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狐外传》的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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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金庸小说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某些作品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创作的。并且考察这些同一时间段里创作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篇幅一长一段，水平一高一低。当然，这里所谓的长短，只是局限于金庸作品而言。而水平的高低，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每部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看法。譬如倪匡就有这么一说“金庸只写了两篇短篇，就没有再尝试下去。而两篇短篇，在金庸作品中的地位都很低。”这里的“两篇短篇”指的是鸳鸯刀和白马啸西风。而在这两篇短篇中，倪匡还分出了高下，将白马啸西风放在了最后一位——不仅仅在短篇中居末，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地位也是最低的。而按照温瑞安的说法“白马啸西风在中国短篇武侠小说里，有着一定的分量，在金庸作品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周伯通的分心二用左右互搏，天下只有郭靖和小龙女两位传人。并且按照金庸的解释，这门功夫心地越是单纯的人就越容易学会。金庸显然不是位心地多么单纯的人，他的脑袋里装着很多的问题，有社会评论，有浪漫侠情，有尔虞我诈，有铁血江湖，他的左右互搏显然是不可能练到家的。以此，同一时期的两部作品，难免出现参差高下。
1959年5月20日，金庸与人合伙创办明报，于创刊号连载神雕侠侣，同时于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次年为武侠与历史杂志写飞狐外传。飞狐外传的创作意图，研究者普遍以为是弥补雪山飞狐之不足。例如陈墨说“在前书（雪山飞狐）中，并没有真正地着重描写胡斐这一人物，而是写辽东大侠胡一刀。所以作者便在此飞狐外传中着意地写出了胡斐这一人物的成长经历及其性格。”
金庸自己也有说法。自古以来中国人理想中的大丈夫标准，概括起来也就是孟子说过的那几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金庸说，这三条标准对于武侠人物来说都没有什么难处，所以他写胡斐，是为了完成另外一种性格的塑造，要他能够在古之大丈夫标准以外做到这么几点“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这可以说是金庸创作飞狐外传的意图，是他塑造胡斐这一人物的标尺。其实金庸不知道，他在一开始，这个创作就已经落了下乘。将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先用了各样的条条框框给禁锢起来，是创作家的大忌。好的文学作品人物性格的完成并不在于创作之先的限定，而在于创作家的行文之中。信笔所至，行云流水，这样创作出来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吸引读者的形象。与飞狐外传同一时期创作的神雕侠侣在这一点上显然就要超越飞狐外传不知道多少倍。真正的杨过的性格的完成，甚而至于要等到“十六年后”所以，相比于飞狐外传，神雕侠侣取得了大成功。而飞狐外传只能说是金庸按照自己的既有观念去铺排演绎一段故事罢了。胡斐本人的形象，确实达到了金庸在古之大丈夫标准以外的要求，但毫无疑问，这样塑造出来的胡斐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的。金庸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创作的失败，所以在后记里说“目的是写这样一个性格，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陈墨愿意将这话理解为金庸本人的谦逊，说“越是漫不经心地创作出来的人物及其故事，越是自然醇厚，有如天籁。”
将金庸对于飞狐外传的创作态度理解为“漫不经心”我以为这只怕是陈墨的一相情愿。我自然没有证据证明金庸在创作的当时态度一定很严肃，但综观金庸一生的创作“漫不经心”说却也显然不具有什么说服力。陈墨对飞狐外传对胡斐都有着很高的评价“醇厚”、“天籁”之外，他还说“胡斐其人是集侠士心肠、英雄气质及人之情怀于一身的形象，而且是一位具体的、浑然一体的、鲜明生动而又深刻突出的‘这一个’。”他以为金庸其他作品的主人公要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要么“神魔兼是正邪之间”而“惟有”胡斐是侠士、英雄与人三者的活的集合，最接近作者与读者心目中的侠士的理想观念。
这种说法我以为只正确了一半。陈墨显然忽视了，真正的对于“人”的塑造，金庸第一部作品里的陈家洛显然要比胡斐成功了那么几分。而陈家洛的性格的塑造与完成，除了批判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固有缺陷以外，并没有胡斐这样多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如果真如研究者所说，飞狐外传的创作是为了弥补雪山飞狐人物塑造力度的不足，那么我们就只能说，在飞狐外传的胡斐的身上，这个任务仍然没有完成，这个形象除了达到了金庸性格塑造的标准以外，是苍白无力的，是失败的。如果说雪山飞狐的主人公是没有出场的胡一刀，那么我以为，飞狐外传真正足以给人成功的感觉的，便是苗人凤。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而且这大概也是每一个艺术创作者都会遇到的有趣的现象，就是自己所倾力塑造的主角，往往反没有信笔所至塑造的配角来得成功。