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6【华为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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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丰公司在港城上市的保荐机构是BNP百富勤，金牛资本虽然也有证券经营牌照，但毕竟两家企业的大股东都是宋维扬，有可能在联交所审查的时候横生枝节。金牛资本也有参与其中，虽不是保荐人，但也担任了中介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在喜丰进行部门结构调整的时候，公司名称也变了，从“喜丰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喜丰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并面向全体内部员工（入职一年以上）发售原始股。
“原始股”这玩意儿在90年代吸引力极大，至少大陆是如此情况。
究其原因，还是证券市场发展不完善，企业和股民都不成熟。跌破发行价？不存在的。90年代但凡能上市的企业，上市之初总得先涨几波再说，原始股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获利。
所以民间一直流传着原始股的财富神话：某国企股份制改革并预备上市，普通员工也能分到少量原始股，有些员工还到处借钱买原始股。一旦这家国企上市，1000块钱的原始股，分分钟变成几万块，把左邻右舍都羡慕死了。
这种情况很普遍，于是越传越邪乎，最后变成某工人投资几百块，上市之后瞬间收益几十万。还真有人相信，而且越是底层民众，越对这种传闻深信不疑，梦想着自己所在的企业也能上市。
就说容平市这边吧，隔壁市的五粮液前不久上市了。
由于五粮液不断扩大地盘，暂时又拿不出足够资金，周边一些被占地拆迁的农民，居然也分到了少量原始股。于是，“内幕消息”传到容平市这边，就变成了：某农民被五粮液占了土地，耕地补偿款没拿够，拿到100股的原始股。年初的时候，那个农民还到处抱怨，甚至跑去市政府上访。嘿嘿，前不久五粮液上市，那个农民手里的原始股，已经价值10万元了！
当喜丰公司宣布发售原始股的消息一传出，顿时引起剧烈反响，好多普通员工四处奔走，只为多借点钱购买股票。
甚至一些不是喜丰员工的社会人，也对此垂涎欲滴，到处托关系走后门。
各地分厂和销售分公司的员工，同样积极响应，有些连婚期都推迟了，把结婚的钱用来买原始股。
喜丰高层被搞得焦头烂额，只能一边扩大原始股的发售量，一边规定每个员工的限购量。而且，级别越高、工龄越长的员工，可购买原始股的数量越多，并具有优先认购权，排后面的很可能想买都买不到。
包括杨信、郑学红、陈桃等高层在内，都拿出所有积蓄认购，他们的股份不但没被稀释，反而还趁机涨了一些——宋维扬借钱给他们了，其实就是在变相赠与股份，否则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
一句话，宋维扬在送钱！
效果是很明显的，从高层干部到底层员工，工作积极性都整体提升了一层。
许多偏向于保守的普通员工，本来对原始股不感兴趣。但很快就被这种气氛所感染，拿出闲钱来10股、20股的少量购买，走出去也可以拍着胸膛对人说：“老子现在是喜丰公司的股东了！”
等到原始股内部发售完毕，宋维扬的股份缩水不少，股权结构变成：宋维扬（56%），宋其志（18.5%），郭晓兰（8%），杨信（5.5%），郑学红（5.5%），陈桃（3.5%），其他员工持股（3%）。
一下子，公司的现金量增加了1.2亿元，宋维扬借了好几千万给公司高层买股票。
喜丰高层干部以后肯定是大富翁，但现在他们欠宋维扬一屁股债，换来的只是暂时无法兑现的原始股份。
与此同时，BNP百富勤和金牛资本的人，也已经入驻喜丰公司，对公司进行情况调查、问题诊断、专业培训以及上市业务指导。直至11月中旬，百富勤完成对喜丰公司的核查，并向港城的证监部门递交上市申请文件。
百富勤还是很给力的，副总裁梁伯韬以前的搭档，便是原港城证监会的副主席，此人也是百富勤的创始人之一（现在不干正事儿了，专门给李超人的公子当保姆）。
一方面是百富勤关系硬，一方面也是喜丰公司有实力，初审只用几天时间便通过，并于12月初正式通过喜丰公司的上市申请。
