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五章 新的架构（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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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十五章新的架构（二十一）
黎华默默速记着，毕文谦没有继续说下去，耐心地等着。
“……文谦，你以前就提过，要持续提高非高等教育的考题难度，如果现在我们把中华民族的法理身份作为个人一系列代表着进步、荣誉、权利的基础，而这个身份的申请资格又和高中毕业考试的成绩挂钩，这样一来，十二年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的课本的编撰，还有历年毕业考试的考题的命题，不只需要慎重，也必然会成为又一个炙手可热的烤火架了。真要执行，恐怕不是后年也不一定能正式全面展开。”
“那很正常啊！”毕文谦理所当然地点头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彼此都不是孤立的，从开始着手到全面推行，能在两年之内完成，那得是惊人的成就了！事实上，我们能够在5年之内做到，就算及格了。”
“5年……”黎华喃喃念叨。
“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技术条件做不到迅速而准确的直接向基层公布政策和原理的时候，任何改革，都有可能在执行中遭遇不同程度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在实践中是可以接受并且及时纠正的。但如果要求得急切了，基层甚至中层就很容易陷入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政绩而改革的歪路，那，就必然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阵痛和损伤。”毕文谦沉沉地说，“5年，也许感觉起来很漫长。真一步步走过去，不出现难以挽回的错误，也不觉得时间紧迫，就已经是了不起了！”毕文谦提醒着，“黎华，事非经过不知难。江山斑斓，鸿图如画，下笔太急太重，不会入木三分，只会戳破画纸。”
黎华忽然笑了一声：“不是，文谦，我不是觉得5年太漫长，相反，我是在盘算，仅仅是这么一隅的事情，究竟有多少人，有能力负责在5年之内做好——既在主观上希望做好，也在客观上有能力做好。”
“那，就不是我能说道的了，得是你去思量。”毕文谦转回了话锋，“好了，回到教育问题。我们都知道，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和非高等教育，作为触及整个社会的改革，我提到的那些问题，不应该把和科研发展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视而不见。那么，为什么？”
毕文谦停顿了几秒，见黎华低头继续速记了，便继续说了下去：“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之上，基本都是导师带学生的模式，这种模式，说穿了，有着强烈的封建时代的学徒制的残留。导师往往有着绝对的权威，对学生的前途甚至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提倡着师德的概念，但嘴上的提倡最终只能沦为美好的愿景，我们有具体有力的法规政策去惩处那些没有师德的家伙吗？毫无疑问，在这一块儿，现在几乎是空白。这不仅会形成导师对学生不合理的榨压的土壤，也很容易形成科研领域的门阀和山头主义，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想想总理为什么说曹小石‘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做人了’？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在科研领域，醉心于会做人，就必然难于会做事，少于去做事，在同一个机构里，如果任由野蛮生长，那么醉心于会做人的人，必然会压制那些醉心于会做事的人。长此以往，国家的科研发展必然会渐渐停滞，甚至于崩溃。以这些为代表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代，显然是非常落后，需要深刻改革的。然而，我们现在，每年才招手多少本科生？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又有多少会进一步深造？学徒制度是落后，那我们的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达到了建立新制度的门槛了吗？显然，我们国家现今的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还很小，虽然有着改革的必要性，却暂时没有作为当下改革重点的迫切性，裱糊匠的糙活儿先干着就可以了。所以，我暂时没去提它——我现在是没提，可黎华，你却不能忘记观察和思考。只要我们能保持稳定发展，快则5年，慢则20年，大学生的数量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数据就会渐渐有着质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就必然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重点之一。”
