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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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车站，我说，你想吃啥，也没什么好吃的。她说成都好吃的太多了，北京没啥好吃的，要不咱们吃点北京特色的，卤煮咋样？我说，请你吃一碗卤煮，你不说我小气啊。她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卤煮是北京的特色小吃，还替你省钱呢。正好在西站对面就有一个卤煮火烧小店，我们就拖着箱子过去了，点了两碗，她放了很多辣椒，吃得大汗淋漓。
吃完饭，我说，找个地方休息下，看你热的。你几点的飞机，她说，晚上十一点的，我得九十点钟赶到机场吧，六七点得走。我说行，那开个钟点房休息休息，我给你定个房。我就拿出手机，在APP上在线定了一个附近的酒店。
进了酒店，把行李放好，她说热死了，一身汗，我先洗澡，你看会电视。我打开空调，斜躺着看电视，她就进去了。没多长时间，他就洗完，围着浴巾出来，说，你也去洗洗吧，说完就垂着头用干毛巾揉搓头发。我围着浴袍光着上身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把自己埋在被子里了，只露着脖子和头在外面盯着我看。我故意哗啦一下把浴袍解开散掉在地板上，她坏坏地一笑，我就揭开被子角溜了进去，她侧了侧身子，斜躺着面朝我，我就咬住了她的嘴唇，我把被子往上一提，就把我们整个埋在了里面。我的手掌在她身上游走，她问我，感觉有变化吗？我呢喃着说，皮肤还是和记忆中的一样爽滑呢。她眼神迷离了，说，一点变化都没有吗？我弹了弹她胸口的那一点，说，这个变大了，以前像个黄豆，现在像个花生米。她笑笑，这么多年，肯定有变化。我的手指探索着她身上的每一个坑坑洼洼，角角落落，她的手掌和手指却只在我的上半身游走。我握着她的手，牵引着向下，她却又像受惊了般使劲往回抽缩。我有些恼火，但是又不好发作，怕扫了兴致。就在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顺着她，将就着完成这个渴盼已久的程序。我知道她在努力，但我不知道她在努力克服什么，我能感觉到她在试图自己说服自己。当火苗在滋滋地从我们的身体往外蹿的时候，我把被子一脚蹬到地上，然后握住她的两只脚踝，准备分开她。她看了我一眼，然后猛地打了一个滚，把脸埋在枕头上。我看到她身子蜷缩在一起，又重现了以前那一模一样的可怜相。她的脸上又出现了惊恐不安的表情，眼泪瞬间掉下来，她连忙对我说，对不起，我害怕，我害怕那个怪物。我已经无话可说，但是我也不能发作。我恼怒地瘫软下来，噗通就仰躺到床上。我掰过她的脸，看到她脸上全是泪水，她无声的流泪，身子在剧烈颤抖。我突然也害怕起来，就如同在经历一个巨大的阴谋，邪恶的眼神在暗处窥视，而我在明处只能感受到危险和杀气，却看不到幕后主使。于是我强压住不安和恼火，轻轻把被子拎上来，给她盖好。我假装绅士地冷静下来，过去用用手掌给她擦干眼泪，说，怎么了？没事儿，不愿意算了，不要勉强。她呜咽着嗯嗯了几声，说，不是不愿意，我就是做不到。我有病。我吓了一跳，心里暗想，不会是性病吧？她又说，是我的心理有病，脑子有病。听她这么说，我稍微放松了一下。我抱着她，跟她说些安慰的话，我找不到症结所在，所以安慰的语言也非常空洞苍白，我除了说没事没事以外，找不到任何可以安抚她的语言。她终于安静了下来，过了半天这才恢复了神态。
我们并排躺着，漠然地盯着房间顶上的水晶灯聊天。过了有一个小时，我看她情绪稳定下来，这才小心翼翼地问她，你是不是有心理问题啊？小时候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她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见到那东西就觉得是个可怕的怪物。
又过了半晌，她说，你给我一支烟呗。
我说，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
她说，我不会抽烟，就是无聊的时候点着玩。
