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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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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强被公安机关抓去之后，一提审，他便将自己实施爆炸的全部动机毫无保留地交待了。交待完，他哭了。公安人员问他为啥要哭，是不是后悔了。他摇了摇头说：“我不后悔。我只觉得冤枉。高登那个坏蛋那天晚上怎么就偏偏躲过了劫难，却让我承受这个磨难呢？如果我那天晚上结果了他，我就死而无憾了。”
公安人员问他为何对高登具有那么大的仇恨时，他不仅说出了自己这么多年怎么巴结高登，高登这些年怎么欺骗他的感情，怎么捉弄他，又说出了他所知道的高登这些年所犯下的所有罪行。这些罪行中，一部分是他亲眼看见或者亲身参与过的，他说得有时间有地点有旁证人；有些是他听来的，特别是那些天与姚春的交往，让他知道了许多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令他震惊不已的事情。他将这些全都说了出来。最后，他说：“高登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是历史的罪人。他不仅仅是玻璃厂全体工人们的公敌，也是整个社会的公害。前一段日子，玻璃厂上上下下都起来了，都想推翻他，将它弄臭弄倒。可是实践证明，工人们的斗争属于徒劳。大腿不转，小腿拧断。人家有的是钱，而现今这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人家在上面用了钱做了手脚，上面便有人替他说话，护他保他。工人们闹得翻了天，可是怎么着？上面一个红头文件，人家仍然是厂长，而且权力比以前还大了好几圈，全厂的干部工人他一个人说了算，要谁就是谁，不要谁谁就得下岗失业。这为他实施报复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我恨！我恨他！不仅恨他对我的不公平待遇，更恨他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所以我要设法杀他，出了我这口恶气。我当时想，用我这张羔子皮去换他那张老羊皮，合算！如果我能将他炸死，我也自杀。可是，呜呜呜……”
公安局长当天晚上便去市委书记家里汇报玻璃厂爆炸案的调查情况。当他说出杜强交代的高登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书记火了。他呼地站起，将刚刚点燃的烟狠狠地摁进烟灰缸，在地上转了几圈。说：“高登这个骗子！前些年，说实在的，早就应该对他采取措施了。可是，可是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不知怎么就和省委的王副书记搭上了钩。正在我将要狠下决心的时候，王副书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事就这样搁了下来，一搁就是这么多年。这下好了。我已经搞清楚了，他与王副书记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和纪检委说过，立即立案审查！”
公安机关和纪检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兵分两路，根据杜强、杨锐和姚春那封信提供的线索，首先从大案要案着手，对高登的犯罪事实展开了地毯式大排查。
姚春一家到了广州，很顺利地找到了她大学的几个同学。姚春被她的同学刘方录用。刘方开的是一个房地产公司，这几年发展很迅猛，固定资产已经超过亿元。他是总经理，让姚春担任他的助理。李大河被安排在他公司的一个工地当仓库保管员。他们的儿子李三福也被送往附近的幼儿园了。
因为在老同学麾下干事，姚春很是开心。在她心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具体的社会工作，第一次真正地体验人的生活，第一次人模人样地做人，干人所干的事，干人应该干的事。她在大学是学文秘的，除了一些与资料文档有关的东西她比较熟悉外，对于企业的其他领域她非常陌生。为了不给同学丢人，为了报答同学给她的关心与照顾，她整天在学习。一有时间，她便打开电脑查阅有关公司里的资料，学习有关企业管理的知识，有时还在工地上去转悠一趟，在实地进行一些考察。
