物质，而橙汁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如果二者同食，人体内就会产生砷，就是人们常说的砒霜，引起中毒。这会不会是康有为之死的真正原因呢？
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仁学》的启蒙精神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志士仁人就是因为受到谭嗣同及其《仁学》的鼓舞而走上砸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道路的。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谭嗣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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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伪造家书救父
谭嗣同知道清政府一贯厉行“一人犯法，累及家庭”的株连法，想到自己被捕后即将累及70多岁的父亲，他心如刀割，于是模拟父亲的笔迹伪造了一封家书：
复生：你大逆不道，屡违父训妄言维新狂行变法有悖国法家规，故而断绝父子情缘。倘若予以不信，愿此信作为凭证，尔后逆子伏法量刑，皆与吾无关。
清兵冲进浏阳会馆来抓谭嗣同时，还四处搜寻“罪证”。当谭嗣同看到书桌里的那封伪造的家信被清兵搜出交到一个太监手里时，他想：这下父亲有救了。
◆谭嗣同书法
章太炎前期唯物后期唯心
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章太炎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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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以革命热情对待治学
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他就在钱粮胡同19号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章太炎不以为是，就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讲”。1935年9月，章太炎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的人近五百，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
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哲学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和思想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后来的革命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同盟会革命纲领
◆孙中山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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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一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后被确诊为胆囊癌）逝世，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还是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之后，即确立了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国父”的地位。
梁启超的哲学思想和新民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过程中的重镇，并且在中国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环节，因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旧照
◆梁启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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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博大胸怀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三年后，梁启超因此病离世。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
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的基础。
◆熊十力像
◆熊十力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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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拒客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佛学时，一个人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座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
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笑什么呢？笑他的啰嗦，笑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书呆子气。熊十力主动把自己同人事繁杂诱惑多多的世俗生活拉开距离，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宁静的空间，在孤独中静下心来，专注于内心灵魂的丰实和净化，专注于思想认识的深化和扬弃，专注于精神产品的孕育和创造。
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人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最初范型。这一范型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胡适
◆新文化运动浮雕
新儒学和梁漱溟哲学思想
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像
◆梁漱溟的书法
金岳霖的哲学世界
金岳霖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它为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晚年的金岳霖
◆金岳霖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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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灾多难的《知识论》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金岳霖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金岳霖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就走。等到他想起来并返回去时，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金岳霖还是重写了。《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思想
冯友兰的新理学通过融合中西，吸取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和柏拉图主义，运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承接程朱理学，并对其加以改造，建构新理学思想体系，创新发展了程朱理学，在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生的天地境界
◆冯友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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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六书”名称的来源