听到这儿，黎华不由笑了起来：“话是如此说，可裱糊匠也不好当啊！那么，非高等教育的改革，你以前已经说了不少了，今天还有哪些补充的？”
“是啊，我已经说过许多了。今天，我只再说一点儿具体的思路。”毕文谦稍微抿了抿嘴，“黎华，早在1957年，三钱之一的另一位钱老，就提出了‘理工结合’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在高等工科学校中，应当以数、理、化三门课为主，如果这三门课学得透彻了，什么都好办。’这个提法，在随之的野蛮传播中就走了样，渐渐成了这些年社会上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学透彻和学好，有什么区别？所谓学透彻，更玄乎一些，有得知寸心知的味道；而所谓学好，却相对容易考察比较。只要我的考试分数比其他人高，或者我在考卷上拿了满分，那我就是学好了——至少，大多数没有学透彻的人，会那么一知半解。”
“可事实上呢？真能学透彻数理化，倒的确可以说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那种考卷上的学好，标榜什么‘不怕’，就不过是自欺欺人了。而且，进一步说，钱老这个说法，其实也有些局限。倒不是说他说错了，而是他把一些自己的条件默认成了人人都拥有的基础——钱老本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有着优厚得让底层学生绝望的文科教育条件，他在19岁的时候，以中文和历史双满分的成绩考进了燕京大学历史系，而那场考试，他的数理化成绩三科加起来才25分。之后，因为918事变，他决定弃文从物，从历史系转进了物理系，花了十年多时间，成为了世界级专家。”毕文谦不无感慨道，“‘数理化学得透彻了，什么都好办’？当然好办了！可怎么才能学得透彻？这比起考卷上的‘学好’简直是天壤之别！没有良好的文科基础，这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不可能做到。”
“所以，黎华，我们首先得纠正现在泛滥于社会中的扭曲了人家钱老本意的错误说法。”
“然后，考虑到在形式上公平的教育和选拔制度下，来自自身教育资源相对优厚的家庭的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具有明显的高竞争力，如果任由不管，那只会造成教育资源的垄断甚至形成新的阶级固化，所以，我们需要在学习态度的引导上想办法——相比由行政命令规定教师必须在教学中对每个学生一碗水端平，促使学生主动愿意去学习的思路，无论是执行的成本还是效果，都会好得多。然而，即使如此，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源和条件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又一次简单粗暴一点儿：在校园文化中树立学以致用和优秀为尊的风气。说得直白一点儿，极端一点儿，就是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各种优越，甚至某种意义上的为所欲为。而什么才算是优秀？优秀不仅是在主要学科的纸面上的考试能考得好，而是在各个科目领域中学好，更是能学以致用，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甚至创新。”
“我们可以以彭姐姐为例。她是艺术生，音乐这个科目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主要科目，她能够18岁轰动京城，也并非她的技术已经冠绝群伦。她真正比同辈的那些高手优秀甚至卓越的地方，是她会认真思考作品的内涵，会主动去创造适合作品的唱法，而不是努力向众人展现自己在学校里，从老师那儿直接学来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学以致用，也是典型的创新。”
“在树立了学以致用的概念之后，我们可以给予那些真正优秀的学生方方面面的方便甚至优越，在他们擅长的方向给予他们自主学习的机会，给予他们素质教育的条件。就像以前几十年里，大多数人并不能正确辨析‘学透彻’和‘学好’的差别，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水平，指望大多数还处于学生阶段的人真正理解什么叫自主学习，什么是素质教育，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在晓之以理的基础上，更需要的是诱之以利。我们可以在非高等教育体系里系统性的、长期性的组织不同科目的竞赛，将优秀的判定的多样性明确化和正规化，并且竞赛的方式方法要贯彻学以致用的理念。对于那些优秀学生，不仅中考和高考可以不同程度的加分，并且在社会活动和生活中可以有更加优越的待遇。比如，我们可以办理优秀学生荣誉证，一年一颁，凭证可以公交车免费，每个月有一天可以去电影院免费看电影，学校食堂半价，学校内排队优先，甚至……”毕文谦又停顿了一下，“两个有优秀学生证的人，可以共同向学校申请……谈恋爱。”
