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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在一片扑朔迷离的加忆中度过去的,是在无法抗拒的沉重疲劳中度过去的,在她眼前,那个瘦子的军官就像一个灰色的斑点似的跳动着,巴威尔的青铜色的脸庞谢射出光茫,安德烈的眼睛里含着微笑。
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坐在窗前,观望街上,一会儿蹙起眉,战栗着,四面张望着,又起身走过来走过去,仿佛在罔然地寻找什么。
她喝了水,但是仍然不解渴,不能浇灭她心里那种灼烤般地微燃着的和悲伤。
这一天被切成两半,——开始那半儿很有内容,可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伤佛面对着一片凄凉的空虚,在她脑海里不断出现着一个难以解答的疑问。
“现在怎么办?”
考尔松诺娃来了。她指手划脚地大说特说,时而悲泣,时而高兴,还跺着脚板,提出些劝告和诺言,一会儿又在恐吓什么人。可是,这些都不能打动母亲的心。
“哼!”她听见玛丽亚那刺耳的声音。“到底把大家弄得发了吧!厂里的工人们起来了,——全厂都起来了!”
“唔,唔!”母亲摇着头,低声说。但是,她的眼睛却呆呆地瞪着,仿佛又看到了先前她与巴威尔、安德烈分手那一刻的情景,她哭不出,——心受到压抑,已经干枯了,嘴唇也是皲裂干燥的,嘴里觉得火热难捱。两手发抖,背上的皮肤也不住地在轻轻抽搐着。
傍晚时分,来了几个宪兵。
母亲毫不惊奇也不害怕地迎接了他们。
他们闹哄哄地闯了进来,脸上都是得意洋洋的神情。
黄脸军官龇着牙戏谑说:
“怎么样?您好吗?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不是吗?”
好一声不吭,只是用干燥的舌头舐着嘴唇。军官煞有介事地不停地教训着,母亲觉得,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他自己高兴。他的话,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自顾想自己的事。一直等他说道:“老婆子,如果你没有本事教训你的孩子尊敬上帝和沙皇,就得怨你自己……”过了一会儿她才开了口,这时她正站在门口,对他看也不看一眼地低声说:
“不错,孩子们是我们的裁判官。他们要很公正地责备我们,因为我们在这条路上离开他们!”
“什么?”军官大声喝问。“大声点!”
“我说孩子是我们的裁判官!”她叹着气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
军官恼怒了,叽哩呱啦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可是他怕话,只在母亲身上回荡,并没有让她生气。
玛丽严·考尔松诺娃也是见证人之一。她站在母亲旁边,但不敢抬眼看她。每当军官问她话的时候,她总是很慌张地深深行礼,并用同一句话回答:
“我不知道,大人!我是没文化的女人,做小生意的,笨得很,什么都不知道,……”
“好,闭嘴!”军官动着唇髭,发号施令。
好怀面行礼,一面把大拇指塞在食指与中指中间——途个轻蔑的动作——偷偷地对他晃一晃,轻轻地对母亲说:
“呐,给你!”
军官叫她搜查符拉索娃的身上时,她把眼睛眨了眨,又睁得圆圆的,朝军官瞟了一眼,吃惊地说:
“大人,这样的事我不会!”
军官把脚一跺,骂了起来。
玛丽亚只好垂下眼睑,低声央求母亲说:
“没法子,解开扣子吧,彼拉盖雅·尼洛夫娜……”
她仔细摸着母亲的上衣,脸涨得通红,小声说:
“唉,真是些混帐东西,你说对不?”