之所以叫“贞元六书”，是因为这六本书是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时期写成的，其用意是危机时刻对民族复兴的期待，是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所以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贞元”二字颇能传神。元亨利贞，本是中国古人用以意指春夏秋冬四季及与之相关的四种道德价值取向，“贞下起元”者，是严冬过去必有阳春的意思，正是对于中华民族艰苦的抗战充满信心，冯友兰才以哲学家独有的方式将自己的著作看成民族精神动员的一种形式，自命为“贞元之际所著书”。“贞元六书”不仅旨在表达中国人的哲学逻辑，更重要的是还蕴涵着中国人深切的民族情怀。
贺麟和他的新心学
贺麟的“新心学”，是对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国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贺麟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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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的抉择
1949年，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但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后来，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
洪秀全矛盾的思想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初期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农民运动思想家。其人生经历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思想内涵丰富复杂，且变化剧烈，深受学界关注。
洪秀全（88），近代太平天国的创始人和思想指导者。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今花都市）官禄人。
洪秀全出生于耕读世家，从小聪明自负，但三次乡试都失败落选，第三次在广州落选后已经岁了，受此打击回家后重病一场。病中产生了一些幻觉，称梦中有一老人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间来斩妖除魔。从此洪秀全言语沉默，举止怪异。此时的洪秀全并不甘心于考试的失败，在年后再一次参加了广州的乡试，结果还是以落选告终。这时洪秀全受到了梁发的《劝世良言》的影响，改信基督教的教义了。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并于87年创立拜上帝会，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
8年月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后定都南京，称天京。8年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8年洪秀全病逝于天京，随后天京城破，太平天国政权宣告结束。
洪秀全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很多，留传者已大略备于年后编辑出版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
洪秀全矛盾的革命思想
①撤去了孔丘牌位，但又没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8年，拜上帝教成立之后，洪秀全立即“将偶象扫除，并将塾中孔子牌位弃去”，但又把孔子和儒家的经典引入“三原”的内容，认为“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
②一面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一面又建立君主制度和等级制度。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势如破竹，主要是靠劳动人民的英勇战斗。在浴血战斗的同时，洪秀全又迫不及待地开创新朝，建立君主制度。在永安时就进行分封；进入天京之后，制定朝仪，讲究排场，服饰舆马仪卫称呼，都有严格的规定。
③“大同”理想和创立新朝之间的矛盾。洪秀全既提出了“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但又钦定了“功勋等臣，世食天禄”，所谓“人间天国”，最终不过是又一个新的朝代罢了。
《三原》中的平等平均思想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被称之为《三原》。在《三原》中，洪秀全把人分为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肉体虽死而灵魂不灭。肉体生自父母，灵魂来自上帝。人的灵魂是从上帝一元之气分散到人们肉体上而生成的。这样，他把人的本质抽象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气”，在本体上肯定了人的平等地位，从而阐明了平等观念的哲学根据。由此，他推论出人类社会必须具备的政治经济平等观念，他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在他看来，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天父上帝统驭之下的社会大家庭，通过家庭关系的纽带，把人类牢牢结合在一起。他们都处于同等地位，不应该争田产，更不应该存在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现象。
革命思想总纲《天朝田亩制度》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太平天国立国的纲领性文件。然而，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它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喊出了农民对土地渴望的呼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严复（8），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初名传初，后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别号尊疑尺盦等。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8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他被派往英国海军大学留学，留学期间跟日本的伊藤博文同班。毕业考试时，严复第一名，伊藤博文第二名，二人分别回国。日本明治天皇派伊藤博文做宰相，搞改革，历史上叫做“明治维新”。改革成功，日本由那时候起就变成强国。
中国当时是慈禧太后当权，慈禧降旨让严复在乾清宫见驾，想重用他。严复听后心中大喜，以为从此要做一番事业了，但结果不尽人意。
8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严复深受刺激，开始翻译多种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论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书。他还提出信达雅三条翻译准则，至今仍为致力译事者所尊崇，引为楷模。
物竞天择的天演哲学
严复对中国近代哲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阐发了进化论思想。他把进化学说与中国固有的唯物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天演哲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严复也主张进化论，他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他认为进化原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伦理关系，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各个个人组成的，社会历史的进化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
人“与天争胜”
严复十分重视荀子人力胜天的思想，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认为只要人们积极奋斗，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与天争胜”，国家和民族就可以转弱为强，站立于世界之上。
矛盾中的认识论
严复大力提倡逻辑归纳法与演绎法，主张从实际经验中间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这是一种唯物主义思想。但严复过分强调感觉经验，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越感觉的范围，只有感觉才是可靠的，其经验论中又含有不可知论的成分。
反宗教尊科学
严复在自然观问题上，看到了宗教和科学的对立。他说：“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在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中，他站在科学一边，反对宗教的唯心主义，称赞“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否定了宗教的创世说。
