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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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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间家化病房。洁白的墙壁，洁白的床罩，洁白的被单，一切都是洁白的。这一片洁白加上一个昏迷不醒毫无声息的病人给人一种静穆的感觉。两张单人床都是席梦思。一张是病号的，另一张是陪员的。一对单人沙发，中间夹一个玻璃茶几。对面是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是一台十九英寸彩电。
高登处于昏迷，这时正在挂吊瓶。苏菁菁斜躺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连续剧《情杀》。电视的声音放得很高。她高跷着二郎腿，一双血红色火箭式高跟鞋跷得很高，而且在一晃一晃地晃荡。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着瓜子，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脸上一直挂着或喜悦或焦急的神情，有时还情不自禁的发出一两声欣喜的喝彩或狂怒的喊叫。医护人员进来查房，已经提示过她几次，可是当他们一出去，她便又那样了。她想，反正高登处在昏迷，什么也听不到，什么感知也没有，什么对他都构不成影响。
明天就要手术了。听医生说，要做的是开颅手术，危险很大。苏菁菁想，反正都是一死，迟死不如早死。早死了，公安或许就不查他的那些事情了，倒落得个清清白白，鱼安水安，我也好活人一些。更重要的是那些钱或许会保住，我这一生就吃穿无忧了。一旦将他救活了，麻烦就会接踵而来，灾难就会接踵而来。或许还在他没走下病床的时候，监狱的门就为他敞开了。那样就全完了。他自己完了那是咎由自取，可是带给这个家和我自己的那将是灭顶之灾，将是毁灭性的灾难。所有的钱被没收还不算，所有的财产也会被没收，马上就要完工的别墅也会被没收。这样，我苏菁菁岂不又变成了穷光蛋，岂不又要流落街头无人收？从前，自己无职无业，可是凭着年龄和长相的优势，用卖身的方式还可以混一口青春饭糊口，现在，自己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自己已经成了个黄脸婆，脸上已经布满了战壕，以往的颜色已经褪尽，变得灰不溜秋的，就是摆在大街上，又有谁愿意看你一眼呢？想到这些，她便不寒而栗，心里充满了悲哀和辛酸。所以，她要看电视。说起来，这电视也真管用，一看起来便将你的灵魂勾引过去，让你如痴如迷如醉如癫，忘了一切的烦恼，消了一切的忧愁，排遣了一切的苦闷。家里本来有一台电视，投影式的，大得跟电影一样，可是她一直懒得看。高登经常黑天白日不回来，家里只留下她一个，她孤独，寂寞，心慌，她无心打开那劳什子。她只迷恋打麻将，一坐上那桌子，手中一撮上那玩意儿，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惬意，加上那些喜欢调侃的麻友，说说笑笑，他觉得那种生活是再好没有的了，甚至比天堂里还要美。可是到了这里，到了这建在生与死的分水岭上的医院，麻将是没得打了，调侃是没得有了，她只能看电视。也只有这时候，她才意识到这电视原来也是样好东西。
正在苏菁菁看电视入迷的时候，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挤进一个穿皮夹克夹公文包的胖男人来。苏菁菁认识他。那是别墅工地的包工头。姓樊。老樊进来径直坐上沙发，翘起二郎腿，掏出一支烟，点燃吸着，吐出几口白烟，然后礼节性的问了几句高登的病情，便摆出黄世仁讨账的模样，向苏菁菁说：“厂长夫人，你看是这样，本来嘛，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在工程结束时再结账，可是不想公安局今天早晨来人将整个工程冻结了。所有施工的部位都贴上了封条。所以，这工程款……你看，我用的人全部是民工，工程一停，他们就要拿钱走人。本来嘛，高厂长和我是老朋友，他正在病中，我不应该来。你要谅解我，我也是无可奈何呀。”
苏菁菁一听别墅工程被公安机关封冻了，先是一惊，浑身打起颤来。她心中清楚马上就要出事，可是当这事出来后，她仍觉着吃惊，觉得恐惧。她又一想，这姓樊的莫不是趁火打劫吧？便问他：“樊经理，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稍等两天。明天高登就要手术了，等他手术一完，清醒过来，好和你算个数目，我再给你点钱。我们家有的是钱，你不要怕。只是现在，我一个女人家，什么都不懂，工程的事又是你和他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叫我给你按多少付这个钱呢？”
姓樊的经理一听苏菁菁这样说话，心里便生出气来，口气也就变得生硬了：“我说苏女士，你这话怎么能这样说呢？假设这高厂长永远也醒不来，假设手术不得成功，你还红嘴白牙地让我给你们白干了不成？你还想白白地落了这别墅不成？既然你这样说话，我今天这钱已经要定了。再说，民工们也催得我站不住脚。你现在就陪我回去拿钱，否则，我叫你在这医院里也不得安宁！”
苏菁菁关了电视，默默地坐着没话了。她想，给就给吧，给出去一些，家里就少一些，家里少一些，就少一份儿担心和忧虑。反正这钱终究都是人家的，付了工钱倒比当作赃款没收了好。于是她满脸堆上笑容问：“樊经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理所应当。你算吧，欠你多少还你多少，一分不欠。你现在就跟我回家拿钱！”