这天，正当她跟在刘方身后勘查一块准备开发的废弃煤场的时候，两个公安人员找到了她的身边。一听口音，她便知道是老家那座城市来的，她便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她便清楚高登的事情终于被揭开了。就在这一刻，她的情绪非常复杂。首先是一阵快意和兴奋。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该落地了，哽在喉头的一块棘刺终于要吐出了，高登这个恶魔终于要落网了，时刻缠绕得她不得安生的魔影终于要被驱散了。可是，当她转眼发现身边的刘方，她的脸红了，一转眼就红到了脖颈。汗水霎时从发际冒出，滑过她的脸颊，滚过她的嘴角，从下巴上一串一串地往下掉落。她来广州，就是为了逃避从前的生活以及那种生活带给她的心灵上的阴影，就是为了彻底地将那些魔影般与他纠缠不清的东西摆脱以至遗忘。她到这儿来，没有将那些曾经给过她无限痛苦与耻辱的东西向任何一位同学透露过。即使是刘方也没有。她怕，怕被人知道了这些。她想，一旦同学们知道了这些，她将无地自容。
现在，一切的算计都成为徒劳，一切的努力都化为乌有，一切都将戏剧般地再现在她的面前，把她逼到一个无法回避无处藏身的境地。她没有勇气承认这些，没有勇气面对这些，没有勇气担当这些。可是她无法回避。在这个周围只有被风化了的黑乎乎的煤渣的旷野里，她无处藏身，无处躲避，甚至连一个老鼠洞也非常吝啬地躲了起来不让她发现。
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公安人员说话了：“姚春同志，我们是来广州出差的。来时，你的姨妈让我们给你带来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因为带着不方便，我们将那些东西放在宾馆，你抽时间来拿吧。”接着，他们向她介绍了住宿的宾馆、房号以及他们的手机号码。一股感激之情蓦地挂在了姚春的脸上。她心里清楚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她感激他们灵机一动所找的托词。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姨妈。
陪刘方看完那块地皮已到下班时分。姚春向刘方打过招呼，便急匆匆去了那个宾馆。
公安人员拿出姚春临走时交给杨锐的那封书信，将信中提到的那些事实逐个儿问讯了一遍，做了一些笔录，让她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指印，然后又让她写了一个相关的材料。临走时，公安人员对她说：“姚春同志，你所提供的情况，对我们破获高登贪污受贿案帮助很大。今后，我们可能还会有许多情况需要你的帮助，希望你到时能够配合。”
姚春感激地说：“我本来也有罪。只要组织相信我，我会好好配合的。如果有一天，按照法律，我也要受到某种制裁，我会服罪的。如果高登的案子牵连到我，要无出庭，你们随时传唤，我会及时出庭的。”
苏菁菁这些天蹲在号子里无聊透了。她被带到这里来，接受过几次单独的审查。其实，她只知道高登有许多钱，这些钱都来路不明。至于这些钱究竟是怎么来的，她一概不知，她也懒得知道。所以公安尽管提审过她几次，却没从她的嘴里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她只是交待了高登在别墅建设刚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因为外界的风声太大，将所有的存款转移到了她弟弟苏二牛账户的情况，并说明，在前几天，这些钱已经由她从弟弟的账户转了回来。公安人员去银行对了帐，发现她说的完全属实，还表扬了她。之后，除了吃住，除了睡觉，她便百无聊赖。百无聊赖的时候，她便想起玩。和高登结合的这些时日，她的所有时光基本上都是在玩儿中度过的。蹲在号子里，她时时都怀念着与那些退休的麻友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搓麻的情景。想起那些情景，她便心里痒痒，手心痒痒。与她关在一起的是一老一少。老女人是开店的，小女人是她招雇的妓女。公安对她们课以重罚，她们不愿交罚金，便被关了进来。这两个女人知道她们关过几天就会放出去，所以整天没事人样的，吃了睡，睡了吃，无忧无虑。
苏菁菁想起了玩儿就想起了身边的这两个人力资源。这一天，她向看守请示号子里允不允许打扑克，看守请示看守长以后说可以，她便掏出两块钱请看守给她买回了一副扑克。
同室的两个女人一听可以玩，便也兴奋起来振作起来，积极地响应了她的邀请。她们玩拖拉机，玩掀牛九，玩挖坑坑。起初，那两个女的不会玩，苏菁菁就给她们教。教会了，又觉得就这样空手玩着没意思，不刺激，苏菁菁便提出赌钱。她们进来时身上都没带多少钱，所以她们的赌注很小，只是象征性的。玩着玩着，苏菁菁就将那两个女人的腰包腾空了，她便又将赢来的钱平分给她们，再玩。再赢了，再分。就这样，她们玩得很开心很快活，那两个女人也开始喜欢起苏菁菁来。
