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文人开始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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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性格基因看来太不像他的父亲了，隐忍、执着、待人宽容是曹操能够乱世里称雄的原因，而偏执、自负、有仇必报是曹丕性格的总特点。
在用人上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而曹丕多以自己的好恶划分阵营，无意识中把人分成了“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两大类，“自己人”怎么都可以，不惜打破常规给予重用，“不是自己人”就想办法打压甚至迫害，失去了帝王的法度。
敢恨，是曹丕的性格；敢爱，也是他的个性。
曹休、曹真、夏侯尚、夏侯楙自不必说，对“太子四友”这些人，以及过去在夺嫡之争中支持过自己的人，曹丕也都一律给予关照和无条件信任。曹丕称帝不久即下诏任命“太子四友”之一的吴质以振威将军的身份“都督河北诸军事”，后面是一项新职务，意思是指挥、节制河北地区的一切军事力量。河北，指的是黄河以北，从行政区划上说包括冀州刺史部的大部以及青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的全部。
这项职务权力很大，把整个曹魏北部地区的军权都交给了吴质，而在此之前吴质担任过的职务，可以查证的只是一名县令（朝歌长）和某将军府里的长史，曹操在世时似乎对此人也并不感冒。
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一名从未带过兵、打过仗的县令被直接提拔为将军，这当然是一种“敢爱”的表现。“都督诸州军事”的制度也从此定型，曹仁、曹真、曹休以及张辽等人外出领兵一般都加以“都督某州诸军事”的名号，有的加以“持节”的授权。有这种名号和授权的将军权力更大，不仅可以调兵，而且可以惩治辖区内某一级别的官员，类似后世的钦差大臣。
曹魏习惯上分成了四大战区：北部战区一般为“都督河北诸军事”，主要职责是防御北部少数民族部落，辖区面积不小，但一直没打过大仗，重要性稍差；西部战区一般为“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或“都督陇右诸军事”，主要职责是防御蜀汉，通常由征西大将军或镇西将军兼任；中部战区一般为“都督荆州诸军事”或“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主要职责是兼防蜀汉和孙吴，通常由征南大将军兼任；东部战区一般为“都督扬州诸军事”或“都督青州、扬州诸军事”，主要职责也是防御孙吴，通常由征东大将军或镇东大将军兼任。
吴质一跃成为曹魏政坛和军界的新星，但奇怪的是《三国志》却没有他的传记，主要原因是此人脾气很差，在生前即受到颇多议论。
黄初五年（224）吴质回洛阳朝觐，曹丕发现没有多少人搭理吴质，吴质显得有点孤独，曹丕专门下诏命上将军及特进以下高官都到吴质家里做客，想帮吴质结结人缘。
宴会上，客人喝得怎么样不知道，主人先喝高了。吴质这个人，酒一喝多就把持不住，曹真这时候担任着中军大将军一职，长得有点胖，同为“太子四友”的朱铄时任中领军，长得很瘦，吴质便拿他们二位寻开心，令伶人在宴席上表演“戏说肥瘦”的段子，不想玩笑开过了头，曹真脸上挂不住，与吴质当场闹翻，要责罚伶人，甚至不惜刀兵相见。
看热闹的人都不怕事儿大，曹洪、王忠等人想看吴质的笑话，在一旁瞎起哄，故意逗火，曹真愈加恚怒，拔刀瞋目，大骂于座：“这个伶人要是放跑了，我要拿你开斩！”曹真是什么分量的人大家都知道，但吴质不示弱：“曹子丹，你只不过是屠案上的肉，吴质吞你不用摇喉，咀嚼你也不用摇牙，何敢恃势而骄？”
眼看无法收场，朱铄从座席上起身来劝：“陛下要我们陪你作乐，你怎么这样？”有人劝架，顺着台阶下就得了，但吴质又回头骂朱铄：“朱铄，你还是小心别把座席弄坏了！”朱铄也是个急性子，被吴质呵斥，气得拔剑朝地上砍，其他想上来劝架的只好坐了回去。
吴质就是这样的臭脾气，结果把自己弄成了政坛上的孤鸟。