姓樊的脸上立刻阴转晴，满脸笑容地说：“满城的人都知道苏小姐通情达理，办事干练，果然名不虚传。工程虽然还没结束，但已接近尾声。整个工程按照当时的预算，材料费三百五十万，工钱二百三十万，总共是五百八十万。到目前为止，未完成的工程合计七十三万，就算八十万吧。这样，已完成的工程额就是五百万。高厂长在世的时候——奥，对不起，我说错了，是高厂长健康的时候，他给我预付了二百万，你看，这是我记的帐，我当时也给他打过收条，你回去可以找着看看。这样，你们就还欠我整整三百万元。”
苏菁菁的脸红了，头上的汗水透过发际流到脸上来。她清楚，家里的存款和现金已经没有三十万了。她掏出纸巾擦了下汗，呐呐地说：“樊经理，对不起，我刚才不知道这工程还欠下你这么多钱。你就看在我一个妇道人家，丈夫又病成这样的份儿上，放我一条生路吧。我们家确实没有那么多钱了。”
姓樊的经理脸上立即显出难看的神色。可是他一转念：高登的案子马上就要破了，这案子一破，第一件事便是抄家。家一抄，所有的钱都会被没收。到那时可能连一分也难倒我姓樊的手中了。到了这般时候，抓现成要紧，弄一分是一分，多弄一分总比全部丢了好。这样一想，他便说：“行吧，念在高厂长生前——奥，我又说错了。念在高厂长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你现在有多少就先还多少，剩下的以后还。”
苏菁菁千恩万谢着便领他回家取钱。一出医院大门，樊经理招呼苏菁菁坐上自己的奥迪轿车，便向玻璃厂她的家奔去。苏菁菁上车时，发现有几个陌生人一直盯着她，她的心便跳起来，腿便软起来。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姓樊的家伙莫不是要绑架我吧？可是一转念又想，这些工头，就为着个钱，我又不是不给他，他为何要绑架我呢？不会的。她又想，这家伙是不是趁我的丈夫不行了，想占我的便宜，将我掠为己有？再一想，也不会的。自己已经这般年纪了，已经成了一包豆腐渣，谁还会对我动心呢？那些包工头，腰里有的是钱，现在这社会只要有钱，年轻漂亮的姑娘要多少有多少，谁还能顾得对咱一个半老徐娘动那份儿心事呢？他们莫非是为了给我制造些恐惧，从我手里弄走钱，我倾其所有给他们不就得了。这样想着，她便大大方方地上了樊经理的车。上车后，她的心仍然有点儿忐忑不安，便透过车窗玻璃向后看。这一看，又让她心惊肉跳——那几个人坐上一辆白色的轿车一直跟在他们的后面，跟得很紧很紧。
到了家属楼下。苏菁菁下了车，她发现那辆跟踪他们的白车也驶进了厂院，停在了离他们不远处。他们的楼下，有几个同样陌生的人在转来转去，见他们下车，个个都显出高度警惕的样子。她的腿更软了。她想问问樊经理，可是喉咙动了动却没有问。她想，光天化日的，又在厂里，谁还敢将我怎么样？
她跟着樊经理一步一跌地上了楼，走到门口，掏出钥匙，插进门洞，可是已经没有力气拧动它。这时，楼下那几个转悠的和白色轿车上跟来的那几个人迅速包围了她。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从兜里掏出一个名片样的东西亮在她的眼前：“苏菁菁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苏菁菁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扑通一声瘫软在地上。樊经理也显出万分的紧张，嘴里不时地呐呐着：“这，这，这可怎么办？”
为了办案需要，苏菁菁被公安人员带去，暂时和高登隔离，对她进行审查。
公安局一边派人去医院陪护高登做手术，一边打电话给高登的儿子和女儿，只说他们的父亲患急病住进了医院，要他们火速回家陪护。
高登的女儿高亮在大庆油田工作，自父亲和母亲离婚以后，她记恨于父亲，便一直没有回过家。这天接到电话，她一点儿也没着急，只是去邮局往家里电汇了两千块钱。她想，家里根本不需要这点钱，她只是想用它体现一下父女之间还有那么一点点感情罢了。
儿子高荣在云南一个空军基地工作，现在已经干到了团级。接到父亲病急的电话，他着急了。尽管他对父亲离弃母亲也同样怀恨在心，可是他仍然牵挂着父亲。他一闲下来，便多次想到自己年幼的时候，父亲是怎样地疼他爱他。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时时候，每遇上风雨天，父亲总是早早的拿着雨伞等在学校门口。等他放学后，便将他背在背上，一直背回家去。考上军校的那年，父亲一直把他送到学校。怕他受不了军训的苦，还拿钱去试图买通部队的教官，谁知那教官根本就不吃那一套，将父亲当场弄了个大红脸。上大学的几年里，父亲经常借公差的机会来学校看他，给他送来家乡的许多他喜欢吃的东西。父亲也算有点良心。就说和母亲离异的事吧，尽管听母亲说，那是件丧尽天良的不道德事情，可是那毕竟是两个老人之间的事，自己无权干涉。再说究竟母亲说的是否全是事实也说不准。好在他还能给母亲三十万元的生活费。就凭他给母亲的这三十万元，他也应该感激他。母亲用了这三十万元给他买了家属楼，娶了媳妇……
他的工作单位特殊，很少放假，请假也很难，所以父母离异后，他将母亲接到自己单位来，自己也再没回过家。现在父亲老了，他一直想，一定要抽空回去看一回父亲，给他一点儿子的温情，也好尽一份子女的义务。每当电视上或者街道的音像店里播放《常回家看看》那首歌的时候，他就想起在家的父亲。想起父亲，他的心里就酸酸的，眼睛就不由得湿润了。接到父亲病急的电话，高荣非常着急。他首先找领导请假。领导这回很开明，一下就给他准了一周，这是在单位从未有过的。请完假，他就去机场买了当天晚上飞往家乡城市的机票。回家对母亲和妻子说单位有紧急任务，他要出一趟远差，说完转身就走了。