我侧转身从衣兜里掏出烟，给她点燃一支，她往起坐了坐，靠在枕头上，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啊！我说好啊。她说：
我上高中那会，班上有个男生，叫吴长泉，他是学校足球队的，球踢得特别好，每次进球，他就会兴奋地倒空翻，张开双臂狂奔，特别帅。我们都叫他“小贝”。他也是班上男生里最调皮的，经常打架斗殴。我们的数学老师外号“铁匠”，为什么叫铁匠呢，就是他打人特别狠，你上课不认真听讲，给你脑袋上凿一下，就是一大包。吴长泉就被他凿过，“咣咣咣”，一口气给他来了九下，脑袋上就九个包，狮子头上九个包，后来，我们就叫他“金毛狮王”，他也染头发，黄色的。有一回上晚自习，我们写作业，铁匠穿个白衬衫在教室里巡视，转来转去。吴长泉握着一个装满了碳素墨水的注射器，藏在课桌下，铁匠从他面前过，他就从课桌下面一推，滋了铁匠一后背墨水。铁老师是回到家才发现的，第二天上课大发雷霆，放学后把我们一个班都留下来，说要彻查到底，不过，到最后也没有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估计到现在对他来说，仍是一件悬案。
我问，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她说，反正我知道。
她接着说下去：
我们学校附件有条河，叫西河。西河上有一座桥，就叫西河桥。桥是拱形的，对称各有三个桥洞，可以遮风避雨，于是就聚集了不少的流浪汉和乞丐。他们白天的时候就在桥头拄着棍，面前放个碗乞讨，有时候也会去别人家门前讨要口吃的。有一天，吴长泉从这里过，就想出一个坏点子。他回到家，找出一个包子，剜了一个小窟窿，往里面塞了老鼠药，然后扔给了一个乞丐，看着他吃下去。第二天，就有人发现这个乞丐死在路边，后就被民政部门弄走处理了。
我大吃一惊，说，还有这样的事，也没有人查吗？
她说，这种人，没有家人，谁去管？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她又吸了一口烟，吐出来，问我，你想没想过，如果一个人把家人毒死，自己不说出去，外人怎么会知道呢？
那天下午，陈美玲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似乎能从中看到若隐若现的什么，但它转瞬间就消失成了空白，凌乱成一段段毫无逻辑的片段。我企图把这些片段拼接出来，勾勒出她的意图，但是我没有成功。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和惶恐，好像身边这个人戴着面具，背后藏着令人胆战心惊的巨大阴谋，我看着她熟悉又陌生的脸，觉得她就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感到眩晕，后背发凉，额头上似乎渗出冷汗。我突然发现，这个娇小的女生，她曾经赤身裸体的横陈在我的面前，但我却不曾了解过她。回过头来想想，她从未给过我任何有关她的有效信息，除了我知道她爸爸在她上高中的时候意外去世，她的过去，她的生活，对我来说完全是一团迷雾。也许，正如同我从未进入过她的身体一样，我也从未进入过她的内心。
那天傍晚，天边的夕阳特别美，像漂浮在水中的绸缎。抬头望天空，一大片一大片的天蓝得轻盈透彻，马路上的车和行人穿梭不息，每个人都是一个人，但谁知道这多彩的世界中的人，谁的心中有没有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陈美玲拎着一个手提包，我帮她拉着沉重的行李箱，在人群中左冲右突，换乘了好几条地铁线，才到了三元桥，从这里乘坐机场线到首都机场。一路上没怎么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感觉都心不在焉。到了候机厅，我说，要不你先吃点东西吧，这么长时间。她说，上面应该提供吃的。我说，飞机上的肯定不好吃，就跟在高铁上卖的盒饭一样，又贵又不好吃。她没吭声。我就把她带到二楼的机场肯德基，要了一份汉堡、可乐和薯条。我说，你先吃着，我去帮你值机。她就从包里翻出钱包，又从钱包拿出身份证递给我。我说，你慢慢吃，不着急。就转身往值机口走去。到了值机口，我拿出身份证，瞟了一眼。身份证上的陈美玲稚气未脱，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模样，眼神清澈单纯，没有现在的那么多烟火气。我突然注意到，她身份证上的名字写着“陈美琳”。我心想，“琳”这个字可比“玲”好看，好听，没有后鼻音，叫起来干脆，“玲”这个字，明显俗气得多。不过，名字经常被人写成同音字，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拿着机票回来，她还在蘸着番茄酱，把一根薯条叼在嘴里。
