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比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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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谜一样的话语从听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成为我始终无法猜透的心事。就像这句话：脚比路长。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和爷爷正走在漫天纷飞的大雪里。雪片很大，被风从山梁上射出来，像三国时诸葛亮借来的箭簇。第一片雪花粘贴在山头那棵老树黑色的身上，第二片从落叶已尽的枝条中穿过，指向村庄，继而是第三片、第四片。紧接着的雪花就像是从摔破的蜂箱里飞出来熙熙攘攘的蜜蜂一样，已经无法分片了，它们是一团一团的。所有的屋顶，所有的村庄，所有地面上的一切物事很快就被覆盖了。当我和爷爷终于爬上山顶回头张望村庄的时候，天地间是一派无边无际的白茫茫世界。
转过山头，有几眼窑洞像是张着的几张嘴，就有风裹着那些不甘心落在地上的雪花在这几张嘴旁边上下飞舞，像面包的碎屑。走过这几眼窑洞，在山的背阴处，风明显的小了。天还没有亮，雪花却把月光从云外驮了下来。晶莹闪亮的雪就像是夏夜的萤火虫，娇小的身姿在空中摇曳着曼妙的舞步。
这些印象此刻想起来并写下来的时候是如此美丽，而当时，这样的夜晚对赶路人来说太过艰难和辛苦。爷爷是挑着担子的，前面是土豆，后面是一些衣物，担子上面已经被雪厚厚地覆盖了，像两座被爷爷挑着的小山在蠕动。脚下崎岖的山路很像是琴弦，爷爷和我就是在这琴弦上移动的两个音符。每当我再次重温这些回忆的时候，包括回忆本身，还有这个关于琴弦的比喻，让我想起一个叫柴可夫斯基的外国人。其实我是个非常缺乏音乐理解能力的人，五音不全，连卡拉ok也很少光顾，这让我从小就丧失了对音乐的初步认知和深刻感受。尽管柴可夫斯基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家，但对他的了解，却是在许多年之后。我对童年的回忆总是前拉后扯的，完全混淆了时间的次序。爷爷和我走在漫天大雪中的山路上，是在很早很早之前的我的童年，而对柴可夫斯基的了解，却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的我的青年。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情，在我的回忆中慢慢融合叠加在一起，并且能够这样贴切，仿佛他们本来就是一体。这就像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荷花、月色，本来就是一体的，被朱自清发现了，并且描摹了下来，就这么简单。那个爷爷和我在崎岖山路上缓缓蠕动的夜晚，多了个柴可夫斯基，两个人的跋涉变成了三个人的艰难。回忆的神奇由此可见一斑。
前面说了，由于对音乐的无知，无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造诣多么高超，与我也仅仅是一个陌生的路人。但更加让我能够深刻记住他的原因并不主要在于他的音乐，而是在于他的故事，他同性恋的故事，他和梅克夫人的故事。非常奇怪的是，很多文人在听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之后，始终会在文学前人中找与之相似的人，王蒙说他如苏东坡、如李商隐，余华说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郎格把他比作英国诗人密尔顿。我并不是要附庸风雅的也在这里找出一位与之相似的人。其实，对于他的音乐我真的了解不多，但却在暴风雨中真切地感受过“多了一层无奈的忧郁，美丽的痛苦，深邃的感叹。他的感伤，多情，潇洒，无与伦比。我总觉得他的沉重叹息之中有一种特别的妩媚和舒展（王蒙）”梅克夫人也是在听了这首曲子后而对他格外感兴趣的，她说：“它给我的印象我简直无法对您言喻，有好几天我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