“你说什么?”军官朝她所在的搜身的角落里望了一眼,凶狠地逼问。
“我说的是女人家的事,大人!”玛丽亚由于害怕含混不清地回答。
到后来,他命令母亲在记录上签名。
母亲的手尽管捏不惯笔杆,但还是用印刷体写了几个粗大的字:
“工人的寡妇,彼拉盖雅·符拉索娃。”
“你写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军官轻蔑地歪着脸喊道。过了一会儿,又冷笑着说:
“没文化的家伙!……”
他们走了。
母亲将双手放在胸口,站在窗前,高高抬起下额,久久地,一动不动地,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前方。她紧闭着嘴唇,用劲地压住颚骨,不大一会儿她就感到牙痛了。
洋灯的煤油点干了。火苗不住地发出响声,并渐渐地熄灭。母亲吹灭了灯,站在黑暗中。烦恼的阴云堵在她的胸口,使她呼吸感到困难。她站了许久,——眼睛和腿都觉得疲倦了。
她听见玛丽亚在窗子下面站住,用醉醺醺的声音喊道:
“彼拉盖雅!你睡了吗?真是不幸的苦命的人,睡吧!”
母亲和衣躺在床上,就好像行人跌入深渊一般地很快地陷入了可怕的梦境。
她梦见沼泽地后面的一个黄色砂丘,在去城里的路上,有人在一个又一个的洼坑里挖砂。巴威尔站在砂丘的边上,向那些洼坑倾斜的断崖上面,用仿若安德烈的声音轻轻地、清楚地唱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她一路着,路过砂丘旁边时,便把手遮在额头上,眺望儿子。衬着淡蓝色的天空,他怕身形显得很清楚,轮廓格外分明。她不好意思走到他面前,因为她怀了孕。她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她一直朝前走去。野外有许多孩子正在踢球,皮球是红色的。婴儿挣脱她的手,到孩子那里去,因此放声大哭起来。母亲让他含了,又转过身来走回去。
可是,砂丘上已有兵士们站在那里,正用刺刀对着她。她很快地朝矗立在草地中央的教堂跑过去。教堂是白色的,轻飘飘的,似乎是用云朵砌垒而成的,而且高插云霄。那里好像在举行葬礼,棺材很大,是黑色的,棺材盖紧紧地盖着。但是教士和暗祭们都穿了白色袈裟在教堂里走来走去,嘴里唱着:
从死里复活了……
陪祭点了香,脸上带着笑对她点了点头。他的头发是浅褐色的,样子也很快活,就好似萨莫依洛夫一样。上面,从拱顶射下一道道阳光,有手巾那么宽。两边唱诗席里的孩子们轻轻地唱着:
从死里复活了……
“抓住他们!”教士在教堂中央站住,忽然大喊了一声。他身上的袈裟不见了,脸上长出了样子很威风的灰白色的唇髭。大家撒腿就跑,陪祭也是丢了香炉就逃命,双手抱住了头,跟霍霍尔一样。
母亲手里的婴儿掉在地上,掉在人们的脚边,他们就绕着婴儿的身旁跑过去,害怕似的望着赤裸裸的小身体。母亲跪在地上,向他们高喊:
“不要丢掉孩子!把他抱起来……”
从死里复活了……
——霍霍尔反剪双手,笑呵呵地唱着。
母亲弯下腰抱起婴儿,把她放在一辆板车上。尼吉拉在车旁慢慢地跟着,哈哈大笑地说道:
“他们给了我一件困难的工作……”
路上很湿,人们从窗口伸出头来,有的人吹着口哨,有的叫喊着,挥着手。
天气晴和,阳光灿灿,到处都找不到一点阴影。
“唱吧!妈妈!”霍霍尔鼓励着她。“生活就是这样!”
说着他就唱起来,他的歌声压低了所有的声音。母亲跟在他的后面走着,她突然绊了一跤,迅速地跌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深渊对着她发出了可怕的吼声……
她吓醒了,浑身在发抖。好像有人用着粗暴的手掌抓住了她的心,又恶意地着它,轻轻地压榨它。
上工的汽笛抛拗地鸣叫了。她断定这已是第二次的汽笛声了。房间里乱糟糟地堆着书籍、衣服、——一切都被移动过了,弄乱了,地上踩得很脏。
她站起身来,脸也顾不上洗,祷告也不做,就动手收拾房间。
她走到厨房里,一眼就看见带着一条红布的旗杆。她恼羞成怒地把它拾了起来,想把它丢在暖炉下面,可是,她叹了口气,却把那破碎的红旗解了下来,又仔细叠好,藏在衣袋里,把旗杆在膝盖上折断,丢在暖炉的炉台上。然后用冷水洗了窗户,擦了地板,生了茶炉,穿上了外衣。
等她在厨房的窗子前坐下来的时候,心里又出现了那个问题。
“现在怎么办?”