我们枯坐了一会儿，我掏出手机，一看登机时间快到了，就起身，说，走吧，早点儿，时间充裕点好，别搞得着急忙慌的。上飞机的时候，她说，抱抱吗？我说，行！她就探身过来，我搂住了，拍拍她的后背，在耳边说，该走了，一路顺风，去了好好学英语哦！她笑笑，一个人朝安检口走去。
那天晚上，我心里莫名的有点不安，说不好是为什么，也许是最终没有和她完成仪式的失落吧，也许是她捉摸不透的过往带来的不确定性吧。我躺在床上，抽了半盒“黄鹤楼”，把手机微信的朋友圈刷了一遍又一遍，通讯录也滑来滑去，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后来，我退出微信，点开Chrome浏览器，在google搜索里面输入“陈美玲”三个字，我想了想，删掉“玲”，又输入了一个“琳”字。搜索结果的前几页都是一些无效信息，我漫不经心地又点了几次“下一页”，突然一个摘要显示有“成都”“女孩”关键词的页面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点开链接，是一则20年前的搜狐老新闻跳入眼帘：
人性的扭曲，道德沦丧！鼓楼悬尸案引出未成年性侵案
4月1日，XX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亲生父亲性侵未成年少女一案。据悉，一名化名叫美琳的未成年少女……
口中一直喃喃自语“怪物”不止，并尖叫“杀死怪物！”……
后来，该男子中毒身亡，尸体被悬挂于该辖区鼓楼，该案事出蹊跷，相关办案人员表示，可能与性侵少女有涉，调查取证正在侦办当中，暂时不方便对社会透露……
未成年少女的保护刻不容缓，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该案件还在调查侦办当中，本报记者将持续跟踪报道……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界面顶端显示收到一条微信信息，我切换到微信一看，是陈美玲发给我的一条信息：我杀死了一只怪物。
我心里一惊，平静地发出去一句话：摇摆鼓楼。
她问：你知道了？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回来吧？
她说：我去见上帝，一切听主的。
我起身，点燃一支烟推门出去，我站在阳台上仰头往天上看，天已经黑了，笼罩着北京这个城市的夜空像一把被啃噬了无数虫洞的破伞，露出天外的点点星光。在数不清的星星里，偶尔穿行过一个闪烁的亮点，幽灵一般缓慢移动。我想，飞机穿行在海洋一般的天空，陈美玲的心里现在在想些什么呢？同时，我仿佛看见了一具悬挂在鼓楼上的尸体，在黑暗的夜空中摇摆。随后，我就分不清是鼓楼在摇摆，还是世界在摇摆。
出了车站，我说，你想吃啥，也没什么好吃的。她说成都好吃的太多了，北京没啥好吃的，要不咱们吃点北京特色的，卤煮咋样？我说，请你吃一碗卤煮，你不说我小气啊。她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卤煮是北京的特色小吃，还替你省钱呢。正好在西站对面就有一个卤煮火烧小店，我们就拖着箱子过去了，点了两碗，她放了很多辣椒，吃得大汗淋漓。
吃完饭，我说，找个地方休息下，看你热的。你几点的飞机，她说，晚上十一点的，我得九十点钟赶到机场吧，六七点得走。我说行，那开个钟点房休息休息，我给你定个房。我就拿出手机，在APP上在线定了一个附近的酒店。