速度太特么快了！
当然，这还有大环境背景。现在港城股市正处于复苏阶段，急需业绩良好的公司添柴加火，而杨信在前年就开始筹划上市，准备工作比较完善，方方面面都挑不出漏洞来。
年底的时候，杨信丢下手里的工作，带着陈桃一起去港城做“IPO路演”。
路演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其中也有宋维扬的影响力在其中。大陆丁蟹，股神嘛，跟索罗斯对刚的男人，还在《未来属于中国》一书当中展示了自己的超卓才华，金融机构对宋维扬很有信心，对业绩良好的喜丰公司也很有信心。
经过反复核算与商讨沟通，喜丰公司上市总股本定为38亿股，其中10亿股为新发股票，包括百富勤、金牛资本、花旗银行、中银投资、汇丰银行等多家机构愿意认购或承销。
而且发行价定得比较高，每股1.5港元。
喜丰公司的上市日期，确定为1999年1月1日。
当然，这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咱们说回现在。
神州科技公司自产主板的小灵通，第一批已经开始发售。经过长达7个月的反复测试修改，神州小灵通主板完全不逊色于台企产品，至少小灵通用户没有感觉出来什么差别。
神州科技的小灵通业务做得如火如荼之际，华为也从今年夏天开始了GSM技术研发——然后就炸了，任总急得想跳楼，到处找人融资，到处找银行借钱。
说起华为的GSM研发项目，华为高层定性为“愚昧无知、自高自大”。啥都不懂，一头莽进去，然后被套住，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做，同时还受到来自于各方面的疯狂打压。
90年代初，中国固话网络设备的老大是贝尔电话公司，听名字就知道是外企。
外企没把中国本土企业放在眼里，于是他们付出了惨重代价，固话设备业务在几年间就被“巨（龙）大（唐）中（兴）华（为）”抢得精光。现在得知华为要做GSM设备，外企顿时警醒起来，贝尔电话公司的移动业务负责人甚至说：“我宁可因为价格过低被撤职，也不能因为丢失市场而被撤职！”
于是，当华为GSM项目研发有了成果，第一次参与竞标，就遭遇爱立信、贝尔等外企的联手打压。外企先是虚报一个很高的价格，华为傻乎乎的降一点标价，结果外企的投标价集体跳水，低得让人瞠目结舌。
华为的翻身仗，是研发出全球第一个基于国际新标准的移动智能网技术，移动公司利用此技术建立了“移动梦网”。
当时，各大外企之间签有智能网私下协议，每个用户收费300美元。华为牛逼炸了，直接定价为100多元人民币，仅为外企价格的二十分之一，把移动公司的官员整得目瞪口呆。
腰斩算什么价格屠夫？
你有种降价到二十分之一啊！
华为研发的移动智能网技术，也让腾讯、新浪、搜狐、网易等互联网公司绝处逢生。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被戳破，网络公司根本找不到盈利点，移动梦网给这些公司带来丰厚利润，否则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而现在的华为，资金正在一点点被研发项目抽干。
甚至窘迫到忽悠员工的地步！
华为建立有公司内部银行，发给员工一张阳光卡，工资都在里面，而且利息比其他银行更高。那些傻乎乎的程序员们，把自己所有身家都存在内部银行里，甚至年底的奖金和分红，也被领导忽悠着用来购买华为的虚拟受限股。
一旦华为GSM项目破产，这些员工将血本无归！
与此同时，也不知道是谁指使的，相关部门收到3000多封举报信，说华为欠工人100亿工资，欠客户100亿货款，欠政府100亿税收。
虽然有关部门对这些夸张离谱的诬告信不予理睬，但信件却莫名其妙曝光了，甚至被媒体报道出来。华为的客户，大部分是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单位负责人害怕承担政治风险，不敢再跟华为合作，导致华为长达半年时间没有接到一个订单。
不仅如此，华为以前跟各地电信局合资成立销售公司，抢占了大量市场。现在，电信局被勒令不得开这种公司，全部进行清理结算，华为跟电信的亲密关系就此割裂。
接不到订单了，公司资金见底了，还得投入巨额研发费用，这就是1998年到1999年华为的困境。
11月初的时候，宋维扬接到一个电话，是神州科技那边打来的。
华为请求投资，钱越多越好，但只能买受限股，也即没有投票权的股份。宋维扬如果投资华为，不能参与管理，顶多定期派人去查账。