高登的手术很成功。手术后的第二天就开始慢慢苏醒。眼皮间或试着动一动，将眼睛动出一条细微的缝来，然后又闭上。右脚有了微弱的痛感。三天后，他的眼睛可以睁开看人了，嘴也试着一张一张，发出一些微弱而模糊的声音。
高荣这几天一直守在他的身旁，伺候着他的一切，接屎接尿，喂吃喂喝，取药灌药。公安局也有一个同志整天守护着。
高荣刚回来的那个晚上，就直接奔医院了。到了医院，他发现父亲昏迷着躺在病床上正在挂吊瓶，身边除了一个公安人员别无他人，心里便生纳闷：父亲在和母亲离婚不久，不是已经另娶回一个后娘了吗，她去哪儿了？莫非他们又离异了？可是父亲从来没打电话说过呀。这个后娘究竟长什么样儿，他这回回来前心里就想着。他想，他一定能够见到这个女人。他一定要见到这个女人。他想，回去后该怎么称呼她？当然，她既然嫁给了父亲，就是自己的长辈，叫她一声娘是肯定的，可是这个口怎么开得了？叫过娘后他要和她说些什么呢？他感觉为难了。走进医院大门的时候，他的心就跳起来了，第一是为着父亲的病情，第二就是为着即将来临的尴尬。可是她没有在。她竟然没有在。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刻她竟然没有在场！他的心里疑虑很多。
高登的第二个疑虑就是父亲病房里坐着的这个公安人员。父亲怎么了？为啥由公安人员看护着？莫非……
冲入他的脑海的第一个信号便是父亲犯法了。他多年没有回家，父亲也很少打电话给他，父亲这几年的情况他不清楚。可是听母亲讲，父亲前些年已经在经济上犯下过不少错误。为此，他不好给父亲打电话说，他怕电话两边有别人听到。他曾给父亲写过两封书信，劝他不要那样。如果以前犯了某种错误，也应该积极向组织说清楚，将那些不义之财或上交组织，或退还当事人，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回他的信。从此也再没给他打过电话。当然他也尽量向好处想过，比如这公安人员是自家的一个他不曾认识的亲戚，或者是父亲的一个朋友，可是却都不像。这，他是从公安人员公事公办的态度中发现的。他一进病房，那人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向他敬了一个礼，说：“我是公安局的，请问你是？”当他作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后，那人在他的身上打量了一番，看见他的肩章，立刻两脚并拢，又向他行了一个规规整整的礼，并喊道：“首长好！”亲戚和父亲的朋友绝不会是这样的。
那人一下变得热情起来，向他介绍了父亲的症状，并藏头露尾地向他交代了父亲所犯的“错误”以及现在的境况。他非常震惊，同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他先是脸红气促，接着便眼泪涟涟了。父亲呀父亲，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钱迷心窍吞噬国家那么多的资产，不该鬼迷心窍行贿受贿干下那么多蠢事，不该色迷心窍干下那么多见不得人也让我们后辈儿孙们抬不起头的事情，不该权迷心窍勾心斗角得罪下那么多很好的同志和朋友，不该……现在，你已经犯下了滔天罪行，你叫儿子怎么说你？什么都不说了。你已经病成了这样，我怎能忍心说你？再说，我说了你也听不下，听不进去的。即使你是一个健康的人，我这时候说什么也都迟了，也都无用了。你悔不该呀，不该在前几年里不听听儿子的劝告，不趁早改掉你的恶习，才会有了今天。今天，已经到了这步天地，你只能等着法律的惩罚，我们做儿女的也只能眼睁睁地忍受痛苦看着你接受惩罚。
高荣在父亲的身旁呆了六天。这六天里，他竭尽一个儿子在父亲面前的所能，含泪侍候着父亲的一切。父亲的病情一天天见好，脸上有了颜色，眼睛能睁大了，而且眼珠上有了一些光彩。右脚的脚趾开始轻微地动起来了。尽管不会说话，可是喉眼里可以发出比较清晰的“啊，啊，啊”的声音，配上左手的比划，人们可以模糊地猜度出他的需求和意向。
明天，高荣的假就完了。今天，他去机场预订了机票，转了几个商场和超市给父亲买了几套衣物，回来交给公安局的同志，然后他又出来买了许多东西，去了市公安局。他要去看望他的后娘。这是他这次回来的一个重要的心愿。不管她将来和父亲的结局怎么样，她总当过父亲的爱人，她总曾经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一员，而且是我的长辈，我这么远远地回来了，怎能不见见她呢？况且她这时也处在危难中。
苏菁菁被关在隔离室。与她关在一起的还有一老一少另外两个女的。
高荣在公安局的接待室里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亮出了自己的证件，登记过以后，被一个年老的同志领到隔离室门口。那同志看高荣是个大人物，大概觉得自己在场影响他们母子交谈，指了指那扇铁窗便走了。
隔离室和监狱的号子差不多，门从外面锁着，探视的人只能隔着铁窗和里面的人说话。高荣来到铁窗前，一个女人便迎了出来问他找谁。他见这女人风姿绰约，没有自己年龄大，便问：“请问这位小妹子，苏菁菁是哪位？”
“我就是。你是……”
高荣的脸腾的红了，头上的汗水哗地冒了出来。他吭哧了老半天说：“对不起，娘，我们以前没见过面，互不相识。我是荣儿。不知父亲给您说过不？”
苏菁菁的脸上布满了疑云，她只摇了摇头。
高荣一边搔脖子一边说：“奥，娘，我是高，高，高登的儿子。”
苏菁菁一听是高登的儿子高荣回来了，一下像见到了救星，眼里立刻发出亮光，将手从铁窗里伸出来，抓住高荣的手攥得紧紧，不停地摇着说：“儿子，可把你给盼回来了！这些年，你爸整天在想你，念叨你。一提起你，他就夸，夸完了就就流眼泪。娘也想你，整天盼你回来。你为啥这么些年不回来呢？这一下回来得正好。你父亲他病成了那样，又犯了法。我整天想，只有我的荣儿才能救得了他，救得了这个家。你终于回来了。你快快想办法，千方百计都要救下你父亲，救我。”