康有为（887），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先生。
康有为出身于士宦家庭，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改良弊政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受阻未上达。8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88年月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
康有为生平著作甚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资产阶级改良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以元为体”的自然观
康有为说：“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他把“元”“道”与“太极”一样都作为超时空的神秘莫测的精神性实体，并把“元”看成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源。尽管他也说过“元者，气也”，但他又把“气”纳入和“元”一样的精神范畴。康有为还视“元”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正”就是它的意志体现。他说：“《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构造出一个元天王诸侯境内之治的世界序列，最终指向有神论。
发展变化着的人性论
康有为早年把人性看成是对“食味别声被色”“视听运动”的生理本能，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观点。并以此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还宣称“无所谓大人小人”之别，主张资产阶级的“人性平等”，进而肯定人们“去苦求乐”乃至追求发财致富的合法权利，反映了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但到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他逐渐认为“性者，天赋之知气神明，合于人身而不系于死生者”，人性被看成一种先验的神秘的永恒的精神属性。
三世说历史进化论
康有为采用了《公羊》“三世”的形式，注入进化论思想，提出一种三世说历史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从蒙昧进化到文明，由君主专制的“据乱世”进化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而后再进化发展到民主的“太平世”，是历史的必然。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不合时宜，应当被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所代替。还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将必然到达理想的“大同”世界，以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
谭嗣同（888），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
谭嗣同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戊戌六君子”之一。百日维新失败后，维新派面临生命危险，但他拒绝了友人暂避的建议，选择杀身成仁，以图警醒世人，挽救变法，兴邦强国。
谭嗣同的哲学代表作是《仁学》，其中反封建的激进思想，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仁为天地万物之源”
谭嗣同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而“以太”（编者注：“以太”是古希腊人提出的假说，它究竟属于物质范畴抑或属于精神范畴，其说一直未定。二十世纪初在相对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磁学和光学理论，已经否定了这一假说。）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以太”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贵知不贵行”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方面，谭嗣同从“三界唯心万物唯识”出发，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和人的感觉的真实性，认为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主张通过“止观”（“定慧”）这种宗教修持方式，得到神秘主义的“知识”，然后去把握超越现实世界的“真理”。由于他崇拜灵魂，轻视实践，所以主张“贵知不贵行”，因为“知”属于“灵魂之事”，而“行”属于“体魄之事”，“行”有限而“知”无限，所以“行不能及知”。他由此寄希望于“心力”，夸大精神的作用，说“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他认为中国的灾难是由于中国“人心之多机械”，解救的办法也就在去“机心”而归于“仁”。
“以太即性”的人性论观点
谭嗣同构建了以“以太”本体论为基础的自然人性论，认为性为“以太之用”，本无善恶。在“名”的条件下，应以人的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为“善”，否定了儒家的先验的性善论。张扬人性，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并以“仁通平等”的伦理模式，冲决纲常名教的罗网，从而开启了中国人性思想的近代变革。
章太炎（88），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朴学大师。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
章太炎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在革命道路上，章太炎曾三次入狱。
第一次入狱是因为0年的“《苏报》案”。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舌。为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他的言论引起了清廷的震动和愤怒，租界工部局（警察局）到报社捕人。章太炎大声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第二次入狱是因为08年的“《民报》案”。章太炎出狱后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加入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民报》逐渐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经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后来，鲁迅许寿裳等人替他交了罚金，才获释。
第三次入狱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三年。年月，章太炎因宋教仁被刺杀案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袁世凯先将他拘在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禁于钱粮胡同。年月，袁世凯忧惧而死，章太炎才获自由。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前期的唯物主义本体论
章太炎前期的哲学思想以《訄书》《菌说》和《视天论》为代表。他肯定世界由物质构成，“空不足持世，惟实乃可持世。”并认为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阿屯）。他援引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结构。他还肯定世界的发展是由于物质力的运动而产生的，如在宏观上他肯定各个天体因摄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并“以己力绕本轴，以摄力绕重心”；在微观上认为构成物质的原子由于内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断处于分解和结合的运动状态，“相易相生相摩”，由此出现运动和变化。
前期的认识论观点
在认识论方面，章太炎信仰感觉来源于物质的反映论，说“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声以舌辨味等“缘天官”的认识论称为“天下之公言”，而将视客观事物为主观幻化的唯心论叫做“一人之私言”。后来，章太炎又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感觉是不够的。于是，他以荀子墨子的逻辑学理论为基干，结合西方和印度的逻辑学，力图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论与颜元经验论的失误，使人求得真知。