“噗……”
黎华一下子差点儿喷了，强闭着嘴巴，两边脸颊胀得鼓囔囔的，抬起头，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毕文谦，憋了好一会儿才哭笑不得道：“你……你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毕文谦紧紧抿着嘴，待黎华渐渐止了笑声，才端起杯子小喝了一口。
“我说了，简单粗暴，也说了，某种意义上的为所欲为。绝大多数人在学生阶段，对于利益的欲望并没有多么直观，也不像许多成年人那样现实甚至贪得无厌。学生们更像是部队里的战士，更在乎非物质的荣誉，而和部队不同的是，学生往往更无意识地倾向于那些自己有而身边的人没有的事物。人们不赞成早恋，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影响学习。非高等教育阶段的早恋，绝大多数集中在高中里，所谓两小无猜，绝大多数高中生不会为了实际的利益去谈恋爱，而是因为朦胧的喜欢。所以，将出现的情况，不会是两个有资格的优秀学生为了谈恋爱而去谈恋爱，而是有了朦胧的恋情的两个学生想办法成为优秀学生，以及一个优秀学生为了和相互爱慕的人正大光明的谈恋爱而努力帮扶。换句话说，这个优秀学生的权利，更像是辕门立柱，给一个奔头。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在给了这样一个奔头之后，更加理直气壮地打击暗地里的早恋，并且通过调节控制竞赛和考试的难度，从而控制优秀学生证整体的数量规模——既不能太少，太少了，就不会在大多数人身边存在，也就失去了激励的效用；也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丧失了稀缺性，也就降低了学生们追求的动力。”
听完毕文谦的解释，黎华稍微又琢磨了一会儿，又渐渐笑出了声。
“我说……你这是变着法儿使坏吧？”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好不好？”毕文谦弱弱地辩解道。
“得，你说严肃，那就严肃了。”黎华两指夹着钢笔，举在半空，轻轻摇动，“那么，还有其他的吗？”
“……暂时就这样吧！等回去之后，除了《樱花大战》那些事情，我大概会多花点儿时间去瞧瞧京城教委新编的教材……吧。”
“行，那么，接下来，关于卫生医疗的问题呢？”
第六百三十五章新的架构（二十一）
黎华默默速记着，毕文谦没有继续说下去，耐心地等着。
“……文谦，你以前就提过，要持续提高非高等教育的考题难度，如果现在我们把中华民族的法理身份作为个人一系列代表着进步、荣誉、权利的基础，而这个身份的申请资格又和高中毕业考试的成绩挂钩，这样一来，十二年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的课本的编撰，还有历年毕业考试的考题的命题，不只需要慎重，也必然会成为又一个炙手可热的烤火架了。真要执行，恐怕不是后年也不一定能正式全面展开。”
“那很正常啊！”毕文谦理所当然地点头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彼此都不是孤立的，从开始着手到全面推行，能在两年之内完成，那得是惊人的成就了！事实上，我们能够在5年之内做到，就算及格了。”
“5年……”黎华喃喃念叨。
“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技术条件做不到迅速而准确的直接向基层公布政策和原理的时候，任何改革，都有可能在执行中遭遇不同程度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在实践中是可以接受并且及时纠正的。但如果要求得急切了，基层甚至中层就很容易陷入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政绩而改革的歪路，那，就必然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阵痛和损伤。”毕文谦沉沉地说，“5年，也许感觉起来很漫长。真一步步走过去，不出现难以挽回的错误，也不觉得时间紧迫，就已经是了不起了！”毕文谦提醒着，“黎华，事非经过不知难。江山斑斓，鸿图如画，下笔太急太重，不会入木三分，只会戳破画纸。”
黎华忽然笑了一声：“不是，文谦，我不是觉得5年太漫长，相反，我是在盘算，仅仅是这么一隅的事情，究竟有多少人，有能力负责在5年之内做好——既在主观上希望做好，也在客观上有能力做好。”
“那，就不是我能说道的了，得是你去思量。”毕文谦转回了话锋，“好了，回到教育问题。我们都知道，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和非高等教育，作为触及整个社会的改革，我提到的那些问题，不应该把和科研发展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视而不见。那么，为什么？”