不仅吴质当了“河北战区司令”，到了黄初六年（225）的春天曹丕又突然做出了两项重要人事任命：以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录行尚书事，随车驾董督众军；以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守许昌，督后台文书。
吴质、陈群、司马懿，加上担任中领军的朱铄，“太子四友”全部有了军职，这些都打破了曹魏政坛的潜规则。自曹操创业开始曹魏阵营一直以来遵循着严格的文臣、武将两条路径，文臣从不带兵，而武将中虽有个别人短时间内兼任过太守一类的行政官员，但极少有向三公、九卿方向发展的先例。
文人就是文人，武人就是武人，这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在曹魏的阵营里，有人概括出这两个集团分别各有一个核心，文人的核心是汝颍集团，武人的核心是谯沛集团。曹魏的主要文臣中荀彧、荀攸、郭嘉、钟繇、杜袭、辛毗以及后起之秀陈群等人都是颍川郡或汝南郡人，这里自古多奇士，世家大族辈出，故称汝颍集团。而谯沛集团，是因为曹氏父子乃沛国谯县人，沛谯集团其实就是“诸夏侯曹”集团。
文臣中最优秀者，如荀彧、郭嘉、荀攸和崔琰等，一生从未担任过军职，这既是因各人特长而造就的不同分工，也暗含着某种权力格局的制衡，有人负责决策，有人负责执行。决策的人不管执行，执行的人不考虑决策。
由“武人”而入“文人”者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程昱，他本来是一员武将，后来成为曹魏阵营的核心谋士，程昱的成功转型是仅有的一例，而且是由“武”入“文”，而非由“文”入“武”。兵权是曹魏最核心的权力，三公可以让，九卿可以给，但兵权轻易不会给你。曹魏掌兵者不超过三种情况：一是如“诸夏侯曹”，或宗族或姻亲；二是如张辽、张郃、徐晃等人，是职业军人，为打仗而生，为打仗而死，绝对效忠于曹氏父子；三是臧霸、张燕、张绣那样曾经的地方实力派，被曹魏接收后暂时带兵，最终兵权也被稀释或整合。
陈群、司马懿等“太子四友”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他们出身士族，走的是荀彧或崔琰的道路。尽管他们已身处权力核心，深得皇帝的倚重和依赖，但他们从未奢望过染指兵权，现在兵权却自己来了。
在给陈群、司马懿的任命诏书里，明确他们的军职分别是镇军大将军和抚军大将军，指挥的主要是“中央军”。
曹魏军制虽然延续了秦汉以来南军、北军的体制，但因为随时都在作战，四面都是战场，又加上曹魏实行特殊的五都制，除洛阳为常设首都外，邺县、谯县、许昌和长安是陪都，所以军制自然与和平年代的南军、北军有所不同。
曹魏的嫡系部队可以分为地方主力军团和中央军团两大部分，中央军团除中领军、中护军这些禁卫军外，还有一部分守卫其他几个都城。中领军、中护军简称“中军”，天子到哪里他们就守备于哪里，其他的中央军被编为镇军、抚军等兵团，由镇军大将军、抚军大将军指挥。
与一般杂号将军不同，陈群、司马懿的军职里还有一个“大”字，这是曹丕称帝以后的新发明，如果没有这个“大”字，这些将军就是普通的将军，相当于军长，加了一个“大”字，地位一下子抬升了很多，至少可以与四征、四安、四镇将军相当，从品秩上说略低于三公但高于二千石的九卿。
陈群和司马懿之前的身份仅是品秩千石左右的尚书令、尚书仆射，掌握了军权，品秩也骤然提升。同时，他们仍然负责尚书台，陈群以镇军大将军的身份“录行尚书事”，即兼任朝廷的秘书长，司马懿没有明确是否仍兼任尚书仆射这个副秘书长，但命他“督后台文书”，说明他仍然兼职于尚书台。
文帝命他们掌兵，也可以看作是给尚书台加上了兵权，尚书台也可涉兵事，但直接带兵，这个恐怕连尚书台的缔造者汉武帝也没有这么做过。
任命诏书专门讲到了陈群和司马懿的分工：“过去轩辕黄帝建四面之号，周武王称‘予有乱臣十人’，先贤们之所以能治国理民，都是多任用贤人的缘故。现在内有公卿镇守京城，外有州牧掌管四方，遇到有军情需要出征，军中应该有柱石一般的贤帅，辎重所在之处也应该有重臣镇守，那么御驾出征就可以周行天下，而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现在，任命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如果我亲征讨伐南方的敌人，就留抚军大将军守许昌，督后方诸军，处理后台文书诸事；由镇军大将军随车驾，董督众军，代理朝廷秘书长。他们都给予假节、鼓吹，并调拨给中军骑兵600人。”