前期的无神论思想
章太炎否认鬼神，反对宗教神学。他认为鬼神之说，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而杜撰的欺人之谈。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解释人之死亡，并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体的形成，用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客观环境和实践与人群进化的关系。他还写了《无神论》，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谬误。
后期的唯心主义思想
0，章太炎提倡建立法相唯识宗的新宗教。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他把“识”（精神观念）看成唯一真实的存在，把物质世界看成“识”变现出来的假象。他还引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看成一切的发端，并且由这种“一切唯识”的唯心主义出发，取消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化解一切差别和矛盾，终于形成“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主张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蛮的界限，达到“物亦非境，识亦非境，则有无之争自绝”的境界。
孙中山（8），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
孙中山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他很早就开始参加各种农务劳作，直到0岁才进本村的私塾读书。在私塾里，每天除了练字，就是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孙中山对这种传统的封建教育方式很不满。
8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在行医过程中感受到要救人必先救国。8年，他写了《上李鸿章万言书》，提出兴利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但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于是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要推翻满清。0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在总结概括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吸收世纪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新成果，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近代特色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的哲学体系。
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
孙中山的哲学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世界是进化发展的，其经历了“物质进化之时期”，到“物种进化之时期”，再到“人类进化之时期”的过程。他提出了“生元说”，把细胞看作是生物的“原子”，称之为“生元”，认为生元有知。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孙中山从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质，生物和人类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观点出发，认为物质是“体”，精神是“用”，只有人类这种高度进化的物质之“体”，才具有精神的作用；而精神一旦从物质中产生就能“制驭”物质。
知难行易
在知行问题方面，孙中山力辟“知易行难”说，倡导“知难行易”。其知行学说的基本出发点是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认为可以被“明白了解”的宇宙万物及其进化是人类认识“智”的范围和对象，表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特点。同时，孙中山主张“先行后知”，认为“先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后行，进化之盛轨也”，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是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过程。“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既强调求知的途径是“要靠实地去考察”，又强调以“知”促进“行”的能动作用，这是一个相生相长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
进化的社会历史观
孙中山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物种进化”而来的。它本身又在不断进化着，即由“洪荒时代”到“神权时代”，到“君权时代”，再到“民权时代”。“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认为社会历史进化的原动力不是英雄人物，而是“群众心理”，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梁启超（87），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早年接受正统的传统教育，17岁中举，岁与老师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88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但梁启超一生有三次重大的政治转变，以至人们称其为“多变的梁启超”。
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于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密切往来，渐有赞成革命之意，并计划放弃保皇路线，撮合孙中山康有为合作。合作没有成功，梁启超遭受到康有为等人的唾弃，被斥为“叛徒”。
第二次转变为0年。梁启超从美洲游历回来，政治立场急剧改变，8年以来所信奉的“破坏主义”与革命排满政策等主张被弃，转回到坚决捍卫君主立宪的立场，并发表影响甚大的《开明专制论》，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展开激烈论战，再次成为维新党人的中坚。
第三次转变是年，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回来，他目睹了欧美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嘴脸，称欧洲文明已穷途末路积重难返，中国不必效法，主张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他所谓中国自己的路，便是以传统文明为思想内核，尽弃西方文明。也就是说，此时的梁启超已成为传统思想与传统制度的皈依者。
杂糅的哲学本体观
梁启超的哲学是儒学佛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混合。戊戌政变后不久，他曾就世界的本原问题复述了佛学“境由心造”的观点，说“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这是对陆王之学“心外无物”的简单承袭。稍后在0年，他又通过日本给中国输入了马赫主义哲学。把客观事物说成是“我”的感觉的产物，就是马赫主义的最纯粹的唯我论。
理论先于实践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梁启超否认实践第一的观点，认为先有思想和理论，然后才有“事实”和“实事”。他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由强调思想理论的能动作用，到完全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因此他也赞赏王守仁的“致良知”说，认为王学是“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他还宣传康德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认为康德哲学也是“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而“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
英雄造时势
