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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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老人？我不是。我经常站在同一个思维上观察一个人的苍老：眼角的皱纹、突起的青筋、多病的躯体，围在身边的一群孩子。还有，还有没有到这个年龄的人所没有的慈祥宽厚的笑容。那些皱纹是他们走过的路，一条条纵横交错，很多很多，不像我，只有笑的时候，才会有纹路；只有哭的时候，才会有纹路。当笑和哭停止，那么，还剩下什么呢？
因此，在经纬密布的一条条皱纹中间，留住了笑，忘记了哭。给自己感动过执着过生气过的轨迹一点细微的描述，慈祥宽容像香水一样弥漫在周围的空气和氛围中。从路中间找寻脚印，在笑容底下发现皱纹。
或许有人认为这就是历史。有多少路多少脚印多少皱纹。有人又认为历史与皱纹是如此地毫不相干。而现在，我就站在祁伯的面前，在他的皱纹底下，在他的笑容里边，听着一个故事。听到后来我才发现，祁伯要对我讲的并不只是一个故事，他要讲的是在他脑里停驻的那么多个精彩的瞬间。
祁伯向我提起了凌长风。高中毕业后凌长风去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祁伯去武汉钢铁大学驻近参军。一个是炮与火的实战演习，一个是训练有素中渲染着人文气息。凌长风后来又去华东师范大学求学，到武汉钢铁大学担任助教，再任导师，努力到副教、教授。一个因为曾经参军后从文，一个是因参军以近文，微妙间有了丁点联系。祁伯对我谈凌先生的爱妻，美丽优雅。在他满是自豪的语气中了解到凌先生是个秃顶。
眼前都可以看到一个中等个子，戴眼镜，手捧着书的先生在学院的树丛底下走过，学生们都叫凌先生好，他微微点头，秃顶映衬着阳光和斑驳的树影。学生们也互相打着招呼史密斯金密思特李。凌师母印象底却只是穿着碎华小袄扎着两条小辫的姑娘。
我告诉祁伯我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过去总是不彻底。甚至在那一刻我已经预备好了从祁伯的笑容里面发现些泪光，一些负荷着重量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砰砣，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后来是文革。讲到了附近的两座桥，讲到了孩子们手臂上的红袖章，讲到了一摞摞被丢弃的书本，讲到了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来武汉这块风水宝地，造反派们就把车子‘整了一顿’;还讲到了一位教师因为结婚前和他的未婚妻偷尝禁果而被造反派们捉住，在大冬天里被关牛棚、批斗，这个教师在大庭广众下做检讨，批斗台上被修理得几次晕倒，一次次的威胁恐吓让他痛不欲生，一次次的批评教育使他歪曲了事实和真理，硬生生把一对有情人拆散了。还有的当然是草根捣碎和着番薯做食物。凌长风一定是被批斗了，挂牌了，关牛棚了，我想。
可是祁伯把他忘了。我再次提起时才恍然：没有。
没有？
他依然是讲台课本学生备课。的确，历史是刻下了，只是不在同一个模子里。可笑的是，我竟然是如此地感到不可思议。一份糊涂又在脑中拎了出来，捡草根，和番薯，做食物，为什么？
没得吃。
这个我自然知晓，为什么不直接用番薯？
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愕然。自己真的是笨到了家。
毛主席语录。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认真学习。凡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牙牙学语的孩子到七十多岁的老妪，背诵——毛主席语录。
背不出来呢？
扣工分。
再背不出来呢？
不可能。
大浪淘沙的年代。现在到了我们这一辈人冷眼看着倒实在有点羡慕。对比鲜明——一边是波澜横生，另一边波澜不惊。惯坏了，惯坏了。
我是真的感兴趣，祁伯自然是不想提也为着我的盼望继续下去了。
1983年.那时候祁伯的工资是二、三十块钱。五角钱一斤肉，二、三十块钱养活一大家子人。还时不时引得人红眼。我工龄比你高怎么工资没你多？
忙孩子，忙吃忙穿，忙评等级，忙思想政治。该往前走的冲上去，不想往前走的推上去。后来连前路也变了‘钱路’，一点点一点点走出来，有了现在的大学路。
仿佛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了，祁伯是如此自然地由‘钱’论到了学习，一切都理所当然。物质满足了求精神享受，可这实实在在看在心底成了枷锁束缚约束禁锢。为什么？古代有一个故事：子路陪着孔子走，问先生治国应怎样。孔子回答：富之。然后呢？富之然后教之！如果我是孔子，会回答：教之。然后呢？教之则必富之。让锁链见鬼去吧。‘先苦后甜’是一般人愿意接受的规律。