对陈群和司马懿来说，手里有没有兵权其实有本质区别，曹操生前杀掉或逼死的重量级人士，从孔融、荀彧到崔琰、杨修、娄圭、毛玠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文人。而武将之中，将军以上的从未被杀过一个，也就是说，在曹魏阵营里最危险的是文人，而最安全的是武人。
这符合权力的逻辑和游戏规则，文人靠一张嘴，没有实力做支撑，杀也罢，用也罢，全凭君王的心情。而每个武人的背后都是一支队伍，君王即使不满，也会投鼠忌器，用别的方法解决权力问题。
像张绣那样手上有曹家血债的人，还有像臧霸那样的土匪，曹氏父子只得一忍再忍，找机会一点点把兵权收回来；而像荀彧、崔琰那样忠心耿耿、为曹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一句话就能要命。
这不是君王冷酷，这是权力规则。文人的智慧是君王所需要的，但那是软实力。手握兵权，才是硬实力，但兵权又是那样遥不可及，所以诏令下达之初司马懿、陈群尚不敢欣然接受，他们上书辞让。
曹丕下诏，打消他们的顾虑：“我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以夜继昼，想休息都不得空，做出这样的安排并不是增加你们的荣耀，是让你们为我分忧啊！”二人这才接受，上任后他们又接到了曹丕的诏书：“我常常因为后方的事感到担忧，所以把重任交给你们。曹参虽有战功，但论封行赏时萧何最重，让我没有西顾之忧，不知道行不行？”
在曹丕眼里善于理政的萧何更重要，他想让陈群、司马懿做好的萧何。这种无以复加的信赖还不断继续着，后来曹丕专门给司马懿下过一份诏书：“我在东方，抚军大将军全权处理西方的事务；我在西方，抚军大将军全权处理东方的事务。”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皇帝的诏书？这份诏书可以理解为一份授权书，有了这项授权，司马懿俨然成了“曹丕第二”，尚书台里的司马懿成为曹魏帝国仅次于皇帝的人。虽然最后面的这份诏书只出现在《晋书》里，不排除是为了粉饰司马懿而虚构的，但陈群和司马懿迅速跻身曹魏军界并掌握军事大权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极大地改变了曹魏的权力结构。
曹丕的性格基因看来太不像他的父亲了，隐忍、执着、待人宽容是曹操能够乱世里称雄的原因，而偏执、自负、有仇必报是曹丕性格的总特点。
在用人上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而曹丕多以自己的好恶划分阵营，无意识中把人分成了“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两大类，“自己人”怎么都可以，不惜打破常规给予重用，“不是自己人”就想办法打压甚至迫害，失去了帝王的法度。
敢恨，是曹丕的性格；敢爱，也是他的个性。
曹休、曹真、夏侯尚、夏侯楙自不必说，对“太子四友”这些人，以及过去在夺嫡之争中支持过自己的人，曹丕也都一律给予关照和无条件信任。曹丕称帝不久即下诏任命“太子四友”之一的吴质以振威将军的身份“都督河北诸军事”，后面是一项新职务，意思是指挥、节制河北地区的一切军事力量。河北，指的是黄河以北，从行政区划上说包括冀州刺史部的大部以及青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的全部。
这项职务权力很大，把整个曹魏北部地区的军权都交给了吴质，而在此之前吴质担任过的职务，可以查证的只是一名县令（朝歌长）和某将军府里的长史，曹操在世时似乎对此人也并不感冒。
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一名从未带过兵、打过仗的县令被直接提拔为将军，这当然是一种“敢爱”的表现。“都督诸州军事”的制度也从此定型，曹仁、曹真、曹休以及张辽等人外出领兵一般都加以“都督某州诸军事”的名号，有的加以“持节”的授权。有这种名号和授权的将军权力更大，不仅可以调兵，而且可以惩治辖区内某一级别的官员，类似后世的钦差大臣。