梁启超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又说：“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不过梁启超在宣传“英雄固能造时势”的同时，也说“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时势亦能造英雄”。
新民思想
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上，提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全新命题，主张“新民之道”当在“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之后他又写出洋洋十余万言的《新民说》，猛烈抨击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深刻剖析专制政体下中国人的奴隶主义劣性，号召国人彻底“破坏”封建旧政体，培养公德自由自治自尊进步毅力尚武进取冒险权利义务等现代国民新品质新道德，建设新的国民政体国家。这种新民思想使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耳目一新，引导他们先后走上改造国民性变奴隶为国民的思想解放之路，为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打下了一定基础。
熊十力（888），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原名升恒，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十六七岁时，他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岁从军，0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活动，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8年月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熊十力的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他的“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发，独具特色。
哲学就是本体论
熊十力说：“吾学贵在见体。”“体”即是本体，熊十力的学说可以说就是有关本体论的哲学。熊十力提出要将科学与哲学区分开来，科学是向外的，是研究自然世界的具体知识，而哲学的目的是认识宇宙人生之源。科学所使用的工具是理智，而哲学则要靠直觉悟性。熊十力还认为哲学讲的本体就是本心，就是从孔孟直到宋明理学所讲的“仁体”。本心是万有的根源，它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传统哲学说的“天”“命”“道”“性”“理”“仁”“诚”等，都是本心的别名。熊十力所讲的，即是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人之道德本性。本心是道德的源泉，是唯一真实的自我，是生命的本质存在。
体用不二
熊十力对体用范畴作了规定，他说：“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此中宇宙万象一词，为物质和精神现象之通称。”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本体与现象。但熊十力反对西方哲学将体与用割裂，他主张“体用不二”。本体是一个“无定在而无所不在”的，不是离用而另外有一个被称之为体的东西；也不是由体派生出来用。熊十力用“即体即用，全用即体”来描述体用的这种“不一不异”的关系，说明体既不是时间上在先，派生出用，也不是逻辑在先而凌驾于用之上。实体即功用，不可在功用外求实体。
熊十力的心性论
熊十力讨论本体论问题，主要不是为了说明世界的本原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他提出了本心和习心的概念。本心是人本来的心，是人心之真的自己。习心的内容发生于人的后天受得的习气。熊十力认为习心的产生是必然的，人生而有欲，会生习心，如果纵欲就会物化。对这个矛盾的解决，不能采取完全灭人欲的方式，而应用本心统摄习心，达到情与理的和谐统一。
性智与量智的认识论
熊十力将本心与习心称做性智与量智。在本体论上为本心和习心，在方法论上则为性智与量智。量智即人们通常所谓的理智，它是科学所凭借发展的工具。性智则是人类具有的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超越的能力。量智的目的是向外求理，解决经验世界的问题，不能解决形而上学问题，不能实现人的自我认识。性智的目的是反求内省，使人觉悟到“吾心之本体即是天地万物之本体”，以此来达到天人合一。
胡适（8），现代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原名洪骍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主要著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
胡适生于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里，两三岁时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认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岁后入家塾。不幸的是，父亲在胡适不满岁时便因病去世了。此后便由母亲冯顺弟担负起教育胡适的重任。
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在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
实用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又称实验主义工具主义效用主义等，是世纪70年代在美国本土出现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潮。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代表“美国精神”的哲学。0世纪初传入中国，约翰杜威亲自到中国，并与他的学生胡适和陶行知一起介绍实用主义，使之成为当时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西方哲学之一。
实用主义经验论
经验是实用主义哲学最基本的概念，其理论认为，经验具有本体论意义，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归于经验，只有经验是真实的存在。胡适认为“经验”是客观的世界与人的行动的统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他介绍的实用主义经验论有以下几方面的性质：第一，经验就是实在。第二，经验具有客观的因素，因为认识主体不可能凭空得到经验，它必须经验着什么。同时它又具有主观的因素，因为即使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只要它与主观不发生关系，就没有被经验着，就没有意义，就不能称为“实在”。第三，实用主义将实在归为经验，又将实在的意义归为实际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第四，经验不单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且还具有认识论的意义。
实用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真理观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的意义就在于效用，效用既是真理的本质，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适认为，真理首先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一种主观意识的状态。真理不是永远不变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真理也是一种经验。第二，真理是相对的。第三，真理的标准是效用。
实用主义方法论
实用主义者是特别重视方法问题的。他们宣称，他们之所以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们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方法。
胡适在《实验主义》一书中，介绍了杜威的“五步法”：①疑难的境地；②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③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④把每种假定所含的结果想出来，看看哪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⑤证实这种解决使人相信，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相信。