关于那个与爷爷一起跋涉的夜晚，与柴可夫斯基真的没有多少关系，但每当在我耳边回想起来爷爷曾经说过的那句话的时候，就总是有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响起。我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很多问题即就是穷其我全部的脑细胞，我也没有办法弄明白。如这句话，如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之间，有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感情，却几乎没有见过面，以致让他们的之间的故事真诚、高尚、纯洁，令无数的人所深刻向往。
夜晚落满积雪的山路崎岖泥泞，湿滑难行，充满了不为所知的危险。而偏僻小镇上的班车五点钟就要开往县城，爷爷和我终于在发车前赶到了。还有几个更加早到的人依次排队等在停放班车的公社粮站大门外。雪在风中优雅的飘飘洒洒的飞舞着，呵气成冰的隆冬深夜里，所有的人紧靠在墙壁上，跺着脚或呵着气御寒。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及至听到鸡叫，前面的人才小心翼翼的敲了敲开在大门一侧的售票窗户。不一会儿，司机师傅打开小窗户的同时，也把他的那颗头伸了出来。看得出来，那个窗口就好像是专门为那颗头而开的，大小高低刚刚合适。他用还冒着热气的脑袋四周看了看，又问了前面的几个人几句什么话后说，下了好大的雪，出于安全考虑，今天的班车不发了。说完，头又缩了回去。前面的人依次把话向后面的人复述了一遍，我们知道的时候，前面的人已经离去了不少。
身体本来瘦弱的爷爷站在风雪交加的路上，非常虔诚地和每一个人打了招呼，并且看着大家都没入雪夜之后，把那副已经挑了一夜的担子重新架到肩膀上，腾出一只手来，牵着我说：“脚比路长，我们走，赶天黑，也能走到县城了！”那时，就要开学了，已经六十余岁的爷爷是为了按时把我送到学校，带着我步行了整整一百里的山路，其中翻越了两座山。而那次步行，成为我截止到目前唯一一次步行最长的路。
“脚比路长”这句话，连同那个雪夜深刻地被我记住了。后来，知道了柴可夫斯基，也是在一个雪夜，他把创作好了的第四交响乐献给梅克夫人时说“这是我们的音乐”梅克夫人收到的时候，也立即回信说：“只有音乐可以表达我们这如满天飞雪一样的感情，生命有限，但音乐的脚步能够走穿生命。”于是，那夜，梅克夫人打开钢琴，整整一夜，与柴可夫斯基在音符和雪花的纷纷扬扬中相互倾诉，尽管他们同住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庄园里，却践行着注定的诺言“忧郁”、“眼泪汪汪的感伤”和“丰富”了一生。时至今日，愚蠢的我还是不能明白，记忆中我把这些完全不相干的情景融为一体的意义何在？
唉！
有些谜一样的话语从听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成为我始终无法猜透的心事。就像这句话：脚比路长。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和爷爷正走在漫天纷飞的大雪里。雪片很大，被风从山梁上射出来，像三国时诸葛亮借来的箭簇。第一片雪花粘贴在山头那棵老树黑色的身上，第二片从落叶已尽的枝条中穿过，指向村庄，继而是第三片、第四片。紧接着的雪花就像是从摔破的蜂箱里飞出来熙熙攘攘的蜜蜂一样，已经无法分片了，它们是一团一团的。所有的屋顶，所有的村庄，所有地面上的一切物事很快就被覆盖了。当我和爷爷终于爬上山顶回头张望村庄的时候，天地间是一派无边无际的白茫茫世界。
转过山头，有几眼窑洞像是张着的几张嘴，就有风裹着那些不甘心落在地上的雪花在这几张嘴旁边上下飞舞，像面包的碎屑。走过这几眼窑洞，在山的背阴处，风明显的小了。天还没有亮，雪花却把月光从云外驮了下来。晶莹闪亮的雪就像是夏夜的萤火虫，娇小的身姿在空中摇曳着曼妙的舞步。
这些印象此刻想起来并写下来的时候是如此美丽，而当时，这样的夜晚对赶路人来说太过艰难和辛苦。爷爷是挑着担子的，前面是土豆，后面是一些衣物，担子上面已经被雪厚厚地覆盖了，像两座被爷爷挑着的小山在蠕动。脚下崎岖的山路很像是琴弦，爷爷和我就是在这琴弦上移动的两个音符。每当我再次重温这些回忆的时候，包括回忆本身，还有这个关于琴弦的比喻，让我想起一个叫柴可夫斯基的外国人。其实我是个非常缺乏音乐理解能力的人，五音不全，连卡拉ok也很少光顾，这让我从小就丧失了对音乐的初步认知和深刻感受。尽管柴可夫斯基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家，但对他的了解，却是在许多年之后。我对童年的回忆总是前拉后扯的，完全混淆了时间的次序。爷爷和我走在漫天大雪中的山路上，是在很早很早之前的我的童年，而对柴可夫斯基的了解，却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的我的青年。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情，在我的回忆中慢慢融合叠加在一起，并且能够这样贴切，仿佛他们本来就是一体。这就像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荷花、月色，本来就是一体的，被朱自清发现了，并且描摹了下来，就这么简单。那个爷爷和我在崎岖山路上缓缓蠕动的夜晚，多了个柴可夫斯基，两个人的跋涉变成了三个人的艰难。回忆的神奇由此可见一斑。