她忽然想起了今天还没有做祷告,于是站起到圣像前面,站了几秒钟,重新坐下,——心里觉得非常空虚。
一切都是异常的寂静,——好像昨天在街上那样大喊大叫的人们,今天都躲在家里,回想着那个不平常的日子。
忽然,她眼前浮现出年轻时看过的一幅情景:
在查乌莎依洛夫老爷家那个古老的花园里,有一个长满了睡莲的大池子。在秋天的一个灰朦的日子里,她刚好从池边走过,看见池子当中有一只小船。池水黑黑的,非常平静,小船好像是贴在凄凉地落着黄叶子的黑水上。这只孤零零的没浆没棹的小船,一动不动地停滞在晦暗的水面上,被干黄的枯叶包围着,令人感到无限的悲哀和莫名的痛苦。
母亲当时在池边站了好久,心里好生奇怪,是谁把这只小船从池边推开的,到底为了什么?那天晚上,查乌莎依洛夫家的管家的老婆,一个老是蓬着一头黑发、步履轻盈的小个儿女人,在这个池子里投水自尽了。
母亲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脸,她的思绪抖颤着回到了昨天的印象中。于是,她深深地陷入了昨天记忆的情形中。两眼直呆呆地瞅着早已冰凉的茶碗,就这样僵坐了许久。
其实,在她心里燃烧着一种希望,希望看见一个聪明而质朴的人,以便向他请教许多问题。
恰恰与她的希望相符合,在午饭之后,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来了。可是,母亲一看到他,又突然惊醒起来。她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的问候,就低声说:
“啊,您不该到这儿来!这样太不小心了!被人看见了会把您抓去的呀……”
他紧紧地握住了母亲的手,推了推眼镜,将脸凑近母亲,很快地说:
“事先我早跟巴威尔和安德烈讲好了,如果他俩被抓去,——第二天我就接你到城里去住!”他亲切地解释着,随后又担心地问:“到家里来搜过了?”
“来过了。到处都搜查了,也摸了。那些人啊,真是半点良心和谦耻都没有!”她大声回答。
“他们要谦耻干什么?”尼古拉耸了耸肩膀评说着,接着向母亲说明搬进城里去住的必要性。
母亲听到这种充满关怀的亲人般的言语,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双眼和平地望着尼古拉;她虽然听不懂他的理由,但却深感惊奇,自己为什么对他有这种亲近感和信任呢?“若是巴沙要这样,”她说,“而且对您没有妨碍……”
他打断了她的话。
“那您没必要担心。我只单身一人,我姐姐也是偶尔才来上一趟。”
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在一片扑朔迷离的加忆中度过去的,是在无法抗拒的沉重疲劳中度过去的,在她眼前,那个瘦子的军官就像一个灰色的斑点似的跳动着,巴威尔的青铜色的脸庞谢射出光茫,安德烈的眼睛里含着微笑。
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坐在窗前,观望街上,一会儿蹙起眉,战栗着,四面张望着,又起身走过来走过去,仿佛在罔然地寻找什么。
她喝了水,但是仍然不解渴,不能浇灭她心里那种灼烤般地微燃着的和悲伤。
这一天被切成两半,——开始那半儿很有内容,可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伤佛面对着一片凄凉的空虚,在她脑海里不断出现着一个难以解答的疑问。
“现在怎么办?”
考尔松诺娃来了。她指手划脚地大说特说,时而悲泣,时而高兴,还跺着脚板,提出些劝告和诺言,一会儿又在恐吓什么人。可是,这些都不能打动母亲的心。
“哼!”她听见玛丽亚那刺耳的声音。“到底把大家弄得发了吧!厂里的工人们起来了,——全厂都起来了!”