进了酒店，把行李放好，她说热死了，一身汗，我先洗澡，你看会电视。我打开空调，斜躺着看电视，她就进去了。没多长时间，他就洗完，围着浴巾出来，说，你也去洗洗吧，说完就垂着头用干毛巾揉搓头发。我围着浴袍光着上身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把自己埋在被子里了，只露着脖子和头在外面盯着我看。我故意哗啦一下把浴袍解开散掉在地板上，她坏坏地一笑，我就揭开被子角溜了进去，她侧了侧身子，斜躺着面朝我，我就咬住了她的嘴唇，我把被子往上一提，就把我们整个埋在了里面。我的手掌在她身上游走，她问我，感觉有变化吗？我呢喃着说，皮肤还是和记忆中的一样爽滑呢。她眼神迷离了，说，一点变化都没有吗？我弹了弹她胸口的那一点，说，这个变大了，以前像个黄豆，现在像个花生米。她笑笑，这么多年，肯定有变化。我的手指探索着她身上的每一个坑坑洼洼，角角落落，她的手掌和手指却只在我的上半身游走。我握着她的手，牵引着向下，她却又像受惊了般使劲往回抽缩。我有些恼火，但是又不好发作，怕扫了兴致。就在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顺着她，将就着完成这个渴盼已久的程序。我知道她在努力，但我不知道她在努力克服什么，我能感觉到她在试图自己说服自己。当火苗在滋滋地从我们的身体往外蹿的时候，我把被子一脚蹬到地上，然后握住她的两只脚踝，准备分开她。她看了我一眼，然后猛地打了一个滚，把脸埋在枕头上。我看到她身子蜷缩在一起，又重现了以前那一模一样的可怜相。她的脸上又出现了惊恐不安的表情，眼泪瞬间掉下来，她连忙对我说，对不起，我害怕，我害怕那个怪物。我已经无话可说，但是我也不能发作。我恼怒地瘫软下来，噗通就仰躺到床上。我掰过她的脸，看到她脸上全是泪水，她无声的流泪，身子在剧烈颤抖。我突然也害怕起来，就如同在经历一个巨大的阴谋，邪恶的眼神在暗处窥视，而我在明处只能感受到危险和杀气，却看不到幕后主使。于是我强压住不安和恼火，轻轻把被子拎上来，给她盖好。我假装绅士地冷静下来，过去用用手掌给她擦干眼泪，说，怎么了？没事儿，不愿意算了，不要勉强。她呜咽着嗯嗯了几声，说，不是不愿意，我就是做不到。我有病。我吓了一跳，心里暗想，不会是性病吧？她又说，是我的心理有病，脑子有病。听她这么说，我稍微放松了一下。我抱着她，跟她说些安慰的话，我找不到症结所在，所以安慰的语言也非常空洞苍白，我除了说没事没事以外，找不到任何可以安抚她的语言。她终于安静了下来，过了半天这才恢复了神态。
我们并排躺着，漠然地盯着房间顶上的水晶灯聊天。过了有一个小时，我看她情绪稳定下来，这才小心翼翼地问她，你是不是有心理问题啊？小时候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她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见到那东西就觉得是个可怕的怪物。
又过了半晌，她说，你给我一支烟呗。
我说，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
她说，我不会抽烟，就是无聊的时候点着玩。
我侧转身从衣兜里掏出烟，给她点燃一支，她往起坐了坐，靠在枕头上，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啊！我说好啊。她说：
我上高中那会，班上有个男生，叫吴长泉，他是学校足球队的，球踢得特别好，每次进球，他就会兴奋地倒空翻，张开双臂狂奔，特别帅。我们都叫他“小贝”。他也是班上男生里最调皮的，经常打架斗殴。我们的数学老师外号“铁匠”，为什么叫铁匠呢，就是他打人特别狠，你上课不认真听讲，给你脑袋上凿一下，就是一大包。吴长泉就被他凿过，“咣咣咣”，一口气给他来了九下，脑袋上就九个包，狮子头上九个包，后来，我们就叫他“金毛狮王”，他也染头发，黄色的。有一回上晚自习，我们写作业，铁匠穿个白衬衫在教室里巡视，转来转去。吴长泉握着一个装满了碳素墨水的注射器，藏在课桌下，铁匠从他面前过，他就从课桌下面一推，滋了铁匠一后背墨水。铁老师是回到家才发现的，第二天上课大发雷霆，放学后把我们一个班都留下来，说要彻查到底，不过，到最后也没有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估计到现在对他来说，仍是一件悬案。
我问，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她说，反正我知道。