胡适将杜威的“五步法”缩为两步，即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所谓“大胆的假设”，即敢于怀疑前人认为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胡适提出的这种方法，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梁漱溟（888），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著有《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朝话》《漱溟卅前文录》《漱溟卅后文录》等。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却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宇宙与人生
梁漱溟在哲学上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观点，融合孔子孟子和王守仁的哲学，在本体论方面认为只有与“已成的我”相对立的“现在的我”（心精神）才是真实的存在。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三量说”的认识方法和人生观
梁漱溟认为：“一切知识无外现比非量。”他从唯识宗的三种认识方法现量比量非量来指代人类认识中的感觉理智和直觉。从这三种方法出发，形成三种不同的文化。
梁漱溟认为人生所遇到的问题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第二种是人同其他人的关系问题。第三种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即人人都要遇到死亡的问题。在人类初级阶段，人以理智的方法来征服自然，获得生存条件。在第二阶段，人利用建立在良知（直觉）上的道德，建立起人类社会的准则。而在第三阶段，在面对死亡的问题上，只有用唯识宗的“现量”（感觉）的方法，才能认识人生真相。在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中，人类建立起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
三路向的文化哲学
西方文化“遇到问题向前下手”，是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方式。中国文化在遇到问题时是“转换的自己的态度，就在这个境地上求解决”的方式。印度文化“遇到问题反身向后要求取消这个问题以求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梁漱溟认为这三种文化路向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人类现在应该发展中国文化，而印度文化的复兴则在中国文化之后，距现今社会还早得很。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金岳霖（88），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
金岳霖于年入北京清华学堂，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年回国，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7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8年0月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0岁。
金岳霖一生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哲学体系，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张申府曾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冯友兰认为，金岳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三个第一”，即“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中国第一个懂得并且引起现代逻辑学的人”，“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
金岳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
《论道》中的本体论思想
《论道》是金岳霖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他在书中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或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知识论》中的认识论思想
《知识论》是关于知识的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知识论》肯定现实世界是独立于人和任何认识者的，又是可以认识的。因为每一类认识者都有正常的感觉知觉，都可以用感觉知觉去接受外界事物呈现在认识者面前的所与，并从所与的殊相中抽象出共相，以形成意念。意念和概念同时具有摹状和规范两种性质，用意念和概念去摹状和规范所与的结果就是经验。外界事物呈现于不同种类的认识者的所与是可以不同的，但意念和概念具有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是各类认识者共同的。本然世界是可以通过意念概念来认识的。
《知识论》一书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它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技术性很高的哲学专著，为中国哲人在世界哲学领域里争得较高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冯友兰（80），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冯友兰的墓碑上写着“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就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合编为《三松堂全集》。“六书”就是《新理学》《新知学》《新原道》《新原人》《新世训》《新事论》，统称“贞元六书”。
冯友兰称自己的哲学为“新理学”，认为它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这其中有自己哲学体系的创新性。它所“新”的地方在于，借鉴了西方新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哲学，将宋代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儒家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四境界
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的问题，既是一个“觉解”的问题，又是一个“意义”的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觉解”。按照觉解程度和意义的不同，冯友兰将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其行为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功利境界，其行为是“为利”的；道德境界，其行为是“行义”的；天地境界，其行为是“事天”的。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据说，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天，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有兰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新理学的四个观念
在《新理学》中，冯友兰依据逻辑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形上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四个主要观念：
①“理”。“理”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形成的根据和普遍规则，即任何事物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依据和规则，一物有一物的道理，没有道理就没有事物。
②“气”。“气”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存在所需要的抽象意义上的材料，即任何事物如没有材料，则其依据和规则便没有运用的对象，没有客观的材料道理便没有载体，道理也就不能展现。
③“道体”。“道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运动或生命状态，材料与道理之结合必然表现为运动或生命状态，否则它们之间也不能相互依存和证明。
④“大全”。“大全”是一个逻辑的“宇宙”，即一切材料必然依照一切道理而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和过程，这是对宇宙万物的总概括，可以称为“一”或“存在”。
冯友兰认为，这些观念“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
新理学的方法论