“唔,唔!”母亲摇着头,低声说。但是,她的眼睛却呆呆地瞪着,仿佛又看到了先前她与巴威尔、安德烈分手那一刻的情景,她哭不出,——心受到压抑,已经干枯了,嘴唇也是皲裂干燥的,嘴里觉得火热难捱。两手发抖,背上的皮肤也不住地在轻轻抽搐着。
傍晚时分,来了几个宪兵。
母亲毫不惊奇也不害怕地迎接了他们。
他们闹哄哄地闯了进来,脸上都是得意洋洋的神情。
黄脸军官龇着牙戏谑说:
“怎么样?您好吗?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不是吗?”
好一声不吭,只是用干燥的舌头舐着嘴唇。军官煞有介事地不停地教训着,母亲觉得,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他自己高兴。他的话,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自顾想自己的事。一直等他说道:“老婆子,如果你没有本事教训你的孩子尊敬上帝和沙皇,就得怨你自己……”过了一会儿她才开了口,这时她正站在门口,对他看也不看一眼地低声说:
“不错,孩子们是我们的裁判官。他们要很公正地责备我们,因为我们在这条路上离开他们!”
“什么?”军官大声喝问。“大声点!”
“我说孩子是我们的裁判官!”她叹着气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
军官恼怒了,叽哩呱啦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可是他怕话,只在母亲身上回荡,并没有让她生气。
玛丽严·考尔松诺娃也是见证人之一。她站在母亲旁边,但不敢抬眼看她。每当军官问她话的时候,她总是很慌张地深深行礼,并用同一句话回答:
“我不知道,大人!我是没文化的女人,做小生意的,笨得很,什么都不知道,……”
“好,闭嘴!”军官动着唇髭,发号施令。
好怀面行礼,一面把大拇指塞在食指与中指中间——途个轻蔑的动作——偷偷地对他晃一晃,轻轻地对母亲说:
“呐,给你!”
军官叫她搜查符拉索娃的身上时,她把眼睛眨了眨,又睁得圆圆的,朝军官瞟了一眼,吃惊地说:
“大人,这样的事我不会!”
军官把脚一跺,骂了起来。
玛丽亚只好垂下眼睑,低声央求母亲说:
“没法子,解开扣子吧,彼拉盖雅·尼洛夫娜……”
她仔细摸着母亲的上衣,脸涨得通红,小声说:
“唉,真是些混帐东西,你说对不?”
“你说什么?”军官朝她所在的搜身的角落里望了一眼,凶狠地逼问。
“我说的是女人家的事,大人!”玛丽亚由于害怕含混不清地回答。
到后来,他命令母亲在记录上签名。
母亲的手尽管捏不惯笔杆,但还是用印刷体写了几个粗大的字:
“工人的寡妇,彼拉盖雅·符拉索娃。”
“你写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军官轻蔑地歪着脸喊道。过了一会儿,又冷笑着说:
“没文化的家伙!……”
他们走了。
母亲将双手放在胸口,站在窗前,高高抬起下额,久久地,一动不动地,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前方。她紧闭着嘴唇,用劲地压住颚骨,不大一会儿她就感到牙痛了。
洋灯的煤油点干了。火苗不住地发出响声,并渐渐地熄灭。母亲吹灭了灯,站在黑暗中。烦恼的阴云堵在她的胸口,使她呼吸感到困难。她站了许久,——眼睛和腿都觉得疲倦了。
她听见玛丽亚在窗子下面站住,用醉醺醺的声音喊道:
“彼拉盖雅!你睡了吗?真是不幸的苦命的人,睡吧!”