前面说了，由于对音乐的无知，无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造诣多么高超，与我也仅仅是一个陌生的路人。但更加让我能够深刻记住他的原因并不主要在于他的音乐，而是在于他的故事，他同性恋的故事，他和梅克夫人的故事。非常奇怪的是，很多文人在听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之后，始终会在文学前人中找与之相似的人，王蒙说他如苏东坡、如李商隐，余华说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郎格把他比作英国诗人密尔顿。我并不是要附庸风雅的也在这里找出一位与之相似的人。其实，对于他的音乐我真的了解不多，但却在暴风雨中真切地感受过“多了一层无奈的忧郁，美丽的痛苦，深邃的感叹。他的感伤，多情，潇洒，无与伦比。我总觉得他的沉重叹息之中有一种特别的妩媚和舒展（王蒙）”梅克夫人也是在听了这首曲子后而对他格外感兴趣的，她说：“它给我的印象我简直无法对您言喻，有好几天我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
关于那个与爷爷一起跋涉的夜晚，与柴可夫斯基真的没有多少关系，但每当在我耳边回想起来爷爷曾经说过的那句话的时候，就总是有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响起。我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很多问题即就是穷其我全部的脑细胞，我也没有办法弄明白。如这句话，如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之间，有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感情，却几乎没有见过面，以致让他们的之间的故事真诚、高尚、纯洁，令无数的人所深刻向往。
夜晚落满积雪的山路崎岖泥泞，湿滑难行，充满了不为所知的危险。而偏僻小镇上的班车五点钟就要开往县城，爷爷和我终于在发车前赶到了。还有几个更加早到的人依次排队等在停放班车的公社粮站大门外。雪在风中优雅的飘飘洒洒的飞舞着，呵气成冰的隆冬深夜里，所有的人紧靠在墙壁上，跺着脚或呵着气御寒。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及至听到鸡叫，前面的人才小心翼翼的敲了敲开在大门一侧的售票窗户。不一会儿，司机师傅打开小窗户的同时，也把他的那颗头伸了出来。看得出来，那个窗口就好像是专门为那颗头而开的，大小高低刚刚合适。他用还冒着热气的脑袋四周看了看，又问了前面的几个人几句什么话后说，下了好大的雪，出于安全考虑，今天的班车不发了。说完，头又缩了回去。前面的人依次把话向后面的人复述了一遍，我们知道的时候，前面的人已经离去了不少。
身体本来瘦弱的爷爷站在风雪交加的路上，非常虔诚地和每一个人打了招呼，并且看着大家都没入雪夜之后，把那副已经挑了一夜的担子重新架到肩膀上，腾出一只手来，牵着我说：“脚比路长，我们走，赶天黑，也能走到县城了！”那时，就要开学了，已经六十余岁的爷爷是为了按时把我送到学校，带着我步行了整整一百里的山路，其中翻越了两座山。而那次步行，成为我截止到目前唯一一次步行最长的路。
“脚比路长”这句话，连同那个雪夜深刻地被我记住了。后来，知道了柴可夫斯基，也是在一个雪夜，他把创作好了的第四交响乐献给梅克夫人时说“这是我们的音乐”梅克夫人收到的时候，也立即回信说：“只有音乐可以表达我们这如满天飞雪一样的感情，生命有限，但音乐的脚步能够走穿生命。”于是，那夜，梅克夫人打开钢琴，整整一夜，与柴可夫斯基在音符和雪花的纷纷扬扬中相互倾诉，尽管他们同住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庄园里，却践行着注定的诺言“忧郁”、“眼泪汪汪的感伤”和“丰富”了一生。时至今日，愚蠢的我还是不能明白，记忆中我把这些完全不相干的情景融为一体的意义何在？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