这天下午，正当苏菁菁将赢来的钱又一次分给两个女人，她们又一次开始说笑着玩的时候，看守过来开了房门，唤苏菁菁出去。苏菁菁随了看守来到看守长房间，看守长告诉苏菁菁，高登死了，对她的隔离解除了，她可以出去了。并说，经审查，她是无罪的。
苏菁菁出了看守所没有去医院。她赶紧去公用电话亭给弟弟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招住一辆出租车坐上去，屁股后面冒出一股烟走了。
海菊红在陪护高登的这些日子里，心中一直纳闷。高登是厂长，患了这么大的病，住院这么长时间，厂里怎么连一个前来看望他的人也没有？一个普通的病人，为什么总有一个公安人员在这儿陪护？这一天，他试探着向公安人员打问情况。公安人员向她简单地说明了高登犯法的事情，使她非常震惊。她想，瓦罐儿不离井口破，只要你来得回数多。活该！高登死了之后，公安人员将儿子高荣留下的一万元交给了她，让她去结账。结过账，她只剩下三百多元了。公安人员告诉她，已经将高登的死讯告诉苏菁菁了，她会来安排高登的后事的。可是等了三天还不见苏菁菁的影子，海菊红急了：难道将这个坏种甩给我不成？她想给儿子高荣、女儿高亮打电话告诉他们的孽父已经死了，可是她没有。她觉得自己的子女不应该回来，不应该为这个罪人举行葬礼，不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忍受耻辱来充当一个罪人的儿子或女儿。等到第五天还不见苏菁菁的面，医院太平间已经催过几次要她搬尸，没奈何，她便出去在市场上买回一张芦席，将那尸首卷了，叫来几个民工，用人力三轮车将那尸体运送到离城三十里的一座荒山，挖坑掩埋了。她想：高登呀高登，你应该知足，我海菊红能将你这样已经很不错的了。
高登的案子基本上查清了。他在担任光明玻璃厂厂长期间，采取各种手段贪污公款八百三十四万元，一部分已被挥霍，从他家里只抄出现金和存款共计二百八十多万元。另外有三百多万元投入了别墅建设工程。这三百多万元，承担建设施工的那个姓樊的老板提出由他退赔，但要求法院将尚未竣工的别墅判归他所有，因为这项工程尚欠他的三百多万元材料费和工钱。
与高登贪污案相关联的前玻璃厂财务科长、会计、出纳、办公室主任等，也都被挖了出来，有的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收监，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
这一案中有一批漏网者，那就是那些曾经收受过高登巨额礼金的官员们。因为高登得了急症，接着又死去了，没人知道其底细，便让这些人逍遥法外了。高登的案子开查后，他们惶惶不安；高登死了之后，他们又兴高采烈，暗暗庆幸。
杜强被公安机关抓去之后，一提审，他便将自己实施爆炸的全部动机毫无保留地交待了。交待完，他哭了。公安人员问他为啥要哭，是不是后悔了。他摇了摇头说：“我不后悔。我只觉得冤枉。高登那个坏蛋那天晚上怎么就偏偏躲过了劫难，却让我承受这个磨难呢？如果我那天晚上结果了他，我就死而无憾了。”
公安人员问他为何对高登具有那么大的仇恨时，他不仅说出了自己这么多年怎么巴结高登，高登这些年怎么欺骗他的感情，怎么捉弄他，又说出了他所知道的高登这些年所犯下的所有罪行。这些罪行中，一部分是他亲眼看见或者亲身参与过的，他说得有时间有地点有旁证人；有些是他听来的，特别是那些天与姚春的交往，让他知道了许多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令他震惊不已的事情。他将这些全都说了出来。最后，他说：“高登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是历史的罪人。他不仅仅是玻璃厂全体工人们的公敌，也是整个社会的公害。前一段日子，玻璃厂上上下下都起来了，都想推翻他，将它弄臭弄倒。可是实践证明，工人们的斗争属于徒劳。大腿不转，小腿拧断。人家有的是钱，而现今这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人家在上面用了钱做了手脚，上面便有人替他说话，护他保他。工人们闹得翻了天，可是怎么着？上面一个红头文件，人家仍然是厂长，而且权力比以前还大了好几圈，全厂的干部工人他一个人说了算，要谁就是谁，不要谁谁就得下岗失业。这为他实施报复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我恨！我恨他！不仅恨他对我的不公平待遇，更恨他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所以我要设法杀他，出了我这口恶气。我当时想，用我这张羔子皮去换他那张老羊皮，合算！如果我能将他炸死，我也自杀。可是，呜呜呜……”