毕文谦停顿了几秒，见黎华低头继续速记了，便继续说了下去：“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之上，基本都是导师带学生的模式，这种模式，说穿了，有着强烈的封建时代的学徒制的残留。导师往往有着绝对的权威，对学生的前途甚至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提倡着师德的概念，但嘴上的提倡最终只能沦为美好的愿景，我们有具体有力的法规政策去惩处那些没有师德的家伙吗？毫无疑问，在这一块儿，现在几乎是空白。这不仅会形成导师对学生不合理的榨压的土壤，也很容易形成科研领域的门阀和山头主义，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想想总理为什么说曹小石‘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做人了’？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在科研领域，醉心于会做人，就必然难于会做事，少于去做事，在同一个机构里，如果任由野蛮生长，那么醉心于会做人的人，必然会压制那些醉心于会做事的人。长此以往，国家的科研发展必然会渐渐停滞，甚至于崩溃。以这些为代表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代，显然是非常落后，需要深刻改革的。然而，我们现在，每年才招手多少本科生？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又有多少会进一步深造？学徒制度是落后，那我们的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达到了建立新制度的门槛了吗？显然，我们国家现今的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还很小，虽然有着改革的必要性，却暂时没有作为当下改革重点的迫切性，裱糊匠的糙活儿先干着就可以了。所以，我暂时没去提它——我现在是没提，可黎华，你却不能忘记观察和思考。只要我们能保持稳定发展，快则5年，慢则20年，大学生的数量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数据就会渐渐有着质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就必然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重点之一。”
听到这儿，黎华不由笑了起来：“话是如此说，可裱糊匠也不好当啊！那么，非高等教育的改革，你以前已经说了不少了，今天还有哪些补充的？”
“是啊，我已经说过许多了。今天，我只再说一点儿具体的思路。”毕文谦稍微抿了抿嘴，“黎华，早在1957年，三钱之一的另一位钱老，就提出了‘理工结合’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在高等工科学校中，应当以数、理、化三门课为主，如果这三门课学得透彻了，什么都好办。’这个提法，在随之的野蛮传播中就走了样，渐渐成了这些年社会上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学透彻和学好，有什么区别？所谓学透彻，更玄乎一些，有得知寸心知的味道；而所谓学好，却相对容易考察比较。只要我的考试分数比其他人高，或者我在考卷上拿了满分，那我就是学好了——至少，大多数没有学透彻的人，会那么一知半解。”
“可事实上呢？真能学透彻数理化，倒的确可以说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那种考卷上的学好，标榜什么‘不怕’，就不过是自欺欺人了。而且，进一步说，钱老这个说法，其实也有些局限。倒不是说他说错了，而是他把一些自己的条件默认成了人人都拥有的基础——钱老本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有着优厚得让底层学生绝望的文科教育条件，他在19岁的时候，以中文和历史双满分的成绩考进了燕京大学历史系，而那场考试，他的数理化成绩三科加起来才25分。之后，因为918事变，他决定弃文从物，从历史系转进了物理系，花了十年多时间，成为了世界级专家。”毕文谦不无感慨道，“‘数理化学得透彻了，什么都好办’？当然好办了！可怎么才能学得透彻？这比起考卷上的‘学好’简直是天壤之别！没有良好的文科基础，这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不可能做到。”
“所以，黎华，我们首先得纠正现在泛滥于社会中的扭曲了人家钱老本意的错误说法。”