喜丰公司在港城上市的保荐机构是BNP百富勤，金牛资本虽然也有证券经营牌照，但毕竟两家企业的大股东都是宋维扬，有可能在联交所审查的时候横生枝节。金牛资本也有参与其中，虽不是保荐人，但也担任了中介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在喜丰进行部门结构调整的时候，公司名称也变了，从“喜丰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喜丰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并面向全体内部员工（入职一年以上）发售原始股。
“原始股”这玩意儿在90年代吸引力极大，至少大陆是如此情况。
究其原因，还是证券市场发展不完善，企业和股民都不成熟。跌破发行价？不存在的。90年代但凡能上市的企业，上市之初总得先涨几波再说，原始股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获利。
所以民间一直流传着原始股的财富神话：某国企股份制改革并预备上市，普通员工也能分到少量原始股，有些员工还到处借钱买原始股。一旦这家国企上市，1000块钱的原始股，分分钟变成几万块，把左邻右舍都羡慕死了。
这种情况很普遍，于是越传越邪乎，最后变成某工人投资几百块，上市之后瞬间收益几十万。还真有人相信，而且越是底层民众，越对这种传闻深信不疑，梦想着自己所在的企业也能上市。
就说容平市这边吧，隔壁市的五粮液前不久上市了。
由于五粮液不断扩大地盘，暂时又拿不出足够资金，周边一些被占地拆迁的农民，居然也分到了少量原始股。于是，“内幕消息”传到容平市这边，就变成了：某农民被五粮液占了土地，耕地补偿款没拿够，拿到100股的原始股。年初的时候，那个农民还到处抱怨，甚至跑去市政府上访。嘿嘿，前不久五粮液上市，那个农民手里的原始股，已经价值10万元了！
当喜丰公司宣布发售原始股的消息一传出，顿时引起剧烈反响，好多普通员工四处奔走，只为多借点钱购买股票。
甚至一些不是喜丰员工的社会人，也对此垂涎欲滴，到处托关系走后门。
各地分厂和销售分公司的员工，同样积极响应，有些连婚期都推迟了，把结婚的钱用来买原始股。
喜丰高层被搞得焦头烂额，只能一边扩大原始股的发售量，一边规定每个员工的限购量。而且，级别越高、工龄越长的员工，可购买原始股的数量越多，并具有优先认购权，排后面的很可能想买都买不到。
包括杨信、郑学红、陈桃等高层在内，都拿出所有积蓄认购，他们的股份不但没被稀释，反而还趁机涨了一些——宋维扬借钱给他们了，其实就是在变相赠与股份，否则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
一句话，宋维扬在送钱！
效果是很明显的，从高层干部到底层员工，工作积极性都整体提升了一层。
许多偏向于保守的普通员工，本来对原始股不感兴趣。但很快就被这种气氛所感染，拿出闲钱来10股、20股的少量购买，走出去也可以拍着胸膛对人说：“老子现在是喜丰公司的股东了！”
等到原始股内部发售完毕，宋维扬的股份缩水不少，股权结构变成：宋维扬（56%），宋其志（18.5%），郭晓兰（8%），杨信（5.5%），郑学红（5.5%），陈桃（3.5%），其他员工持股（3%）。
一下子，公司的现金量增加了1.2亿元，宋维扬借了好几千万给公司高层买股票。
喜丰高层干部以后肯定是大富翁，但现在他们欠宋维扬一屁股债，换来的只是暂时无法兑现的原始股份。
与此同时，BNP百富勤和金牛资本的人，也已经入驻喜丰公司，对公司进行情况调查、问题诊断、专业培训以及上市业务指导。直至11月中旬，百富勤完成对喜丰公司的核查，并向港城的证监部门递交上市申请文件。
百富勤还是很给力的，副总裁梁伯韬以前的搭档，便是原港城证监会的副主席，此人也是百富勤的创始人之一（现在不干正事儿了，专门给李超人的公子当保姆）。
一方面是百富勤关系硬，一方面也是喜丰公司有实力，初审只用几天时间便通过，并于12月初正式通过喜丰公司的上市申请。
速度太特么快了！
当然，这还有大环境背景。现在港城股市正处于复苏阶段，急需业绩良好的公司添柴加火，而杨信在前年就开始筹划上市，准备工作比较完善，方方面面都挑不出漏洞来。
年底的时候，杨信丢下手里的工作，带着陈桃一起去港城做“IPO路演”。
