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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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在讲述的同时也在倾听，阅读时将我推到离事实近到几乎无法忍受的距离。汉娜克拉尔使我们所有的评价失语，她通过提炼和对情节的安排产生一种毋庸置疑的率直，在脑海中开始回响。她笔下的事件似乎自己在讲故事。汉娜克拉尔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不加评论，却在每个句子后面无形地参与着。她无须虚构，仅仅通过对词语、词序、剪裁的敏锐感觉，令人叹服地进行文学创作。在她的作品中，事件仿佛被迫回到亲历者的隐身之处。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则是相反的例子，他在虚构时却给人以纪实的印象。沃纳的文字无须修饰也能熠熠生辉，他这样描写“在家的感觉”：“？我在夜的黑暗中走进房间，认出了凳子。因为我知道，这时候它一定在那里，（而且我知道，我）在同样被黑暗包围的陌生房间中不会认出它——事实上我什么都没看见。”还有“整个城市像音乐会上邻座那一动不动的剪影”或者“我在谈话时关注自己的表情总是多于对方，而我对自己的了解，并不比在对方眼中折射的更多。”沃纳的文字中，迷失在简洁中发生，已经确认的事实重又变回陌生，扩展为范式。但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却让人不得而知。句子在大脑中做了什么，不会示人。
文章也可以是隐喻的，像安东尼奥罗伯安图尼施（antoniolo波antunes）的作品，将文字拼成画面，再引向迷失：“黑色的情绪和愤怒的忧郁化为云的色彩，在海上团成一个个靠垫，摞在一起，仿佛到处是塔夫绸的双下巴。”这是他的小说鸟儿归来中的句子。
上述三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的文字都将我深深吸引，令人赞叹。他们让我跳出自己，用他们的文字重新审视我的生活。人们在赞美散文时喜欢说，这句话很有诗意，或许是因为它单独存在即能达意的缘故。但散文中的好句子只可能与诗中的好句子，而非平庸的句子相似。不论在哪里，只有好的文字才会有相似之处。“当鸟儿死去，它们的肚皮在风中朝向天空”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安图尼施的散文中再自然不过。它听上去之所以是好的诗句，只因为它是好的散文句。
在物品及表述行为而非表达思想的词汇中，已经存在太多的陷阱。然而，我又离开花边，走上铺着柏油马路的地毯。我十五岁进城，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起初很吃力，尽管竖起耳朵全神贯注，还是什么都听不懂。我穿上了蜥蜴头皮鞋在街上啪嗒啪嗒，却迷失了自己。走过城市，感觉除了脚尖为高跟鞋存在之外，身上别无他物。我只好尽量少说话。半年以后，一切突然变了，我似乎没做什么，所有人行横道、机关窗口、电车、商店里的货物，一下子都为我学会了这门新的语言。
如果某个地方充斥着你不懂的语言，你就要和它一道去倾听。日子久了，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光就为你学会了语言，这和大脑没什么关系。我一直以为，人们对词语的倾听不够重视。倾听是在为说话做准备，时候一到，话语会自动从嘴里涌出来。忽然有一天，罗马尼亚语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语言。不同的是，当我——并非情愿地——不得不用德语词汇和它们做比较时，罗语词汇睁大了眼睛。它的纷杂具有一种感性、调皮、突如其来的美。
村里的方言德语说：风在走；学校的标准德语说：风在吹（wehen），七岁的我听着感觉风在让自己痛(wehen)；罗语则说：风在打（vintulbate），你会立刻听到运动的声响：风不是让自己，而是让别人痛。不同语言对停止刮风的表达也大相径庭。德语说：风躺下了，是平坦的、水平的；罗语说：风站住了（vintulastat），是直立的、垂直的。“风”只是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事物时持续换位的一个例子，几乎每个句子都是另外一种视角。罗语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是因为罗语的词汇不同，这些词汇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织入语法的网中。
百合（lilie），在罗语中是阳性，crin。阴性的lilie和阳性的crin观察的目光自然是不一样的。人们在德语中和百合女士打交道，在罗语中和百合先生打交道。拥有两种视角的人，二者在头脑中交织在一起。阴性百合和阳性百合敞开自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荡着秋千，荡进对方的身体里去。物体内部会产生一阵骚乱，因为它无法清晰地辨认自己了。百合在两种同时奔跑的语言中变成了什么？一个男人脸上的女人鼻子？一片修长淡绿的上腭？一只白手套，还是白色衣领？它散发来与去的气味，还是让我们嗅出超越时间之上的停留？两种语言交汇下的百合，通过两种百合视角，碰撞出一个神秘而永无终结的过程。双体百合在大脑中无法停歇，不断讲述着有关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与单语百合相比，人们在双语百合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内涵。
