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免谈陈寅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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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免谈陈寅恪: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
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
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
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劝君免谈陈寅恪: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
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
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
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