“然后，考虑到在形式上公平的教育和选拔制度下，来自自身教育资源相对优厚的家庭的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具有明显的高竞争力，如果任由不管，那只会造成教育资源的垄断甚至形成新的阶级固化，所以，我们需要在学习态度的引导上想办法——相比由行政命令规定教师必须在教学中对每个学生一碗水端平，促使学生主动愿意去学习的思路，无论是执行的成本还是效果，都会好得多。然而，即使如此，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源和条件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又一次简单粗暴一点儿：在校园文化中树立学以致用和优秀为尊的风气。说得直白一点儿，极端一点儿，就是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各种优越，甚至某种意义上的为所欲为。而什么才算是优秀？优秀不仅是在主要学科的纸面上的考试能考得好，而是在各个科目领域中学好，更是能学以致用，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甚至创新。”
“我们可以以彭姐姐为例。她是艺术生，音乐这个科目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主要科目，她能够18岁轰动京城，也并非她的技术已经冠绝群伦。她真正比同辈的那些高手优秀甚至卓越的地方，是她会认真思考作品的内涵，会主动去创造适合作品的唱法，而不是努力向众人展现自己在学校里，从老师那儿直接学来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学以致用，也是典型的创新。”
“在树立了学以致用的概念之后，我们可以给予那些真正优秀的学生方方面面的方便甚至优越，在他们擅长的方向给予他们自主学习的机会，给予他们素质教育的条件。就像以前几十年里，大多数人并不能正确辨析‘学透彻’和‘学好’的差别，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水平，指望大多数还处于学生阶段的人真正理解什么叫自主学习，什么是素质教育，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在晓之以理的基础上，更需要的是诱之以利。我们可以在非高等教育体系里系统性的、长期性的组织不同科目的竞赛，将优秀的判定的多样性明确化和正规化，并且竞赛的方式方法要贯彻学以致用的理念。对于那些优秀学生，不仅中考和高考可以不同程度的加分，并且在社会活动和生活中可以有更加优越的待遇。比如，我们可以办理优秀学生荣誉证，一年一颁，凭证可以公交车免费，每个月有一天可以去电影院免费看电影，学校食堂半价，学校内排队优先，甚至……”毕文谦又停顿了一下，“两个有优秀学生证的人，可以共同向学校申请……谈恋爱。”
“噗……”
黎华一下子差点儿喷了，强闭着嘴巴，两边脸颊胀得鼓囔囔的，抬起头，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毕文谦，憋了好一会儿才哭笑不得道：“你……你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毕文谦紧紧抿着嘴，待黎华渐渐止了笑声，才端起杯子小喝了一口。
“我说了，简单粗暴，也说了，某种意义上的为所欲为。绝大多数人在学生阶段，对于利益的欲望并没有多么直观，也不像许多成年人那样现实甚至贪得无厌。学生们更像是部队里的战士，更在乎非物质的荣誉，而和部队不同的是，学生往往更无意识地倾向于那些自己有而身边的人没有的事物。人们不赞成早恋，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影响学习。非高等教育阶段的早恋，绝大多数集中在高中里，所谓两小无猜，绝大多数高中生不会为了实际的利益去谈恋爱，而是因为朦胧的喜欢。所以，将出现的情况，不会是两个有资格的优秀学生为了谈恋爱而去谈恋爱，而是有了朦胧的恋情的两个学生想办法成为优秀学生，以及一个优秀学生为了和相互爱慕的人正大光明的谈恋爱而努力帮扶。换句话说，这个优秀学生的权利，更像是辕门立柱，给一个奔头。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在给了这样一个奔头之后，更加理直气壮地打击暗地里的早恋，并且通过调节控制竞赛和考试的难度，从而控制优秀学生证整体的数量规模——既不能太少，太少了，就不会在大多数人身边存在，也就失去了激励的效用；也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丧失了稀缺性，也就降低了学生们追求的动力。”
听完毕文谦的解释，黎华稍微又琢磨了一会儿，又渐渐笑出了声。
“我说……你这是变着法儿使坏吧？”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好不好？”毕文谦弱弱地辩解道。
“得，你说严肃，那就严肃了。”黎华两指夹着钢笔，举在半空，轻轻摇动，“那么，还有其他的吗？”
“……暂时就这样吧！等回去之后，除了《樱花大战》那些事情，我大概会多花点儿时间去瞧瞧京城教委新编的教材……吧。”
“行，那么，接下来，关于卫生医疗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