《新知言》是专门讲哲学方法论的。他认为：“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也就是说“正底方法是从正面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从侧面讲形上学。”
贺麟（0），现代哲学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字自昭，四川成都金堂人。
贺麟8岁入私塾读书，不久随姑太到镇上读小学。虽然所学仍不外乎《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乎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年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留学，获学士学位；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并获得硕士学位；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贺麟一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从中西会通的文化立场出发，把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相融合，创立了现代儒家“新心学”思想体系。他还明确主张吸收基督教精神来促进儒家思想的现代化。
早在0世纪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是贺麟新心学思想体系的代表作。
主体逻辑心
贺麟认为心即实在。他说：“心与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同时他又认为：“心有二义，一心理意义的心；二逻辑意义的心。逻辑意义的心即理。”理性是心的本性，如利为刃之本性与聪为耳之本性。另一方面感觉情欲是形而下的心理生理意义的心，为心之偶性。两者的关系是“心统性情”“心体物用”。
直觉与理智
贺麟试图将直觉与理智两种认识方法统一。他认为，从先理智的直觉，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附于经验的直觉”开始，经形式逻辑和矛盾思辨到最后的后理智的直觉，形成了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他认为理学所提出的以理智向外探究，其目的正是在于了解自己的本性；同样向内反省回复本心也就是了解物理。这两种方法“其结果亦归于达到心与理合一，个人与宇宙合一的神契境界，则两者可谓殊途同归”。他将感性直觉上升到形式逻辑和矛盾思辨，再上升到超理智的理性直觉。理性直觉又包括内省与外究两种，并且力图将反求本心与由外物至形上本体相融合起来。
自然的知行合一论
对知和行，贺麟作出了定义。他认为所谓知即人们的意识活动；所谓行，即人们的生理活动。知可分为显知和隐知，行可分为显行和隐行。他认为，显知与隐知显行与隐行“只有量的程序或等级的差别，而无根本的不同或性质的不同”。他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说”，他说：“任何一种行为皆含有意识作用，任何一种知识，皆含有生理作用。知行永远合一，永远平行，永远同时发动，永远是一个心理生理活动的两面。此种的知行合一观，我们称之为‘普遍的知行合一论’，亦可称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
◆洪秀全塑像
◆太平天国天王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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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身死之谜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洪秀全死于服毒自杀。洪秀全去世时，李秀成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应该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根据上述资料，大多数史家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
严复引进的“天演”哲学观
严复引进的天演哲学，堪称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不仅从器物文化层次发展到了制度文化层次，而且已经临近思想文化的核心层次了，并成为吹响近代社会思潮转型最为响亮的战斗号角。
◆严复像
◆严复《天演论》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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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晚年为何走向保守
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很多，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晚年的严复开始对文化有了一种反省，反省对于西方文化不作分析就囫囵吞枣，反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弃如敝履。而这期间，正好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的文明灾祸，给了严复强烈的刺激，开始回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从而开始了向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特别是在经历了人生世事的曲折磨难之后，这种回归的引力愈来越强，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告诫后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也就是说，晚年严复思想的演变，是由积极的启蒙救亡论者，转化为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康有为的唯心主义哲学
康有为在早期对以程朱学派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批判，对当时社会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他的哲学思想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改良派中许多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
◆康有为旧照
◆康有为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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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被谁毒死
康有为堪称“美食家”。1927年3月18日晚上，康有为到青岛中山路附近一家粤菜馆吃饭。饭后，他意犹未尽喝了一杯橙汁。不久，突然感到腹疼难忍，当晚呕吐不止。第二天清晨5时30分，他在卧室里“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在青岛离奇死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都认为康有为是被人下毒致死的。究竟是什么人下的毒呢？一种说法来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她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第三种说法是日本人下的毒。但三种说法均查无实据。
然而，据现代医学最新的研究发现，海鲜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物质，而橙汁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如果二者同食，人体内就会产生砷，就是人们常说的砒霜，引起中毒。这会不会是康有为之死的真正原因呢？
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仁学》的启蒙精神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志士仁人就是因为受到谭嗣同及其《仁学》的鼓舞而走上砸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道路的。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谭嗣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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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伪造家书救父
谭嗣同知道清政府一贯厉行“一人犯法，累及家庭”的株连法，想到自己被捕后即将累及70多岁的父亲，他心如刀割，于是模拟父亲的笔迹伪造了一封家书：
复生：你大逆不道，屡违父训妄言维新狂行变法有悖国法家规，故而断绝父子情缘。倘若予以不信，愿此信作为凭证，尔后逆子伏法量刑，皆与吾无关。