高荣只是摇头，只是流眼泪。
苏菁菁一看高荣不肯答应解救他的父亲，又把话题转了转：“荣儿，你父亲犯了国法，谁也救不了他，娘也不会难为你，不会怨你。他患下这病，能不能治好也说不清。他现在生死难卜，万一将来有个三长两短，你可要照管我哟！我这一辈子就靠你了，就指望你了。”说着便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起来。高荣郑重的点了点头，然后将提来的那大包小包的东西从铁窗的缝隙里一个个挤进去，再将手伸进铁窗和后娘握了握，说了一声“您保重”便转身走了。
回到医院，高荣拉着父亲的左手对他说，他已经看过他的后娘了，她病得很重，在家治疗，不能下床，所以没法来守护他。他回去后给她请了医生买了药，她很快就会好的。她说等她好了就立刻来医院守护您。高登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将儿子的手轻轻的摇了摇，嘴里“奥，奥”了两声，眼里浸出感激的泪花。高荣自知用谎言换得了父亲的高兴，心中愧疚，可是他只能这样说。
高荣要走了，他坐在父亲的身边，拉着他的手说：“爸爸，我在部队。部队的纪律很严。我的假已经完了，我该走了。我走后，有这位同志照管您。您一定要按时用药，好好地配合医生。您很快就会好的。等您好了之后，我再请假回来，将您接到云南，您好看看您的孙孙，看看您的儿媳妇，也能和我的母亲见上一面。您现在还需要什么，您就给我说。您不能说话，就给我用手比划。我出去给您弄来。”
高登的左手在空中胡乱的比划着，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高荣像猜谜语般的猜：
“您想吃烧鸡？”
高登摇摇头。
“您现在就想见到孙孙？”
高登摇摇头。
“您想见到儿媳妇？”
高登摇摇头。
“对了，您是说您病成这样，我的后娘怎么没有来。您想见见她？我不是给您说过嘛，她有病。她好了就回来的。”
高登的眼中噙满了泪水。他咬了咬牙，还是摇头。
他的左手在空中不停地比划着，嘴张得大大，不停的“啊，啊”。他显出非常着急的样子。
“爸爸，您说什么我听不清。您能尽量说清楚些吗？”高荣也显得非常焦急。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汗珠子。他知道，父亲这时一定要给他交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高登的手在空中比划的速度慢了下来，叫喊的声音也有些变调。
高荣努力的分辨着父亲声音的每一个可能的音素，仔细地观察着父亲手势的每一个折回，他终于听明白了。父亲的发音中有一个类似“轰”的音素；父亲比划的是一个“红”字。
“爸爸，我听清了，我看清了。您在说一个‘红’字，您写的也是一个‘红’字，您是想见我的母亲。”
高登的脸上立刻消失了焦急的神情，连连做出点头的样子。
“我回去后就请她来，请她来护理您。”
高登再次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过了一会儿，他便睡着了。
高荣离开病房的时候，父亲还没有睡醒。他没有惊动他，只是向那个公安人员做了一些交待，将自己带回来的一万元交给他，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父亲的病床前，取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父亲三鞠躬。他的心里默念着：我这是在向一个父亲三鞠躬，而不是向一个腐败分子敬礼。他想，此一别，大概就是他与父亲的永别了。
高荣回到部队，向母亲说明了父亲的情况，转告了父亲的那个心愿，请求母亲看在她与父亲曾夫妻多年的分上，看在儿女们的情分上，看在父亲已经不久于人世的分上，回去陪护父亲一些时日。母亲海菊红虽然是个烈性的女人，可是捱不过儿子的再三劝说，也就答应了。他想，人常说“一夜夫妻百日恩”，这么些年已经过去，那份曾经的夫妻之恩早已经不复存在了，她与高登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情义和牵挂，算得上是情断义绝了。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孩子的爸爸，我总是孩子的妈妈，荣儿是我们的孩子。不看僧面看佛面，儿子让我去，我就得去。我权当是替孩子去看护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
海菊红来到医院后，精心地护理着高登。高登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好起来，他的病情在一天天好转。这些天已经可以说一些简短的话语了。
这天上午，海菊红刚刚给高登喂完饭，病房的门被推开一条缝。门缝里挤进一个女人来。海菊红看那女人时，却见她尽管已是半老徐娘，却仍然涂抹得满脸脂粉，装扮得花枝招展花哩乎骚。细看时竟觉得她好生面熟，似曾相识。她立刻打开自己的记忆仓库，在里面几经翻腾，终于找出了她：吕丽萍！
吕丽萍也没认出海菊红。进了门，只是向她淡淡地笑了笑，点了点头，便径直走向高登的病榻。
海菊红怎能忘记，就是这个女人充当了可耻的第三者，占据了她的丈夫，搅散了他们的家庭。她怎能忘记，那一天，当她找这个女人算账时，丈夫高登扇了她两个耳光，直扇得她口鼻流血。就是那两个耳光，打死了她的心，打散了她的家庭，让她当了这么多年的寡妇。
想到这儿，海菊红的脸色变得铁青，呼吸变得急促。她一步上前，一把揪住吕丽萍的头发，一手左右开弓，一连打了吕丽萍无数的耳光。
正在楼道里转悠的公安人员闻声赶来，才将海菊红拉住。两个女人便大声地对骂起来：
“婊子！”
“娼妇！”
“破鞋”
“呸！”