公安局长当天晚上便去市委书记家里汇报玻璃厂爆炸案的调查情况。当他说出杜强交代的高登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书记火了。他呼地站起，将刚刚点燃的烟狠狠地摁进烟灰缸，在地上转了几圈。说：“高登这个骗子！前些年，说实在的，早就应该对他采取措施了。可是，可是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不知怎么就和省委的王副书记搭上了钩。正在我将要狠下决心的时候，王副书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事就这样搁了下来，一搁就是这么多年。这下好了。我已经搞清楚了，他与王副书记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和纪检委说过，立即立案审查！”
公安机关和纪检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兵分两路，根据杜强、杨锐和姚春那封信提供的线索，首先从大案要案着手，对高登的犯罪事实展开了地毯式大排查。
姚春一家到了广州，很顺利地找到了她大学的几个同学。姚春被她的同学刘方录用。刘方开的是一个房地产公司，这几年发展很迅猛，固定资产已经超过亿元。他是总经理，让姚春担任他的助理。李大河被安排在他公司的一个工地当仓库保管员。他们的儿子李三福也被送往附近的幼儿园了。
因为在老同学麾下干事，姚春很是开心。在她心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具体的社会工作，第一次真正地体验人的生活，第一次人模人样地做人，干人所干的事，干人应该干的事。她在大学是学文秘的，除了一些与资料文档有关的东西她比较熟悉外，对于企业的其他领域她非常陌生。为了不给同学丢人，为了报答同学给她的关心与照顾，她整天在学习。一有时间，她便打开电脑查阅有关公司里的资料，学习有关企业管理的知识，有时还在工地上去转悠一趟，在实地进行一些考察。
这天，正当她跟在刘方身后勘查一块准备开发的废弃煤场的时候，两个公安人员找到了她的身边。一听口音，她便知道是老家那座城市来的，她便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她便清楚高登的事情终于被揭开了。就在这一刻，她的情绪非常复杂。首先是一阵快意和兴奋。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该落地了，哽在喉头的一块棘刺终于要吐出了，高登这个恶魔终于要落网了，时刻缠绕得她不得安生的魔影终于要被驱散了。可是，当她转眼发现身边的刘方，她的脸红了，一转眼就红到了脖颈。汗水霎时从发际冒出，滑过她的脸颊，滚过她的嘴角，从下巴上一串一串地往下掉落。她来广州，就是为了逃避从前的生活以及那种生活带给她的心灵上的阴影，就是为了彻底地将那些魔影般与他纠缠不清的东西摆脱以至遗忘。她到这儿来，没有将那些曾经给过她无限痛苦与耻辱的东西向任何一位同学透露过。即使是刘方也没有。她怕，怕被人知道了这些。她想，一旦同学们知道了这些，她将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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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公安人员说话了：“姚春同志，我们是来广州出差的。来时，你的姨妈让我们给你带来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因为带着不方便，我们将那些东西放在宾馆，你抽时间来拿吧。”接着，他们向她介绍了住宿的宾馆、房号以及他们的手机号码。一股感激之情蓦地挂在了姚春的脸上。她心里清楚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她感激他们灵机一动所找的托词。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姨妈。
陪刘方看完那块地皮已到下班时分。姚春向刘方打过招呼，便急匆匆去了那个宾馆。
公安人员拿出姚春临走时交给杨锐的那封书信，将信中提到的那些事实逐个儿问讯了一遍，做了一些笔录，让她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指印，然后又让她写了一个相关的材料。临走时，公安人员对她说：“姚春同志，你所提供的情况，对我们破获高登贪污受贿案帮助很大。今后，我们可能还会有许多情况需要你的帮助，希望你到时能够配合。”
姚春感激地说：“我本来也有罪。只要组织相信我，我会好好配合的。如果有一天，按照法律，我也要受到某种制裁，我会服罪的。如果高登的案子牵连到我，要无出庭，你们随时传唤，我会及时出庭的。”