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变样，这时母语的视角被置于外来语种的审视之下。母语无需作为，它是不经意间产生的一种天赋，在迟来的异域语言打量下，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语词世界中，它的偶然性悄然闪现。从此，母语不再是事物唯一的栖所，母语词汇也不再是事物唯一的尺度。当然，对个体而言，母语仍然是无法撼动的，即便在外语的观照下被相对化，我们终归还是信任母语的标准。我们知道，这尽管偶然但源于直觉的标准是我们拥有的最安全、最基本的标准，它无偿地将自己提供给嘴唇，无须有意识地学习。母语像皮肤一样，随时随地无条件地存在着，如果被小看、被歧视、甚或被禁止，也会像皮肤一样受伤。我从罗马尼亚的一个方言小村走出来，操一口学校里学到的寒酸的德语普通话，走进城市的官方语言。和我经历类似的人，会和我感到一样的困顿。来到城市的头两年中，在语言中找一个合适的字眼，往往比在陌生的街区找路还要困难。罗语就像我口袋里的零钱，货架上的商品还没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它已经不够用来支付了。我要说的话，必须用合适的词语来支付，可是它们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认识的有限几个在用时又想不起来。
现在我明白了，将我逼到自己思考水平之下的这种渐进、这种迟疑，也给了我时间，让我惊羡罗语为事物带来的变样。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罗语的燕子，rindunica“小排排坐”对我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内涵比德语中的“燕子”要丰富得多。一个鸟的名字，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这样的图景：燕子黑压压地并排坐在铁丝上。没有接触罗语之前，每个夏天，我都会看到这样的风景。我慨叹人们能如此美丽地称呼燕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罗语词汇较德语更感性，和我的感觉更合拍。不论说话还是写作，我都不愿再失去这变样的两端。虽然我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一句罗语，但它一直伴随着我的文字，这一点毋庸置疑。它已经走进我的视线，在那里生了根，发了芽。
母语在外语的审视下，其偶然性变得清晰可辨，但这并不使母语感觉受伤。相反，将母语置于其他语言的目光之下，会产生一种彻底的公证关系，像成全一份无需努力得来的爱情。我爱自己的母语，从来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与我最亲密。
遗憾的是，对母语本能的信任有时会遭受彻底的破坏。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paulcelan）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策兰无法抖落身上这冰冷的套索。他人生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德语，这种语言在他大脑中根深蒂固，无法剔除。即便散发着集中营烟囱的气味，策兰也必须将它当做最隐秘的言语障碍保留于心。虽然他是在依第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环境中长大，日后法语成为他日常生活的语言，也无法撼动德语在他心中的地位。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arthurgoldschmidt）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拒绝再讲德语，几十年只用法语写作。但他并没有将德语遗忘，他最后的几部德语作品水平之高，令许多德国作家都无法超越。我们可以说，歌德施密特的母语被长期剥夺了。
许多德语作家微醺于这样的观点，即母语在必要时可以代替其他一切。尽管这必要性在他们身上从未发生，他们依然热衷于鼓吹“语言即家园”他们的故乡触手可及，从来无须质疑，他们的家园也从来没有危及过他们的生命。因此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常常会激怒我。这些文人有义务将自己与那些逃脱了希特勒刽子手的魔掌，到处颠沛流离的人相联系。在他们身上“语言即家园”浓缩成简单的自我肯定，它仅仅意味着“这世界上还有我存在着”对这些流亡者来说“语言即家园”成为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用话语表达的对自我的坚持。那些脚踩安全的土地，可以自由来去故乡的人大可不必于此费神。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弱化了流亡者失去的一切，让他们对自己破碎的存在、孤独和永远无法重拾的自我认同视而不见，只因为母语作为头颅携带的故乡能弥补一切。母语的携带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除非死后，母语也随之消失。但这又与家园有何相干？