在影视评比中之所以有“最佳配角”这么一个奖项存在，我常常以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相对于金庸，这个现象在他的中短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胡斐与苗人凤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胡斐失败了，但苗人凤，不论从他的性格、形象、个人思想还是人生经历上来说，都获得了大成功。在雪山飞狐中没有得以完全表现的苗人凤，在飞狐外传里都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这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的成功与失败。此外，则还有作品的主题。陈墨总结飞狐外传的主题用了这么一句话“宝刀相见欢，柔情恨无常”所谓宝刀，指的是英雄侠士行走江湖快意恩仇；柔情自是男欢女爱情感纠葛。而综观飞狐外传全书“宝刀”一部分在作者强加给胡斐的大丈夫标准之下铺排演绎而来，并无太大的可观之处。行文布局只是为“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这三条标准服务。这样的写作，不论多么高明的作家，多么横溢的才华，能够给他的用武之地都不会太多。对于江湖人物来说，显而易见，能够见出其大丈夫气概的，多不在“柔情”而在“宝刀”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胡斐的大丈夫气概，也就只能塑造得苍白无力“宝刀”的故事情节也就只能铺排得苍白无力了。试看主要表现胡斐的侠士一面的为钟阿四一家追凶复仇的一段故事就知道此言非虚。胡斐只为听说广东富庶繁盛，颇有豪侠之士，于是乎就径往岭南而来。而来了就碰上钟阿四这么一档子事。很显然，作者纯粹是为了表现他的侠义而铺排了这么一个故事——虽然金庸说这故事其实是真实的——然后就让胡斐能够遇到这件事而令他“径往岭南而来”的。这纯然铺排演绎故事罢了，在金庸的作品中，实在是最下乘。
还有就是“柔情”毫无疑问，金庸是描写感情的高手。而他所要求的大丈夫的标准在柔情一面也不会具有太大的约束力，这个时候的金庸才终于放开了手脚。我们有理由庆幸，金庸恰恰是在描写自己最擅长的爱情上放开了手脚脱离了约束。就如同在胡斐身上的失败在苗人凤的身上得到了成功一样，在“宝刀”上的失败总算在“柔情”上获得了成功。亏得如此，否则飞狐外传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世界，只怕就只能算个二三流的作品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墨评价飞狐外传的那句话“越是漫不经心地创作出来的人物及其故事，越是自然醇厚，有如天籁”倒在无意中道出了真实。但陈墨还是一不小心而将这话用错了位置——在胡斐的身上，我实在没有发现什么自然醇厚什么天籁，相反，在金庸刻意进行条条框框的规范化的描写之外，在苗人凤，在与作者创作意图并无太大关联的“柔情”上，我们发现了太多的光彩。而这，实在也难以说清楚究竟是金庸的成功还是失败。
近年来，大陆文学中多的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人物和情节，我以为那原因多半就在此。或许，只有在创作者脱离了自己创作之先的创作意图而进行创作，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出现。
考察金庸小说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某些作品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创作的。并且考察这些同一时间段里创作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篇幅一长一段，水平一高一低。当然，这里所谓的长短，只是局限于金庸作品而言。而水平的高低，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每部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看法。譬如倪匡就有这么一说“金庸只写了两篇短篇，就没有再尝试下去。而两篇短篇，在金庸作品中的地位都很低。”这里的“两篇短篇”指的是鸳鸯刀和白马啸西风。而在这两篇短篇中，倪匡还分出了高下，将白马啸西风放在了最后一位——不仅仅在短篇中居末，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地位也是最低的。而按照温瑞安的说法“白马啸西风在中国短篇武侠小说里，有着一定的分量，在金庸作品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周伯通的分心二用左右互搏，天下只有郭靖和小龙女两位传人。并且按照金庸的解释，这门功夫心地越是单纯的人就越容易学会。金庸显然不是位心地多么单纯的人，他的脑袋里装着很多的问题，有社会评论，有浪漫侠情，有尔虞我诈，有铁血江湖，他的左右互搏显然是不可能练到家的。以此，同一时期的两部作品，难免出现参差高下。
1959年5月20日，金庸与人合伙创办明报，于创刊号连载神雕侠侣，同时于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次年为武侠与历史杂志写飞狐外传。飞狐外传的创作意图，研究者普遍以为是弥补雪山飞狐之不足。例如陈墨说“在前书（雪山飞狐）中，并没有真正地着重描写胡斐这一人物，而是写辽东大侠胡一刀。所以作者便在此飞狐外传中着意地写出了胡斐这一人物的成长经历及其性格。”