曹魏习惯上分成了四大战区：北部战区一般为“都督河北诸军事”，主要职责是防御北部少数民族部落，辖区面积不小，但一直没打过大仗，重要性稍差；西部战区一般为“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或“都督陇右诸军事”，主要职责是防御蜀汉，通常由征西大将军或镇西将军兼任；中部战区一般为“都督荆州诸军事”或“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主要职责是兼防蜀汉和孙吴，通常由征南大将军兼任；东部战区一般为“都督扬州诸军事”或“都督青州、扬州诸军事”，主要职责也是防御孙吴，通常由征东大将军或镇东大将军兼任。
吴质一跃成为曹魏政坛和军界的新星，但奇怪的是《三国志》却没有他的传记，主要原因是此人脾气很差，在生前即受到颇多议论。
黄初五年（224）吴质回洛阳朝觐，曹丕发现没有多少人搭理吴质，吴质显得有点孤独，曹丕专门下诏命上将军及特进以下高官都到吴质家里做客，想帮吴质结结人缘。
宴会上，客人喝得怎么样不知道，主人先喝高了。吴质这个人，酒一喝多就把持不住，曹真这时候担任着中军大将军一职，长得有点胖，同为“太子四友”的朱铄时任中领军，长得很瘦，吴质便拿他们二位寻开心，令伶人在宴席上表演“戏说肥瘦”的段子，不想玩笑开过了头，曹真脸上挂不住，与吴质当场闹翻，要责罚伶人，甚至不惜刀兵相见。
看热闹的人都不怕事儿大，曹洪、王忠等人想看吴质的笑话，在一旁瞎起哄，故意逗火，曹真愈加恚怒，拔刀瞋目，大骂于座：“这个伶人要是放跑了，我要拿你开斩！”曹真是什么分量的人大家都知道，但吴质不示弱：“曹子丹，你只不过是屠案上的肉，吴质吞你不用摇喉，咀嚼你也不用摇牙，何敢恃势而骄？”
眼看无法收场，朱铄从座席上起身来劝：“陛下要我们陪你作乐，你怎么这样？”有人劝架，顺着台阶下就得了，但吴质又回头骂朱铄：“朱铄，你还是小心别把座席弄坏了！”朱铄也是个急性子，被吴质呵斥，气得拔剑朝地上砍，其他想上来劝架的只好坐了回去。
吴质就是这样的臭脾气，结果把自己弄成了政坛上的孤鸟。
不仅吴质当了“河北战区司令”，到了黄初六年（225）的春天曹丕又突然做出了两项重要人事任命：以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录行尚书事，随车驾董督众军；以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守许昌，督后台文书。
吴质、陈群、司马懿，加上担任中领军的朱铄，“太子四友”全部有了军职，这些都打破了曹魏政坛的潜规则。自曹操创业开始曹魏阵营一直以来遵循着严格的文臣、武将两条路径，文臣从不带兵，而武将中虽有个别人短时间内兼任过太守一类的行政官员，但极少有向三公、九卿方向发展的先例。
文人就是文人，武人就是武人，这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在曹魏的阵营里，有人概括出这两个集团分别各有一个核心，文人的核心是汝颍集团，武人的核心是谯沛集团。曹魏的主要文臣中荀彧、荀攸、郭嘉、钟繇、杜袭、辛毗以及后起之秀陈群等人都是颍川郡或汝南郡人，这里自古多奇士，世家大族辈出，故称汝颍集团。而谯沛集团，是因为曹氏父子乃沛国谯县人，沛谯集团其实就是“诸夏侯曹”集团。
文臣中最优秀者，如荀彧、郭嘉、荀攸和崔琰等，一生从未担任过军职，这既是因各人特长而造就的不同分工，也暗含着某种权力格局的制衡，有人负责决策，有人负责执行。决策的人不管执行，执行的人不考虑决策。
由“武人”而入“文人”者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程昱，他本来是一员武将，后来成为曹魏阵营的核心谋士，程昱的成功转型是仅有的一例，而且是由“武”入“文”，而非由“文”入“武”。兵权是曹魏最核心的权力，三公可以让，九卿可以给，但兵权轻易不会给你。曹魏掌兵者不超过三种情况：一是如“诸夏侯曹”，或宗族或姻亲；二是如张辽、张郃、徐晃等人，是职业军人，为打仗而生，为打仗而死，绝对效忠于曹氏父子；三是臧霸、张燕、张绣那样曾经的地方实力派，被曹魏接收后暂时带兵，最终兵权也被稀释或整合。
陈群、司马懿等“太子四友”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他们出身士族，走的是荀彧或崔琰的道路。尽管他们已身处权力核心，深得皇帝的倚重和依赖，但他们从未奢望过染指兵权，现在兵权却自己来了。
在给陈群、司马懿的任命诏书里，明确他们的军职分别是镇军大将军和抚军大将军，指挥的主要是“中央军”。