清兵冲进浏阳会馆来抓谭嗣同时，还四处搜寻“罪证”。当谭嗣同看到书桌里的那封伪造的家信被清兵搜出交到一个太监手里时，他想：这下父亲有救了。
◆谭嗣同书法
章太炎前期唯物后期唯心
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章太炎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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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以革命热情对待治学
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他就在钱粮胡同19号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章太炎不以为是，就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讲”。1935年9月，章太炎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的人近五百，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
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哲学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和思想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后来的革命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同盟会革命纲领
◆孙中山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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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一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后被确诊为胆囊癌）逝世，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还是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之后，即确立了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国父”的地位。
梁启超的哲学思想和新民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过程中的重镇，并且在中国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环节，因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旧照
◆梁启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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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博大胸怀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三年后，梁启超因此病离世。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
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的基础。
◆熊十力像
◆熊十力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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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拒客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佛学时，一个人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座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
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笑什么呢？笑他的啰嗦，笑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书呆子气。熊十力主动把自己同人事繁杂诱惑多多的世俗生活拉开距离，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宁静的空间，在孤独中静下心来，专注于内心灵魂的丰实和净化，专注于思想认识的深化和扬弃，专注于精神产品的孕育和创造。
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人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最初范型。这一范型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胡适
◆新文化运动浮雕
新儒学和梁漱溟哲学思想
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像
◆梁漱溟的书法
金岳霖的哲学世界
金岳霖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它为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晚年的金岳霖
◆金岳霖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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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灾多难的《知识论》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金岳霖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金岳霖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就走。等到他想起来并返回去时，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金岳霖还是重写了。《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思想
冯友兰的新理学通过融合中西，吸取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和柏拉图主义，运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承接程朱理学，并对其加以改造，建构新理学思想体系，创新发展了程朱理学，在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生的天地境界
◆冯友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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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六书”名称的来源
之所以叫“贞元六书”，是因为这六本书是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时期写成的，其用意是危机时刻对民族复兴的期待，是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所以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贞元”二字颇能传神。元亨利贞，本是中国古人用以意指春夏秋冬四季及与之相关的四种道德价值取向，“贞下起元”者，是严冬过去必有阳春的意思，正是对于中华民族艰苦的抗战充满信心，冯友兰才以哲学家独有的方式将自己的著作看成民族精神动员的一种形式，自命为“贞元之际所著书”。“贞元六书”不仅旨在表达中国人的哲学逻辑，更重要的是还蕴涵着中国人深切的民族情怀。
贺麟和他的新心学
贺麟的“新心学”，是对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国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贺麟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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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的抉择
1949年，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但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后来，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