年代的更迭，一个个的回眸定格住了瞬间。轰轰烈烈的留下了一个名字让万世景仰，平平凡凡的只剩一段言语，在许多年后于晚辈面前娓娓而谈。历史就好像一面玻璃，水却在不停流动，流到最后，我都恍忽玻璃是流动的水。水小了，发觉玻璃亮堂了些，多少是有些欣慰的。不过我想在我心里倒也做假，在祁伯眼中是自有一番天地的。世界好大、好大，大得人好像穴居在其中的蚂蚁，劳劳碌碌搬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却常觉得喘不过气来。心却好小好小，怎么能记得秃脑袋的学者、草根和番薯，毛主席语录，累这累那？历史却总是像一面镜子的。
我看到过北京的人们，在几年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女孩。粗犷豪爽的个性和简朴的打扮，跑来江南一比绝对艰苦朴素。文明礼貌的周详人文气息的散播好似顽强的风信子茕茕独立。一个古城积淀得久了，总留着些什么，思想，哪怕只是思想。小贩的叫卖，京字的招牌，圆明园遗址，打扮上的不奢侈——对，还有这些，在大大小小的人流中。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涵的古老城市，那个叫做北平的城市，祁伯谈到了长城。长城一直是排场。浩浩荡荡的劳工队伍，白发将军和士兵的泪，缺月满月都令人想到别离。到现在，走上烽火台，呼哧呼哧的风吹到耳里，雄伟异常。当前的烽火台现在的风，都停留在呼哧呼哧里了。
历史总是像一面镜子。可惜我看不透。一个人的一生是活在历史里的，祁伯就是个例子。他很用心地讲，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我很用心地听。我怕，怕当年的一切全都被我丢在湖水里了，我伸手去摸，只是个倒影。那么，历史在哪里？
眼前是一幅幅的画，大学底下的人文气息有点年代了，可是谈及年轻女子只是两条小辫，知识分子又打成了右派，毛主席大笔一挥，就背诵、再背诵。
还好，还好有着故国的女子，优雅的谈吐和朴素的衣着，不咄咄逼人。武汉祁伯知晓的那两座桥，却硬生生被我由上而下置了那么多的钢绳，一根根由顶部拉到桥身，仿佛现在豪华的立交桥似的。那时候的豪华难道是卢沟桥那般的！
祁伯又是如此慈祥地笑了。你老过吗？我没有老过。那么多的皱纹，那么远的路。历史、历史终于凝固成了一个如许宽容的笑容，让我禁不住感兴趣了。祁伯笑着对我说：小燕，真的该去外边看看啊。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老人？我不是。我经常站在同一个思维上观察一个人的苍老：眼角的皱纹、突起的青筋、多病的躯体，围在身边的一群孩子。还有，还有没有到这个年龄的人所没有的慈祥宽厚的笑容。那些皱纹是他们走过的路，一条条纵横交错，很多很多，不像我，只有笑的时候，才会有纹路；只有哭的时候，才会有纹路。当笑和哭停止，那么，还剩下什么呢？
因此，在经纬密布的一条条皱纹中间，留住了笑，忘记了哭。给自己感动过执着过生气过的轨迹一点细微的描述，慈祥宽容像香水一样弥漫在周围的空气和氛围中。从路中间找寻脚印，在笑容底下发现皱纹。
或许有人认为这就是历史。有多少路多少脚印多少皱纹。有人又认为历史与皱纹是如此地毫不相干。而现在，我就站在祁伯的面前，在他的皱纹底下，在他的笑容里边，听着一个故事。听到后来我才发现，祁伯要对我讲的并不只是一个故事，他要讲的是在他脑里停驻的那么多个精彩的瞬间。
祁伯向我提起了凌长风。高中毕业后凌长风去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祁伯去武汉钢铁大学驻近参军。一个是炮与火的实战演习，一个是训练有素中渲染着人文气息。凌长风后来又去华东师范大学求学，到武汉钢铁大学担任助教，再任导师，努力到副教、教授。一个因为曾经参军后从文，一个是因参军以近文，微妙间有了丁点联系。祁伯对我谈凌先生的爱妻，美丽优雅。在他满是自豪的语气中了解到凌先生是个秃顶。
眼前都可以看到一个中等个子，戴眼镜，手捧着书的先生在学院的树丛底下走过，学生们都叫凌先生好，他微微点头，秃顶映衬着阳光和斑驳的树影。学生们也互相打着招呼史密斯金密思特李。凌师母印象底却只是穿着碎华小袄扎着两条小辫的姑娘。
我告诉祁伯我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过去总是不彻底。甚至在那一刻我已经预备好了从祁伯的笑容里面发现些泪光，一些负荷着重量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砰砣，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后来是文革。讲到了附近的两座桥，讲到了孩子们手臂上的红袖章，讲到了一摞摞被丢弃的书本，讲到了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来武汉这块风水宝地，造反派们就把车子‘整了一顿’;还讲到了一位教师因为结婚前和他的未婚妻偷尝禁果而被造反派们捉住，在大冬天里被关牛棚、批斗，这个教师在大庭广众下做检讨，批斗台上被修理得几次晕倒，一次次的威胁恐吓让他痛不欲生，一次次的批评教育使他歪曲了事实和真理，硬生生把一对有情人拆散了。还有的当然是草根捣碎和着番薯做食物。凌长风一定是被批斗了，挂牌了，关牛棚了，我想。