医生闻讯赶来，轻喝一声“病人需要安静！”她们才停了下来。
医生赶紧过去检查病人，却发现高登早已气断身亡。他的脑颅上做过手术的部位冒出许多血来，将枕头都染红了。
这是一间家化病房。洁白的墙壁，洁白的床罩，洁白的被单，一切都是洁白的。这一片洁白加上一个昏迷不醒毫无声息的病人给人一种静穆的感觉。两张单人床都是席梦思。一张是病号的，另一张是陪员的。一对单人沙发，中间夹一个玻璃茶几。对面是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是一台十九英寸彩电。
高登处于昏迷，这时正在挂吊瓶。苏菁菁斜躺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连续剧《情杀》。电视的声音放得很高。她高跷着二郎腿，一双血红色火箭式高跟鞋跷得很高，而且在一晃一晃地晃荡。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着瓜子，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脸上一直挂着或喜悦或焦急的神情，有时还情不自禁的发出一两声欣喜的喝彩或狂怒的喊叫。医护人员进来查房，已经提示过她几次，可是当他们一出去，她便又那样了。她想，反正高登处在昏迷，什么也听不到，什么感知也没有，什么对他都构不成影响。
明天就要手术了。听医生说，要做的是开颅手术，危险很大。苏菁菁想，反正都是一死，迟死不如早死。早死了，公安或许就不查他的那些事情了，倒落得个清清白白，鱼安水安，我也好活人一些。更重要的是那些钱或许会保住，我这一生就吃穿无忧了。一旦将他救活了，麻烦就会接踵而来，灾难就会接踵而来。或许还在他没走下病床的时候，监狱的门就为他敞开了。那样就全完了。他自己完了那是咎由自取，可是带给这个家和我自己的那将是灭顶之灾，将是毁灭性的灾难。所有的钱被没收还不算，所有的财产也会被没收，马上就要完工的别墅也会被没收。这样，我苏菁菁岂不又变成了穷光蛋，岂不又要流落街头无人收？从前，自己无职无业，可是凭着年龄和长相的优势，用卖身的方式还可以混一口青春饭糊口，现在，自己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自己已经成了个黄脸婆，脸上已经布满了战壕，以往的颜色已经褪尽，变得灰不溜秋的，就是摆在大街上，又有谁愿意看你一眼呢？想到这些，她便不寒而栗，心里充满了悲哀和辛酸。所以，她要看电视。说起来，这电视也真管用，一看起来便将你的灵魂勾引过去，让你如痴如迷如醉如癫，忘了一切的烦恼，消了一切的忧愁，排遣了一切的苦闷。家里本来有一台电视，投影式的，大得跟电影一样，可是她一直懒得看。高登经常黑天白日不回来，家里只留下她一个，她孤独，寂寞，心慌，她无心打开那劳什子。她只迷恋打麻将，一坐上那桌子，手中一撮上那玩意儿，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惬意，加上那些喜欢调侃的麻友，说说笑笑，他觉得那种生活是再好没有的了，甚至比天堂里还要美。可是到了这里，到了这建在生与死的分水岭上的医院，麻将是没得打了，调侃是没得有了，她只能看电视。也只有这时候，她才意识到这电视原来也是样好东西。
正在苏菁菁看电视入迷的时候，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挤进一个穿皮夹克夹公文包的胖男人来。苏菁菁认识他。那是别墅工地的包工头。姓樊。老樊进来径直坐上沙发，翘起二郎腿，掏出一支烟，点燃吸着，吐出几口白烟，然后礼节性的问了几句高登的病情，便摆出黄世仁讨账的模样，向苏菁菁说：“厂长夫人，你看是这样，本来嘛，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在工程结束时再结账，可是不想公安局今天早晨来人将整个工程冻结了。所有施工的部位都贴上了封条。所以，这工程款……你看，我用的人全部是民工，工程一停，他们就要拿钱走人。本来嘛，高厂长和我是老朋友，他正在病中，我不应该来。你要谅解我，我也是无可奈何呀。”
苏菁菁一听别墅工程被公安机关封冻了，先是一惊，浑身打起颤来。她心中清楚马上就要出事，可是当这事出来后，她仍觉着吃惊，觉得恐惧。她又一想，这姓樊的莫不是趁火打劫吧？便问他：“樊经理，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稍等两天。明天高登就要手术了，等他手术一完，清醒过来，好和你算个数目，我再给你点钱。我们家有的是钱，你不要怕。只是现在，我一个女人家，什么都不懂，工程的事又是你和他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叫我给你按多少付这个钱呢？”
姓樊的经理一听苏菁菁这样说话，心里便生出气来，口气也就变得生硬了：“我说苏女士，你这话怎么能这样说呢？假设这高厂长永远也醒不来，假设手术不得成功，你还红嘴白牙地让我给你们白干了不成？你还想白白地落了这别墅不成？既然你这样说话，我今天这钱已经要定了。再说，民工们也催得我站不住脚。你现在就陪我回去拿钱，否则，我叫你在这医院里也不得安宁！”
苏菁菁关了电视，默默地坐着没话了。她想，给就给吧，给出去一些，家里就少一些，家里少一些，就少一份儿担心和忧虑。反正这钱终究都是人家的，付了工钱倒比当作赃款没收了好。于是她满脸堆上笑容问：“樊经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理所应当。你算吧，欠你多少还你多少，一分不欠。你现在就跟我回家拿钱！”