文字在讲述的同时也在倾听，阅读时将我推到离事实近到几乎无法忍受的距离。汉娜克拉尔使我们所有的评价失语，她通过提炼和对情节的安排产生一种毋庸置疑的率直，在脑海中开始回响。她笔下的事件似乎自己在讲故事。汉娜克拉尔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不加评论，却在每个句子后面无形地参与着。她无须虚构，仅仅通过对词语、词序、剪裁的敏锐感觉，令人叹服地进行文学创作。在她的作品中，事件仿佛被迫回到亲历者的隐身之处。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则是相反的例子，他在虚构时却给人以纪实的印象。沃纳的文字无须修饰也能熠熠生辉，他这样描写“在家的感觉”：“？我在夜的黑暗中走进房间，认出了凳子。因为我知道，这时候它一定在那里，（而且我知道，我）在同样被黑暗包围的陌生房间中不会认出它——事实上我什么都没看见。”还有“整个城市像音乐会上邻座那一动不动的剪影”或者“我在谈话时关注自己的表情总是多于对方，而我对自己的了解，并不比在对方眼中折射的更多。”沃纳的文字中，迷失在简洁中发生，已经确认的事实重又变回陌生，扩展为范式。但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却让人不得而知。句子在大脑中做了什么，不会示人。
文章也可以是隐喻的，像安东尼奥罗伯安图尼施（antoniolo波antunes）的作品，将文字拼成画面，再引向迷失：“黑色的情绪和愤怒的忧郁化为云的色彩，在海上团成一个个靠垫，摞在一起，仿佛到处是塔夫绸的双下巴。”这是他的小说鸟儿归来中的句子。
上述三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的文字都将我深深吸引，令人赞叹。他们让我跳出自己，用他们的文字重新审视我的生活。人们在赞美散文时喜欢说，这句话很有诗意，或许是因为它单独存在即能达意的缘故。但散文中的好句子只可能与诗中的好句子，而非平庸的句子相似。不论在哪里，只有好的文字才会有相似之处。“当鸟儿死去，它们的肚皮在风中朝向天空”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安图尼施的散文中再自然不过。它听上去之所以是好的诗句，只因为它是好的散文句。
在物品及表述行为而非表达思想的词汇中，已经存在太多的陷阱。然而，我又离开花边，走上铺着柏油马路的地毯。我十五岁进城，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起初很吃力，尽管竖起耳朵全神贯注，还是什么都听不懂。我穿上了蜥蜴头皮鞋在街上啪嗒啪嗒，却迷失了自己。走过城市，感觉除了脚尖为高跟鞋存在之外，身上别无他物。我只好尽量少说话。半年以后，一切突然变了，我似乎没做什么，所有人行横道、机关窗口、电车、商店里的货物，一下子都为我学会了这门新的语言。
如果某个地方充斥着你不懂的语言，你就要和它一道去倾听。日子久了，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光就为你学会了语言，这和大脑没什么关系。我一直以为，人们对词语的倾听不够重视。倾听是在为说话做准备，时候一到，话语会自动从嘴里涌出来。忽然有一天，罗马尼亚语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语言。不同的是，当我——并非情愿地——不得不用德语词汇和它们做比较时，罗语词汇睁大了眼睛。它的纷杂具有一种感性、调皮、突如其来的美。
村里的方言德语说：风在走；学校的标准德语说：风在吹（wehen），七岁的我听着感觉风在让自己痛(wehen)；罗语则说：风在打（vintulbate），你会立刻听到运动的声响：风不是让自己，而是让别人痛。不同语言对停止刮风的表达也大相径庭。德语说：风躺下了，是平坦的、水平的；罗语说：风站住了（vintulastat），是直立的、垂直的。“风”只是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事物时持续换位的一个例子，几乎每个句子都是另外一种视角。罗语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是因为罗语的词汇不同，这些词汇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织入语法的网中。
百合（lilie），在罗语中是阳性，crin。阴性的lilie和阳性的crin观察的目光自然是不一样的。人们在德语中和百合女士打交道，在罗语中和百合先生打交道。拥有两种视角的人，二者在头脑中交织在一起。阴性百合和阳性百合敞开自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荡着秋千，荡进对方的身体里去。物体内部会产生一阵骚乱，因为它无法清晰地辨认自己了。百合在两种同时奔跑的语言中变成了什么？一个男人脸上的女人鼻子？一片修长淡绿的上腭？一只白手套，还是白色衣领？它散发来与去的气味，还是让我们嗅出超越时间之上的停留？两种语言交汇下的百合，通过两种百合视角，碰撞出一个神秘而永无终结的过程。双体百合在大脑中无法停歇，不断讲述着有关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与单语百合相比，人们在双语百合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内涵。