可是祁伯把他忘了。我再次提起时才恍然：没有。
没有？
他依然是讲台课本学生备课。的确，历史是刻下了，只是不在同一个模子里。可笑的是，我竟然是如此地感到不可思议。一份糊涂又在脑中拎了出来，捡草根，和番薯，做食物，为什么？
没得吃。
这个我自然知晓，为什么不直接用番薯？
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愕然。自己真的是笨到了家。
毛主席语录。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认真学习。凡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牙牙学语的孩子到七十多岁的老妪，背诵——毛主席语录。
背不出来呢？
扣工分。
再背不出来呢？
不可能。
大浪淘沙的年代。现在到了我们这一辈人冷眼看着倒实在有点羡慕。对比鲜明——一边是波澜横生，另一边波澜不惊。惯坏了，惯坏了。
我是真的感兴趣，祁伯自然是不想提也为着我的盼望继续下去了。
1983年.那时候祁伯的工资是二、三十块钱。五角钱一斤肉，二、三十块钱养活一大家子人。还时不时引得人红眼。我工龄比你高怎么工资没你多？
忙孩子，忙吃忙穿，忙评等级，忙思想政治。该往前走的冲上去，不想往前走的推上去。后来连前路也变了‘钱路’，一点点一点点走出来，有了现在的大学路。
仿佛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了，祁伯是如此自然地由‘钱’论到了学习，一切都理所当然。物质满足了求精神享受，可这实实在在看在心底成了枷锁束缚约束禁锢。为什么？古代有一个故事：子路陪着孔子走，问先生治国应怎样。孔子回答：富之。然后呢？富之然后教之！如果我是孔子，会回答：教之。然后呢？教之则必富之。让锁链见鬼去吧。‘先苦后甜’是一般人愿意接受的规律。
年代的更迭，一个个的回眸定格住了瞬间。轰轰烈烈的留下了一个名字让万世景仰，平平凡凡的只剩一段言语，在许多年后于晚辈面前娓娓而谈。历史就好像一面玻璃，水却在不停流动，流到最后，我都恍忽玻璃是流动的水。水小了，发觉玻璃亮堂了些，多少是有些欣慰的。不过我想在我心里倒也做假，在祁伯眼中是自有一番天地的。世界好大、好大，大得人好像穴居在其中的蚂蚁，劳劳碌碌搬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却常觉得喘不过气来。心却好小好小，怎么能记得秃脑袋的学者、草根和番薯，毛主席语录，累这累那？历史却总是像一面镜子的。
我看到过北京的人们，在几年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女孩。粗犷豪爽的个性和简朴的打扮，跑来江南一比绝对艰苦朴素。文明礼貌的周详人文气息的散播好似顽强的风信子茕茕独立。一个古城积淀得久了，总留着些什么，思想，哪怕只是思想。小贩的叫卖，京字的招牌，圆明园遗址，打扮上的不奢侈——对，还有这些，在大大小小的人流中。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涵的古老城市，那个叫做北平的城市，祁伯谈到了长城。长城一直是排场。浩浩荡荡的劳工队伍，白发将军和士兵的泪，缺月满月都令人想到别离。到现在，走上烽火台，呼哧呼哧的风吹到耳里，雄伟异常。当前的烽火台现在的风，都停留在呼哧呼哧里了。
历史总是像一面镜子。可惜我看不透。一个人的一生是活在历史里的，祁伯就是个例子。他很用心地讲，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我很用心地听。我怕，怕当年的一切全都被我丢在湖水里了，我伸手去摸，只是个倒影。那么，历史在哪里？
眼前是一幅幅的画，大学底下的人文气息有点年代了，可是谈及年轻女子只是两条小辫，知识分子又打成了右派，毛主席大笔一挥，就背诵、再背诵。
还好，还好有着故国的女子，优雅的谈吐和朴素的衣着，不咄咄逼人。武汉祁伯知晓的那两座桥，却硬生生被我由上而下置了那么多的钢绳，一根根由顶部拉到桥身，仿佛现在豪华的立交桥似的。那时候的豪华难道是卢沟桥那般的！
祁伯又是如此慈祥地笑了。你老过吗？我没有老过。那么多的皱纹，那么远的路。历史、历史终于凝固成了一个如许宽容的笑容，让我禁不住感兴趣了。祁伯笑着对我说：小燕，真的该去外边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