姓樊的脸上立刻阴转晴，满脸笑容地说：“满城的人都知道苏小姐通情达理，办事干练，果然名不虚传。工程虽然还没结束，但已接近尾声。整个工程按照当时的预算，材料费三百五十万，工钱二百三十万，总共是五百八十万。到目前为止，未完成的工程合计七十三万，就算八十万吧。这样，已完成的工程额就是五百万。高厂长在世的时候——奥，对不起，我说错了，是高厂长健康的时候，他给我预付了二百万，你看，这是我记的帐，我当时也给他打过收条，你回去可以找着看看。这样，你们就还欠我整整三百万元。”
苏菁菁的脸红了，头上的汗水透过发际流到脸上来。她清楚，家里的存款和现金已经没有三十万了。她掏出纸巾擦了下汗，呐呐地说：“樊经理，对不起，我刚才不知道这工程还欠下你这么多钱。你就看在我一个妇道人家，丈夫又病成这样的份儿上，放我一条生路吧。我们家确实没有那么多钱了。”
姓樊的经理脸上立即显出难看的神色。可是他一转念：高登的案子马上就要破了，这案子一破，第一件事便是抄家。家一抄，所有的钱都会被没收。到那时可能连一分也难倒我姓樊的手中了。到了这般时候，抓现成要紧，弄一分是一分，多弄一分总比全部丢了好。这样一想，他便说：“行吧，念在高厂长生前——奥，我又说错了。念在高厂长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你现在有多少就先还多少，剩下的以后还。”
苏菁菁千恩万谢着便领他回家取钱。一出医院大门，樊经理招呼苏菁菁坐上自己的奥迪轿车，便向玻璃厂她的家奔去。苏菁菁上车时，发现有几个陌生人一直盯着她，她的心便跳起来，腿便软起来。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姓樊的家伙莫不是要绑架我吧？可是一转念又想，这些工头，就为着个钱，我又不是不给他，他为何要绑架我呢？不会的。她又想，这家伙是不是趁我的丈夫不行了，想占我的便宜，将我掠为己有？再一想，也不会的。自己已经这般年纪了，已经成了一包豆腐渣，谁还会对我动心呢？那些包工头，腰里有的是钱，现在这社会只要有钱，年轻漂亮的姑娘要多少有多少，谁还能顾得对咱一个半老徐娘动那份儿心事呢？他们莫非是为了给我制造些恐惧，从我手里弄走钱，我倾其所有给他们不就得了。这样想着，她便大大方方地上了樊经理的车。上车后，她的心仍然有点儿忐忑不安，便透过车窗玻璃向后看。这一看，又让她心惊肉跳——那几个人坐上一辆白色的轿车一直跟在他们的后面，跟得很紧很紧。
到了家属楼下。苏菁菁下了车，她发现那辆跟踪他们的白车也驶进了厂院，停在了离他们不远处。他们的楼下，有几个同样陌生的人在转来转去，见他们下车，个个都显出高度警惕的样子。她的腿更软了。她想问问樊经理，可是喉咙动了动却没有问。她想，光天化日的，又在厂里，谁还敢将我怎么样？
她跟着樊经理一步一跌地上了楼，走到门口，掏出钥匙，插进门洞，可是已经没有力气拧动它。这时，楼下那几个转悠的和白色轿车上跟来的那几个人迅速包围了她。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从兜里掏出一个名片样的东西亮在她的眼前：“苏菁菁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苏菁菁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扑通一声瘫软在地上。樊经理也显出万分的紧张，嘴里不时地呐呐着：“这，这，这可怎么办？”
为了办案需要，苏菁菁被公安人员带去，暂时和高登隔离，对她进行审查。
公安局一边派人去医院陪护高登做手术，一边打电话给高登的儿子和女儿，只说他们的父亲患急病住进了医院，要他们火速回家陪护。
高登的女儿高亮在大庆油田工作，自父亲和母亲离婚以后，她记恨于父亲，便一直没有回过家。这天接到电话，她一点儿也没着急，只是去邮局往家里电汇了两千块钱。她想，家里根本不需要这点钱，她只是想用它体现一下父女之间还有那么一点点感情罢了。
儿子高荣在云南一个空军基地工作，现在已经干到了团级。接到父亲病急的电话，他着急了。尽管他对父亲离弃母亲也同样怀恨在心，可是他仍然牵挂着父亲。他一闲下来，便多次想到自己年幼的时候，父亲是怎样地疼他爱他。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时时候，每遇上风雨天，父亲总是早早的拿着雨伞等在学校门口。等他放学后，便将他背在背上，一直背回家去。考上军校的那年，父亲一直把他送到学校。怕他受不了军训的苦，还拿钱去试图买通部队的教官，谁知那教官根本就不吃那一套，将父亲当场弄了个大红脸。上大学的几年里，父亲经常借公差的机会来学校看他，给他送来家乡的许多他喜欢吃的东西。父亲也算有点良心。就说和母亲离异的事吧，尽管听母亲说，那是件丧尽天良的不道德事情，可是那毕竟是两个老人之间的事，自己无权干涉。再说究竟母亲说的是否全是事实也说不准。好在他还能给母亲三十万元的生活费。就凭他给母亲的这三十万元，他也应该感激他。母亲用了这三十万元给他买了家属楼，娶了媳妇……
他的工作单位特殊，很少放假，请假也很难，所以父母离异后，他将母亲接到自己单位来，自己也再没回过家。现在父亲老了，他一直想，一定要抽空回去看一回父亲，给他一点儿子的温情，也好尽一份子女的义务。每当电视上或者街道的音像店里播放《常回家看看》那首歌的时候，他就想起在家的父亲。想起父亲，他的心里就酸酸的，眼睛就不由得湿润了。接到父亲病急的电话，高荣非常着急。他首先找领导请假。领导这回很开明，一下就给他准了一周，这是在单位从未有过的。请完假，他就去机场买了当天晚上飞往家乡城市的机票。回家对母亲和妻子说单位有紧急任务，他要出一趟远差，说完转身就走了。
高登的手术很成功。手术后的第二天就开始慢慢苏醒。眼皮间或试着动一动，将眼睛动出一条细微的缝来，然后又闭上。右脚有了微弱的痛感。三天后，他的眼睛可以睁开看人了，嘴也试着一张一张，发出一些微弱而模糊的声音。
高荣这几天一直守在他的身旁，伺候着他的一切，接屎接尿，喂吃喂喝，取药灌药。公安局也有一个同志整天守护着。
