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9话：关东军的羞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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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关内的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溥仪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担忧，这一年溥仪来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
溥杰去日本留学之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他从日本回来，溥仪从吉冈嘴里听到了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帮溥杰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溥仪非常的不安。
溥仪和二妹商量，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
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一九三七年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婚。
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到了东北之后，溥仪拿定了一个主意，他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的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溥仪送来的食物他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溥仪一起吃饭的餐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他必定等溥杰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只是略动一点，绝不会多动一口。
当溥仪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溥仪整天提心吊胆。因为他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皇帝，后来听说溥杰得的是一个女儿，溥仪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溥仪也曾经想过，假若他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些？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溥仪竟然像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
可是连溥仪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即使他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溥仪写下了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溥仪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教育。
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溥仪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有一天，德王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溥仪，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他们两人在屋里谈话。
谈着谈着，德王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溥仪的伤口，溥仪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
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板着脸问溥仪：“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溥仪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只不过是闲聊而已。
吉冈不放松，他继续的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没有？”
溥仪的心里怦怦跳了起来，他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他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没有再穷追下去，溥仪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疑虑丛生。他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吉冈在他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说出了真话。
溥仪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工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他没有能找出它来。因此溥仪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他，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
从此溥仪怕的东西更多了，他怕日本人，怕家里人，怕大臣们，像德王那样可能出卖他。后来溥仪连睡觉也怕人害他，他不敢叫随侍守夜，更不敢叫童仆们为他站岗，找护军来他也不放心。
最后他想出一个依靠假人守卫的办法，他叫人给他用草和泥做了几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给穿上军装，放在他的屋后。当然溥仪不会把用途告诉别人，到晚上临睡时，溥仪把它们搬到自己的卧室里，排列在他的前。他心里想，谁要是半夜里想进来害他，至少可以把他吓一跳。
在种种事件之后，溥仪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他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他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他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最后溥仪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
溥仪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他就无事可干。他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是：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其实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溥仪的心中越是恐惧，他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他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溥仪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逢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佣人打骂。
同时他的迷信思想也更加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的虚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溥仪的昏天昏地、神神癫癫的生活。
在溥仪的性格中，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的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到了满州国以后，溥仪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只狼。
在他的大门内，他的残忍恶劣行为，越发有了发展，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的刑罚。打人的花样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他打。
在动手打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溥仪便疑心他们朋比为奸，可能临时转移目标，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有时溥仪的心里不高兴，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他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成一环形，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
溥仪打骂的人除了他的妻子、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他有七八个侄子，在宫里念书，这原是他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他说说话、伺候他的人。
可是溥仪一样地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溥仪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这就是说，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未完待续）
一九三七年，关内的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溥仪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担忧，这一年溥仪来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
溥杰去日本留学之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他从日本回来，溥仪从吉冈嘴里听到了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帮溥杰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溥仪非常的不安。
溥仪和二妹商量，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
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一九三七年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婚。
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到了东北之后，溥仪拿定了一个主意，他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的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溥仪送来的食物他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溥仪一起吃饭的餐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他必定等溥杰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只是略动一点，绝不会多动一口。
当溥仪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溥仪整天提心吊胆。因为他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皇帝，后来听说溥杰得的是一个女儿，溥仪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溥仪也曾经想过，假若他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些？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溥仪竟然像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
可是连溥仪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即使他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溥仪写下了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溥仪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教育。
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溥仪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有一天，德王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溥仪，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他们两人在屋里谈话。
谈着谈着，德王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溥仪的伤口，溥仪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
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板着脸问溥仪：“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溥仪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只不过是闲聊而已。
吉冈不放松，他继续的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没有？”
溥仪的心里怦怦跳了起来，他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他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没有再穷追下去，溥仪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疑虑丛生。他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吉冈在他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说出了真话。
溥仪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工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他没有能找出它来。因此溥仪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他，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
从此溥仪怕的东西更多了，他怕日本人，怕家里人，怕大臣们，像德王那样可能出卖他。后来溥仪连睡觉也怕人害他，他不敢叫随侍守夜，更不敢叫童仆们为他站岗，找护军来他也不放心。
最后他想出一个依靠假人守卫的办法，他叫人给他用草和泥做了几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给穿上军装，放在他的屋后。当然溥仪不会把用途告诉别人，到晚上临睡时，溥仪把它们搬到自己的卧室里，排列在他的前。他心里想，谁要是半夜里想进来害他，至少可以把他吓一跳。
在种种事件之后，溥仪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他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他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他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最后溥仪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
溥仪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他就无事可干。他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是：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其实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溥仪的心中越是恐惧，他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他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溥仪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逢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佣人打骂。
同时他的迷信思想也更加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的虚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溥仪的昏天昏地、神神癫癫的生活。
在溥仪的性格中，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的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到了满州国以后，溥仪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只狼。
在他的大门内，他的残忍恶劣行为，越发有了发展，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的刑罚。打人的花样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他打。
在动手打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溥仪便疑心他们朋比为奸，可能临时转移目标，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有时溥仪的心里不高兴，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他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成一环形，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
溥仪打骂的人除了他的妻子、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他有七八个侄子，在宫里念书，这原是他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他说说话、伺候他的人。
可是溥仪一样地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溥仪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这就是说，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