路演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其中也有宋维扬的影响力在其中。大陆丁蟹，股神嘛，跟索罗斯对刚的男人，还在《未来属于中国》一书当中展示了自己的超卓才华，金融机构对宋维扬很有信心，对业绩良好的喜丰公司也很有信心。
经过反复核算与商讨沟通，喜丰公司上市总股本定为38亿股，其中10亿股为新发股票，包括百富勤、金牛资本、花旗银行、中银投资、汇丰银行等多家机构愿意认购或承销。
而且发行价定得比较高，每股1.5港元。
喜丰公司的上市日期，确定为1999年1月1日。
当然，这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咱们说回现在。
神州科技公司自产主板的小灵通，第一批已经开始发售。经过长达7个月的反复测试修改，神州小灵通主板完全不逊色于台企产品，至少小灵通用户没有感觉出来什么差别。
神州科技的小灵通业务做得如火如荼之际，华为也从今年夏天开始了GSM技术研发——然后就炸了，任总急得想跳楼，到处找人融资，到处找银行借钱。
说起华为的GSM研发项目，华为高层定性为“愚昧无知、自高自大”。啥都不懂，一头莽进去，然后被套住，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做，同时还受到来自于各方面的疯狂打压。
90年代初，中国固话网络设备的老大是贝尔电话公司，听名字就知道是外企。
外企没把中国本土企业放在眼里，于是他们付出了惨重代价，固话设备业务在几年间就被“巨（龙）大（唐）中（兴）华（为）”抢得精光。现在得知华为要做GSM设备，外企顿时警醒起来，贝尔电话公司的移动业务负责人甚至说：“我宁可因为价格过低被撤职，也不能因为丢失市场而被撤职！”
于是，当华为GSM项目研发有了成果，第一次参与竞标，就遭遇爱立信、贝尔等外企的联手打压。外企先是虚报一个很高的价格，华为傻乎乎的降一点标价，结果外企的投标价集体跳水，低得让人瞠目结舌。
华为的翻身仗，是研发出全球第一个基于国际新标准的移动智能网技术，移动公司利用此技术建立了“移动梦网”。
当时，各大外企之间签有智能网私下协议，每个用户收费300美元。华为牛逼炸了，直接定价为100多元人民币，仅为外企价格的二十分之一，把移动公司的官员整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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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种降价到二十分之一啊！
华为研发的移动智能网技术，也让腾讯、新浪、搜狐、网易等互联网公司绝处逢生。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被戳破，网络公司根本找不到盈利点，移动梦网给这些公司带来丰厚利润，否则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而现在的华为，资金正在一点点被研发项目抽干。
甚至窘迫到忽悠员工的地步！
华为建立有公司内部银行，发给员工一张阳光卡，工资都在里面，而且利息比其他银行更高。那些傻乎乎的程序员们，把自己所有身家都存在内部银行里，甚至年底的奖金和分红，也被领导忽悠着用来购买华为的虚拟受限股。
一旦华为GSM项目破产，这些员工将血本无归！
与此同时，也不知道是谁指使的，相关部门收到3000多封举报信，说华为欠工人100亿工资，欠客户100亿货款，欠政府100亿税收。
虽然有关部门对这些夸张离谱的诬告信不予理睬，但信件却莫名其妙曝光了，甚至被媒体报道出来。华为的客户，大部分是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单位负责人害怕承担政治风险，不敢再跟华为合作，导致华为长达半年时间没有接到一个订单。
不仅如此，华为以前跟各地电信局合资成立销售公司，抢占了大量市场。现在，电信局被勒令不得开这种公司，全部进行清理结算，华为跟电信的亲密关系就此割裂。
接不到订单了，公司资金见底了，还得投入巨额研发费用，这就是1998年到1999年华为的困境。
11月初的时候，宋维扬接到一个电话，是神州科技那边打来的。
华为请求投资，钱越多越好，但只能买受限股，也即没有投票权的股份。宋维扬如果投资华为，不能参与管理，顶多定期派人去查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