高荣刚回来的那个晚上，就直接奔医院了。到了医院，他发现父亲昏迷着躺在病床上正在挂吊瓶，身边除了一个公安人员别无他人，心里便生纳闷：父亲在和母亲离婚不久，不是已经另娶回一个后娘了吗，她去哪儿了？莫非他们又离异了？可是父亲从来没打电话说过呀。这个后娘究竟长什么样儿，他这回回来前心里就想着。他想，他一定能够见到这个女人。他一定要见到这个女人。他想，回去后该怎么称呼她？当然，她既然嫁给了父亲，就是自己的长辈，叫她一声娘是肯定的，可是这个口怎么开得了？叫过娘后他要和她说些什么呢？他感觉为难了。走进医院大门的时候，他的心就跳起来了，第一是为着父亲的病情，第二就是为着即将来临的尴尬。可是她没有在。她竟然没有在。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刻她竟然没有在场！他的心里疑虑很多。
高登的第二个疑虑就是父亲病房里坐着的这个公安人员。父亲怎么了？为啥由公安人员看护着？莫非……
冲入他的脑海的第一个信号便是父亲犯法了。他多年没有回家，父亲也很少打电话给他，父亲这几年的情况他不清楚。可是听母亲讲，父亲前些年已经在经济上犯下过不少错误。为此，他不好给父亲打电话说，他怕电话两边有别人听到。他曾给父亲写过两封书信，劝他不要那样。如果以前犯了某种错误，也应该积极向组织说清楚，将那些不义之财或上交组织，或退还当事人，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回他的信。从此也再没给他打过电话。当然他也尽量向好处想过，比如这公安人员是自家的一个他不曾认识的亲戚，或者是父亲的一个朋友，可是却都不像。这，他是从公安人员公事公办的态度中发现的。他一进病房，那人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向他敬了一个礼，说：“我是公安局的，请问你是？”当他作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后，那人在他的身上打量了一番，看见他的肩章，立刻两脚并拢，又向他行了一个规规整整的礼，并喊道：“首长好！”亲戚和父亲的朋友绝不会是这样的。
那人一下变得热情起来，向他介绍了父亲的症状，并藏头露尾地向他交代了父亲所犯的“错误”以及现在的境况。他非常震惊，同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他先是脸红气促，接着便眼泪涟涟了。父亲呀父亲，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钱迷心窍吞噬国家那么多的资产，不该鬼迷心窍行贿受贿干下那么多蠢事，不该色迷心窍干下那么多见不得人也让我们后辈儿孙们抬不起头的事情，不该权迷心窍勾心斗角得罪下那么多很好的同志和朋友，不该……现在，你已经犯下了滔天罪行，你叫儿子怎么说你？什么都不说了。你已经病成了这样，我怎能忍心说你？再说，我说了你也听不下，听不进去的。即使你是一个健康的人，我这时候说什么也都迟了，也都无用了。你悔不该呀，不该在前几年里不听听儿子的劝告，不趁早改掉你的恶习，才会有了今天。今天，已经到了这步天地，你只能等着法律的惩罚，我们做儿女的也只能眼睁睁地忍受痛苦看着你接受惩罚。
高荣在父亲的身旁呆了六天。这六天里，他竭尽一个儿子在父亲面前的所能，含泪侍候着父亲的一切。父亲的病情一天天见好，脸上有了颜色，眼睛能睁大了，而且眼珠上有了一些光彩。右脚的脚趾开始轻微地动起来了。尽管不会说话，可是喉眼里可以发出比较清晰的“啊，啊，啊”的声音，配上左手的比划，人们可以模糊地猜度出他的需求和意向。
明天，高荣的假就完了。今天，他去机场预订了机票，转了几个商场和超市给父亲买了几套衣物，回来交给公安局的同志，然后他又出来买了许多东西，去了市公安局。他要去看望他的后娘。这是他这次回来的一个重要的心愿。不管她将来和父亲的结局怎么样，她总当过父亲的爱人，她总曾经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一员，而且是我的长辈，我这么远远地回来了，怎能不见见她呢？况且她这时也处在危难中。
苏菁菁被关在隔离室。与她关在一起的还有一老一少另外两个女的。
高荣在公安局的接待室里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亮出了自己的证件，登记过以后，被一个年老的同志领到隔离室门口。那同志看高荣是个大人物，大概觉得自己在场影响他们母子交谈，指了指那扇铁窗便走了。
隔离室和监狱的号子差不多，门从外面锁着，探视的人只能隔着铁窗和里面的人说话。高荣来到铁窗前，一个女人便迎了出来问他找谁。他见这女人风姿绰约，没有自己年龄大，便问：“请问这位小妹子，苏菁菁是哪位？”
“我就是。你是……”
高荣的脸腾的红了，头上的汗水哗地冒了出来。他吭哧了老半天说：“对不起，娘，我们以前没见过面，互不相识。我是荣儿。不知父亲给您说过不？”
苏菁菁的脸上布满了疑云，她只摇了摇头。
高荣一边搔脖子一边说：“奥，娘，我是高，高，高登的儿子。”
苏菁菁一听是高登的儿子高荣回来了，一下像见到了救星，眼里立刻发出亮光，将手从铁窗里伸出来，抓住高荣的手攥得紧紧，不停地摇着说：“儿子，可把你给盼回来了！这些年，你爸整天在想你，念叨你。一提起你，他就夸，夸完了就就流眼泪。娘也想你，整天盼你回来。你为啥这么些年不回来呢？这一下回来得正好。你父亲他病成了那样，又犯了法。我整天想，只有我的荣儿才能救得了他，救得了这个家。你终于回来了。你快快想办法，千方百计都要救下你父亲，救我。”
高荣只是摇头，只是流眼泪。