苏菁菁这些天蹲在号子里无聊透了。她被带到这里来，接受过几次单独的审查。其实，她只知道高登有许多钱，这些钱都来路不明。至于这些钱究竟是怎么来的，她一概不知，她也懒得知道。所以公安尽管提审过她几次，却没从她的嘴里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她只是交待了高登在别墅建设刚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因为外界的风声太大，将所有的存款转移到了她弟弟苏二牛账户的情况，并说明，在前几天，这些钱已经由她从弟弟的账户转了回来。公安人员去银行对了帐，发现她说的完全属实，还表扬了她。之后，除了吃住，除了睡觉，她便百无聊赖。百无聊赖的时候，她便想起玩。和高登结合的这些时日，她的所有时光基本上都是在玩儿中度过的。蹲在号子里，她时时都怀念着与那些退休的麻友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搓麻的情景。想起那些情景，她便心里痒痒，手心痒痒。与她关在一起的是一老一少。老女人是开店的，小女人是她招雇的妓女。公安对她们课以重罚，她们不愿交罚金，便被关了进来。这两个女人知道她们关过几天就会放出去，所以整天没事人样的，吃了睡，睡了吃，无忧无虑。
苏菁菁想起了玩儿就想起了身边的这两个人力资源。这一天，她向看守请示号子里允不允许打扑克，看守请示看守长以后说可以，她便掏出两块钱请看守给她买回了一副扑克。
同室的两个女人一听可以玩，便也兴奋起来振作起来，积极地响应了她的邀请。她们玩拖拉机，玩掀牛九，玩挖坑坑。起初，那两个女的不会玩，苏菁菁就给她们教。教会了，又觉得就这样空手玩着没意思，不刺激，苏菁菁便提出赌钱。她们进来时身上都没带多少钱，所以她们的赌注很小，只是象征性的。玩着玩着，苏菁菁就将那两个女人的腰包腾空了，她便又将赢来的钱平分给她们，再玩。再赢了，再分。就这样，她们玩得很开心很快活，那两个女人也开始喜欢起苏菁菁来。
这天下午，正当苏菁菁将赢来的钱又一次分给两个女人，她们又一次开始说笑着玩的时候，看守过来开了房门，唤苏菁菁出去。苏菁菁随了看守来到看守长房间，看守长告诉苏菁菁，高登死了，对她的隔离解除了，她可以出去了。并说，经审查，她是无罪的。
苏菁菁出了看守所没有去医院。她赶紧去公用电话亭给弟弟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招住一辆出租车坐上去，屁股后面冒出一股烟走了。
海菊红在陪护高登的这些日子里，心中一直纳闷。高登是厂长，患了这么大的病，住院这么长时间，厂里怎么连一个前来看望他的人也没有？一个普通的病人，为什么总有一个公安人员在这儿陪护？这一天，他试探着向公安人员打问情况。公安人员向她简单地说明了高登犯法的事情，使她非常震惊。她想，瓦罐儿不离井口破，只要你来得回数多。活该！高登死了之后，公安人员将儿子高荣留下的一万元交给了她，让她去结账。结过账，她只剩下三百多元了。公安人员告诉她，已经将高登的死讯告诉苏菁菁了，她会来安排高登的后事的。可是等了三天还不见苏菁菁的影子，海菊红急了：难道将这个坏种甩给我不成？她想给儿子高荣、女儿高亮打电话告诉他们的孽父已经死了，可是她没有。她觉得自己的子女不应该回来，不应该为这个罪人举行葬礼，不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忍受耻辱来充当一个罪人的儿子或女儿。等到第五天还不见苏菁菁的面，医院太平间已经催过几次要她搬尸，没奈何，她便出去在市场上买回一张芦席，将那尸首卷了，叫来几个民工，用人力三轮车将那尸体运送到离城三十里的一座荒山，挖坑掩埋了。她想：高登呀高登，你应该知足，我海菊红能将你这样已经很不错的了。
高登的案子基本上查清了。他在担任光明玻璃厂厂长期间，采取各种手段贪污公款八百三十四万元，一部分已被挥霍，从他家里只抄出现金和存款共计二百八十多万元。另外有三百多万元投入了别墅建设工程。这三百多万元，承担建设施工的那个姓樊的老板提出由他退赔，但要求法院将尚未竣工的别墅判归他所有，因为这项工程尚欠他的三百多万元材料费和工钱。
与高登贪污案相关联的前玻璃厂财务科长、会计、出纳、办公室主任等，也都被挖了出来，有的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收监，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
这一案中有一批漏网者，那就是那些曾经收受过高登巨额礼金的官员们。因为高登得了急症，接着又死去了，没人知道其底细，便让这些人逍遥法外了。高登的案子开查后，他们惶惶不安；高登死了之后，他们又兴高采烈，暗暗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