金庸自己也有说法。自古以来中国人理想中的大丈夫标准，概括起来也就是孟子说过的那几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金庸说，这三条标准对于武侠人物来说都没有什么难处，所以他写胡斐，是为了完成另外一种性格的塑造，要他能够在古之大丈夫标准以外做到这么几点“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这可以说是金庸创作飞狐外传的意图，是他塑造胡斐这一人物的标尺。其实金庸不知道，他在一开始，这个创作就已经落了下乘。将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先用了各样的条条框框给禁锢起来，是创作家的大忌。好的文学作品人物性格的完成并不在于创作之先的限定，而在于创作家的行文之中。信笔所至，行云流水，这样创作出来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吸引读者的形象。与飞狐外传同一时期创作的神雕侠侣在这一点上显然就要超越飞狐外传不知道多少倍。真正的杨过的性格的完成，甚而至于要等到“十六年后”所以，相比于飞狐外传，神雕侠侣取得了大成功。而飞狐外传只能说是金庸按照自己的既有观念去铺排演绎一段故事罢了。胡斐本人的形象，确实达到了金庸在古之大丈夫标准以外的要求，但毫无疑问，这样塑造出来的胡斐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的。金庸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创作的失败，所以在后记里说“目的是写这样一个性格，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陈墨愿意将这话理解为金庸本人的谦逊，说“越是漫不经心地创作出来的人物及其故事，越是自然醇厚，有如天籁。”
将金庸对于飞狐外传的创作态度理解为“漫不经心”我以为这只怕是陈墨的一相情愿。我自然没有证据证明金庸在创作的当时态度一定很严肃，但综观金庸一生的创作“漫不经心”说却也显然不具有什么说服力。陈墨对飞狐外传对胡斐都有着很高的评价“醇厚”、“天籁”之外，他还说“胡斐其人是集侠士心肠、英雄气质及人之情怀于一身的形象，而且是一位具体的、浑然一体的、鲜明生动而又深刻突出的‘这一个’。”他以为金庸其他作品的主人公要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要么“神魔兼是正邪之间”而“惟有”胡斐是侠士、英雄与人三者的活的集合，最接近作者与读者心目中的侠士的理想观念。
这种说法我以为只正确了一半。陈墨显然忽视了，真正的对于“人”的塑造，金庸第一部作品里的陈家洛显然要比胡斐成功了那么几分。而陈家洛的性格的塑造与完成，除了批判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固有缺陷以外，并没有胡斐这样多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如果真如研究者所说，飞狐外传的创作是为了弥补雪山飞狐人物塑造力度的不足，那么我们就只能说，在飞狐外传的胡斐的身上，这个任务仍然没有完成，这个形象除了达到了金庸性格塑造的标准以外，是苍白无力的，是失败的。如果说雪山飞狐的主人公是没有出场的胡一刀，那么我以为，飞狐外传真正足以给人成功的感觉的，便是苗人凤。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而且这大概也是每一个艺术创作者都会遇到的有趣的现象，就是自己所倾力塑造的主角，往往反没有信笔所至塑造的配角来得成功。在影视评比中之所以有“最佳配角”这么一个奖项存在，我常常以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相对于金庸，这个现象在他的中短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胡斐与苗人凤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胡斐失败了，但苗人凤，不论从他的性格、形象、个人思想还是人生经历上来说，都获得了大成功。在雪山飞狐中没有得以完全表现的苗人凤，在飞狐外传里都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这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的成功与失败。此外，则还有作品的主题。陈墨总结飞狐外传的主题用了这么一句话“宝刀相见欢，柔情恨无常”所谓宝刀，指的是英雄侠士行走江湖快意恩仇；柔情自是男欢女爱情感纠葛。而综观飞狐外传全书“宝刀”一部分在作者强加给胡斐的大丈夫标准之下铺排演绎而来，并无太大的可观之处。行文布局只是为“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这三条标准服务。这样的写作，不论多么高明的作家，多么横溢的才华，能够给他的用武之地都不会太多。对于江湖人物来说，显而易见，能够见出其大丈夫气概的，多不在“柔情”而在“宝刀”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胡斐的大丈夫气概，也就只能塑造得苍白无力“宝刀”的故事情节也就只能铺排得苍白无力了。试看主要表现胡斐的侠士一面的为钟阿四一家追凶复仇的一段故事就知道此言非虚。胡斐只为听说广东富庶繁盛，颇有豪侠之士，于是乎就径往岭南而来。而来了就碰上钟阿四这么一档子事。很显然，作者纯粹是为了表现他的侠义而铺排了这么一个故事——虽然金庸说这故事其实是真实的——然后就让胡斐能够遇到这件事而令他“径往岭南而来”的。这纯然铺排演绎故事罢了，在金庸的作品中，实在是最下乘。
还有就是“柔情”毫无疑问，金庸是描写感情的高手。而他所要求的大丈夫的标准在柔情一面也不会具有太大的约束力，这个时候的金庸才终于放开了手脚。我们有理由庆幸，金庸恰恰是在描写自己最擅长的爱情上放开了手脚脱离了约束。就如同在胡斐身上的失败在苗人凤的身上得到了成功一样，在“宝刀”上的失败总算在“柔情”上获得了成功。亏得如此，否则飞狐外传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世界，只怕就只能算个二三流的作品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墨评价飞狐外传的那句话“越是漫不经心地创作出来的人物及其故事，越是自然醇厚，有如天籁”倒在无意中道出了真实。但陈墨还是一不小心而将这话用错了位置——在胡斐的身上，我实在没有发现什么自然醇厚什么天籁，相反，在金庸刻意进行条条框框的规范化的描写之外，在苗人凤，在与作者创作意图并无太大关联的“柔情”上，我们发现了太多的光彩。而这，实在也难以说清楚究竟是金庸的成功还是失败。
近年来，大陆文学中多的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人物和情节，我以为那原因多半就在此。或许，只有在创作者脱离了自己创作之先的创作意图而进行创作，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