苏菁菁一看高荣不肯答应解救他的父亲，又把话题转了转：“荣儿，你父亲犯了国法，谁也救不了他，娘也不会难为你，不会怨你。他患下这病，能不能治好也说不清。他现在生死难卜，万一将来有个三长两短，你可要照管我哟！我这一辈子就靠你了，就指望你了。”说着便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起来。高荣郑重的点了点头，然后将提来的那大包小包的东西从铁窗的缝隙里一个个挤进去，再将手伸进铁窗和后娘握了握，说了一声“您保重”便转身走了。
回到医院，高荣拉着父亲的左手对他说，他已经看过他的后娘了，她病得很重，在家治疗，不能下床，所以没法来守护他。他回去后给她请了医生买了药，她很快就会好的。她说等她好了就立刻来医院守护您。高登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将儿子的手轻轻的摇了摇，嘴里“奥，奥”了两声，眼里浸出感激的泪花。高荣自知用谎言换得了父亲的高兴，心中愧疚，可是他只能这样说。
高荣要走了，他坐在父亲的身边，拉着他的手说：“爸爸，我在部队。部队的纪律很严。我的假已经完了，我该走了。我走后，有这位同志照管您。您一定要按时用药，好好地配合医生。您很快就会好的。等您好了之后，我再请假回来，将您接到云南，您好看看您的孙孙，看看您的儿媳妇，也能和我的母亲见上一面。您现在还需要什么，您就给我说。您不能说话，就给我用手比划。我出去给您弄来。”
高登的左手在空中胡乱的比划着，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高荣像猜谜语般的猜：
“您想吃烧鸡？”
高登摇摇头。
“您现在就想见到孙孙？”
高登摇摇头。
“您想见到儿媳妇？”
高登摇摇头。
“对了，您是说您病成这样，我的后娘怎么没有来。您想见见她？我不是给您说过嘛，她有病。她好了就回来的。”
高登的眼中噙满了泪水。他咬了咬牙，还是摇头。
他的左手在空中不停地比划着，嘴张得大大，不停的“啊，啊”。他显出非常着急的样子。
“爸爸，您说什么我听不清。您能尽量说清楚些吗？”高荣也显得非常焦急。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汗珠子。他知道，父亲这时一定要给他交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高登的手在空中比划的速度慢了下来，叫喊的声音也有些变调。
高荣努力的分辨着父亲声音的每一个可能的音素，仔细地观察着父亲手势的每一个折回，他终于听明白了。父亲的发音中有一个类似“轰”的音素；父亲比划的是一个“红”字。
“爸爸，我听清了，我看清了。您在说一个‘红’字，您写的也是一个‘红’字，您是想见我的母亲。”
高登的脸上立刻消失了焦急的神情，连连做出点头的样子。
“我回去后就请她来，请她来护理您。”
高登再次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过了一会儿，他便睡着了。
高荣离开病房的时候，父亲还没有睡醒。他没有惊动他，只是向那个公安人员做了一些交待，将自己带回来的一万元交给他，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父亲的病床前，取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父亲三鞠躬。他的心里默念着：我这是在向一个父亲三鞠躬，而不是向一个腐败分子敬礼。他想，此一别，大概就是他与父亲的永别了。
高荣回到部队，向母亲说明了父亲的情况，转告了父亲的那个心愿，请求母亲看在她与父亲曾夫妻多年的分上，看在儿女们的情分上，看在父亲已经不久于人世的分上，回去陪护父亲一些时日。母亲海菊红虽然是个烈性的女人，可是捱不过儿子的再三劝说，也就答应了。他想，人常说“一夜夫妻百日恩”，这么些年已经过去，那份曾经的夫妻之恩早已经不复存在了，她与高登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情义和牵挂，算得上是情断义绝了。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孩子的爸爸，我总是孩子的妈妈，荣儿是我们的孩子。不看僧面看佛面，儿子让我去，我就得去。我权当是替孩子去看护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
海菊红来到医院后，精心地护理着高登。高登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好起来，他的病情在一天天好转。这些天已经可以说一些简短的话语了。
这天上午，海菊红刚刚给高登喂完饭，病房的门被推开一条缝。门缝里挤进一个女人来。海菊红看那女人时，却见她尽管已是半老徐娘，却仍然涂抹得满脸脂粉，装扮得花枝招展花哩乎骚。细看时竟觉得她好生面熟，似曾相识。她立刻打开自己的记忆仓库，在里面几经翻腾，终于找出了她：吕丽萍！
吕丽萍也没认出海菊红。进了门，只是向她淡淡地笑了笑，点了点头，便径直走向高登的病榻。
海菊红怎能忘记，就是这个女人充当了可耻的第三者，占据了她的丈夫，搅散了他们的家庭。她怎能忘记，那一天，当她找这个女人算账时，丈夫高登扇了她两个耳光，直扇得她口鼻流血。就是那两个耳光，打死了她的心，打散了她的家庭，让她当了这么多年的寡妇。
想到这儿，海菊红的脸色变得铁青，呼吸变得急促。她一步上前，一把揪住吕丽萍的头发，一手左右开弓，一连打了吕丽萍无数的耳光。
正在楼道里转悠的公安人员闻声赶来，才将海菊红拉住。两个女人便大声地对骂起来：
“婊子！”
“娼妇！”
“破鞋”
“呸！”
医生闻讯赶来，轻喝一声“病人需要安静！”她们才停了下来。
医生赶紧过去检查病人，却发现高登早已气断身亡。他的脑颅上做过手术的部位冒出许多血来，将枕头都染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