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变样，这时母语的视角被置于外来语种的审视之下。母语无需作为，它是不经意间产生的一种天赋，在迟来的异域语言打量下，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语词世界中，它的偶然性悄然闪现。从此，母语不再是事物唯一的栖所，母语词汇也不再是事物唯一的尺度。当然，对个体而言，母语仍然是无法撼动的，即便在外语的观照下被相对化，我们终归还是信任母语的标准。我们知道，这尽管偶然但源于直觉的标准是我们拥有的最安全、最基本的标准，它无偿地将自己提供给嘴唇，无须有意识地学习。母语像皮肤一样，随时随地无条件地存在着，如果被小看、被歧视、甚或被禁止，也会像皮肤一样受伤。我从罗马尼亚的一个方言小村走出来，操一口学校里学到的寒酸的德语普通话，走进城市的官方语言。和我经历类似的人，会和我感到一样的困顿。来到城市的头两年中，在语言中找一个合适的字眼，往往比在陌生的街区找路还要困难。罗语就像我口袋里的零钱，货架上的商品还没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它已经不够用来支付了。我要说的话，必须用合适的词语来支付，可是它们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认识的有限几个在用时又想不起来。
现在我明白了，将我逼到自己思考水平之下的这种渐进、这种迟疑，也给了我时间，让我惊羡罗语为事物带来的变样。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罗语的燕子，rindunica“小排排坐”对我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内涵比德语中的“燕子”要丰富得多。一个鸟的名字，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这样的图景：燕子黑压压地并排坐在铁丝上。没有接触罗语之前，每个夏天，我都会看到这样的风景。我慨叹人们能如此美丽地称呼燕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罗语词汇较德语更感性，和我的感觉更合拍。不论说话还是写作，我都不愿再失去这变样的两端。虽然我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一句罗语，但它一直伴随着我的文字，这一点毋庸置疑。它已经走进我的视线，在那里生了根，发了芽。
母语在外语的审视下，其偶然性变得清晰可辨，但这并不使母语感觉受伤。相反，将母语置于其他语言的目光之下，会产生一种彻底的公证关系，像成全一份无需努力得来的爱情。我爱自己的母语，从来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与我最亲密。
遗憾的是，对母语本能的信任有时会遭受彻底的破坏。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paulcelan）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策兰无法抖落身上这冰冷的套索。他人生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德语，这种语言在他大脑中根深蒂固，无法剔除。即便散发着集中营烟囱的气味，策兰也必须将它当做最隐秘的言语障碍保留于心。虽然他是在依第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环境中长大，日后法语成为他日常生活的语言，也无法撼动德语在他心中的地位。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arthurgoldschmidt）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拒绝再讲德语，几十年只用法语写作。但他并没有将德语遗忘，他最后的几部德语作品水平之高，令许多德国作家都无法超越。我们可以说，歌德施密特的母语被长期剥夺了。
许多德语作家微醺于这样的观点，即母语在必要时可以代替其他一切。尽管这必要性在他们身上从未发生，他们依然热衷于鼓吹“语言即家园”他们的故乡触手可及，从来无须质疑，他们的家园也从来没有危及过他们的生命。因此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常常会激怒我。这些文人有义务将自己与那些逃脱了希特勒刽子手的魔掌，到处颠沛流离的人相联系。在他们身上“语言即家园”浓缩成简单的自我肯定，它仅仅意味着“这世界上还有我存在着”对这些流亡者来说“语言即家园”成为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用话语表达的对自我的坚持。那些脚踩安全的土地，可以自由来去故乡的人大可不必于此费神。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弱化了流亡者失去的一切，让他们对自己破碎的存在、孤独和永远无法重拾的自我认同视而不见，只因为母语作为头颅携带的故乡能弥补一切。母语的携带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除非死后，母语也随之消失。但这又与家园有何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