曹魏军制虽然延续了秦汉以来南军、北军的体制，但因为随时都在作战，四面都是战场，又加上曹魏实行特殊的五都制，除洛阳为常设首都外，邺县、谯县、许昌和长安是陪都，所以军制自然与和平年代的南军、北军有所不同。
曹魏的嫡系部队可以分为地方主力军团和中央军团两大部分，中央军团除中领军、中护军这些禁卫军外，还有一部分守卫其他几个都城。中领军、中护军简称“中军”，天子到哪里他们就守备于哪里，其他的中央军被编为镇军、抚军等兵团，由镇军大将军、抚军大将军指挥。
与一般杂号将军不同，陈群、司马懿的军职里还有一个“大”字，这是曹丕称帝以后的新发明，如果没有这个“大”字，这些将军就是普通的将军，相当于军长，加了一个“大”字，地位一下子抬升了很多，至少可以与四征、四安、四镇将军相当，从品秩上说略低于三公但高于二千石的九卿。
陈群和司马懿之前的身份仅是品秩千石左右的尚书令、尚书仆射，掌握了军权，品秩也骤然提升。同时，他们仍然负责尚书台，陈群以镇军大将军的身份“录行尚书事”，即兼任朝廷的秘书长，司马懿没有明确是否仍兼任尚书仆射这个副秘书长，但命他“督后台文书”，说明他仍然兼职于尚书台。
文帝命他们掌兵，也可以看作是给尚书台加上了兵权，尚书台也可涉兵事，但直接带兵，这个恐怕连尚书台的缔造者汉武帝也没有这么做过。
任命诏书专门讲到了陈群和司马懿的分工：“过去轩辕黄帝建四面之号，周武王称‘予有乱臣十人’，先贤们之所以能治国理民，都是多任用贤人的缘故。现在内有公卿镇守京城，外有州牧掌管四方，遇到有军情需要出征，军中应该有柱石一般的贤帅，辎重所在之处也应该有重臣镇守，那么御驾出征就可以周行天下，而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现在，任命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如果我亲征讨伐南方的敌人，就留抚军大将军守许昌，督后方诸军，处理后台文书诸事；由镇军大将军随车驾，董督众军，代理朝廷秘书长。他们都给予假节、鼓吹，并调拨给中军骑兵600人。”
对陈群和司马懿来说，手里有没有兵权其实有本质区别，曹操生前杀掉或逼死的重量级人士，从孔融、荀彧到崔琰、杨修、娄圭、毛玠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文人。而武将之中，将军以上的从未被杀过一个，也就是说，在曹魏阵营里最危险的是文人，而最安全的是武人。
这符合权力的逻辑和游戏规则，文人靠一张嘴，没有实力做支撑，杀也罢，用也罢，全凭君王的心情。而每个武人的背后都是一支队伍，君王即使不满，也会投鼠忌器，用别的方法解决权力问题。
像张绣那样手上有曹家血债的人，还有像臧霸那样的土匪，曹氏父子只得一忍再忍，找机会一点点把兵权收回来；而像荀彧、崔琰那样忠心耿耿、为曹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一句话就能要命。
这不是君王冷酷，这是权力规则。文人的智慧是君王所需要的，但那是软实力。手握兵权，才是硬实力，但兵权又是那样遥不可及，所以诏令下达之初司马懿、陈群尚不敢欣然接受，他们上书辞让。
曹丕下诏，打消他们的顾虑：“我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以夜继昼，想休息都不得空，做出这样的安排并不是增加你们的荣耀，是让你们为我分忧啊！”二人这才接受，上任后他们又接到了曹丕的诏书：“我常常因为后方的事感到担忧，所以把重任交给你们。曹参虽有战功，但论封行赏时萧何最重，让我没有西顾之忧，不知道行不行？”
在曹丕眼里善于理政的萧何更重要，他想让陈群、司马懿做好的萧何。这种无以复加的信赖还不断继续着，后来曹丕专门给司马懿下过一份诏书：“我在东方，抚军大将军全权处理西方的事务；我在西方，抚军大将军全权处理东方的事务。”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皇帝的诏书？这份诏书可以理解为一份授权书，有了这项授权，司马懿俨然成了“曹丕第二”，尚书台里的司马懿成为曹魏帝国仅次于皇帝的人。虽然最后面的这份诏书只出现在《晋书》里，不排除是为了粉饰司马懿而虚构的，但陈群和司马懿迅速跻身曹魏军界并掌握军事大权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极大地改变了曹魏的权力结构。