她接着说下去：
我们学校附件有条河，叫西河。西河上有一座桥，就叫西河桥。桥是拱形的，对称各有三个桥洞，可以遮风避雨，于是就聚集了不少的流浪汉和乞丐。他们白天的时候就在桥头拄着棍，面前放个碗乞讨，有时候也会去别人家门前讨要口吃的。有一天，吴长泉从这里过，就想出一个坏点子。他回到家，找出一个包子，剜了一个小窟窿，往里面塞了老鼠药，然后扔给了一个乞丐，看着他吃下去。第二天，就有人发现这个乞丐死在路边，后就被民政部门弄走处理了。
我大吃一惊，说，还有这样的事，也没有人查吗？
她说，这种人，没有家人，谁去管？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她又吸了一口烟，吐出来，问我，你想没想过，如果一个人把家人毒死，自己不说出去，外人怎么会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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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玲拎着一个手提包，我帮她拉着沉重的行李箱，在人群中左冲右突，换乘了好几条地铁线，才到了三元桥，从这里乘坐机场线到首都机场。一路上没怎么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感觉都心不在焉。到了候机厅，我说，要不你先吃点东西吧，这么长时间。她说，上面应该提供吃的。我说，飞机上的肯定不好吃，就跟在高铁上卖的盒饭一样，又贵又不好吃。她没吭声。我就把她带到二楼的机场肯德基，要了一份汉堡、可乐和薯条。我说，你先吃着，我去帮你值机。她就从包里翻出钱包，又从钱包拿出身份证递给我。我说，你慢慢吃，不着急。就转身往值机口走去。到了值机口，我拿出身份证，瞟了一眼。身份证上的陈美玲稚气未脱，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模样，眼神清澈单纯，没有现在的那么多烟火气。我突然注意到，她身份证上的名字写着“陈美琳”。我心想，“琳”这个字可比“玲”好看，好听，没有后鼻音，叫起来干脆，“玲”这个字，明显俗气得多。不过，名字经常被人写成同音字，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拿着机票回来，她还在蘸着番茄酱，把一根薯条叼在嘴里。
我们枯坐了一会儿，我掏出手机，一看登机时间快到了，就起身，说，走吧，早点儿，时间充裕点好，别搞得着急忙慌的。上飞机的时候，她说，抱抱吗？我说，行！她就探身过来，我搂住了，拍拍她的后背，在耳边说，该走了，一路顺风，去了好好学英语哦！她笑笑，一个人朝安检口走去。
那天晚上，我心里莫名的有点不安，说不好是为什么，也许是最终没有和她完成仪式的失落吧，也许是她捉摸不透的过往带来的不确定性吧。我躺在床上，抽了半盒“黄鹤楼”，把手机微信的朋友圈刷了一遍又一遍，通讯录也滑来滑去，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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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一惊，平静地发出去一句话：摇摆鼓楼。
她问：你知道了？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回来吧？
她说：我去见上帝，一切听主的。
我起身，点燃一支烟推门出去，我站在阳台上仰头往天上看，天已经黑了，笼罩着北京这个城市的夜空像一把被啃噬了无数虫洞的破伞，露出天外的点点星光。在数不清的星星里，偶尔穿行过一个闪烁的亮点，幽灵一般缓慢移动。我想，飞机穿行在海洋一般的天空，陈美玲的心里现在在想些什么呢？同时，我仿佛看见了一具悬挂在鼓楼上的尸体，在黑暗的夜空中摇摆。随后，我就分不清是鼓楼在摇摆，还是世界在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