母亲和衣躺在床上,就好像行人跌入深渊一般地很快地陷入了可怕的梦境。
她梦见沼泽地后面的一个黄色砂丘,在去城里的路上,有人在一个又一个的洼坑里挖砂。巴威尔站在砂丘的边上,向那些洼坑倾斜的断崖上面,用仿若安德烈的声音轻轻地、清楚地唱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她一路着,路过砂丘旁边时,便把手遮在额头上,眺望儿子。衬着淡蓝色的天空,他怕身形显得很清楚,轮廓格外分明。她不好意思走到他面前,因为她怀了孕。她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她一直朝前走去。野外有许多孩子正在踢球,皮球是红色的。婴儿挣脱她的手,到孩子那里去,因此放声大哭起来。母亲让他含了,又转过身来走回去。
可是,砂丘上已有兵士们站在那里,正用刺刀对着她。她很快地朝矗立在草地中央的教堂跑过去。教堂是白色的,轻飘飘的,似乎是用云朵砌垒而成的,而且高插云霄。那里好像在举行葬礼,棺材很大,是黑色的,棺材盖紧紧地盖着。但是教士和暗祭们都穿了白色袈裟在教堂里走来走去,嘴里唱着:
从死里复活了……
陪祭点了香,脸上带着笑对她点了点头。他的头发是浅褐色的,样子也很快活,就好似萨莫依洛夫一样。上面,从拱顶射下一道道阳光,有手巾那么宽。两边唱诗席里的孩子们轻轻地唱着:
从死里复活了……
“抓住他们!”教士在教堂中央站住,忽然大喊了一声。他身上的袈裟不见了,脸上长出了样子很威风的灰白色的唇髭。大家撒腿就跑,陪祭也是丢了香炉就逃命,双手抱住了头,跟霍霍尔一样。
母亲手里的婴儿掉在地上,掉在人们的脚边,他们就绕着婴儿的身旁跑过去,害怕似的望着赤裸裸的小身体。母亲跪在地上,向他们高喊:
“不要丢掉孩子!把他抱起来……”
从死里复活了……
——霍霍尔反剪双手,笑呵呵地唱着。
母亲弯下腰抱起婴儿,把她放在一辆板车上。尼吉拉在车旁慢慢地跟着,哈哈大笑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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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很湿,人们从窗口伸出头来,有的人吹着口哨,有的叫喊着,挥着手。
天气晴和,阳光灿灿,到处都找不到一点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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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起身来,脸也顾不上洗,祷告也不做,就动手收拾房间。
她走到厨房里,一眼就看见带着一条红布的旗杆。她恼羞成怒地把它拾了起来,想把它丢在暖炉下面,可是,她叹了口气,却把那破碎的红旗解了下来,又仔细叠好,藏在衣袋里,把旗杆在膝盖上折断,丢在暖炉的炉台上。然后用冷水洗了窗户,擦了地板,生了茶炉,穿上了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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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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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当时在池边站了好久,心里好生奇怪,是谁把这只小船从池边推开的,到底为了什么?那天晚上,查乌莎依洛夫家的管家的老婆,一个老是蓬着一头黑发、步履轻盈的小个儿女人,在这个池子里投水自尽了。
母亲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脸,她的思绪抖颤着回到了昨天的印象中。于是,她深深地陷入了昨天记忆的情形中。两眼直呆呆地瞅着早已冰凉的茶碗,就这样僵坐了许久。
其实,在她心里燃烧着一种希望,希望看见一个聪明而质朴的人,以便向他请教许多问题。
恰恰与她的希望相符合,在午饭之后,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来了。可是,母亲一看到他,又突然惊醒起来。她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的问候,就低声说:
“啊,您不该到这儿来!这样太不小心了!被人看见了会把您抓去的呀……”
他紧紧地握住了母亲的手,推了推眼镜,将脸凑近母亲,很快地说:
“事先我早跟巴威尔和安德烈讲好了,如果他俩被抓去,——第二天我就接你到城里去住!”他亲切地解释着,随后又担心地问:“到家里来搜过了?”
“来过了。到处都搜查了,也摸了。那些人啊,真是半点良心和谦耻都没有!”她大声回答。
“他们要谦耻干什么?”尼古拉耸了耸肩膀评说着,接着向母亲说明搬进城里去住的必要性。
母亲听到这种充满关怀的亲人般的言语,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双眼和平地望着尼古拉;她虽然听不懂他的理由,但却深感惊奇,自己为什么对他有这种亲近感和信任呢?“若是巴沙要这样,”她说,“而且对您没有妨碍……”
他打断了她的话。
“那您没必要担心。我只单身一人,我姐姐也是偶尔才来上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